传统文化深层特征的中西比较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中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社会历史的演进各具特点，唯有放开视野，纵横比较，分析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才能从“猛醒”之后的悲观走向冷静求实的思考。
传统文化的历史穿透力，不主要反映在表层的道德教化中，而是较多地反映在深层的文明形态方面，其核心内容包括政治机制、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宗教的或世俗的思想教育体系。中西社会历史的演进各具特点，不宜以彼优我劣论定。我们唯有放开视野，纵横比较，分析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才能从“猛醒”之后的悲观走向冷静求实的思考。
一、政治权力集中与数权牵制
文明形态在上层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权力的构成。中西传统政体模式迥然有异，对当代各自的政治机制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表现在政治权力相对集中还是较为分散并相互牵制。
权力集中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自秦以降，自然经济结构不受贵族分封制普遍制约，倾向于至尊的皇权。宝塔型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一直通往政治权力的顶点，庶族地主是传统社会的统治基础，也是官吏的主要来源。与西欧中世纪政治权力分散相比，皇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并非中华文明落后于同时代西方文明的证据。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缺乏“至上”的条件。王权受到诸侯（大贵族）权和宗教神权的强劲牵制，形成“三权鼎立”的政治格局。由于王权有限，各级贵族在世袭领地里为所欲为，神职人员更无视王法国纪，成为政治混乱野蛮、社会黑暗落后的重要原因。庄园农民其实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后起的市民阶层也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因为西欧封建统治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基本人权，更没有进取机会，才酝成剧烈的社会革命，其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所不能比拟的。革命暴力可以推翻旧政权，但不可能荡涤尽政治传统。相反，传统的影响清晰可辨，而且从古到今是源流相通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源远流长，与现代民主政治比较，区别主要在于“民”的范围的宽窄。而“民主”在中世纪得以保存，则幸赖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落后，即“来不及”发展为成熟的“皇权至上”统治模式。冲垮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还处在部落社会阶段，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与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古罗马奴隶主共和制的残存影响相结合，使中世纪封臣有合法权力约束国王，并组成国王的议会和法庭，同时也继承了无视被统治者的政治存在这一特点。西欧中世纪市民为获取政治发言权进行了长期斗争，促成另一种形式的“三权分立”，即僧侣、贵族、平民三等级的代表组成议会，造成政治权力进一步分散。
孟德斯鸠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彼此独立又相互监督，适用于神权退出世俗政坛、贵族权力削弱的社会状况，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传统政治模式而言，这一理论半是创新，半是修补，并未隔断传统政治模式潜在的影响力。
由于国家制度本质上取决于生产关系，取决于谁统治谁，因此，中西传统政治模式虽然截然不同，但对近现代各国国家制度的性质影响甚微；对权力相对集中还是数权牵制的政治格局则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改变后，专政的性质不可继承，但政权形式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使仅仅粗略看一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区别也是很显然的：外形上有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之别。同为总统制，总统与议会之间权力平衡的方式也因国别而异。议会则有两党与多党制的区别，多党制又有一党擅权与数党分化组合的不同。至于两院如何协调，上院是摆设还是名符其实的审议机构，更是各异其趣。如此等等，都跟各国传统习惯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上，也有过多种政体形式。细辨一下，不难发现，东方式权力相对集中与西方式权力较为分散是两种典型。
当今各国政治形式不尽相同，权力结构更各具特色，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的传统因素。套用外来政权模式，强制推行，往往形似实离，弄巧成拙。北洋政府搬用近代西方政党政治，堪称中国政制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总统府、国务院、议会、党派一应俱全，结果吵吵闹闹10多年，内阁换马40余次，议会屡屡被迫解散，总统可以贿选，也可以变皇帝，以致军阀为夺权连年混战，推翻北洋政府成为人民的共同愿望。
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发展阶段滞后于政体外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突然套上近代资本主义政制外衣，上层统治机器与社会经济状况脱节。从北洋政府议会成员构成情况看，实业界资产阶级不到3%，其余大多是军阀、地主、旧官僚和政治掮客。第二重因素是更本质的，少数人无法规定人民接受哪一种政制的政府，从根本上看，是人民决定要什么样的政府。而左右人民选择的重要因素，是政治传统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中国人民痛恨军人集团的专制暴政，但又习惯于中央集权下的社会政治稳定，不愿接受数权鼎立的政治机器。
在中西政治传统冲突中，双方并不一味排拒，而是适度吸收于己有利的因素。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机制中，含有经过改造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积极内容。西方国家政权机器的经济干预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所强化，显然借鉴了东方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经验，以弥补政治权力分散这一传统带来的不足。但双方都不会因此而发生国家制度的质变。
二、非宗教社会呼唤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具有全面的影响力。中国则300年来几乎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宗教组织通常无权干涉世俗政治，宗教教义不成其为统治思想，也从未构成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土生土长的道教与世界三大宗教相比，显然发育不全。道教缺乏细致详尽的教义，无法深入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也难以激发起人们神圣的情感。它的终极追求是长生不死，信徒们无不以自身的死亡反复证明着不死境界的荒唐。因此，道教不可能被多数人奉为人生目标，在下层社会异化为方术鬼道或反正统的神秘力量，给失意的书生士子提供些许聊以自慰的清高。
外来宗教中佛教的影响面较宽。但我国的烧香拜佛者大多为某种现世的实际利益祈求菩萨降福消灾，并非出自宗教信仰，以致今天炒股赌博发横财都去求菩萨保佑，与清心寡欲的教义相去何其太远。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群体相对固定，不具备大范围扩展的条件。基督教很难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和。在近代，中国人民对列强侵华有切肤之痛，感情上一般也不易接受基督教。而今，基督教作为西方“高势能文化”的一部分，对我国青年的吸引力有所增强。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信徒”略知其教义呢？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含有崇洋味道的那种“现代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学绝不是宗教，因为它的立足点始终在世俗政治和现实生活中。历久弥新的儒学，长期抵御着宗教对民众的大规模干扰，并充当着道德与精神支撑物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革命对旧思想的荡涤，现代观念对旧意识的冲击，使儒家说教不再成为判别是非的准则，失去了捍卫旧世界的功能，这是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扫荡过于彻底，破有余而立不足，真正为民众接受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至今很难说已经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将传统文化统统归于封建礼教，以“吃人”的文化否定之；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良莠不分，全扫入垃圾箱；80年代以来的“新思潮”，将传统文化作为社会进步的阻力，百般辱骂，重点冲击。
反观西方社会，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但对基督教文化只是进行革新，而不是全部抛弃。即使在当代，科技知识早就宣判了上帝的死刑，但众多的有识之士仍认为，上帝不能死，社会还需要它。可以这么说，只要上帝还有威信，西方文化就不至于崩溃。而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支离破碎，高层次的理想信念尚未深入人心，又遭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造成思想文化上很大的空白，外来思潮乘隙袭来，腐朽丑陋沉渣泛起，致使社会文化的主流不甚分明。
照理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思想，应该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这一指导思想远远高过各类“宗教文明”。宗教是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信仰，但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宗教使人看穿世界，看破红尘；马克思主义使人看透世界，看清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宗教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信徒为来世而生活，或将信仰寄托在彼岸世界，即使他们与人为善，总难以排除为自己积功修德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在人间，为几代人、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们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追求的是奉献，得到的是作出奉献的精神满足，而不索取物质享受的回报，这就需要很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因此，理论上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人为数不少，但真正身体力行者却不多。
一位经商致富的原理论工作者感慨地对笔者说：“想发财，就不要问钱从哪里来。马克思毕生研究钱的来历，理论上搞清了，他自己却穷了一辈子。”话虽然说十分刺耳，却道出了理论认识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道出了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客观存在。懂得高深理论的人尚且故意糊里糊涂地去赚钱，在现阶段确还难以要求大多数人真正作出无偿或少偿的奉献。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同步进行，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高层次的理论。
作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补充，层次相对较低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功能。或者说，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铺垫，才能更有效地接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道德与民族心理相沟通，是当代精神文明中较易构建的一环。民众对社会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往往转化为对传统道德的呼唤和渴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没有宗教精神统治的传统，缺乏自发调节思想文化的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不能指望象西方国家那样，社会文化在纷乱无序中达到有序。在我国，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的确定、推广，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宣传引导，并辅以必要的法治手段。经济权可放可收，政府部门的教育功能却不可因之时强时弱。强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国情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其职能的主要承当者，理应是各级政府部门。
三、亲情观利弊与科举进取精神
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守住一块土地，世世代代传下去，四世同堂成为传统家庭的理想模式。父子、夫妇、兄弟三组关系构成血缘家庭的核心关系。父慈子孝、三从四德、仁者爱人等儒家说教与之相应，成为稳定社会基层组织的行为指南。家庭关系展开，构筑成血缘家庭关系网络。家庭制度及其延伸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宜用“封建宗法关系”加以简单的否定。
“人以群分”是家族观念的明显特征。在非血缘关系中，血缘家族培养成的上下尊卑和亲情观仍然很为活跃。传统社会讲面子，重人情，官场拉党结派，民间帮会团伙遍布，都与家族亲情观的社会异化有关。今天，后门洞开，公款吃喝，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也跟这一历史沉积密切相关。
家族亲情观反映的另一层面的社会特点是，人们重视感情，人际关系宽容和睦。团体内部鼓励合作协调，极端个人主义遭到贬斥，强烈的责任感受到赞赏，有助于人们培养克己奉公的美德，对当代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家族结构中，论资排辈并不堵塞男儿进取之道，读好圣贤书就是通往成功与超越的途径。“将相本无种”、“学而优则仕”，读书可以当官做学问家，有了出息的人在家族内的地位实际上就破格晋升了。我国历来不施行完全的贵族统治，先秦已盛行养士之风，汉代推行荐贤举能。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取得功名者跻身士绅行列，进士及第者获得当官的资格。即使落第书生，仍在上层文化与社会基层之间起着沟通作用。所以说，科举考试是书生进取的工具，走向社会的阶梯，荣宗耀祖的法宝。由此可知，在传统社会里书生的世俗进取精神是很突出的，保守性决不是他们，也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幸而读书进取的传统影响犹存，否则少年儿童学文化的劲头岂不被滚滚俗欲冲垮？
与中国传统家族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世纪西欧的分封制非但规定了各类贵族家族的社会地位，而且长子继承爵位的制度使家族内部的关系几乎凝固不变，真才实学不通往进取之途。英国到19世纪中叶才推行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广选人材，竞争相对公平的优点，破除了世袭贵族垄断官职的积弊。这从另一侧面说明，科举制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曾经有过合理的因素，因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之，是不可取的。
何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国家民族利益，书生研读的圣贤书也强调了这一点，受其薰陶而情操高洁的人不在少数。这一传统培养出来的忠臣志士，是历朝历代的优秀分子。他们有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国家面临灾难的时候，表现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高尚情操和傲然风骨，在今天还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四、如何让传统文化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今天，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集中在道德教化，如宽容礼让、敬老爱幼、抱仁守义等等，同时对传统政治模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体系又往往全盘否定。表层脱离了深层，两者其实是难以协调的。难怪有些青年学生说：历史课上反封建，德育课上讲传统，让我们学得稀里糊涂。
看来，要使传统文化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对广义的传统文化，即文明形态，也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分析，冠以“封建”两字再批臭骂倒固然简明痛快，再发掘“优秀”，就自相矛盾了。
无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形成并发展于封建社会，势必含有封建因素。但传统文化的涵盖面大于封建文化，更不宜同封建纲常伦理划上等号，它的合理因素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谁也不会把当代基督教文明与中世纪神学混为一谈，基督教精神既代代相承，又不断革故鼎新。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文明和道德风尚，理应在新陈代谢中保持活力。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不能以排拒对优秀面的继承和发扬为代价。即使批判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权形式，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强求古人。把话说死，“辩证”就没了余地。
现实生活离不开历史文化，失去传统的社会将充满迷茫。今天，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新道德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宣传传统文化的优秀面，让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加深对中华文明的了解。但是，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哪些优秀因素在今天有较直接的教育功能？哪些深层的东西需要进一步辨析、整理？如何吸取精华？怎样剖析庸常“定论”？反传统倾向的言论作品为何能引起共鸣？中西文化比较中存在什么偏见？这一系列疑问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通俗而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读物尤为少见。
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不乏精深之作，但曲高和寡，社会宣传效果总体上看还是苍白无力的，以至《河殇》发难后，辱骂祖宗成为时髦，骂得越凶越畅销。骂倒祖先不难，难的是在继承中超越，写出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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