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外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服务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Fisher发表了《文明和安全的冲突》一书，首次提出了第三产业这一概念，这预示着对服务业进行整体研究序幕的拉开。从此，对服务业的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中的热点问题。服务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也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对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服务部门的增长会导致成本病
这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家Baumol(1967)为代表。Baumol于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一个关于城市危机的解剖》，其后Baumol将文中的思想发展成“成本病”理论。Baumol在文中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成本病模型，并区分了经济活动中的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技术型的“进步部门”，在此部门中，创新、积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了单个资本产出的不断增长；第二个部门是“停滞部门”，在此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固定不变导致了单个资本产出的增长来自于生产过程本身。他认为在停滞部门中，工作过程本身就是最终产品，资本和技术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以服务业为代表；而在进步部门中，劳动只是重要的投入之一，资本和技术能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以制造业为典型。Baumol解释说，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微乎其微，而它们的工资水平往往与其他部门同等增长。随着服务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的上升，生产率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将越来越慢。假设停滞部门(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对价格无弹性，而是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结果会导致从业人员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从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Stoffaes(1981)也指出，美国的危机与其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所引起的生产率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造成美国经济要牺牲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处理内部冲突和进行行业管制。
Baumol的模型提出后受到了很多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许多服务业有着比制造业还要高的生产增长率，不能武断地将服务业一概指为停滞部门。对此，Baumol与Blackman和Wolff(1985)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除了两个典型部门(进步和停滞)，又增加了第三个部门即“渐进停滞部门”。他们认为，生产率的不均衡表现在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较快地增长、停滞部门生产率缓慢地甚至停止增长、渐进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开始较快增长但随后停滞。如果在实际产出方面这三类部门要求保持均衡增长，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的停滞成分中，它们在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也将不断上升。
Baumol关注的实质是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这一点Fuchs(1968)在《服务经济学》中也有提及，在这本书中，Fuchs认为服务业人均产出增长较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服务业的生产率本身就很难界定，比如说教育产品，它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无法具体量化。Wolff(2003)的研究成果则表明，服务业中兼职或非全日制工作比重很高的事实使得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相对制造业被大大低估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按工作小时来计量生产率及其增长。在服务业中，国民收入核算是以产品数量为度量标准的，而产出是用劳动投入来计量的，不同的度量标准也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生产率增长的比较可能失真。同时，Baumol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却没有看到服务业发展对于促进农业、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比如说科研服务业，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难以出现生产率的飞跃提高，但它对于促进实物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Baumol忽略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Baumol曾把“五重奏”表演当作技术停滞部门的经典案例。而实际上，现代传播技术使得同一场五重奏表演能同时向全世界直播，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实践发展来看，2001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平均水平已达67.7％，但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世界性的成本病现象的出现。
二、服务活动是独立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是典型的后工业社会观点，其代表人物是Bell(1973)。Richta(1969)、Touraine(1969)等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Rostow曾提出疑问：当以物质产品消费为特征的工业社会高度发达以后，人类社会将会过渡到什么样的阶段？美国社会学家Bell于1973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确立了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思想，回答了Rostow的问题。他认为即将来临的是后工业社会，人类将过渡到主要以服务产品为消费对象的阶段。后工业社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全社会大多数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Bell认为服务业就业的快速增长应同时用需求变动和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性来解释。随着社会富足程度的提高，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基本必需品(农业产品)到高级必需品(工业产品)再向高级产品(服务产品)转变。即使对三大产业产品的需求具有相同的增长率，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不及工业生产率上升快，为了保持和其他部门相同的产出增长率，服务业仍需吸纳更多的就业。(二)知识、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占据首要位置。后工业社会的本质是知识，更加专业化、理论化、抽象化的知识。作为创新基础的科学知识成为根本的战略资源。后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不是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组织，而是基于信息和理论知识的科学、技术和智力的组织。(三)专业和技术人员在社会中有卓越的社会地位。Bell认为，这部分人员主要包括教育工作者、医疗卫生保健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构成“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四)价值体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从经济模式到社会模式。Bell认为，市场体系已经再也不能对人们的真正需求作出反应了，“美国正由一个私人企业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社会向一个大部分重大经济决定都由政治标准决定的社会转变，这一社会可以有意识地制定明确的目标和一些优先的选择。”（注：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M].Basic Books,1973.297-298.）
Bell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如果工业社会是以商品数量来定义社会质量的话，后工业社会就是以服务和舒适——健康、教育、休闲和艺术——来定义社会质量。”（注：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M].Basic Books,1973.127.）也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都不再以物质产品为主，而是以服务为主。
Bell主要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对社会的发展变迁进行大胆预测的，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让人们看到了服务业发展的曙光。与Fuchs等人不同，他更多地强调了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推进作用。实际上，Bell所讨论的服务业主要指的是消费者服务业，较少地涉及到生产者服务业。而真实的情况是，目前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生产者服务业(中间需求)带动的，而并非是消费者服务业(最终需求)。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如Skolka(1976)、Gershuny(1978)、Gershuny and Miles(1983)逐渐对他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并非Bell所描述的服务社会，而是一种自我服务社会( self-service society) ：“我们不得不说，随着社会收入的平等化和对新自由选择的追求，服务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将会下降，而实物产品的支出比重将会上升。”（注：JONATHAN GERSHUNY.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M].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91.）比如说，人们现在自己用洗衣机洗衣服而不用到洗衣店，自己购买汽车而不使用公共交通，这种趋势代表着实物产品对服务的替代。Gershuny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服务产品的价格相对实物产品上升，在服务和实物产品满足相同需求的前提下，人们更会倾向于用价格相对便宜的实物产品来替代服务产品。此外，服务产品一次使用后就消失，而实物产品往往可以多次使用，这使得长期来说使用实物产品更为划算。他认为恩格尔定律并不绝对符合时间序列，尽管它可能满足特定时间的不同部门。Gershuny通过对1954-1974年英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服务产品占家庭支出的比重相对实物产品有所下降。与Bell等人对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充满乐观不同，Gershuny、Baumol和Kaldor等人将之称之为“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担心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会限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Gershuny后来观点又有所改变。他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自我服务社会”在新的条件下将不会出现。消费者服务业将持续增长以缓解工作中人们的“时间饥荒”( time famine) 。至于他所提到的服务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也难以被证明仅仅是由于其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也有可能是由于质量水平的提高。服务产品价格的主要构成成分是劳动力成本，而人力资本是持续积累的。
三、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被动的作用
这种观点以前苏联经济学家沙洛特科夫为代表人物，其代表性著作是沙洛特科夫1980年出版的《非生产领域经济学》。沙洛特科夫的全部论述建立在服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非生产领域包括教育、卫生、科学与科学服务、文化与艺术、客运、住宅公用事业与居民生活服务业等部门，它的作用是保证满足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并能促进物质生产集约化、科学技术进步、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对非生产领域的发展规律、劳动过程、生产效率等大量经济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理论根基上的局限性显然使他的著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沙洛特科夫认为生产性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非生产性领域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因而是非生产性的，它依赖于社会的再分配。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相关的理论佐证。现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Sven Illeris等也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导致东欧的领导者们忽视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而这是导致东欧经济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说过服务劳动是非生产性的，这一点国内经济学家李江帆(1990)在他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服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观点现在已基本没有争议。沙洛特科夫对于服务活动在经济发展中消极性作用的观点后来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Cohen和Zysman(1987)等所接受。他们认同关于服务业依赖于其他产业活动的观点，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被动的作用。一些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如Petit(1986)和Gadrey(1987)也部分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服务活动在经济衰退阶段起着海绵的作用，它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但并不推进经济增长。
四、未来社会仍以实物产品生产为主导
这是一种新工业主义观点( Neo-industralism) 。其代表人物是Gershuny和Galbraith。虽然学术界将其统称为新工业主义观点，但其内部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个是以Gershuny为代表的自助服务式的新工业理论，它以微观经济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另一个是以Galbraith为代表的新工业主义观点，它组合了Keynesian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关于“经济过剩”的理论。由于前面对Gershuny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介绍，这里将主要介绍一下Galbraith的新工业主义观点。
Galbraith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几本书《丰富的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使得企业管理必须具有复杂的计划性，这会增加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白领的需求。“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需要通晓生产过程和产品的专家，而产品计划、价格和市场策略、销售和广告管理、公共关系等都需要专门的人才来管理和运营。这是由技术结构所决定的。”（注：JOHN KENNETH GALBRAITH.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M].Signet Books,1975.81-82.）因而，白领人员的增加不是服务需求增长的结果，而是物质产品的需求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促使企业内部劳动分工发生变化的结果。未来社会不是以服务需求增长为动力的“服务经济”模式，而是仍然以物质产品的需求增长为动力的“工业经济”模式。只不过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现代的工业生产已经不再依靠体力劳动作为主要劳动投入方式，而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方式，因而劳动分工向远离体力劳动的方向发展。这同时会导致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的产业如教育的相应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的最终需求会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社会的主要变迁不是转向服务社会，而是转向工业的集中以及权力的集中。Galbraith同时认为，工业体系对于社会具有统治性的地位，很多服务业如卫生保健、社会和文化服务以及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工业所需求的新的专业资格服务。工业体系决定了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不幸的是，事实上服务业在或不在工业的支撑下都有快速扩张。Beyers和Lindahl(1994)的研究也发现，即使与制造部门关系最为密切的生产者服务业，其产品主要也是供给其他服务生产活动而非制造部门。这证明了工业体系并非是决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的主导力量。
Walker(1985)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服务业增长只是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和生产体系的多样化所导致的分工的扩展和劳动的专业化。生产者服务的扩张并不代表服务产出的增长，只是表明全部产品生产的劳动社会分工在稳定扩展，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只是由于企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独立成为社会的专业化生产部门，从企业“内部分工”转换到“社会分工”。这只是一种“统计假相”，社会真实的生产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Scharpf(1988)也曾质疑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只是一个“统计上的谬论”，他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企业或公共机构内部的生产者服务部门独立出来，而原来该部门产值和就业是计入制造部门或其他行业的。
新工业主义者同时还关注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他们认为，要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就需要将服务业产业化。即把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模式搬到服务业中来，通过将服务生产、市场推广、客户服务标准化来大大提高其生产效率。Levitt(1972)在分析中指出麦当劳的生产过程就是服务业提高效率的一个典范。
新工业主义者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和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变化。但以此解释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却似乎有些牵强。不断有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公司企业购买越来越多的外部服务，他们内部的服务活动也在不断增长，二者并没有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Pedersen(1986)在对丹麦的研究中证明，内部生产更多服务的企业倾向于从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服务。他解释说是因为服务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合作。企业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与外部服务供应商协调、交流，从而促进服务生产效率的提高。Ecalle(1989)发现在1961-1982年间的西德，在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制造部门内部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就业人员比重从32％上升到40％。Tordoir(1994)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发现企业使用外部服务的数量与企业内部服务功能的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充分说明生产者服务业就业的增长与制造部门就业的下降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服务业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并非只是一种就业方式的扩展或者统计的假相。
至于服务业的产业化，实际上有很多服务业受自身生产特点的限制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生产。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生产率，但这是否能被说成是服务产业化还有待研究。而同时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有人提出，未来的所有产业活动都可能同时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征，只不过存在着比例的差别罢了。
五、服务产品的使用最终会带来整体经济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如Andersen(1988，1991)、Barcet(1988)、Bonamy(1988)、Browne(1986)、Castells(1989)、Gruhler(1990)、Illeris(1989)、Marshall and Wood(1992，1995)等都持有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其他部门如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很有可能是通过对服务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而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无法在服务部门内部得到衡量。Nusbaumer(1987)认为，服务业维系着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实物产品的价格中包含了越来越大比重的服务投入的成分。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Herbert G.Grubel and Michael A.Walker(1989)的研究发现，战后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几乎全部是来自于生产者服务或中间投入服务。他们通过对加拿大及部分OECD国家1947-198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加拿大、美国、日本、希腊、挪威和瑞典等国生产服务业占本国名义GDP的份额在28％-33％之间，占本国服务业名义GDP的一半以上。Noyelle(1991)则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能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它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人们发现，使用者参与服务活动的特性使得生产者很难垄断专有技能。他们的技能很容易变成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从这一点而言，服务部门发展对社会其他部门有着正的外部性。
关于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们认为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的外在压力使得公司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生产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们需要更多的服务。同时专注核心技能和保持一定机动性的自身需求使得它们往往选择从市场上购买生产服务，这也是专业化生产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这部分经济学家在重视生产者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却基本忽视了消费者服务业的作用，认为它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少的作用。
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的研究现在逐渐成为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生产者服务业对于延长产业生产链条、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显著作用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但因此而忽视消费者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做法却值得商榷。Gershuny(1992)曾提出“时间饥荒”，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人们的休闲时间有下降的趋势。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正是消除人们“时间饥荒”的必然选择。对消费者服务产品的消费有利于舒展劳动者的身心，客观上也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也正是基于学术界没有把消费者服务业当成是“基础性产业”，许多地方的发展战略注重大力发展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却很少有人提出促进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尽管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些关注，它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未能纳入地方政府的主流经济发展活动。不断有学者进行部门分析和实证研究以证明这一看法的错误性。Stabler and Howe(1993)比较了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出口能力。他们认为，消费者服务业不仅在区域之间和国际上销售产品，而且相对生产者服务业而言，消费者服务业往往能带来更高的收入(他们以1984年的加拿大作为例证，当年消费者服务业带来了5367百万美元，而同期生产者服务业只有4491百万美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任何服务业当作是非贸易型的，只有微乎其微的服务业不能在区域之间和国际上进行贸易。消费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一样，也是外部收入的来源。Marshall and Wood(1995)则认为，制造业、金融和商务服务业对于城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独立的消费者服务业同样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理论上的新发现也对很多城市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影响，有一些城市开始把经济发展重点从引入生产者转变到引入消费者(如旅游城市、娱乐中心、购物中心等)，而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六、结束语
国外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服务业对于就业的吸纳作用，但对于服务业到底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拖累，却还存在不少争议。这与服务业本身作为一个异质性很强的行业不无关系。服务业内部既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也包括新兴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既有通过完全市场提供产品的部门，也有通过非盈利机构、受管制企业和政府提供产品的部门；既有受生产的特质和个性约束而导致的技术型停滞部门，也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空间非常广泛的技术型进步部门。正如Fuchs1968年在《服务经济学》中所指出的，研究服务部门内部存在的差异将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作。
随着信息技术在服务业内部的不断应用，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逐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成本病”将被克服还有待考证。此外，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将成为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