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与国际谈判研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谈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辛格论文,为例论文,话语论文,秘密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71年7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之前，中美双方均有改善双边关系的良好意愿，但由于中美对峙长达22年之久，意识形态相左，中美高层领导人无近距离接触，双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仍存有严重分歧，如何在会谈中弱化分歧，强调共识，则是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本文将基于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和有关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微观研究方法——话语分析，解读周恩来与基辛格在1971年7月的谈判，从谈判话语的层面透视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原因。
一、话语内涵与接收效果的变化
谈判就是话语的交锋。敌视达22年之久的对手要改善双边关系，需通过话语拉近距离、减少猜忌、增加互信。为了营造良好的会谈氛围，美方善于运用直接、有声的话语手段来完成这一目标：在谈判中反复强调双方拥有“共同的基础”(common ground)，会“共同努力”(work together)；强调美方的态度是“绝对地”(absolutely)、“完全地”(totally，fully)、“特别地”(extremely)、“真诚”(sincere)、“坦率”(candid)、“坦白”(frank)。然而，诚恳的措词不足以赢得中方的理解和信任，所以，美方还运用了有力度的“话语事件”——向周恩来提供驻台美军的详细数字；终止了美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从台湾撤出了一个中队的空中加油机；将军事顾问团的规模减少20％；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事结束后，撤走与台湾防卫无关的2/3军队。
中国人性格含蓄、内敛，很少像美方那样“信誓旦旦”地使用感情色彩浓烈话语，但会更多地运用无声话语——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来传递信息。周恩来①会派四名高级官员——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三名领航员亲自到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当基辛格离开中国时，所有参与会见基辛格的中国官员(周恩来除外)都到机场送行；并向基辛格赠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和连夜赶制的基辛格访华相册。
很多看似普通、平常的细节给基辛格等人留下了中国人守信用、值得信赖的印象。周恩来会在基辛格的下属生病时，不顾级别差异，亲自前去探望。双方的首次会谈在周恩来亲临基辛格下榻处举行，这令基辛格感到亲切和从容；第二次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又使基辛格感到了作为贵宾的荣耀；更重要的是，这中间体现的平等观念令基辛格感到很舒服。同时，周恩来亲自为基辛格访华时的起居和饮食做了细致的准备。在对基辛格下榻的房间进行重新粉刷和布置时，周恩来让服务员把文革色彩很浓的工艺品换成了文物、国画等，他的细心和周到让他们美国人体味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在饮食方面，周恩来特地安排准备了美国人爱吃的奶酪和海味，并事先亲自核定菜单。基辛格刚下飞机，就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盛宴款待。此后，多餐如此。在基辛格和周恩来两次长时间的会晤中，分别穿插了两次用餐，这看似自然、平常的用餐却起到了调节气氛、舒缓心情的作用。同时，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方这种悄无声息、有意识的“无声话语”对美国官员的震撼力，是美方“热情”、“火辣”有声话语望尘莫及的。
二、话语事件与谈判议题的关系
话语是观念的反映。话语中反复被提及的事情就构成了“话语事件”。在中美双方有声话语的交锋中，双方各自所持的若干“话语事件”体现了其在各自观念中的不同排序，并由此可以透视出双方对权力、利益、威胁、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换句话说，出现频率越高的“话语事件”体现美方或中方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出现频率可以分为绝对频率和相对频率：绝对频率是指某个议题在整个会谈中所占的比例；相对频率是指某个议题在某次会谈中频繁出现的次数，虽然占的比重并不一定大，但其频繁出现的次数表明了这个议题在中方或美方议程中的重要性。谈话者在提及这些议题时，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行为，但它体现了谈话者内心深处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与焦虑。
待到基辛格访华时，周恩来于7月9日下午4点30分亲自来到基辛格的下榻处，同他进行了近7个多小时的会谈。由于这是中美高层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花在“寒暄”、“热身”方面的时间较多，占17.4％。尽管谈判是在中国的“主场”进行，但双方在美国最为关心的印度支那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占41.3％，这和基辛格希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急切心情，以及周恩来温文尔雅的待客之道有紧密的联系。同时，美为消除中方的误解，再三解释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前任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不同，占6.5％，高于中方对外交政策的解释(4.4％)。在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虽双方花费时间与精力较多，占15.2％，但远不如印度支那问题(41.3％)，并且，基辛格要将中美建交和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分开谈，并将从台湾撤军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挂起勾来。中方静观其动，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未在这个问题上和美方纠缠，从而确保了双方首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指示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不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们来的。”毛泽东的此番话语奠定了第二天会谈的基调。在周恩来与基辛格历时近6小时(包括午餐时间)的第二次会晤中，双方用于客套、寒暄的时间明显减少，仅占4.2％。周恩来谨遵毛泽东“要吹天下大乱”的指示，将世界局势、台湾、印度支那、南亚、日本、中美联络、军备控制等七大问题穿插在一起，充分地陈述中方的立场和观点，周恩来是滔滔不绝的演讲者，而基辛格只充当了规规矩矩的听众的角色，周的陈述占整个会谈的30.6％。同时，周描述的“天下大乱”隐隐地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安全状况的担忧。虽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占用的时间和精力高居所有会谈议题之首，占19.4％，但这是周恩来用“挤牙膏”的办法“挤”出来——用步步紧逼、环环相扣的方法让基辛格表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立场，迫使基辛格谈他很想回避的问题。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主场”的优势，用紧张、急切的节奏主导着整个谈判，以至于基辛格先后四次说“我还没有说完我想说的”，“请让我来陈述一下我的观点”，“我就要谈这一点，总理总是比我领先一步”，“首先，请让我说”等等。美方对于自己关注的话题，如：印度支那问题、总统访华、双方联络，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分别占15.3％，11.1％，和9.7％。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苏联的威胁”，这个中方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中方并没有主动提出，也没有深入地和基辛格谈，但是在整个会谈中，“苏联”这个字眼会不时地闪烁出现。换句话说，“苏联”出现的绝对频率并不高，但相对频率却很高。中方会提到“美、苏、日有可能勾结瓜分中国”；“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等等。②基辛格似乎对中国的担忧心领神会，清清楚楚地向中方表明美、苏、日不会勾结瓜分中国，美会及时向中国通报军控谈判信息。
三、话语的建构功能
在基辛格与周恩来的初次会晤中，基辛格运用了大量热诚的话语营造良好谈判氛围，并有意弱化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基辛格先是运用大量的褒义词表达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崇拜和敬仰，他称赞中国“优越的文化”(cultural superiority)，“美丽、神奇的土地”(beautiful and mysterious land)，强调中国的“成就”(achievement)、“传统”(tradition)和“实力”(strength)。同时对中国历史上遭受外敌入侵寄予深切同情，称中国是“外国压迫的受害者”(victims of foreign oppression)。并谦虚地说：与中国相比，美国只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new and developing)国家。此外，基辛格还时刻注意用话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强化“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的国家”(strong and developing)的概念。
另一方面，基辛格在会谈中有意识地弱化，甚至搁置意识形态因素，反复解释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政策与以往的政府不同，不以意识形态画线，强调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基础上，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上进行合作(cooperate)。”基辛格承认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deep ideological differences)，但希望“由历史评判对错"(let history judge who is correct)。
与基辛格直白、热情的话语相比，周恩来更善于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追溯造成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越南问题现状的原因，探究国际事务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事实上，中美双方在谈判中完全秉持着不同的谈判态度，美方只是希望就事论事，秉持着力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刻意规避对国际伦理、道德准则的探讨。而中方则更为注重对国际伦理、道义、合法性的探讨。
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着重谈美为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所采取的一些积极努力，有意规避台湾的归属问题。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威望”(prestige)和“荣誉”(honor)，强调要“体面地结束战争。”而周恩来则更为关注“美在越南行为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指出“印度支那战争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政府，而且挑起印度支那战事的责任应该由美国政府承担”。在国际谈判中，伦理、道德方面的辩论可作为有效的谈判手段使用，谈判者可凭借有关正义和公平的陈述——合法的外衣，在谈判中获取有利地位，并可以谋取自身的利益。这样做，既不会招致过多的谴责，也不会花费太高的成本。通过诉诸道德议题，强势一方可避免使用太多的权力，而弱势一方也能利用其弱小的优势，获取较为有利的结果。在谈判中，一方倡导的正义与公平原则可以当作捍卫自身利益的有利武器，而另一方则会认为这只是对方使用的谈判策略而已。基辛格在刻意地采用规避态度避免谈判破裂的同时，仍不忘遵守尼克松的指示——强化中国面临的来自苏联、日本和越战升级所带来的威胁。而周恩来对此则采运用美国两党政治的压力、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美、苏三角关系对美方骄纵的谈判势头进行了打压，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成功为中美巴黎联络渠道的开辟铺平了道路，带动了“波罗二号”行动的顺利进行，从而为华盛顿—北京首脑会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美国这种就事论事、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和为了避免谈判破裂而刻意规避同中方正面交锋的做法，使得中美双方难以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
注释：
①有关周恩来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详见郑华：《周恩来谈判艺术解读：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②Memcon,Kissinger and Zhou,10 July 1971,Afternoon (12:10p.m.-6:00 p.m.),with cover memo by Lord,6 August 1971,Source: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