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性与本土性双维视角看城市文化发展的驱动模式
——基于24个中心城市相关数据的分析

张园园, 林少敏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通过抽样选取国内24个中心城市,整理分类其在2010—2016年《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中所展示的活动,采用文本分析与分类归纳两种方法,从政治性与本土性两个视角梳理不同城市在文化活动中的倾向与类别分布。研究发现,城市文化发展有政治驱动型、本土驱动型、缓进发展型、并进驱动型四种模式;文化发展较好的城市集中于本土性发展较强的区域,政治性活动是保证团结统一的重要举措。认为特色文化发展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石,提出政治掌舵与经济发展促进城市文化繁荣的对策建议。

关 键 词: 城市文化; 驱动模式; 政治性; 本土性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1.研究背景

城市的全面发展受诸多要素的影响,文化作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对城市整体发展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独特的城市文化常常影响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整体印象与评价^[1]。城市精神作为城市文化的精髓,既是市民精神的重要来源,也是区别各城市的重要特征,每个城市通常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和反映其精神^[2]。城市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来实现,如一些利好政策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备提供。文化认同虽然也需要外部的刺激,但这些外部的物质刺激必须经过内生的价值认同才能实现。内生的认同常常与外在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动可以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愿景。对城市文化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沿两个方向:一是以城市发展为考察指标,考察城市文化产业的聚集与建设对城市整体发展的益处^[3],重点探究如何引导城市文化活动以推动城市整体的发展;二是以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政策执行结构为观察对象,考察地方政府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具体执行情况,重点剖析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压力强度与适应程度的互动^[4-5],以此来分析与总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本研究以城市的具体文化活动为切入点,采用城市文化活动的本土性与政治性双维视角,分析各类城市在文化活动中的倾向与类别分布,旨在寻找不同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规律,并由此提出城市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2.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2010—2016年《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6]记录的23个内地中心城市的活动项目,以及澳门文化局2014—2016年的文化活动记录作为分析单位^[7],意图通过内容分析与文献梳理,发现城市文化自上而下建设过程中的规律与开展偏好;在总结规律与发现问题的同时,提出改进城市文化驱动模式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研究展示,没有采取假设检验的方法。

1.实现源头数据采集的信息化。围绕采油队源头数据采集，建立单油井、单水井的运行参数、投入耗材、产出油量计量的数据自动采集网络，为生产管理提供全面、可靠、准确的没有人工干预的一性资料。针对联合站仪器仪表应用广泛的实际，强化仪器仪表的自动化数据采集。根据生产实际需求，实现大罐计量、原油盘库、管道防泄露在线检测的数据采集、数据远传。

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与分类归纳相结合的方法^[8],对国内的中心城市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最后选择海口、广州、上海、贵阳、福州、西安、武汉、南京、南宁、北京、哈尔滨、长沙、郑州、杭州、澳门、沈阳、重庆、成都、拉萨、昆明、天津、西宁、呼和浩特、太原共计24座城市。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所记载的23个样本城市在2010—2016年开展的所有文化活动及澳门文化局2014—2016年的文化活动进行摘选记录。随后进行概念分组,把与研究目的相关的活动进行政治性与本土性的高、低分类。其中政治性高低的划分标准为:某项活动开展的最终成效是否有利于国家、政府机构的政治或行政权威增强,如果“是”即为“高”,反之则为“低”。本土性高低的划分标准为:某项活动的开展是否为本地所独有或者该项活动的开展有很强的本土特色,若“是”即为“高”,“不是”则为“低”。统计分析各活动的政治性与本土性“高”与“低”,并进行频次取差与总体比值计算,若为正值即“高”类别的占比较多,负值则“低”类别占比较多。本研究在使用内容分析法的过程中,通过理论背景推演,结合研究目的,对文化建设的地区、类别与内容范畴进行了分布分析与比较。

二、数据资料与理论阐释

1.数据资料

本研究的基础性数据来自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2010—2016)及《澳门文化局年报》(2014—2016),从中筛选出24座中心城市共计393项文化活动的政治性与本土性“高”“低”状况作为基础分析数据。其中福州11项,广州7项,西安17项,贵阳12项,哈尔滨9项,北京19项,海口13项,郑州6项,长沙15项,上海40项,南京12项,西宁7项,杭州13项,武汉11项,澳门57项,呼和浩特8项,太原9项,南昌9项,沈阳14项,天津25项,重庆29项,成都19项,昆明15项,拉萨16项。

2.城市文化的双向维度分析

我国城市文化的政策导向大致经过几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城市文化的发展处于被动时期,同质化思想使得城市文化建设变得千篇一律,城市文化的政治性较强而本土性较弱;1978年后提出“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逐渐打破文化的同质性,鼓励本土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复兴,在特色风靡的情况下注重传统文化,注重发挥传统文化的整合力;随着“五位一体”的提出,“文化强国”的深入人心,在政治性作为抓手的同时注重发扬特色与本土文化^[9]。

明文经过算法模块前需要进行对齐校验和长度补充，经加解密算法模块处理后的数据保存在数据加解密模块的内存中，再通过协议栈将数据封装成帧，使用DMA引擎向存储阵列主控制器内存传输，传输途径支持中断模式。驱动程序接收到加解密模块传回的数据帧，进行解析分解，将数据流通过应用接口进行输出[4]。

郭如才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构成部分，建设生态文明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顺应了全国人民的新期待，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适应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有利于我国抢占下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21］。

不同时期政府对于城市文化的建设各有侧重。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两个比较清晰的侧重面体现为政治性与本土性。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文化政策背景,也可以通过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了解文化发展产生差异的原因。

研究发现,并进驱动型、政治驱动型、本土驱动型及缓进发展型的城市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律和建设逻辑,本文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不同的建议。

(3) 政治性与本土性的融合分析。文化中的政治性与本土性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对于二者概念的边界,本土性若是放在国家层面上说,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性会有重合。国家层面的本土性强调国内民族文化认同的一致性,这其中便有政治认同;本土性若是放在城市层面上,强调的就是该区域的人们对于本地区特质性城市文化的认同感。我国各个城市文化活动的政治性要求基本是无差别的,常常表现为中央下发的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政策文件。政治性在城市文化本土性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抓手,政治性的认同是文化多样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对二者的融合分析,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双维视角,即了解各城市在自上而下的文化发展模式中的选择偏好,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自上而下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分析城市文化发展的驱动模式与未来走向;另一方面,二者的结合更加贴合本研究的实际运用与判别,即政治性与本土性的双维视角便于厘清城市文化建设的特征,为归类判别提供基础性理论解释。

(1) 文化中的政治性因素。文化中的政治性因素是指孕育于文化中的特殊的政治认同。从宏观来说,指在特定区域聚集的人们由于共同的文化起源、相似的生活方式、特殊的民众心理等所产生的相同的价值认同感,也称为共同的归属认同感,这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从微观来说,指个体认为自己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对其所在的政治单位产生的一种归属与效忠感^[10]。文化中的政治性因素具有以下几个特性:①强制性。政治性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常常体现了国家对于某项意识形态的强制性。②权威性。政治性强的文化常常具有权威性,采取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活动模式。③服务性。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为了满足民众精神层面的需要,政治性文化是以国家为依托,以满足民众需求为动力,即政治性的文化内涵里包含了服务的特性。学界常常认为,较强的文化政治认同可以增强民族归属感,保证整体和谐统一。反之,如果民众的政治认同较弱,不仅可能导致个体公民的认同感降低,而且会因个体的分散而导致整体的分解。因此,文化中的政治性因素既是重要抓手又是单项特色引导,对其的观察与描述可以很好地判断城市文化发展的政治性脉络,从而找出其发展模式与规律。

其中，带*号的变量表示变量的相对变化率，例如： 。εa 和εb分别表示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大豆供给弹性；ra 和rb 分别代表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大豆供给量占大豆总供给量的份额；εm表示进口大豆的供给弹性； 和分别代表市场价格和补贴占目标价格的比重。σ表示Armington替代弹性，反映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的替代程度；wi 和wj分别代表不同产品在消费者支出中所占份额。

三、研究分析与结果

1.数据分析

本文评议了国内24个中心城市2010—2016年393项文化活动体现的政治性与本土性水平,即邀请专家和志愿者评判这393项活动政治性与本土性的“高”或“低”,进而统计每一项获得“高”或“低”评价的数量,将达到半数以上的确定为该项活动的最终评议结果。

数据量化:本研究将城市文化活动在政治性与本土性的“高”“低”表现转化为数据形式。量化方法:对单位城市在活动评议中“高”与“低”的数量进行量化数据处理。具体来说,单个城市政治性“高”的活动项目有X ₁个, “低”的项目有X ₂个,政治性用X 轴表示,即(X ₁-X ₂)/(X ₁+X ₂)。单个城市本土性“高”的活动项目有Y ₁个, “低”的项目有Y ₂个,本土性用Y 轴表示,即(Y ₁-Y ₂)/(Y ₁+Y ₂)。为便于观察,其中负值的项目皆用“()”来表示,具体见表1。

(2) GDP情况与城市文化本土性发展相关性较强。图3与图4是国内24座中心城市文化活动本土性与政治性的得分与该城市2016年GDP(亿元)相关性的线性分析,分析时去掉了上海、北京、澳门3个异常值。其中,图3的横坐标表示各城市本土性的得分,图4的横坐标表示各城市政治性的得分。图3与图4的纵坐标都表示GDP (亿元) 的发展状况。对比图3、图4发现,GDP发展状况与本土性文化活动相关性较强,R ²=0.378 5,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将近37%的相关性。Y =153.85X +111.97,斜率为正,即GDP越强的城市越有可能发展特色性的文化活动;政治性与GDP的相关程度较弱,R ²=0.037 3,只有3.7%的相关性,政治性文化活动的强弱基本无关于该城市的GDP现实情况。

表 1 24个主要城市政治-文化驱动数据

数据来源: 根据文本摘录的数据评分

2.类型分布

(1) 挖掘本地特色文化,确立城市特色文化标杆。每个城市都有历史积淀的独有的特色文化,应将其有效挖掘、传扬并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品牌。在对各城市的文化活动进行分析时发现,排名靠前的都非常注重特色性活动的创建,以营造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对于本地特色文化的建设,应从3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有效挖掘。城市作为基本的文化活动单元,要注重视角上的宏观性,善于抓住本地的特色,不盲从跟风,也不过分拘泥于小众,以符合城市的发展、很好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最佳选择。二是要注意文化建设的当代性与大众性。大众文化发展具有自发性和传播快的特点,紧密联系当代,有助于文化的新发展,使得本地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三是传播与发扬。在传播与发扬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调动民众的自发性与积极性,实现城市文化多元共治局面。

图 1城市文化驱动类型

(2) 文化中的本土性因素。本土性文化所对应的是同质性的无差别文化^[11],其特点就在于自发性与差异性,常常是通过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本土性文化的特点有:①自发性。自发性强调的是文化产生与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城市作为主要单元,其主动性的强弱决定了这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实力与潜力。②差异性。差异性体现在特色这一方面。某一类型文化是那个地区独有且难以被模仿,并常常是深入人心的,在更多时候被作为该地区的文化标志。③创新性。创新是差异性能够发生的主要动力,因此城市的本土性文化常常与创新性相关联。对城市文化本土性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城市政府在差异性与创新性上所做的努力,以及民众与社会的活力状况。本土性因素是城市文化特色的重点,是一个城市持续散发城市魅力的重要基础。

表 2 2016年文化竞争力全国十强城市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12]

3.规律探索

(1) 文化发展较好的城市集中在本土性较强的区域。将表1中的数值转化为X 轴、Y 轴的散点图(见图2),X 轴与Y 轴的交叉点为原点(0,0)。X 轴表示从(-1,1)区间内城市政治性文化活动开展的数值高低,Y 轴表示从(-1,1)区间内城市本土性活动开展的数值高低。从图2中可以看出,处于X 轴上方的澳门、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北京、哈尔滨、西安9座城市,其中有7座进入了十强文化城市。这些城市都十分重视特色文化活动的培育,以未成年人教育为例,多数城市选择出台政策和法规、开展系列讲座等同质化的活动。而本土驱动与并进驱动型城市则选择以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如南京开展了“陶老师工作站”,杭州引领青少年编写了“我与杭州”系列教材,上海则是结合世博会引领未成年人的成长。

图 2 24个主要城市政治-文化驱动数据散点位置

“师傅型”教师的职业素养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即教师岗位应具有的职业素养、培养学徒过程中应具有的职业素养和从事专业领域岗位的职业素养。只有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师傅，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促使学徒自我内化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习惯。

图 3中心城市本土性与 GDP发展的相关性

图 4中心城市政治性与 GDP发展的相关性

四、四类驱动模式规律的探索与建议

在目前大部分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教师还是倾向于使用单一的教学方法，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堂课。同时，大部分公共课程进行大班授课，课堂活动组织困难，这就更加重了教师授课“满堂灌”的倾向。除此，公共英语的教学内容虽然与学生日常生活有联系，但是相当一部分内容对于学生而言已经过时或者很熟悉了，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1.特色文化的发展成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基石

从图2看出,除武汉外,所有进入全国文化竞争力前十名的城市皆位于X 轴的上方,说明特色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提高本土性文化活动的占比,提供因地制宜的文化发展模式是城市应当积极探索的方向。

根据表1中24个主要城市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以政治性强度为横坐标(X )、本土性强度为纵坐标(Y ),建立政治-本土城市文化驱动二维模型(见图1)。对各城市文化开展的具体活动进行类型学分析,形成了城市文化的3种主要驱动模式与一种发展模式,即第一象限的并进驱动型、第二象限的本土驱动型、第三象限的缓进发展型、第四象限的政治驱动型。并进驱动型是指该地区在开展文化活动时,本土性程度和政治性程度都很高,主要有杭州、北京、西安和哈尔滨。通过查阅中国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发现这些城市都排在文化竞争力的前10名(见表2),即可理解为政治性与本土性的并进驱动使得该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大大增强。政治驱动型即该城市偏向开展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活动,主要有长沙、郑州、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南昌、太原和拉萨。缓进发展型即城市文化活动的本土性和政治性驱动都较为平淡,主要有重庆、昆明、武汉、福州、贵阳、西宁、海口,除武汉外,其他城市也均未进入文化竞争力全国十强城市群,这表示对政治性与本土性皆不重视的城市,其文化竞争力也不容乐观。本土驱动型即该城市的特色文化较多,本土性程度高,主要有澳门、南京、成都、广州和上海,除广州、成都外,其他城市也均进入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前十强,体现了城市特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的文化竞争力。

(2) 扩大文化发展的“洼地效应”,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研究中发现,很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是有优势聚集效应的,以杭州为例,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基础设施给杭州整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城市具有空间的外部性,不仅会聚集资源,也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推动一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产业聚集中,本地化经济起着重要作用。所谓本地化经济是指某一地区拥有某项或多项文化产业的独有竞争力,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如上海市就形成了文化产业的聚集,其休闲娱乐、会展服务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都有很多优势,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源禀赋”效应使得其文化发展动力变得强劲,文化竞争力自然也不会弱。

(3) 鼓励民众参与,共同创建特色文化城市。市民是城市文化活动开展的参与主体。文化共治是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因此,要积极调动公众参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首先是要催生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为培育一个使公众引以为傲的价值认同至关重要。其次是要激发公众的参与感,激励民众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民众对文化的认可程度决定了其发展的持续动力。最后是共同发扬,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新时代的发展方向,融合城市内部要素与机制,齐心协力,使得城市文化的发展经久不衰。

老夫子抹去脸上的水，大喜望外：“憋气回锋，大道曰返！”东方宇轩也是一脸喜悦，连忙向他作揖：“大哥你悟了，悟了！今晚有酒！”那一次，挤在窗子下看热闹的曲风们，差一点将肠子都笑断了。

2.依靠政治掌舵与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

本研究发现,所有城市都在传统文化教育、强化爱国主义精神等方面有所安排以实现文化活动的开展。无论大众还是本土文化的建设,政治性掌舵从未缺失,并且,经济发展也与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特别是与文化的本土性密切相关。

(1) 把握城市文化发展的政治性方向。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利好的政策可以带来较好的市场发挥,使得文化的发展有良好的政治空间与强有力的政策吸引;而不全面的政策制度,会导致文化产业市场的混乱,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因此,政府对于文化的发展需要把握平衡,不可过度干预,以免影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同时又不可过度放任自由,免得一些西方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乘虚而入,进而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政治性是城市文化的主方向,过低的政治性把握会把城市文化的发展引入歧途。

(2) 刺激城市文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形成文化发展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需求的带动。城市居民对于城市文化的需求将会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首要动力,而文化需求层次又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要被基本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出现。收入决定消费,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会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与产业聚集产生影响,最直观的表现是居民对于享受型消费的比重上升,会使得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娱乐等消费水平的上升无疑会助长整个城市的文化需求与消费。

(3)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文化发展夯实基础。城市作为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活动开展的集中场所,其基础设施呈现出大的不可分性,较为完备的文化基础设施会成为该地文化发展的优势,进而使得文化发展整体收益增加。以城市的公共交通为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给城市带来向外发展的可能,同时产生巨大的外溢性经济效益。文化基础设施也一样。加强对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供给,对城市文化发展具有奠基意义,这不仅使城市文化发展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而且也将扩大与延伸它的外溢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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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ving Mode of Urban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ity and Loca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24 Central Cities

ZHANG Yuanyuan ,LIN Shaomin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 Sorting 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24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in the 2010-2016 Spiritual Civilization Yearbook by sampling, it lists systematically the tendency and categor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nd locality by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induction.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there are four mod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political-driven, locality-driven, slow-forward development, and parallel-driven: cities with better 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concentrated in areas with strong lo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nsure unity. It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is the cornerstone of urban 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political hel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mote urban cultural prosperity.

Key words : urban culture; driving mode; politicality; locality

中图分类号: C 91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YJC810009)。

作者简介: 张园园(1994-),女,江苏盐城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林少敏(1963-),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编号: 2095-5464(2019)04-0407-06

【责任编辑 祝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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