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位论文,作家论文,精神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文学回顾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向统治集团峰涌而至的单一流向，虽然当时“大多数的学生思想的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但这不足为奇，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还认为学界有“三魂”，[（2）]仍有“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3）]之徒。然而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毕竟为知识分子从事多种职业，从投奔官僚集团的唯一选择中解放出来并以个人身份独立于社会政治提供了可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开始向现代转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4）]这是知识分子回归自我价值，在自身领域获得自我确证意识的觉醒。自那一时代起，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待命应召的“士”，不再是统治集团豢养的“仕”或清客，他们的心态不再是“向心”的，而是疏离的，在社会上他们有报人、教师、科学家，自由作家等多样的独立身份或职业。他们不会再为仕途失意而牢骚满腹，感伤惆怅或因怀才不遇而自命清高，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增大了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而不必矢志不移地“从一而终”，流动性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强化了自由的心态。这是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业选择的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第一次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革命”。[（5）]这一“革命”为知识分子的人生重建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可能，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骤然洞开，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有声的中国”，[（6）]“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7）]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真实写照。
世纪之初，个性解放运动已在民间自发而起，移风易俗成为新世纪到来的象征，从“放足，断发，易服发难”，[（8）]开启了反“礼教”和等级秩序革命的序幕，结束了衣冠之治。当时《申报》曾记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间个性解放的景观：“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束象女，女子装饰象男”[（9）]“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10）]民间的群众运动在实践层面已率先走在了前面，“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服装成了一个窗口，展现了中国人性解放的千姿百态。[（11）]
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对儒家传统的彻底否定还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民族危亡的欧风美雨的东渐激起了先觉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富国强民的热望，“世界主义”的思想取向“使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可资选择的秩序，这种秩序迫使他们发现即存秩序基本制度的偶然性和缺欠。”[（12）]发现了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制度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其它问题上也许存有分歧，但在反儒家传统这一点上却达到了完全的一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对儒家思想给予了没有退路的彻底否定。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的思想风暴中，儒家思想第一次遭到了强烈的扫荡。“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激动人心和最具震撼力的时代口号。在五四那代人看来，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上层建筑”，是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历史潮流的拒斥力量。批判这一传统文化不仅是救亡图存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呼唤争取个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他们关怀的首要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3）]，“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14）]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识，作家也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5）]个性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象征，知识分子不再唯唯诺诺谦恭谨慎，而是充满了自尊自信甚至是自以为是，对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陈独秀、李大钊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但当李大钊看到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有对国家前途悲观绝望的观点，伤感厌世的情绪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16）]一文，直呼陈独秀其名，指出其文“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剖析批判毫不手软。鲁迅甚至在临死前还坚持“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曾一度成为“显学”，对五四的认识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多有微辞，他们指出：“反传统的‘传统’，‘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弛，而且是幼稚的病态和焦躁不安。”[（17）]“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18）]这一方式造成了“二元对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19）]。“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勿宁说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已勿勿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和预言。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他仅仅是人们按照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作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20）]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五四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完美的思想文化运动，后人对它反省的必要性无须赘言。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处境，考虑到改变传统的艰难，“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1）]因此彻底的反传统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它更是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22）]五四一代不仅仅破坏了旧的传统，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雏型！五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将有一伟大腾飞的第一代‘历史见证者’！我们今日摆出一付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面孔来对‘五四’评头论足，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可笑吗？”[（23）]五四运动也许有许多缺欠和局限，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它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精神风貌，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憧憬和追忆是大可理解的。
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攻击和张扬个性的个体本位思想，使五四的文化主将们无意间构成了一个挑战者的整体，挑战者崇尚“动”而反动“静”的心态使他们的叛逆性格中先在地具有了一种进攻性，这一进攻性在思想深处则可概括为一种“尚力”意识。[（24）]这一意识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大有关系，传统柔性文化的挫折感刺伤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从而使他们转向崇尚以“力”为象征的阳刚雄性文化。作为外来的思想资源，它的开发始源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洗涤“东亚病夫”的耻辱，但它却自然地延伸于审美的领地，使遍布中和之美的艺苑聚然升腾起充满勃勃生机的雄健之风。“力”的崇尚与尼采哲学有直接关系。在尼采看来，“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25）]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部分地译介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曾对尼采的学说表示兴趣，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曾指出：“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并且断言：“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涛怒浪之间，恃意力以避生路者也”。[（26）]鲁迅预告了“尚力”审美时代的到来，“诗力”、“意力”的呼唤得到了文学界积极的回应，以《女神》名世的郭沫若以狂人的姿态表现了冲决一切的向往和力度，这位“自由之神”无所顾忌地狂呼：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象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一个偶象破坏者哟！
而《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对“力”更是崇拜有加，一咏三叹。他早期的诗篇随处可见如“燃烧”、“爆炸”、“创造”、“飞跑”、“狂叫”等充斥着力的诗句。这种“尚力”的雄健之风使新文学洋溢着青春勃发的新风采，它的作者们也充满了昂扬的生命活力和个性特征。后来的研究者感叹地说：“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现代风采的一代人。”[（27）]
“尚力”改变了中国柔性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审美的胜利，雄健之风成为二十世纪主流文学最易概括的特征。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作家，虽然都自由地敞开了心扉，但他们的感伤、多愁、苦闷和哀婉不仅有悖于时代潮流，同时也有悖于这一审美的时代要求而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因此，“尚力”风潮如何从审美的意义逐渐转向意识形态的意义，同样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不长的时间里，它由一个张扬显示个性的话语符号，逐渐转换为具有群体共同向往的语义系统。“尚力”逐渐为“复仇——暴力——斗争——革命”的语义系统所取代。这一切自然与五四个性解放的先驱者无关，但它转换的自然几乎到了无人察觉的地步，就不能不说“尚力”心态与后来的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28）]“尚力”逐渐转向了残酷的斗争，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满了血腥味，当代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几乎都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尚力”变成了“尚武”，“复仇——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神圣意义并逐渐被读者接受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审美期待，那些浅吟低唱、缠绵感伤，愁怨多情之作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拒斥。这一转换是令人震惊的，知识分子心态的现代转换刚刚启动就被迅速推向了另一极端，除了民族危亡的现实原因之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否也蕴含着极易被点燃和接受传唤的精神资源呢？文化遗传对于知识分子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五四一代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和心态上就一定能够实现与传统的告别。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危机和外来文化挑战的处境中，已充分地显示了它的僵硬和自振的无望，摆脱旧路“别求新声于异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彻底反传统的五四知识分子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他们恰恰是中国最具传统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余英时指出：近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彩，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主要都是来自知识阶级。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教纲常看作天经地义了。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9）]余英时的这一判断十分准确。五四一代在反传统和倡导个人主义的时候，思想和情感本来就存有模糊和暖昧的一面。鲁迅深刻地洞察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但他着眼的是“救救孩子”的社会启蒙；而胡适作为个人主义的思想领袖，其个人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具浓重的传统意味，他的个人主义是有条件的。他曾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但胡适的“为我主义”的最后关怀仍然是“有益于社会”。[（30）]胡适还是怀着一份“责任”在谈论个人主义，至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感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这一代人思想深处的“集体意识”使热闹一时的个人主义很快就冷却下去，在价值观上连当时最激进的人也迅速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后退五十里下寨，然后逐一投身到民族和社会运动的潮流中去。刚刚弘扬和试图建立的个体本位价值观曾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却在无声中轻易地主动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本身就说明这代人内心传统的意识是太强大了，“他们始终与传统保持着似断实续的关系，他们的激烈反传统的态度，只能使他们超越这种传统，却不能使他们脱离这种传统。”[（31）]
这一“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是“个人主义”潜在的自我颠覆力量，它无法使个体本位的思想完善确立获得知识分子倾心的认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思想，“能否征服人心，它以怎样的方式去征服人心，或者又如何被人拒绝，都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32）]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这种严酷现实的强烈刺激，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变得特别执拗，而只有这份责任感在心中激荡，那先前已经被理智放逐的传统意识，那注重世俗功利的群体价值的精神习惯，就很容易卷土重来。”[（33）]这一现实处境甚至把最为温和平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调动起来，他们无法成为书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自觉地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五卅运动刚刚发生，朱自清便写了一首《血歌》，全诗几乎全是惊叹号，加上短促的节奏和激愤的语言，大体可以想见朱自清当时无法抑制的情绪。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确实是动人的，他们感时忧国的责任感亦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旦以“集体”的名义对他们发出传唤，他们便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待命前往，在这层意义上又不能不说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以激进的姿态走向了历史的前台，这是五四以来，“集体主义”向中国作家首次发出的严肃的传唤，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布：“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到了资本社会的现在，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度，然而同时集体主义也就开始了萌芽。无政府式的个人主义之发展的结果，只是不平等，争夺，混乱，无秩序，残忍，兽性的行为……这种现象实在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今后的出路只有向着有组织的集体主义走去。”[（34）]“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郭沫若大概是最为激烈的，他不仅于1926年率先倡导了“革命文学”，而且思想也日渐激进，从“当一个留声机”发展为：
最勇猛的斗志大概是最健全的。
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
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
他只有叫喊，没有呻吟。
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回。
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
他只有流血，没有眼泪。[（35）]
这种“只有／没有”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要求，使新文学又一次有了规范，五四运动摧毁规范的努力至此已宣告结束。对中国文学而言，“这是改变方向的转变”。[（36）]文学在一个长时间内已不再属于个人，假如有人仍然坚持，那么“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厄运。”[（37）]后来的研究者在阐述“革命文学”提出的合理性时指出：“从1923年到1925年，共产党人和进步文艺界已不满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就，而要继续寻找一条新路，使新文学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一道前进。‘革命文学’的倡导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当然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要求在文艺领域反映自己的生活、斗争、理想，并使文艺成为斗争的武器的强烈表现，因而是历史必然性的一种表现。”[（38）]这是1984年出版的研究郭沫若的一本专著中的观点。它强调了“历史必然性”，而回避了“革命文学”的观念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他们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这一观念对自己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一规范形成之后被长久的普遍接受的情形。
五四运动实现了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解放，它短暂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情感方式，并以“反抗”的姿态构成了二十世纪的新传统，使作家的心态曾焕然一新。但是，群体至上的观念流行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否定的否定”[（39）]，又被传唤到集体的怀抱。
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国民文学同周作人说的“平民文学”是一回事，他们企望新文学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40）]而对大多数民众有所裨益，这一思想无疑蕴含着对民众的深刻关怀。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但这一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和对“人的解放”总体目标的追求，并不说明这些先驱者对民众真的抱有觉悟或觉醒的期待。恰恰相反，仍在昏睡的华夏子民常使这些启蒙者们深怀绝望。鲁迅自不必说，陈独秀就曾指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41）]当时对群众和所谓“多数”价值的怀疑已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在社会实践中，北大平民演讲团曾定期的到郊外小镇和乡村活动。1920年4月13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教育讲演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今天是星期，长辛店方面，在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女又都到福音堂作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闭幕’啦。……到赵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推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42）]这是一幅真实的图景，也是五四一代人对民众失望的根本原因，启蒙实际上只成了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事，大众拒绝了启蒙的声音。对这一点五四一代人有深刻的洞察但又束手无策，这也是诱发批判“国民性”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与这种绝望认识并存的是一种民众“迷思”，即民粹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是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他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43）]
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民众观，确有共同的出发点和前提，陈独秀因对国民性的洞察，在绝望中又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力生存于世界。”[（44）]因此青年研究者汪晖指出：“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45）]他认为启蒙问题的应运而生，是源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因此，“从基本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旋律的‘副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46）]他改写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流行说法。
民族主义在五四时代人心中是个无可化解的“情结”，民族的兴盛是他们的一个梦，是思想深处的最后关怀。郁达夫那最具私人化的《沉沦》，虽然以敢于暴露自己的内心的“邪恶”和颓废“显示了个人的勇敢和强大，但他最终仍在呼唤祖国的强大，并把个人的一切苦闷都归结于国家的贫困交加上。鲁迅早在东渡日本留学时就有一种以身许国的不可逃避的宿命感，甚至连出家学佛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心怀民族富强梦的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太多了。但五四缺乏系统的反叛思想无法改变甚至也无法使他们认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实践陪伴下恰恰在这时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满足了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的内心期待。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知识者发现他们面对的那个社会的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它的运动方向是不同利益和目标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当这些孤独的‘反叛者’意识到‘阶级斗争’将影响这个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的未来时，他发现必须使自己选择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的力量。于是他们不再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或‘流放者’，他们有了自己的阶级的敌人和朋友，从而回到了这个社会并获得了目标。他们从‘叛逆者’变成了‘革命者’，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变成了‘阶级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47）]启蒙运动的迅速分化和解体以“个人主义”者们从“自以为是”云集到统一的道路上来，在上面的论述中获得了合理性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包括作家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相继投奔革命的基本原因，在民族主义的关怀中他们找到各自精神的归宿。但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发展往往并不一致，精神归宿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甚至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们的想象。
延安作为当时的革命中心，对热血青年充满了感召力量，他们带着各自对革命的理解和想象来到了那里。丁玲到延安时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张闻天出席，丁玲被邀请坐在首席，她“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无所顾忌，激情满怀地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昵地饶舌。[（48）]何其芳到延安两个月后诚恳地说，他对延安“充满了印象”，“充满了感动”，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就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49）]这些感受中确实表达了这些作家由衷的欣慰，他们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了找到归属的快乐。但此后，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知识分子面临着又一重大问题，这就是他们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跟上时代步伐。他们被指定的道路是向民众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从这时起，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既失去了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气概，也失去了五四时代“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当主流文化“主要诉诸于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时，[（50）]知识分子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成为人民大众的学生。四十年代末期张申甫提出了“反哺论”，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倘使真不受迷惑，真不忘本。真懂得孝道，对于人民，对于劳苦无知者，只有饮水思源，只有感恩图报，只有反哺一道。”[（51）]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逐步成为“制度化”，反映在文学领域里，就形成了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52）]王富仁在他的文章中认真地比较了中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不同脉胳，指出我们文化的发展“是循着物质文化追求→制度文化追求→精神文化追求的路向前进的。”这一概括当然也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路程。他指出，我们不是先有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小说，李季、阮章竞等人的诗歌，《白毛女》、《逼上梁山》、《血泪仇》等戏剧作品才概括、抽象、总结了文学理论，而是先有了理论才有了上述的文学创作。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也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其中虽有“支流”，但“主流”是如此。[（53）]这一“逆向性”的发展特征，“不是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而是从外部引进的一种要求，一种需要。创作是要满足理论的需要的。”“它严格地框定了文学作品的生产。”[（54）]更严格地规约了作家的精神空间。许多作家放弃了以往的艺术追求或趣味，而是按着理论需要的引导，汇入了主流文学的浩荡队伍。他们适时地调整了追求的方向，走出了“个人主义”的天地，并在创作上获得了新的精神资源。
但是，作为群体知识分子的精神不断地与现实认同也同样是事实。赵树理的方向被肯定，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赵树理以新的农村人物形象积极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健康、朗健的农村新人。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缠绵、柔弱、伤感的话语和人物，活泼生动的农民和生活场景、明晰、简洁、朴实的结构和语言，替代了新文学许多作品局限于个人经验、细腻雅致的创作方式。许多作家，包括丁玲、周立波、艾青、何其芳等等，都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而不再坚持自我抒发，挣扎于个人生活的天地。
不同作家心态的转折似乎具有了象征性的意味，他们分别跋涉于不同的心路之旅。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觉。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学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少有可能以松驰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在这一领域里，任何心理障碍都可能损害它的发展和应该取得的成就。现、当代两个阶段的文学史表明，当代文学四十多年的文学实绩，比起前三十年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而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他们创作的颠峰时期，也恰恰是他们的心态比较自由的时期。当代文学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了极大的发展，也恰恰是在精神解放、心态轻驰的历史环境中取得的。当然，作家的精神空间的拓展和心态平静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更重要的也许来自于他们的精神传统，因此，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持有一份独立博大的内心世界，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当我们迎来新的世纪之交，当历史为中国展现了新的机遇和前景之际，这种博大心态的获得，恐怕有赖于对个人与集群关系的更有深度的透彻的认识与平衡。
注释：
（1）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4页辑2页。
（2）《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3卷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同上。
（4）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页。
（5）李书磊：《都市的迁徙》3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6）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同上。
（8）刘志琴：《衣冠之治的解体和民族意识》，《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93年2月号。
（9）《申报》1912年3月20日。
（10）《大公报》1913年6月15日。
（11）同注（8）。
（12）张濒：《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3）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选集》23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
（14）蔡元培：《〈国民〉杂志序》，载《国民》1卷1期。
（1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6）见《李大钊选集》2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原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17）谢选骏：《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见《五四与现代中国》31——3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李书磊：《温和的意义》，载《光明日报》1988年6月14日。
（19）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载《文学评论》1994年2期。
（20）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1989年2期。
（21）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6月版。
（24）青年学者郭国灿的《近代尚力思潮》一文，（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对二十世纪的尚力思潮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
（25）见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93页，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
（26）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3—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8）李泽厚：《试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51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9）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载《内在超越之路》，23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
（3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卷5。
（31）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2）王晓明：《潜流与旋涡》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3）同上。
（34）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太阳月刊》第2期。
（35）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
（36）谢晃：《新世纪的太阳》1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7）同上。
（38）张毓茂、钟林斌：《文学巨星郭沫若》23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3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创造月刊》第1卷9期。
（40）周作人：《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
（41）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载《新青年》9卷4期。
（42）《五四时期的社团》（二）167—168页。
（43）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
（44）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2卷1号。
（45）汪晖：《预言与危机》（下），载《文学评论》1989年4期。
（46）同上。
（47）同上。
（48）陈微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49）《何其芳选集》第一卷2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50）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4期。
（51）张申甫：《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载《中国建设》6卷5期。
（52）王富仁：《中国近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载《文学评论》1989年2期。
（53）同上。
（5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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