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界观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某种学说创立者“形象”的变换，在思想史上并不罕见。 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引起持久的、广泛的、世界性的争论，聚讼纷纭，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当然，我注意到，在众说纷纭的见解中又存在着两点共识：（1 ）马克思曾经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总体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精神无所不包，无处不在，而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换言之，马克思曾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2 ）马克思后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叫做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哲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和理论途径是什么？
2.一种传统的，也是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尤其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是促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这种见解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观点，即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接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并使马克思“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我不同意这种见解。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确起过重要作用，但它不是马克思转变的根本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问世时，马克思的确看过，但马克思当时感兴趣的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论证。同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把费尔巴哈与鲍威尔加以区别，而是把他们同样看作青年黑格尔派，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的卓越代表。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并不确切。如果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即“成为费尔巴哈派”，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在1842年还用理性衡量现实，在总体上还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在1843年还使用“下流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其次，马克思是从历史观开始转向唯物主义的，换言之，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唯物主义者，而费尔巴哈恰恰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我无意贬低、否定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但应明确，这种作用是“推动器”的作用，而不是“启动器”的作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速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进程，但不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这是其一。其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时间不是1841年，即《基督教的本质》的问世，而是1843年，即《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问世。这两部著作中的“颠倒法”对马克思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我看来，《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来说，《莱茵报》时期是令人困惑的时期。具体地说，物质利益和理性的关系，物质利益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德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着马克思：力图通过自由报刊诉诸理性的努力失败了；力图通过“哲学世界化”，即通过哲学改变世界的努力也失败了；理性和现实的矛盾出现了……真正的理性何在？变革现实的真正根据是什么？马克思开始重新审查自己原有的理论信仰——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重新理解理性和现实的矛盾。结果，导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3.实践提出的问题只是为马克思的转变提供了前提， 并规定了马克思的认识可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但它并不能自动地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理论信仰并非易事。马克思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理论探索过程。具体地说，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的结合，政治批判和哲学研究的结合，换言之，历史研究、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的“三位一体”构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理论途径或内在机制。
4.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矛盾， 马克思首先批判审查黑格尔法哲学。“巨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了真正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必须具备相当的历史知识。同时，《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国家制度的变革，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进行了历史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晶就是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研读《克罗茨纳赫笔记》可以看出：（1）在研究范围上， 马克思以法国为主，涉及英国、德国、波兰、瑞典等国从公元前600年到19 世纪2500年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历史场面。（2 ）在关注问题上，马克思关注三类问题，即所有制、阶级的形成以及国家和法的问题。其中，马克思尤为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后果和局限性，并注意到瓦克斯穆特生《革命时代的法国史》提出的观点，即“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财产平等”。梅林正确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梅林：《马克思传》，第123页）（3）在研究特点上，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积累经验材料，而是将各国的历史加以比较，从而力图在某些国家发展的特殊性背后发现历史运动的一般趋势。历史研究使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现实决定观念、事物决定逻辑的观点，并意识到“国家观念始终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第36页）。
在历史研究中，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对马克思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的观点。（1 ）阶级斗争是欧洲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又根源于经济利益。梯叶里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就是“为着真正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掩饰或者借口”（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1页）。（2 ）所有制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厦的基础，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财产关系是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一观点，认为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第一次动摇了“以往的整个历史观”，并力求发现唯物史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第4卷，第507页）。的确如此。欧洲史学，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到19世纪的兰克；欧洲哲学，从古希腊的阿那克萨哥拉到19世纪的黑格尔，或者从思想动机、绝对理性、政治行为中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或者把历史看作是偶然事件的堆积。同他们相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从财产关系中引伸出社会结构，用基于经济利益之上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运动及其规律，这无疑是其高出一筹的地方。这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这预示着“历史观的全盘革命”，它直接启示着马克思重新认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5.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又贯穿着哲学批判。 正是哲学批判使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摆脱了单纯积累材料的局限，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马克思极为重视哲学批判。马克思对实践和时代课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1页）。在德国，社会问题首先要表现为理论活动、哲学运动。“即使从历史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页）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批判 ，即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借助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1843年，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问世，马克思从中发现了人本唯物主义原则。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感性的人”、“现实的人”，并从此出发引出三条哲学原则：（1）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原则；（2）人和人相统一的原则； （3）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费尔巴哈从这三条原则又得出改革哲学的三个结论：（1）主词和宾词颠倒。只要把宾词当作主词， 将主体当作客体，即把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真理。（2）消除异化。 异化的实质就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的感性存在相分离，而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共同体之中。所以，消除异化，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社会共同体。（3）德法联盟， 即善于理论思维的德意志民族必须同善于实践的法兰西民族相结合，才能重建社会共同体。
这样，费尔巴哈以其特有的方式预示了哲学变革的方向：用主宾“颠倒法”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用人本主义异化理论论证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必然性；用德法联盟的形式组织实践新哲学的社会力量。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探索人类解放的新思路，并构成了马克思以后一个时期理论活动的方向。因此，费尔巴哈搭起了一座唯物主义之桥，构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中介环节。
实际上，哲学批判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始终。对马克思主义史的反思使我们得知，马克思并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哲学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可以说，马克思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哲学批判取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近代哲学、哲学本身以及其他各种理论有了更透切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反过来，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又使马克思比同时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透，以深沉的智慧科学地解答了时代课题。批判性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规定。“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
6.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研究、 哲学批判是为了更透彻地理解现实的社会矛盾，或者说，历史研究、哲学批判又贯彻着政治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同上书，第2页）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哲学批判交织着政治批判，同时，政治批判又吸取了历史研究的成果，并贯穿着哲学批判。研读《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以看出，“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哲学理论，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德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属于封建制度，低于时代的水平，如果仅仅否定这一制度“依然要犯时代错误”。因此，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即站在“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立场上批判德国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马克思当时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进行政治批判，不仅是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治批判受到了“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启发。同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按照“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社会变革依经济行为为转移，而不是依行政系统为转移。“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性。”（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29页）傅利叶则认为，人的内在情欲与外在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欧文毫不逊色，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生产力决定社会制度，生产力状况是“要求迅速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意义特别重要的标志”（《欧文选集》第2卷， 第51页）。在欧文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比100 多年前大得多，是一种“新奇的生产力，然而，这种本来可以消除贫困的手段却成为制造贫困的工具”。“由此可以断定，现存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实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同上书，第51—52页）。无论是圣西门、傅利叶，还是欧文，都确认历史的规律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像以往的社会制度一样走向灭亡，让位于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命定”。“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确独树一帜，对马克思认识和把握社会的物质性与规律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普列汉诺夫已经注意到，“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材料”。
总之，历史研究、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而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就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7.这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理论途径是否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以为不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研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前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时期没有进行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及其面临的矛盾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844 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这表 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其思想转变之后。
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没有进行经济学研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后来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也没有进行经济学研究。1843年，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初步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并不清楚。“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这使马克思意识到，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同时，如前所述，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不可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所以，从1944年起，马克思在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进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两项工作“二位一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理论活动的结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了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后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又对这些学说继续进行批判性研究，同时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任何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有其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困难并不在于列举马克思之前的理论成熟，而在于马克思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批判吸收的。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不构成现实的财富一样，未被马克思研究过的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之前所有的理论成就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应该是马克思确实批判继承的东西，而判断这一点的依据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尤其是其读书笔记。《波恩笔记》、《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等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吸收了哪些以及如何吸收这些文化遗产的。这是其一。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吸收了非哲学领域的成就。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延续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并不限于哲学。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形态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的先驱者在不同的国度，即英国、法国、德国和不同的领域，即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提出的问题，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形成一种理论“合力”，造就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得以产生的宏大的理论背景。这同时表明，尽管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专属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8.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自觉转向唯物主义。
之所以说是自觉转向唯物主义。这是因为：（1 ）马克思在这里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是马克思历史研究、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不但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且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地认识到黑格尔法哲学实质上是“应用逻辑学”和“逻辑泛神论”，自觉地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动力，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国家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9页）。而“思辨的思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了。（2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亚·弗格森1767年首先使用的，所以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纯粹是个英文词，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也出版一百多年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4页）马克思看过弗格森的这部著作。 此时已经把市民社会理解为财产关系、物质生活关系。所以，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与后来所提出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念与经济结构决定政治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具有一致性，后者是前者的拓展和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构成了唯物史观形成史上第一个起始原理。马克思从此走上一条哲学唯物主义路线。（3 ）马克思此时还提出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必须诉诸“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又需要“批判的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这里，起点和落脚点都是“物质的力量”。
这同时表明，马克思此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已经显露出自身的某些特征。具体地说，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仍是唯心主义，而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是从历史观开始的，这一特点实际上规定了马克思一生哲学研究的重心。马克思后来之所以能够创立“新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变革，关键就在于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换言之，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而这一点在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之时就已经显露出发萌芽。这是其一。
其二，马克思此时已经看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缺点，即“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和293页），而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则关注政治实践， 关注着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实践活动。换言之，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是同探索人类解放的途径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此进已经认识到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而他理论活动的目标就在于。为人类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安放“头脑”。这一特点实际上规定了马克思一生哲学研究的方向。正如马克思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48页）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在大学课堂上，仅仅作为哲学史上的一个派别，或者仅仅作为一门知识来传授，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无知。
9.我注意到， 马克思此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所不同，但这种唯物主义又不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因为，（1）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 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是什么，马克思此时并不清楚，物质实践以及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并不知道，生产关系还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马克思此时还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认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页）。这表明，马克思此时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具有凝重的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色彩。（2 ）马克思认识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但社会的真正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并不理解，在研究社会时，还没有达到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人就是国家、社会”的命题与“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在内涵上还有原则差别。“人就是国家、社会”这一命题本身还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
10.我们应当注意思想史上的“非此非彼”或“亦此亦彼” 时期，马克思此时的唯物主义就属于这一时期，在考察这一时期时，应当“瞻前顾后”。所谓“瞻前”，就是同前期思想相比较，用敏锐的目光把握这一时期思想的前进性；“顾后”，就是以后来成熟的思想为坐标，评价这一时期思想的局限性。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原则，即探明马克思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要弄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的确如此。对于新学说的创立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保留了多少传统观念的痕迹，而是那突破了传统观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幼芽。这是任何一种新学说的生命力之所在。就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而言，它在总体上未超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萌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背后又是生产力。所以，对市社会的进一步探讨将会导致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也的确循着这一轨迹演变的。换言之，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拓展和深化，使马克思终于解答了“历史之谜”，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并使哲学的主题、性质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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