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交论文,跨世纪论文,困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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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跨世纪的重要时刻，并且急于为未来进行新的文化选择——在这商海狂潮涛涛，严肃文化和严肃文学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对于物质和金钱的关怀远远胜过对于精神的终极关怀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慷慨的道德承担，勇敢的力挽狂澜，是对于人文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当我们读到郑敏先生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我们不禁为这位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和发展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至今仍然披坚执锐的诗人和学者的眷眷之心感动不已。
然而，从郑敏先生的《回顾》的激情洋溢、酣畅淋漓的倾诉中，我们又感到深深的迷惘和困惑。这迷惘和困惑，既是属于郑敏先生的，也是近年来困扰在我们心头的，或许还可以说，这是时代性的迷惘和困惑。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传人的当代知识分子，回首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新诗的艰难历程，当初曾经热切盼望的，热烈追求并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惨淡经营的，却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在渗透了几代人的汗水和血泪的心灵的国度里，未能长出参天的大树，未曾育出葱郁的思想文化之林，付出沉重而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与有限而贫弱的成果之间的鲜明反差，不能不令人感到沮丧和悲凉。读郑敏先生的《回顾》，字里行间，都使我们感到那样一种无可言状的挫败感，并激起我们强烈的心灵共鸣和理性反思：这位以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度创造辉煌的老诗人，臻于晚境，却又陷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网之中，下意识地对着它作出忏悔，焉不令人黯然？
不过，真切的挫败感，并不就自然而然地导致冷静的思考，在沉痛而浓郁的失落和期盼中，却极易转化为急躁而偏颇的心态。十年之前，当阿城和郑义考虑中国文学为什么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前列、实现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的时候，他们就曾经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切断了悠久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文化断裂；阿城便说过这样的话，“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①。现在，郑敏先生又一次地由“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而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矫枉过正，彻底摒弃传统文化，拒绝接受丰厚的古典文学遗产，并且由此导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畸型发展，“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把对于陈独秀、胡适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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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之间发展和淀积的传统文化，以充分发展的农业文明为前提，创造出自己的高峰，使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几十年间的摸索和奋斗的业绩相形见绌。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历史的前行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天马行空，它昭示我们的是循序渐进，厚积薄发，把继往开来的创造激情和脚踏实地的辛勤劳作结合在一起，推动新文化的车轮跨过新世纪的门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不必望古而兴叹，更无须自惭形秽。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由几十年一贯制的以行政手段领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转变为遵循商品流通规律的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的转型，在对当今的文化和文学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有责任感有洞察力的学人和作家提供了新的机遇，迫使他们去直面新的课题，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局面。遗憾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新课题新挑战面前，我们许多人却乱了手脚，为文化和文学的困窘和危机所压迫，穷而反本，转向传统文化去寻求拯救和超度。在学术界，回到乾嘉学派的呼声日炽，王国维和陈寅恪在遭受多年冷落之后又被高捧至九天之上，成为新的文化教主。在文学界，《白鹿原》和《废都》成为1993年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两部作品南桔北枳，大相径庭，却又都是面对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震荡和凄迷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前者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儒教圣人朱先生，以及他的俗家弟子白嘉轩，拜倒在传统文化脚下，期冀着在理想化了的儒家学说中栖息疲惫而脆弱的心灵；后者则是在历史转折、文化失范之际，放浪形骸，纵情女色，逃避现实，精神自戕，却也仍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从魏晋的放诞名士到明清的无行文人的有意识的效仿。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复古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回潮，更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从大众传媒中的评书艺人说“杨家将”、“岳家军”、“三侠五义”、“小八义”，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唐明皇”、“杨贵妃”、“康熙”、“雍正”、“乾隆”、“慈禧”等宫廷戏，到著名影星刘晓庆、巩俐等纷纷出演“武则天”，从久盛不衰的“易经”热，蜂涌而上的白话今译经、史、子、集，到蔡志忠的连环画经典系列，从大量的仿古建筑，以“皇家花园”，“行宫”等命名的住宅区，到所谓的宫廷秘传的占卜术、生男生女术，和以古代佳丽命名的美容护肤用品，乃至古代的房中术、推背图，以整理古籍为名出版的明清艳情小说……称本世纪以来，怀旧和复古思潮，于今为烈，大约不是妄断。从世纪之初的热血沸腾，呐喊奋进，到世纪末的沮丧失落，浪子回头，从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决裂，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岂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们无法拒绝传统，我们也无法选择传统，恰恰相反，是传统在时时制约着我们。怀旧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它具有不可替代的迷人魅力。问题在于，当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要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和批判作为既定的前提和代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质疑。
20世纪的中国，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富民强的理想，在文化和文学中，一直为现代与传统、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取舍所困扰，并且以此为主线，构成波澜起伏又迂回曲折的进程。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为这种兴替更迭的晴雨表。远的不说，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文化思潮，便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回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随之而高涨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大潮，自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并且把正在逐渐深入地展开的除旧布新的思想文化热潮命名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本世纪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开放的、广取博收外来文化的襟怀，生机勃勃，千姿百态的丰富创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决绝态度，都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中的文化人，也为我们深入批判十年内乱中甚嚣尘上的封建专制、愚民政策、闭关自守、蒙昧主义等种种弊锢提供了历史的参照系，“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道、博爱精神，又一次重现在文化人的精神旗帜上。但是，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调整和反省，经过政治风波留给人们的思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较多的批评和清算态度，指责陈独秀、胡适否定乃至毁弃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声音屡有所闻，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和谴责声中，文化保守主义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有日益浩大之势，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想文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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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最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难，并且迅速地扩散开来，在文化界学术界引起种种反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先生指责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全盘性反传统”，并且把“五四”与“文革”混为一谈，“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②。从阿城等人的“跨越‘五四’文化断裂带”，到郑敏先生对现代新诗的检讨，都读出了林毓生的影子，这大约不是妄断吧。
不过，这两点批评，是大可商榷的。说陈、胡（大陆学人总算对鲁迅保留了最后的尊敬，没有把他一并拉来祭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摒弃和摧毁传统文化，谈何容易；所谓“全盘西化”，只是愤激之词，在根深蒂固、流布数千载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要栽下西方文明的种子，并且有所收获，已经很难做到，若要使它能取前者而代之，不但陈、胡和“五四”做不到，今人也难以实现。他们只是一群有志于革新思想文化的先行者，虽然发出批判传统文化的叫战，却没有也无法较为深入地清算它；他们只是在一个人数和影响都极为有限的范围里发生作用，长久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岂是一群人一朝一夕便能致其于死地的？更重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传统自身。数千年的无所不在而又完备周全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以其雅致和精美，引诱着那些叛逃的浪子们，在孤独地流浪的疲惫和倦怠中频频回首；一方面，它所构成的巨大的惰性，仍然桎梏着今人的生活和心灵。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受到诘难，现实之中，等级制度和官本位，买卖婚姻和男尊女卑，家政势力和裙带风，“天地君亲师”的红帖子和风水占卜、吉祥数字，却仍然肆行无忌。不管人们如何地尊崇它，我们仍然顽强地认为，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负面的消极的作用，远远地大于它在今天可留可取的方面，“五四”运动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清算，它给自己规定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即使是在现代新诗的领域里，也同样是如此。
再说陈、胡的影响与“文革”的关系。对于十年内乱，我们也是亲历者，并且至今仍然在对这一现代中国的社会怪胎和癌变作执着的思考。但是，我们却无法同意如郑敏先生和林毓生先生将“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革”的疯狂破坏混为一谈的说法。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语）的时代环境下，没有决痈发聩、雷霆万钧的力量，何谈改革？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由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运动，在东西方各国，莫不辅之以激烈的社会性的群众斗争和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即使是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和平过渡，也并非那样平和从容：共和军总司令克伦威尔把国王查理一世判决了死刑；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曾经提出过“脱亚入欧”论的激烈主张。文学艺术上的革新同样如此，雨果的《克伦威尔》一剧上演所引发的群众性冲突便可以为证。至于“文革”，它绝非“五四”和陈、胡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脉相承、顺理成章的沿袭和继续，而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倒行逆施和全面反动。“五四”先驱们所清算和驱逐的封建专制、纲常节义、等极观念，在“文革”中卷土重来，变本加厉，现代迷信、个人崇拜、血统论、株连肉、文字狱、诛心术、文化禁锢、愚民政策、平均主义和“穷过渡”，等等，等等，莫不是封建主义制度和传统文化在堂而皇之的旗号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扬的科学、民主、人道和个性解放精神的疯狂反攻倒算。因此，我们回首往事，“心有余悸”的不是陈、胡的阴影和幽灵，而是延续数千年、至今仍未得到全面清算的封建主义幽灵，和从“五四”至今的思想启蒙运动所并未能切实有效地变动的社会深层的心理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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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论者是以非激进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批评“五四”和陈、胡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主张对文化传统持审慎和温和的姿态，主张文化的进步主要是靠积累和渐进，而不是革命和激进。然而，在对传统文化谦恭有加的时候，他们却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排斥，并无多少温和可言。
在《回顾》和《商榷》中，郑敏先生就显示出这种偏颇。郑敏先生指斥陈、胡“将学术讨论完全置于政治运动之下，弄得壁垒森严”，“这里的损失和后患是难以估计的”；郑敏先生说陈、胡把白话文运动变成“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以政治热情代替一切”，“他们在政治改革的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物性与客观规律……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这样，在对语言问题的重要性的反复陈述中，措词越来越强烈，性质似乎越来越严重，依此而言，陈、胡不啻是用政治强奸学术，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里，反激进主义的学者自己却不由自主地陷溺于一种急切批判的态度。令人莫名惊诧——如果说，对待文化传统，要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扬弃的态度，那么，对于今人来说，不仅仅是数千年的古代文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传统，鸦片战争以来和“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文化同样是值得尊重、审慎吸收的传统，焉能在批判“五四”和陈、胡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以同样粗暴和武断的态度去声讨“五四”、抨击陈、胡？
与此相关的，是方法的粗暴。由此郑敏先生的洋洋洒洒的长篇论文，对“五四”和陈、胡的评价，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艰难历程的描述，便常常令我们感到，作者是在凭一己的印象和即兴的灵感，以并不可靠的片断记忆，去勾划即使是广泛搜求、严格梳理也未必能够准确地全面地把握的历史风貌。譬如指责陈、胡“宁左勿右”。“左”和“右”，只能限定于政治领域中的某些特定时空条件下，在学术讨论中则应当坚决排除。就陈、胡而言，1917年的陈独秀，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鼓吹政治革命、伦理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并进则有之，说“左”论“右”则无从谈起；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推重实验和实证主义的学者，他非常谨慎地把自己的文学改良主张称为“刍议”，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逐条解释和修正他的“八不主义”，焉能以“宁左勿右”论之。
再譬如，陈独秀扬言要推倒古典文学，本来是一种特指，是与贵族文学、山林文学既并列又交叉的“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的一种古代文学类型；若不是把它混同于我们今天在经典意义上使用的、具有典范性代表性的古代文学作品，万难得出“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的论断。
再譬如，胡适说自己的诗是“很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④。话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对旧体诗词加诸新诗的束缚深恶痛绝。郑敏先生却说，胡适在排斥古典文学精华的同时，又在“悄悄地剽切以便表达白话文不能胜任的内容。怀着内疚的心情，胡适责备自己的过失是‘解放脚’”。这同样令人费解。是我们未能理解郑敏先生的文字，还是郑敏先生并未考察胡适先生自嘲“解放脚”的完整文本，而只是靠某些记忆的断片加以发挥？
而且，郑敏先生在谈到近年的理论文体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充满思维流动、跳跃、以暗喻代替说理的文体甚至进入理论文，那片自50年代以来为苏联学院派文风所独占的领地”；“理论文散文化是由于对洋八股的类科学的架构的反感，那种抽象名词加形式逻辑的文论很不适合中国式的潇洒的文体审美观。尼采式的哲学加诗和暗喻的文体在大陆的诞生是由于新生代文论撰写者对长期受压抑的，被压在正统意识形态之下的，模糊而强烈的半意识形态的意念的兴趣……从那无意识的深渊里找到一些过去被压抑的，受忽视的又确实存在的意念。”如果说尼采式的文体在今日文论中成为一种新兴文体，这当然可以成立；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抽象名词加形式逻辑”的文论体，后者毕竟是现代文论的主流，中外皆然，怎么能够以“很不适合中国式的潇洒的文体审美观”而取消它？“抽象名词加形式逻辑”，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索绪尔到德里达，他们的美学观艺术观各异，却都是尊崇着起码的思维规律和行文准则的，概莫能外。至于“从无意识的深渊里”捕捞意念和灵感，构筑新的理论，我们亦无法认同。我们宁愿承认自己是别一种保守主义者，而拒绝一味趋新，宁愿选取“抽象名词加形式逻辑”的方法立论行文，并且宁拙勿巧，宁可在资料和史实的广泛搜求的基础上下笨功夫，事倍功半，却不敢凭依自己的灵感和才气、象搞创作一样去做学问，更无意问津“无意识的深渊”。前些年，便有人倡导非理性主义和无意识，要人们凭依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去创作，并夸饰之为挽救文学危机的妙药良方。如今，郑敏先生在理论文字的写作上也推重无意识的重要性，甚至乐观地预言，“今后如果学术风气能顶住商业主义的冲击，学术环境有了改善，未来的文论就会更成熟，更接近当代的评论理论的前沿。同时汉语的现代化也会取得长足的进步。”非理性主义和无意识，果真地具有回天之力吗？我们不知道这种推测的依据何在？窃以为，今日之文风学风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游戏化随意化的散漫境地，靠一点信手拈来的材料、一点似懂非懂的理论和一点未必可靠的灵感为文，正在戕害和消解学术自身。何以救正时弊？恐怕是要加强理性的思考和逻辑的力量，在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整一上下力气，而不是相反地，坠入无意识的深渊，逃避“抽象名词加形式逻辑”这一并非为苏联学院派文风所独占的、而是立论行文的起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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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郑敏先生文章的出发点上来，“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的确是今日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所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
郑敏先生指出，新诗发展七十余年，由于始终未能认识到吸收和融合古典诗词和文言文，反而对此坚决排斥，“活埋”，“弑母”，造成新诗的困境和苍白。“今天在考虑新诗创作成绩时能不能将20世纪以前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我的回答是不能。这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郑敏先生似乎忘记了，我们也曾有过号召“古典十民歌”以发展新诗的时候，而且是由号召力极强、古典文学修养颇深、兼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的毛泽东所倡导，而且被当时的文艺界誉为“开辟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当时，虔诚地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诗人何止成百上千，但成果又是何在呢？当年的戴望舒，以融合古典诗词意境的《雨巷》名世；六十年代初期的郭小川，从汉赋的体式中获得启示，创造了《甘蔗林——青纱帐》、《哦，乡村大道》等，被誉为“新辞赋体”；贺敬之的《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长篇抒情诗，也一再地融化古典诗词名句入诗；但是，这样的个人性的努力，也和毛泽东的倡导一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作为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中刚刚挣脱出来的新诗，横向移植即对世界各国近现代诗歌的借鉴和汲取，要远远地优先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批判继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考虑的是如何借助于世界各国的近现代诗歌的启迪，挣脱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因循和束缚，表达现代人的活的灵魂活的情感和创造新的审美方式，在民族和国家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表达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心声。对于并未能够真正远离的传统，要抗拒它，相当艰难，要重蹈旧辙，却是轻车熟路。30年代末期，叶公超便作过这样的坦诚剖析：“近几年来，讨论新诗的人似乎都在发愁，甚至于间或表现一种恐怖的感觉：他们开始看出旧诗的势力了。仿佛旧诗的灵魂化身，蒲留仙的花妖狐魅，在黑暗中走进新诗人的梦中，情趣丰富的青年哪能坐怀不乱！于是，旧诗的情调，旧词的意境和诗人一同醒来……我有几位写新诗的朋友都对我说过，他们不屑多看旧诗词，因为旧诗词的文字与节奏都是那样精练纯熟的，看多了不由你不羡慕。从羡慕到模仿乃是自然的发展。”⑤而且，这种疏离感，逃避感，至今都没有消退。我们固然喜欢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它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但我们却无法在那悠远、精美的意境里安妥自己躁动的灵魂，倒是从普希金、惠特曼到聂鲁达、埃略蒂斯，更激起我们对人生的叩询，对理想的追寻，对个体与时代、历史与未来的凝思。
说到底，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创造新的辉煌、跻身世界文化巨人之林的关节所在，并不是一个语言学的命题；虽然在今天，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学美学在大陆正在成为一门新的“显学”，但是，指望以某一种最新潮最“先进”的方法和工具，去解决复杂的文学艺术难题，并非鲜见，它而是走马灯般变换不休，并且很快地就难领风骚。
我们并未有什么点石成金之术贡献于今日中国的作家和诗人面前，却是仍然依循于白居易所言，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而仍然认为情感和心灵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制胜阈。面对跨世纪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充满了机遇和选择、骚动和震荡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它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高瞻远瞩、宏观把握它的能力的问题。现实恰恰表明，我们的许多作家、诗人和学者，曾经为改革开放大潮而欢呼和呐喊，如今却是在改革开放深化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商品流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金钱和物质成为民众的追逐目标的状况下，慌了手脚，乱了方寸，失去了自己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情，失去了对民族、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关切和思考。因此，当务之急，并非是从诗歌语言入手去创造“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而是首先要提高和矫正诗人的心灵境界，扩展诗人的艺术眼光，表达出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而又执着、悲凉而又豪壮的心态，表达出中国社会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裂变、嬗替、沦落和超度，表达出我们对于民族、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之谜的质询，对人的精神、情感的深入开掘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诗人自身的精神蜕变与社会的磨合、盘整的双向交融中，寻找新的表现领域、表现手段和语言方式。没有内在的思想情感的嬗变作推动力，没有对于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体悟和把握，无论是文言还是古典诗词都不足以实现现代新诗的飞跃。此言当否？
注释：
①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1985年7月9日《文艺报》。
②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转引自谢冕《新世纪的太阳》第38页。
④叶公超《论新诗》。转引自谢冕《新世纪的太阳》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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