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经济协调视角下国家级新区 的北 —南协同发展研究
郭爱君 范 巧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南北经济差距是比东中西和东北差距更需重点关注的区域经济问题。国家级新区是推动南北经济协调的重要杠杆，但南北差距也存在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进程中。基于相对重要性评价指标，首先评估了南北经济协调相对于东中西和东北经济协调的相对重要性，阐释了南北经济协调的目的、机制和路径；随后，基于分项集中率方法、经纬度空间距离和核密度函数，评估了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程度，并考察了南北经济协调下国家级新区的协同发展位序；同时，还以陕西西咸新区、兰州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等“五区协同”为样本，阐释了南北经济协调视角下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战略。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应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导向，以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纽带，着力推进产业体系架构、贸易通道建设、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协同发展。
关键词 ：南北经济协调；国家级新区；五区协同；融入“一带一路”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强调“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在区域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中，东中西和东北板块的区域差距及协调协同发展战略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然而，中国南北板块经济差距及其扩大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比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差距更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经济问题。
与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所形成的“南北问题”有所不同，[1]中国的南北差距特指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限(北纬32。～34。之间)将中国大陆的省份划分为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而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注] 基于秦岭淮河一线的纬度，省会城市纬度低于或者接近于北纬32°的省份被划为南方省份，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省会城市纬度高于或者接近于北纬32°的省份被划为北方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中国的南北差距问题由来已久，但古代或近代中国的南北差距更多地体现为南北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差距。[2]目前，中国南北省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差距日渐减小，但经济发展差距却有逐步扩大化的趋势。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南方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1.35%，而2014—2017年间，中国南方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则分别为57.95%、58.83%、60.17%和61.03%。
国家级新区是国务院批设的、旨在以其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和试点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国家级功能性平台，是新时期重构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治理架构的重要政策工具，是促进南北经济协调的重要杠杆。然而，目前中国的国家级新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南北差距问题。2017年，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公共财政预算一般收入和户籍人口数占全国国家级新区[注] 全国国家级新区发展的4种总额数据核算中未包括河北雄安新区。 的比例分别为63.91%、66.67%、61.59%和64.31%，显示了发展过程中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特征。[3]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陕西西咸新区、兰州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等“五区协同”发展为样本，探索南北经济协调视角下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路径问题，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近期文献回顾
(一) 区域协调、协同与南北经济协调
长期以来，由于区域空间条件与结构差异、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执行及循环累积因果集聚机制的强化等原因，[4]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非协调发展的状态。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区域层面的重要表现，强调通过不同地区的关联互动和相互促进以实现区域间利益同向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发展过程和稳态状态。区域协调发展包括跨区域协调、区域与次级区域协调、次区域内部协调等层次，涵盖了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协调、科技进步与人口素质协调、社会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协调、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协调等内容，综合体现了宏观、中观、微观主体全通道协调和空间关系圈层协调等要求。[5]区域协同发展是更高层次、更高发展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区域间存异求同、优势互补，共同发挥自身潜能并步调一致地完成协同目标的发展过程和稳态状态。区域协同发展包括了大区域间协同发展、次级区域协同发展与城市间协同发展等。[6]对城市间协同发展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尤其体现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上。
目前，中国区域协调或者协同发展往往强调层级较高的政府作用，以强化顶层的机制设计来实现区域协调和协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设计必须在充分激励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科学降低机制运行成本等原则下进行。一般来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包括区域空间与组织优化机制、区域间竞争机制、区域合作共建机制、区域互助和补偿机制、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等重要组成部分。[7]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则包括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组织与决策机制、自组织运行与环境控制机制、利益整合机制等重要组成部分。[8]
式(5)中,SR ij 为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d ij 为基于式(3)计算的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经纬度距离值。h i 为第i 个国家级新区的自适应空间带宽，以所有国家级新区的空间距离阈值(经过向上取整处理，单位：km)替代。基于式(5)，可以计算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从而可得19个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的潜在主体位序，如表2所示。
(二) 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
国家级新区是众多国家级功能性平台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承载着中央政府以增长极的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图。早期的国家级新区研究重点关注如何高效地完成国家级新区的建设以及国家级新区应该如何高效地运行等方面。[11][12]这些研究为国家级新区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效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国家级新区的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绩效评价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国家级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绩效评价，主要基于一定的指标体系或数量、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评估国家级新区对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半径。[13]对国家级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强调通过探索国家级新区自身发展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的内在机制，结合国家级新区内部高效治理架构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优化提升，来实现国家级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14]尽管相关研究对国家级新区的建设思路、发展战略和绩效评估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研究成果纷繁芜杂，然而目前鲜有涉及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出现。
本文的研究旨在将对区域协调和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落实到更小的国家级新区尺度，探索构建南北经济协调视角下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路径，将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也为管窥南北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ompliance of the staff of an Academic Hospital with a CRC screening program using FIT.
二、南北经济协调逻辑及国家级新区协同的杠杆作用
(一) 南北经济协调发展更需重点关注
从中国的区域发展板块来看，区域协调主要包括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与南北板块协调等。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历来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区域政策实践中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南北经济板块差距及其扩大化已是不争的事实，[10]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为了评估区域协调发展中南北板块协调与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基于均方差的分析理念，构建了如下式(1)的相对重要性评价指标。
(1)
开放型经济是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手段，实现商品、服务和要素等自由跨境流动，实现资源在国际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特征包括生活和消费的国际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等。[21]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沿海开放型经济、沿边沿江开放型经济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等三个发展阶段。内陆开放型经济强调在破解内陆地区非沿海、非沿边或非沿江等地理特征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基础上，实现商品、服务、要素等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实现的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This study showed VDd has an increased predisposition fo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Further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assess this association and the possible risk strati fi cation of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preventing or slowing the progression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
图1 2000年以来南北经济协调的相对重要性指标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据MATLAB R2018a软件绘制。
图1中，从年末总人口数和进出口总额视角来看，南北板块协调相比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而言更具重要性。尽管基于其他4个指标值来看，南北板块协调的相对重要性要弱一些，然而2010年之后，基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南北板块协调相对重要性指标上升较快；而基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南北板块协调相对重要性指标更是直线上升，甚至在2017年超越了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南北协调更需加以重点关注。
(二)南北经济协调的基本逻辑
国家级新区自批设伊始便承载着重要的战略意图，其批复文件确定了国家层面对各个国家级新区的战略和功能性定位。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框架下，“五区协同”发展必须在各自的功能定位基础上，找准利益纽带和协同的原动力。从五大国家级新区的批复文件来看(如下表3第2列所示)，“五区协同”可以基于开放型经济的功能定位实现协同发展。
在屋里做饭的媳妇听见孩子的哭声，急忙从屋里出来，边走边在围裙上擦着手，嘴里吆呼着：“狗蛋咋啦？狗蛋咋啦？”看见哥们儿朝洛蒙背着双肩包在黑地里高粱杆似的戳着。媳妇把狗蛋从地上抱起来，颠着哄：“奥奥奥，狗蛋别哭，狗蛋别哭，我们的狗蛋不哭。”
南北经济板块差距及其扩大化源自于北方省份的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南方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所有制结构变迁不同步导致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区域产业结构变化不同步导致北方省份过分依赖重工业但发展步履维艰，南方省份依靠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轻装上阵所形成的产业发展差距，投入结构变化不同步导致北方省份资本存量增长缓慢而形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拉大，经济体制机制变迁不同步导致南北省份市场发育和成熟程度差距扩大化等。[10]一般而言，区域协调发展有增长、稳定和平衡等3个重要目标。增长目标强调激活要素的活力，尽可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定目标强调降低系统性和结构性危机的可能性，保证就业和收入稳定性；平衡目标强调减少区域间在增长、就业、收入和基础设施供给等方面的差距，保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南北经济协调的目的在于在保证南方省份持续增长基础上，发挥南方省份发展的示范效应和协同带动作用，以加大对北方省份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及深化北方省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手段，充分刺激北方省份挖掘发展要素的潜力，实现北方省份经济高速增长，缩小南北经济板块差距。实现南北经济协调，必须构建以龙头带动、产业协同、生态共建和利益同享为特征的互动发展机制。[15]主要的路径包括实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南北经济板块的协调和协同发展；实施向北方省份更加倾斜的财税和转移支付政策；在国家层面交通、能源、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实施向北方省份更加倾斜的投资政策；国家层面批设促进地方发展的国家级功能性平台时更向北方省份倾斜；以南方省份为主体的南北板块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对口帮扶和协作协同以及南北不同层级的功能性平台间的协同发展等。
(三)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是推动南北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
以不同层级的功能性平台建设和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南北省份不同层级的功能性平台之间实现协同发展，是实现南北经济协调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之一。从中央政府批设功能性平台的政策实践来看，国家级功能性平台主要包括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城市群、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类型。其中，国家级新区强调对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或路径的探索。有鉴于此，实现南北省份间国家级新区的协同发展，将是以产业协同方式推动南北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同时，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实现南北省份国家级新区间的协同发展，也是撬动南北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实现南北省份国家级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各个国家级新区，尤其是新近批设国家级新区在其属地省份GDP中的占比大为提升，不仅是南北经济协调的直接体现，更是推动南北经济协调的重要手段和杠杆。
三、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基于分项集中率的分析
关于经济社会空间差距测度的方法众多，[16]然而囿于数据年份较短及数据截面部分短缺的原因，本文拟基于分项集中率来阐释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问题。分项集中率最初用于省域间工资差距及其演进情况的评价，[17]主要依据特定指标的排序和占该指标值总和的比例的一定组合，来考察特定指标在不同个体间的总体差距情况。为了从总体上考察所有个体基于某项特定指标的绝对差距情况，本文在王开科构建的分项集中率指标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绝对值处理，如下式(2)所示。
(2)
式(2)中，SICR 代表分项集中率，k 代表第k 个特定的指标，n 代表纳入评价的个体总数，p r,k 代表第r 个个体的特定指标取值占所有个体指标值之和的比重，r 指按照p r,k 取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的个体，r =1,2,…,n 。对于某一特定的指标值而言，当所有个体的取值相等，即
或者p 1,k =p 2,k =…=p n,k 时，则式(2)中的SICR k 值将转变为所有个体关于某一指标不存在差距状况下的理想值，即
这意味着SICR k 越趋近于零时，所有个体基于某一特定指标k 的空间差距会越小，反之，则空间差距会越大。
基于式(2)，可以评价中国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结果如下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截止2018年11月，中国共计批设了19个国家级新区，但多数国家级新区批设时长较短，再加上批设时间到正式挂牌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漫长的建设周期，同时，国家级新区内产业的招商引资、落地生产和产生效益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使得国家级新区的数据资源残缺不全。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2017年除了河北雄安新区之外的18个国家级新区的相关统计资料来考察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问题。限于数据的限制，本文这里选用的评价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总人口数。
Num =1+3.322×Log 10(n )
表 1中国国家级新区发展空间差距的分项集中率计算结果
表1中，从国家级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看，南北省份间的国家级新区之间分项集中率远远高于南方省份内部或者北方省份内部国家级新区之间的分项集中率。而从国家级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总人口数等指标来看，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远远大于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南差距或北北差距。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南北差距呢？本文认为主要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南北省份所批设的国家级新区数量来看，北方省份少于南方省份，截止2018年11月，中国北方省份共计批设了8个国家级新区，并且河北雄安新区尚未真正的运行和产生效益；相比较而言，中国南方省份批设国家级新区数量则较多，共计批设了11个。第二，从南北省份的国家级新区投入来看，中国南方国家级新区的投入总量远远大于中国北方的国家级新区投入总量，其中南方国家级新区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是北方国家级新区的2.0倍和1.6倍。第三，从南北省份国家级新区对要素的吸纳能力来看，尤其是从人口吸纳能力来看，中国南方国家级新区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北方国家级新区人口总数的1.8倍。第四，从经济发展的成效来看，中国南方的国家级新区发展成效也远高于北方的国家级新区。尽管部分北方国家级新区批设较早(如滨海新区和兰州新区)，但经济发展的体量仍较小，不足以带动整个北方省份的国家级新区发展。事实上，南方国家级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北方国家级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的1.7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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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北经济协调下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主体
国家级新区的协同发展是充分挖掘国家级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和潜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从而促进所有国家级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缩小国家级新区差距的重要手段。在南北经济协调大背景下，构建以保证南方国家级新区持续发展和促进北方国家级新区超速发展为特征的国家级新区北-南协同发展新格局，将是缓解南北经济板块差距扩大化的重要战略手段。
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是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这种协同发展不是将所有国家级新区全部纳入到协同发展框架之中，而是基于北方和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北方国家级新区为主导，构建一个或多个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组织为依托，来促进组织内部国家级新区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的主体确定，也就是考察现有的19个国家级新区中哪些应该被纳入北-南协同发展的框架中。
依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国家级新区之间距离越远，则空间影响关系可能会相对较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来确定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主体。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基于经纬度距离公式，确定19个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其次，基于斯特基分组公式来确定单个北-南协同发展组织中应该纳入的国家级新区个数；[18]再次，基于Bi -Square 核密度函数来确定19个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19]最后，基于19个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重点考察近期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能够与哪些国家级新区实现协同发展，进而确定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主体。下式(3)、(4)、(5)分别显示了基于经纬度的距离测算公式、斯特基分组公式和Bi -Square 核密度函数公式。
d ij =r e ×arccos[sin(β i ξ )sin(β j ξ )+cos(β i ξ )cos(β j ξ )cos(α i ξ -α j ξ )]
(3)
数据来源说明如下：(1)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于《国家级新区发展报告 2018》。[3](2)西咸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缺失，依据2017年西安市统计核算中新纳入陕西西咸新区的现实，本文以西安市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减去2016年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1+2017年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来核算陕西西咸新区的GDP，其中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7%。(3)国家级新区的总人口数按照2018年年初户籍人口数核定，均依据各国家级新区的官方网站收集总人口数据信息。(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户籍人口数据缺失。其中，舟山群岛新区和南沙新区的户籍人口数分别以对应年份舟山市和广州南沙区人口数替代。湘江新区和江北新区人口数分别以2016年初数据和2017年初数据为基础，并按年均增长率5‰折算。滇中新区人口数据以2020年规划数为基础，并以5‰的增长率进行扣除。
(4)
(5)
式(3)中，i 、j =1,2,…,19代表按照批设时间顺序排序的19个国家级新区，i ≠j 。d ij 为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经纬度距离，d ii =0。r e 为地球半径，取值6378.1km。arccos、sin、cos分别为反余弦函数、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α i 、α j 分别为第i 、j 个国家级新区的经度，β i 、β j 分别为第i 、j 个国家级新区的纬度。19个国家级新区经纬度数据依据Google Earth获取。ξ 为经验常数，取值为ξ =π /180，π 为圆周率。基于式(3)可以确定19个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经纬度空间距离。
式(4)中，Num 为单个协同发展组织中可以被纳入的国家级新区个数，n 为国家级新区总数，即n =19。由此，单个协同发展组织中可以纳入的国家级新区个数为5(经过四舍五入处理)。以各个国家级新区到距离其最远的第5个国家级新区的空间距离作为阈值，结果如下表2第4列所示。表2中，19个国家级新区空间距离阈值的平均值为814.26km，与中国省级层面空间溢出效应阈值的一般经验设定值(800km)近似。
2.结构模因复制。模因(meme)是Ricard Dawkins 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自私的基因》(T he Sel f ish Gen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模因的译名采用何自然、何雪林的说法)。并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播的单位,或模仿的单位。在语言学领域,那些不断得到复制、模仿和传播的词语、句段、篇章都可以成为语言模因。②一些网络新词，在网民中广为流传，被网民所喜爱和接受，因而成为模因。由此复制仿造大量相关的词语和句子并广泛传播。典型的有：
基于式(1)，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结构特征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进出口总额等评估要素，即m =6，评估了2000年以来南北板块协调与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如下图1所示。6个评估要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及31个省份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并按照省份属于南北经济板块或东中西和东北经济板块进行分别汇总。[注] 东中西和东北省份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划分方法，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0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安徽等6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份，东北包括辽宁等3个省份。
南北经济协调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南北经济板块的缩微。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协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为战略引领，以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四大板块协调为战略骨架，以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9大国家级城市群、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19个国家级新区等为战略支点，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中最重要的、框架性的发展战略。[9]相比较而言，南北经济协调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尽管部分文献已经注意到了南北板块的发展差距，[10]然而尚未有文献对南北经济协调的逻辑及路径做出系统的研究。
言顺比滑泽，洋洋丽丽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厚恭祗，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宏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燥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
表 2基于空间影响效应的 19个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位序
基于表2的分析结果，天津滨海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河北雄安新区、大连金普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南京江北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大连金普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南京江北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大连金普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天津滨海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河北雄安新区、长春新区。哈尔滨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长春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长春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哈尔滨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天津滨海新区、大连金普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从这6个国家级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来看，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中仅有南京江北新区可能被纳入到这6个国家级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框架。同时，南京江北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则包括上海浦东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和江西赣江新区。由此，从国家级新区之间的空间影响效应来看，这6个北方省份国家级新区与其潜在协同对象之间的潜在协同关系并不十分稳定。
相比较而言，兰州新区和陕西西咸新区与其潜在协同对象之间的潜在协同关系要稳定一些。基于表2，兰州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包括兰州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湖南湘江新区。由于河北雄安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并不包括兰州新区和陕西西咸新区，由此四川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和湖南湘江新区的潜在协同对象将成为分析的重点。就四川天府新区而言，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是其潜在协同对象；就重庆两江新区而言，四川天府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是其潜在协同对象；就湖南湘江新区而言，江西赣江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和福州新区是其潜在协同对象。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陕西西咸新区、兰州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等五个国家级新区为样本，以样本地区的协同发展(以下简称“五区协同”)，来探索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路径问题。[注] 单纯就北方省份或南方省份内部的国家级新区协同发展，其潜在的主体范围可能会更广，但不在本文主题分析之列。
实操能力方面:具备较强的分析产品价值的能力，能充分理解理财产品和工具。能够针对客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理财规划，理财师所要求的基本知识和业务技能掌握良好，能够独立开展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理财的业务。
五、南北经济协调下国家级新区的北-南协同发展路径：以“五区协同”为例
(一) 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导向，强化发展目标协同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新开放格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协同发展的重大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均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协同发展具有厚实的发展基础。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具有异质性，使得地方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互补性优势；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又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这为区域间有效交流和协同奠定了天然的“共同话语”。
Smart 3D软件不仅可以实现三维建模，还可以将立体转化为平面，根据需求输出仪表室外图、供气图、电缆槽图等各种施工图纸。利用Drawings and Reports功能，设计人员可以根据需求创建图纸模板，完成映射逻辑定义、图框图章编辑、图面属性设置等工作。
不过，我国地区经济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包括沿线国家整体投资环境差、主权政治和宗教信仰存在分歧；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协同发展的能力有所区别，而地区经济发展中国际投资资金的短缺和专业语言、管理和产业发展人才的短缺也限制了地区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规模与水平。[20]有鉴于此，强化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各类功能性平台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协同发力，是确保地区经济真正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国家级新区是新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和协同发展的重要功能性平台，包含陕西西咸新区在内的五大国家级新区既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地区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促进五大国家级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并形成“五区协同”发展格局既是地区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以“五区协同”为手段破解南北经济分异困境的重要保证。
一个深秋的傍晚，紫云独自来到河堤上，走向清冷的河西。在爬满荒草的堤坡上，远远望见水仙芝。夕阳的余晖，落在白色披肩上，她身穿一袭淡蓝色羊毛套裙，静坐在草地上，深情地凝望着河水。
(二)以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纽带，强化功能定位协同
南北经济协调是应对南北经济板块差距及其扩大化的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找准南北经济协调的基本逻辑，必须在对南北经济差距及其扩大化的原因精准把脉基础上，结合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考量其互动发展的机制和路径。
式(1)中，RII m 表示基于第m 个评估要素的板块协调相对重要性评估指标。i ns 表示基于南北视角的经济板块个数，i ns =1,2；i ew 表示基于东中西和东北视角的经济板块个数，i ew =1,2,3,4。y m,i ns 、y m,i ew 分别表示第i ns 、i ew 板块的第m 个评估要素值
和
分别为y m,i ns 、y m,i ew 的均值。式(1)中，RII m 取值大于1，则说明南北板块协调更具相对重要性。
欧安诺还宣布在2018年早些时候与美国康弗登公司(ConverDyn)签署转化服务供应合同。合同的有效期为五年，涉及的交易量相当于科莫海克斯二期产能的约20%。这份合同意味着，在短期内，美国核电厂约40%的铀转化服务将由法国提供。康弗登是美国梅特罗波利斯厂的产品销售代理。
表 3国家级新区的北 -南协同发展主体的功能定位和产业架构
基于功能定位的协同，五大国家级新区的协同发展必然以开放型经济发展，尤其是以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为纽带。在批复文件中，陕西西咸新区及兰州新区均强调向西开放，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则强调内陆开放。陕西西咸新区和兰州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其向西开放也是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除了西向开放外，内陆开放还包括南向、北向和东向开放；同时，内陆开放也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集合体。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地处中国西南省份，其地理位置特征决定了其开放型经济发展可能会以南向开放为主。由此，五区协同的功能定位应该以西向开放和南向开放的协同推进为主。
(三)以开放型产业体系建设为载体，强化产业发展协同
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产业增加值逻辑，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开放型经济发展也必需建立在一定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基础上。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框架下，“五区协同”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在深入把握五大国家级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和规划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特征和贸易需求，对产业结构进行全球化的战略性重组；同时，还应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突破“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重塑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2]
笔者基于五大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文件和产业发展规划，总结了五大国家级新区产业体系构建的实际定位情况。从表3中可以看出，五大国家级新区都将发展现代制造业摆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并由此强调支撑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物流、金融、信息和专业服务。有鉴于此，为了找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五区协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产业体系建设逻辑和产业链、价值链协同建设逻辑，笔者还整理了分属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和中亚等地域板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工业行业和主要的进出口产品情况，如下表4所示。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频率协调控制的有效性,通过搭建MATLAB/Simulink仿真模型进行验证。柴储混合电力系统模型参数取值如表1所示。
表 4区域板块视角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主要工业行业和进出口产品
按照五大国家级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陕西西咸新区和兰州新区应主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板块、中东欧板块和西亚北非板块，而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应主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板块和东南亚板块；同时，五大国家级新区还应互为平台，实现陕西西咸新区和兰州新区的南向开放，以及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贵州贵安新区的西向开放。主要的产业协同发展策略包括：第一，基于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的不同逻辑，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区域板块的主导工业产业和主要的出口产品供给和主要进口产品需求，建立起国家级新区间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开放型产业体系。第二，具体的产业配置中，应严格限制五大国家级新区布局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行业、化工产品行业及纺织品行业等，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发展，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工业产业错位发展的格局。第三，基于五大国家级新区各自不同的开放型产业体系特色和开放方向的针对性，建立起协同招商引资机制。在引进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中破除行政区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成见，按照开放型产业体系的架构需要来进行五大国家级新区的产业布局。第四，五大国家级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和轻工业产品供给资源，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药品、电器电子产品等的强大需求，加大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力度，重塑产业链和产业价值链。
(四)以协作推进物流节点建设为抓手，强化贸易通道协同
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框架下，推动“五区”实现开放型经济和产业体系的协同建设和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实现“五区”国际贸易通道的协同建设。一般而言，国际贸易通道包括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国际贸易通道的协同建设强调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区之间政策法规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海关等政府行为的合作性和协调性，以及通关手续的简化和支付优化等。[23]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国际贸易通道协同建设的基石。
川矢乃阴险狡诈之人。他知道，对付身怀绝艺的中国人，不可以武相逼。他的计谋是屈意奉迎，以“德”攻心，麻痹对方。一旦秘方得手，即格杀之，以让此方在中国境内失传绝迹。
一般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官场+市场”特征，[24]政府规划在贸易通道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五区协同”发展，必须在充分把握国家层面对五大国家级新区所在省份的国际贸易通道发展战略定位基础上，协同推进物流节点建设。下表5显示了国家层面对“五区协同”属地省份的国际贸易通道发展的战略定位。
表 5国家层面对 “五区协同 ”属地省份国际贸易通道发展的战略定位
基于“五区协同”属地省份的国际贸易通道发展战略定位，主要的物流节点建设协作推进要点包括：第一，依托西南、西北两大机场群，构建以成都、重庆、西安机场为核心的国际民航货运通道，构建贵阳与成都、重庆机场，及兰州与西安机场的协同建设和协同物流机制。第二，依托“中欧班列”及边境铁路口岸，强化五大国家级新区的国际无水“陆港”建设，促进五大国家级新区对接“中欧班列”及边境铁路口岸的运输通道建设，提升五大国家级新区至中东欧板块、南亚、中亚和西亚北非板块的贸易通道便利化程度。第三，依托西北、西南国际运输走廊，强化五大国家级新区对接新疆、云南、内蒙古的运输通道建设力度，推动公-铁-水-海多式联运的科学发展，提升五大国家级新区西向、南向和北向出境通道的便利程度。第四，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强化五大国家级新区以长江上游港口为物流节点对接上海等国际物流中心，推动江-海联运的科学发展，提升五大国家级新区向东南亚等板块出境的国际贸易通道便利程度。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养猫，也养狗。农村人不会拿猫狗当宠物，养猫是为捕鼠，养狗是为守夜。今天的城里人，基本上都是将猫儿狗儿当宠物养。宠物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不妨说，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这个社会就开始走向现代化了。
(五)以强化官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为桥梁，强化科技创新协同
创新处于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中的首位，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引擎。“五区协同”发展开放型经济和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必须建立在五大国家级新区的科技创新协同基础上。鉴于科技创新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角色扮演的差异性，实现五大国家级新区的科技创新协同，必须以强化官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为基础。主要的发展战略要点包括：第一，建立五大国家级新区间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协同编制科技创新规划或行动计划，以统一的战略扶持基金、互助的政策性信贷及多元化的担保体系等形式强化对协同创新的支持和引导。第二，打造五大国家级新区间的协同创新产业带与科技创新产业联盟，促进“五区协同”的科技创新合作园区共建，形成五大国家级新区间的创新集聚重点区和重要节点。第三，以五大国家级新区及属地政府联合出资等形式，成立协同创新运营主体，基于出资份额和协商一致原则等建立国家级新区间的经济核算和税收共享分配机制。第四，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协同建设为纽带，构建官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机制，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平台以实现技术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科技金融的联动支持机制，以及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的协同供给机制。
(六)以协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支撑，强化环境保护协同
绿色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下，环境保护已经被提升到了十分重要的高度。推动国家级新区的“五区协同”，尤其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开放型产业体系打造和国际贸易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协同，必须强调环境协同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主要的发展策略要点包括：第一，设立“五区协同”的生态文明协调建设委员会，完善生态文明“五区协同”建设和推进的目标责任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构建交互式、多期循环的环保督查制度。第二，立足于“五区协同”的开放型产业体系建设，以再造生产流程为手段，联合打造循环经济园区，引进和培育绿色产业发展；同时，设立“五区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融资平台，设立统一的生态发展基金和生态产业担保机构等，保证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第三，强化跨区域资源与环境的空间优化开发，建立“五区协同”的资源、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统一的资源使用权、排污权、碳排放等交易市场，构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及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监测和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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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5；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2-117-127
基金项目： 甘肃省委省政府委托“甘肃如何融入‘一带一路’研究项目”(LDBR2018-018)；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8LZUJBWTD013)(18LZUJBWZY100)。
作者简介： 郭爱君，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范巧，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责任编辑：唐少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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