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主义论文,国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①思想的关系问题，最早是由国外学者迈斯纳等人提出，进而影响到国内学术界的。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国内学术界的激烈批评与争论。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的分析越来越客观化、系统化、具体化，从一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争论，渐渐转向学术理路的分析探讨；但国内研究也有不足，主要在于：首先，只是局限在对国外学者某些论点的反驳上，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论点产生的背景，对于“民粹主义”思潮的多元内涵未做深究，一律不加区别，一概等同视之。其次，部分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动态发展缺乏历时性把握，习惯有选择地用不同时期毛泽东文献中的个别观点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因此，重新审视一下国外学者解读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的初始语境，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毛泽东及其思想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外学者所谓“毛主义”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的提出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民粹主义”通常被看成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较早提出毛泽东思想中民粹主义问题，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等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70年代，他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写道：“民粹主义的观念确实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③1982年，迈斯纳把自己的一些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使得这一观点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后，“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被不少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加以运用，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在这些学者中，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的综合；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著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日本学者永野英身甚至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④那么，国外学者为什么这样重视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呢？
首先，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所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学者的高度关注。对于迈斯纳等国外学者而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新问题，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但用马克思主义又很难解释中国这场革命，这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困惑。这种文化心理的冲击在美国的中国学家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而在迈斯纳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试图变换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域产生的新问题，所以迈斯纳把民粹主义视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多现象的思想渊源，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问题、毛泽东对于青年人特殊的信任、相信和鼓励群众的自发性、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穷过渡”的思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等。迈斯纳认为，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⑤，但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其次，这一问题的提出还与当时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背景有关。20世纪60年代，国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使得他们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外去解释毛泽东思想。迈斯纳认为，在试图弄懂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注释式地考察中国共产主义者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作用的著作，把它们同早先的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加以比较，是十分不够的。因此，“跳出正统的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用更广阔的理性和历史的观点来探讨毛泽东主义，可能会是有益的”，“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也许就是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点。探索毛泽东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其只把毛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作比较，不如通过把毛泽东主义思想内包含的成分，与某些在‘前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的’革命运动中已明确表明的普遍观点和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做可能要有效一些”。在迈纳斯看来，把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比较，并没有指认毛泽东直接受到俄国民粹主义影响的意思，确切地说，讲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是就它们某些独自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境而言的。列宁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对民粹革命家表达和提出的思想及问题所作出的反映”。⑥
迈斯纳提出，研究民粹主义的目的，主要不是以它来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其目的在于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新的尝试，深入探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应该说，从方法论上看，迈斯纳选取民粹主义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视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寻找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他也陷入了新的认识误区，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一模式建构成绝对对立的，并用于解释正统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机械地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必然会夸大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过分渲染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忽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的斗争，乃至无视两者的不同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学者提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问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在分析国外学者的观点时，必须把这些背景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系统地分析，更好地加以吸收和运用。
二、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的依据
回溯国外学者探讨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的具体背景，还原问题形成的原初语境是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与民粹主义关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国外学者究竟如何指认毛泽东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
1.认为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盲目崇拜农民，有“贫下中农”的倾向，这一点看上去与“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相类似
国外学者把毛泽东对农民的关心追溯到其早年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青年毛泽东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造反运动的重视，表明他是一个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的民粹主义者。国外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俄国的民粹主义，其主要标志是他1919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如施拉姆就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一个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他把民粹主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民粹主义寄希望于农民，广义的民粹主义寄希望于人民大众。施拉姆说：“毛泽东1919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表明并不特别关心农民，因此他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民粹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⑦莫里斯·迈斯纳也认为，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同民粹主义一样，对人民固有力量的潜力的特殊依赖，“1919年下半年，在毛泽东正式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几个月出版的早期政治著作中，他看到中国人民作为唯一的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大声疾呼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行动。”⑧魏斐德同样认为：“毛泽东编辑了他自己的一本刊物《湘江评论》；这份刊物发表了毛泽东的第一篇重要政治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这篇文章还处在一个前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阶段。”“毛泽东的民粹派文章准确地反映了1919年夏季社会骚动的特征。”⑨
国外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倡导了民粹主义试验，提出通过创办以农业劳动为主的新村来改造社会。1920年青年毛泽东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毛泽东倡导“湘人治湘”，建立独立的湖南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关于区域自治联合体的思想翻版。日本学者永野英身在《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当时写的关于湘人自决主义文章的思想背景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活动家关于区域自治联合体的民粹主义思想，“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仍处于1919年刊登在《湘江评论》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这一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延长线上。”⑩
此外，国外学者认为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把民粹主义又嫁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上。1926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主张用贫富的差别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在1926年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贫农大加歌颂，赞扬他们是革命先锋和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而没有提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思想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后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形的文化因素。”(11)史华慈认为，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其说是出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如说出自俄国。我们这里找不到那些贯穿在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阶级独立的革命作用的责难，相反这里不断地暗示农民阶级自身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2)
迈斯纳提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得更加显著，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自己。在毛泽东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强调了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和有组织的控制。(13)
迈斯纳进一步论说，在革命后的年代里，毛泽东那些倾向农民的民粹主义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民粹主义路线，“毛泽东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念，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14)迈斯纳认为，晚年毛泽东“相信群众”的民粹主义倾向表现得更加强烈，戏剧性地表现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赞美群众的“无限的创造力”，说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党则不如对群众那样非常看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起初完全绕过了党，号召群众反对党和它的大多数领导。(15)
永野英身在《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所谓“越穷越革命”的“米柜论”。这种阶级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巴枯宁的民粹主义思想，他们的思想共同点表现在：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与毛泽东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农民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类似；巴枯宁的“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民的处境、即解决他们的全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毛泽东的“革命的问题是解决吃饭和失业的问题”十分接近；毛泽东要求革命家与农民在感情上融为一体，而巴枯宁也号召“到民间去”，要求以革命为志向的知识分子“真正地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巴枯宁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与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也很类似。由此他进一步发挥说，毛泽东“终生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意识问题。这件事意味着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为背景的历史必然论”。(16)
2.认为毛泽东的心态有许多特征是民粹主义的，如毛泽东对专业技术的不重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信任、反官僚的倾向、反城市的倾向以及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感等
迈斯纳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比，它们与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这些方面是：毛泽东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有成见；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主义色彩。”(17)
概括来讲，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态度有以下几种表现。首先，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态度表现在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即一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毛泽东主义中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的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具有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较少地具有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18)例如，毛泽东曾说过“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坑里去”。(19)其次，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态度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给群众，还告诫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20)另外，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态度表现在反城市倾向。俄国民粹主义者把现代城市看作是破坏农村“社会主义”风俗与传统基础的危险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异己的力量。在迈斯纳看来，正像民粹主义者指责城市是资产阶级腐恶之源一样，毛泽东也在城市里找到了旧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残余和新的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滋生地，并且正如俄国民粹主义者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和普遍瞧不起西方城市无产阶级一样，毛泽东也是轻视现代西方社会各阶级，又担心中国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总是太易于受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存在疑惑，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对农村的相对纯洁和农民的信赖上。
3.认为毛泽东未能摆脱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以致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台一系列政策
国外学者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非正统性或民粹主义倾向时，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1958年后把“一穷二白”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以及“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和“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等这种对落后优势的特殊理解与俄国民粹主义相似。迈斯纳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的信念是“落后本身为革命的未来提供了道德和社会的特殊有利条件”，而与之相似的是，毛泽东思想中也存在着关于落后优势的特殊理解，如“毛泽东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更相像的还有，像“赫尔岑在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时宣称‘我们一无所有’那样，毛泽东也宣告中国是‘一张白纸’，并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21)
迈斯纳进一步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最突出的表现，毛泽东晚年以牺牲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社会主义，为此甚至抛弃党这个实现马克思主义目的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完全不是马列主义。
三、几点分析和评价
反思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可以发现，一方面，由于受到时空背景与学术背景的限制，国外学者在分析上显然存在大量误读；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些观点进行辩证分析，适当肯定其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1.国外学者在民粹主义内涵界定上不统一，非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
应该说，广义的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它是指一个国度在其不发达时期或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对现代化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种激进的话语以及相应的政治趋向或态度，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人民大众利益与愿望。”(22)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S.M.Lipset)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23)。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民粹主义”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褒贬性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变换的概念，超越了固定的时空界定。然而，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在其民粹主义或其所谓“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上过于个性化，把民粹主义更多地理解成“俄国式”的民粹主义(24)，并将它作为典型，将毛泽东在某个具体阶段的言行与俄国民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相类比，由此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其实，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俄国特定社会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不能简单地用俄国的民粹主义来诠释其他国家和社会的现象。毛泽东及其思想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解应该放在当时中国的背景基础上，应当作客观地、完整地、历史地分析，不能笼统地以某个概念来概括和说明。如果脱离具体的背景对历史人物进行笼统的说明，势必会得到片面的理解。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终其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民粹主义者。但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早年处于动荡的中国社会中，又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他的一生曾经出现过多种思想，或者说，在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出现非连续性，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为，关于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应当分为三个阶段加以厘清。首先，早年毛泽东，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这是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现实土壤。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现了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推行的工读新村运动就是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一个明显例子。其次，史料表明，自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经发现了民粹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民粹主义加以批评。第三，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那里，由于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片面地追求公有化的程度，导致类似“民粹主义”错误的形成。因此，笼统地认定毛泽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是不妥当的。
2.国外学者依据毛泽东依靠农民、走群众路线的做法，错误地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民粹化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体系和方法的问题，是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观点区别的关键所在。西方学者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逻辑理论体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逻辑理论体系，它更多的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其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在于其“方法”，这同时也意味着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关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们之所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且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他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主力军的阐述以及后来的“群众路线”就是很好的证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民阶级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以高度重视农民，紧紧地依靠农民，提出了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坚强的同盟军，而且是民主革命的生力军，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决定性力量的思想。
毛泽东重视农民，但并没有忽视无产阶级，而是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的领导者，这从毛泽东在党的历次会议的讲话中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来。比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同时，毛泽东重视农民，但他从来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从来没有盲目地崇拜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性，而是强调要改造农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5)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提出，依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力量，采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和组织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毛泽东始终没有忽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领导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强调农民的作用、重视农民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而不是“乌托邦”式的误读。
3.国外学者局限于民粹主义框架内分析毛泽东的晚年失误是不全面的
首先应当承认，毛泽东晚年在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的掌握上存在着矛盾。本杰明·史华慈在论述毛泽东晚年思想根源的时候，将毛泽东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晚年强调道德因素的作用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二三百年未曾解决的问题——“卢梭式的问题意识”(26)在中国社会的表现。(27)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正确决策的时候，能坚持用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历史，使道德标准服从于历史标准；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道德标准的作用，偏重从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道德因素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影响了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正确估量，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正确决策和判断。其次，毛泽东的晚年失误是由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失衡而导致。正如近藤邦康所说，“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人民‘理想主义’与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28)。另外，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出现失误，是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处理若干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判。因此，仅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经验缺乏而定义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这种做法失之简单和片面，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之，国外学者以民粹主义视角对毛泽东思想溯源定性，表现出他们理论视野的局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和方法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民粹主义”框架之外得到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西方学者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阶段性的思想，也忽视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这一前提，同时他们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农民问题缺乏认识。事实上，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转变的道路问题，即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从而既避免了因垄断带来的资本主义弊端，又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本封建条件下的历史作用。这与西方学者所谓的民粹主义定性是根本不同的。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研究，虽然理解上有些偏颇，但它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时刻不能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正视这一研究的借鉴性意义。正如胡绳所说：“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29)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路线方针作了重大调整，把中心任务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要的地位，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犯过去曾经犯过的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根主线，始终不渝地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与此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见其所短为我所鉴，进一步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防范“左”倾思想再次泛滥。为此，讨论并正确认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才显得必要并且重要，这才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民粹主义”英文为“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民本主义、大众主义等等，是一种激进的追求公正平等生活的理论，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但从其产生的特定年代和特定国度而言，曾经具有进步的意义。
②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③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⑤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94页。
⑥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66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⑧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82页。
⑨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15页。
(11)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12)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3)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82页。
(14)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84页。
(15)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91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26-27页。
(17)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88-89页。
(18)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9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20)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90页。
(21)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88页。
(22)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3)S.M.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GardenCity:Anchor Books,1967,pp.77-78.
(24)国外学者一般把民粹主义追溯到俄国社会，“俄国式”的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到70年代产生于俄国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民粹主义者把俄国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由此而来。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
(26)史华慈所谓的“卢梭式的问题意识”是由启蒙运动中两股互相对立交错的思潮所组成。这两股思潮分别是以伏尔泰、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the engineering orientation)和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the moral orientation)两大流派。
(27)史华慈：《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与党》，转引自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28)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和建设者》，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5页。
(29)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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