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民主政治遭遇困境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深层逻辑？
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优势的源泉
文_刘海涛
政治制度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我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治理模式”不过是这一制度的运行方式，具体体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在长期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其源泉在于对历史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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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深远历史传承
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传承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不仅仅是“德治”或“人治”，也非常重视“法治”和制度建设。古代的“礼”既是习俗和道德规范，同时也具有“法”的性质。《周易》中就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的说法。《汉书·元帝纪》有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些都体现出先民德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当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治国”的权力只能掌握在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手里，但要依靠这些“制度”和“礼”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延续。
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也继承了革命的传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或曰现代化的进程，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实现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转变。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但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从宏观上说，“法”就是制度本身。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来说，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建立了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组织即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组织原则，即中共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解放战争时期，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区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其组成人员不经普选而是协商产生，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政权主体，联合其他阶级参与政权管理，把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排除在外。这一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政权组织形式，带有过渡性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1953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普选，并陆续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基础上，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的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形成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现实就是人民利益。 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国家机关高效运转，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在围绕民主、团结两大主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合乎中国国情，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促进民族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正确选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基础和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实依据。这说明我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
现实就是基本国情。 国情，既是现实，也是历史的延伸。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度，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决定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必须尊重传统。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态时，曾经注意到同样是以共同体为基础，亚洲一些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与希腊、罗马、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相比都有各自的特点。联共（布）理论家尼·布哈林曾预言，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这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适用于中国。所谓“亚细亚的形式”，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中央集权”，但恰恰“两千多年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离开不了中央集权这一历史形成的政治体制，中国式东方文明的创造，主要是以这个统一国家的创造为前提的。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必否认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性、残酷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积淀、滞后作用，不能否认它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阻碍作用。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李祖德、陈啟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这样的历史“基因”必然要影响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也不可能生长出西方模式，对此必须给予尊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二、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立足坚实现实根基
现实就是历史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由此才引申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将其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同时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传统社会的“德”和“法”赋予社会主义的崭新内涵，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适应和满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使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相适应”就是其优势的体现，即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
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就是沿着这样的线索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的新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最终归属和所有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既传承着历史基因和革命成果，又遵循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为其优势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只能说“基本适应”而不是“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这说明它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定型，但因“基本适应”而具有改进和发展的余地和空间，无须另起炉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我们党着眼未来制定的重大战略举措。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发展，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将会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机活力。
大观园是隐逸者的“世外桃源”。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我国古代文化中一直以隐逸之士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如：《诗经·卫风·考槃》对隐士的歌之，颂之，陶渊明只要“结庐在人境”就能“心远地自偏”，白居易“隐在留司官”，尽管各个时代隐士隐逸的方式不同，但对隐士隐逸行为的认同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高雅的文化范式。所以人们为自己设计山水园林，以山水象征山林江湖，在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里构建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三、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两个层面上谈论核心素养问题的.一是一般意义的层面，二是学科意义的层面.本文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建立在数学学科意义层面上的，即基于学科意义下的数学素养的培养路径问题.
制定科学规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对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界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5页）
在实现工作流引擎的所有接口之后，由部署中心执行编译和打包操作，构建成Docker镜像，最后将其上传到镜像仓库，以便后续从镜像仓库中下载指定的镜像，运行相应的Docker容器。
完善政治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依法治国”中的“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已确立，但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而完善的逻辑仍然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也是传承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具体体现。
提高执政水平。 在治理能力方面，“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为“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即为“治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就是党的执政能力本身。党的领导的实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九大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做到这些，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优势将会更加充分具体地体现出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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