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幕府文人与元代教育及对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元代论文,文人论文,忽必烈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5)02-0077-05 蒙古灭金拥有了中原汉地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积极延揽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一时间潜邸之中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为他日后继承汗位，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忽必烈藩府的成员大多为旧金士大夫和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名士，代表了由金入元(蒙)文士的精英。这就为蒙古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由此进入了蒙汉两种异质文化的双向适应阶段，蒙元统治者也开始从战争转移到治理中原汉地。忽必烈等一些蒙古统治者开始重视中原的治理以及儒学和儒生的问题，在保证本民族利益的前提条件下，以其所长为我所用。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幕府的儒士文人，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即以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官仪制度和孔孟儒学的治国方略来治理中原地区，以先进的中原文明为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促进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理论基础。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政爱民学说，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疾苦，为开创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保护儒生，推进元代的儒学和教育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忽必烈藩府君臣对有元一代教育的发展贡献非常大。藩府谋臣刘秉忠、王鹗、许衡、姚枢等多次向忽必烈提出征用儒雅、崇学校、议科举、崇经术、尚节孝、厚风俗、美教化等建议，并建议在各郡县普遍建立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子弟均能人学校受教育，忽必烈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文教、礼乐以及尊孔的意义和重要性。 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说服忽必烈重新兴办真定庙学。在张德辉对忽必烈谈及真定府学毁于兵火之事后，忽必烈命赵振玉、张德辉合力兴修久废于兵的真定庙学，命张德辉提调真定学校。同年忽必烈两下令旨修复燕京国子学。蒙哥汗四年(1254)，“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1](P3717)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推广教育。 刘秉忠和姚枢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的上书中均谈到文教、礼乐问题。姚枢认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华。”[1](P3712)刘秉忠谈到应遵循古来相承的“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才能使天下久安，还应该祭孔尊儒，选贤才，开设学校。“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1](P3690)认为应按照中原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行科举，选贤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学校中应择取开国功臣子孙受教，并任用其中的贤才。王鹗于至元元年(1260)上奏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1](P3757)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又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接着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夏四月，奏陈《时务五事》，其四曰“农桑学校”，认为：“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许衡也非常重视通过学校的教育来培养人才： 先王设学校，养育人材，以济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编摩字样，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应此者，亦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虽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灵蒙福，其可得乎？[2]卷一 忽必烈藩府文人不仅大力提倡文教，而且还身体力行，授徒讲学。藩府谋臣姚枢和杨惟中对理学在元朝广泛传播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得不提，他们二人促成了赵复首传理学于北方。1235年姚枢和杨惟中随蒙古军南下时，得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弟子江汉先生赵复，并在燕京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赵复讲学燕京，自此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可以说姚枢是实实在在地为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许衡和王恂，在元初推广国学教育上，功不可没。许衡曾主陕西西安正学书院教事，“聚徒讲学其间”，培养了不少人才。他长期任执掌文教的官员，1271年，蒙古正式改国号为元，忽必烈决定效仿中原，开设太学，许衡再次被任命为大学士兼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1](P2192-2193)此时的国子监学徒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子弟，许衡以理学传授学子，为传播程朱之学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加之其坚持讲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3]卷八元代不少儒学人才都出自他的门下，主要有姚燧、耶律有尚、吕盛、刘宣、贺伯颜、徐毅、白栋、王都中、李文炳、王遵礼、赵矩、刘季伟、高凝、苏郁、姚墩、孙安、刘安中、王学怜、畅师文、王宽、王宾等。许衡在国子监中教育的蒙古子弟，如秀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等后来都成为元朝政府的达官要员，许衡去世后，其弟子耶律有尚接替其担任国子监祭酒，师道卓然，另外王梓、刘季伟等主要弟子十二人为各书院院长，教授蒙古子弟，传播程朱儒学。 在这些藩府文臣大力提倡文教的影响、鼓动下，对教育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有着清醒的认识：“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1](P313)从其统治利益出发，在能够充分维护蒙古贵族的政治利益的基础上，要采用汉法，就必须推行儒家的治国之术，更多地吸纳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汉地。 元立国之后，忽必烈尊崇儒学，在大都、上都及诸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孔庙，设立了国子学及诸路府州县学和社学、书院，注重有利于经邦济世的儒家文化学习，兼收并蓄。忽必烈发布了一系列兴办学校的命令。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忽必烈听取藩府儒臣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的意见，“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元史·世祖本纪一》)，培育在学校诸生，以备选用。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应藩府文臣张文谦、窦默奏请，忽必烈认识到让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正式设置了国子学，据《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条》记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选送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为箕培养统治后备人才。“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1](P3697)任命许衡为第一任国子祭酒。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又增设国子监，掌国子学之教令。国子学和国子监的正式设立，使元朝廷开始有了儒学最高学府。《元文类》国朝文类卷四○《儒学教官》：“世祖皇帝既立国子学以教国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贤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于天下，而郡县皆立学。”元政府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在地方设置了“蒙古字学”，“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元史·选举志·学校》)，蒙古字学入学的学生有诸路府官的子弟，也有民间子弟，教材与蒙古国子学相同，蒙古学的设置目的还在于“量授官职”、“凡学官译史举以充焉”。不过元政府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在地方设“蒙古字学”两级学校除蒙古子弟外还兼收汉人和色目人的子弟入学，促进了多族子弟的交流和融合。 随着中央和地方学校和书院的兴起，新一代的蒙古、色目人子弟的汉文化修养明显提高，中原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多地为蒙古统治阶层学习。许衡前后四居国子学，是元代国子监学的奠基人。据《元史》本传记载：“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1](P3727)在国子监，许衡教授一大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其中不乏俊杰之士，其中有耶律楚材之孙，契丹族的耶律有尚，以及燕真、坚童、秃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巎巎等蒙古、色目学生①。许衡注重儒学的经世致用，他所授少数民族生徒大都认同汉文化，研习、倡导儒学②。 除了国子学教育之外，有些蒙古、色目家族徙居中土后，以诗礼传家，代有才人，比较有名的有高昌廉氏、偰氏，雍古马氏等族的色目士人，其中比较有名的儒臣有忽必烈时代名臣廉希宪，有“廉孟子”之誉。廉希宪的幼弟廉希贡，廉希宪长子廉孚，幼子廉惇，精通诗文。廉希宪从子廉惠山海牙，担任过《辽史》的纂修官，是《辽史》主要撰稿人中仅有的色目人。廉希宪之弟廉希闵的外孙小云石海涯(贯云石)，曾出任翰林学士，以曲见长。雍古马氏中马祖常是元代有名的文人。 随着新一代蒙古、色目人子弟的汉文化与儒学素养的提高，逐渐改变了多族文人之间言语不通的局面，少数民族中有学问、重修养的儒生文人越来越多，在文学上较有名的蒙古、色目士人，诸如北魏拓跋氏后裔元明善、女真人孛术鲁翀、蒙古人泰不华、逊都思氏笃烈图、以及色目人马祖常、赡思、贯云石、萨都剌、盛熙明、赵世延、康里巎巎、刘沙剌班、雅琥、斡玉伦徒、甘立、三宝柱、雅琥、金元素、余阙、答禄与权、偰伯僚逊、马元德等皆以诗闻名当时。元代华化后的少数民族士人，他们较高汉学修养以及儒学与文章造诣非止不让一般汉族文人，更能主持一代风气，如元中期名臣马祖常，四库馆臣称：“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4](P2227)学术与文学修养深厚，主持科举考试，奖掖提拔援引文学后辈。他们与汉族士人切磋学习、往还密切，这些是促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多族儒士文人通过地域、姻亲、同僚、座师、师生、文友等关系建立了一个社会网络，他们之间频繁往来，诗文酬答，是元朝这种独特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 元世祖在位期间积极推行朝廷和地方的儒学教育，地方普遍官办儒学。按照制度，元朝地方行政路府州县四级均设有学校，即路学、府学、州学、县学，而且乡村每五十家立一“社”，每社都设立学校一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下诏，禁止诸官使臣的兵马进入宣圣庙和管内书院，凡有书院之地，不得使人骚扰。元朝还鼓励私人创办书院，如早在1236年，藩府文臣杨惟中、姚枢于燕京创建的太极书院，蒙哥汗时期在陕西大荔建立的乾州紫阳书院，及真定路元氏县封龙书院的修复。至元初年(1264)，姚枢在家乡河南辉县重建百泉书院，潜心讲学十五年之久。因而，兴起于唐代、繁荣于两宋，以藏书、聚徒讲学为主旨的书院，大量兴起。不少南宋著名的书院得以修复，如白鹭洲、岳麓、淮海、月泉、慈湖、道州镰溪等崇尚程朱之学的书院得到了修复。据黄溍所描述的浙江地区修复书院盛况：“溍窃观在昔郡县之未有学之时，天下唯四书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岳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吴百粤所无有也。今郡县悉得建学，而环江浙四封之内，前贤遗迹名山胜地为书院者，其多至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而创为之，未见其止也。”(《重修月泉书院记》)[5](P5)在朱熹及其弟子的故居修建书院，其中以朱熹出生、任官、讲学以及终老的福建为最盛。元代中央和地方各级儒学教官的制度化，即国子学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各道(后改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正、副提举，路学设教授、学正、学录，散府学和上、中州学设教授，下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至元二十一年(1284)还专门颁布了《教官格例》，作为管理教官的具体办法。元代始终常设的地方学官，有专门主管地方学务、设于各省儒学提举司的儒学提举，以及设于各路府州县学或书院的教官——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主管学校(或书院)钱粮、房产、书籍的直学，并且这些学官的设立、任用、考课、升迁等诸多方面，均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学校和书院的兴起，为儒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为程朱之学的传播提供了基地。如太极书院由江汉先生的赵复主讲，“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6](P2994)元代大儒刘因，“于赵江汉复而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主讲静修书院达二十余年，传播程朱之学，静修书院门人甚众，其学亦“昌大于时”。[1](P4009) 忽必烈建立元朝，又灭南宋，统一中国，有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对全国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便利条件，也为忽必烈兴学重教崇儒为主的文治政策的实行提供了有利条件，逐渐将北方实行的文教政策推行全国，并根据江南儒学发展的情况，制定了有关学田政策，明确宣布前朝遗留下来的学田归儒学掌管，以此作为各地学校的办学经费，供应学校的日常开支。这些措施的实施，基本上保证了元代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 元代崇儒兴学，为科举考试的实施准备了一定条件。在元代科举选士是以儒学的推广和教育的发展为前提的，王恽向裕宗真金进献《承华事略》一书，其中《选士》一篇，谈到恢复科举必须先整饬学校：“科场停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饬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月，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材，以备国家之用。”[7]卷七九 忽必烈去世后，元成宗、武宗，虽然反复复议，但一直未能推行科举。元代的高层统治者也没有创造出比科举制更好的铨选制度，直到元仁宗朝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才由尊崇儒学、重用儒士的元仁宗得以实施。在元世祖办学兴教的基础上，蒙古、色目子弟汉文化与儒学素养提高的情况下，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在李孟、程钜夫、许师敬等人的推动下，元代科举制度才得以推行。元代程朱理学至延佑恢复科举定之为官学，确定了明清两代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基础地位。科举与教育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教育是为了成就人才，以备朝廷任使。科举制一旦恢复，必然会促进和推动教育的发展，孔子曾言：“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科举制度必然会诱导儒士文人刻苦学习。元代科举以儒家经学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有了考试制度的支撑，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儒家经学再度勃兴。元朝科举实施刺激了地方官学的发展，各类学校数量骤增，元仁宗朝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学之盛况。 忽必烈藩府君臣的观点和态度也影响了有元一代的科举政策。诸如李孟的建议：“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极盛。今欲兴天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章，乃可得真材也。”[8](P5397)和忽必烈藩府怀卫理学家许衡和郝经等观点基本一致，持先经术而后文学的观点。程钜夫也说：“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为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9](P2944)元代科举则系由程钜夫(1249-1318)等人根据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损益而成。在朱熹影响下，元代科举废除诗赋科，独留经义科，而称之为“德行明经科”。仁宗在诏令中要求“举人亦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1](P2018)，自此理学在儒学中独占上风，而且取得官学地位。 还有，元代官学和书院的发展也给一些元代文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同时让他们实现读书人肩负的文化与历史使命，振起斯文，倡明儒学，为往圣继绝学。元代前期八十年科举路断，生活在这段时期的文人们，不仅亲身经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剧变，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下降，失去“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政治上的出路受到了阻塞，统治者用与不用直接决定了儒士文人的身价与出处。儒学并非元政权用人的唯一标准，儒士出仕困难，为维持正常生计，许多儒生选择到官学、私学、书院、义塾中去教授学生。元代学校教育比较发达，设置岗位较多。元代儒学教师的职务包括：博士、助教、教授、学正、学录、山长、教谕等。儒学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有：祭酒、司业、监承、直学、典给、典书、典簿、令史、译史、知印、典吏等。儒学教授经济地位也是很高的，不必担心生计问题。如：中央官学儒学教师的俸禄，政府规定，“国子监，祭酒，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业，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监承，俸三十贯三钱三分，米三石。典薄，俸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贯六钱五分，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回回国子博士同。俸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五斗。助教，俸二十贯，米二石，教授同。蒙古国子监同。”路府州县的儒学教授比中央官学俸禄稍微低一些，都是由国家直接给予俸禄，经济收入稳定，学官成了儒生谋生的首选。元代书院(精舍)发达，私学书塾儒学教师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招收学生的“束修”，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自古执教乃是儒者之职，有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教授生徒便成为儒士之正途，虽怀经史、抱长策而仕路隔绝，被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但元代文人若选择以教书为生，即可自养，又可育人，因而，以儒为教官现象在元代比较普遍，他们传承着儒者的道统，延续着儒学的发展。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重建纲常、恢复道德、崇儒兴学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元世祖忽必烈对元代儒学和教育的态度。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代，采取了崇儒兴学，延续圣学的措施，进而影响了元代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为科举考试的实施准备了一定条件；元代科举制度的推行，反过来又推动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兼收并蓄，在蒙古统治者那里，平等对待儒释道及各种外来宗教。他们对儒学的需求，并非为了儒学自身的发展，去探究性命之蕴以及人心精微的理论，而是需要儒学所倡导的那些伦理纲常之类能为他们提供治国所需的实用东西，他们所需要的人才也不是那种空谈性理卖弄玄虚的理学家，而是能为其统治发挥实用效益的人才。元代统治者无论是为了迎合汉族士人的需要，还是为了推进蒙古民族的文明进程，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推进了元代的教育，延续了儒学的发展，且因元代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元代学术呈现融会贯通的特色，实现了道德、学术、文章合而为一。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取向，在元代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多族士人互动影响的社会环境下，元代文学出现文统和道统的合一，文与道的融会，出现了元中期“混一海宇，人文宣鬯”的盛世心态及以儒学为底蕴的盛世文风，如平易正大、冲淡悠远、纡徐雍容、涵淳茹和等。元初北方文人王恽在《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一文中对这种平易正大文风有过阐述：“其资之深、学之博，与夫渊源讲习，可谓有素矣。故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类其行己，蔼然仁义道德之馀。”[7](卷四三)元中期，虞集、欧阳玄等人大力倡导并以其创作实践促成了这种平易正大的所谓盛世文风，进而形成元代所特有的“气象舒徐而俨雅，文章丰博而蔓衍”“元气之充硕，以发挥一代斯文之盛者”(《曹士开汉泉漫稿序》)[10]卷三三体现儒家人格与风范的君子文风。 元代儒学教育的发展使元代的儒学和文学融合，元代学者和文士合而为一。在《元史·儒学传序》中写到：“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1](P4313)追求学术与文章并重、儒学与文学交融。有元一代，上自朝中重臣，或执掌当世文柄，或朝廷的文学侍从，内外名宦，下及栖迟衡门、遁迹山泽的山林布衣之士，或飘然于方外的耿介磊落之士，以通经能文兼于一身确实是“彬彬焉众矣”。如《元史·儒学传》中郝经、许衡、刘因、吴澄、许谦、虞集、揭傒斯、柳贯、黄溍、欧阳玄、戴良、宋濂等人，均是集儒学与文学于一身，有着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姚燧、戴表元、杨载、吴师道、吴莱、傅若金、陈绎曾、李孝光等文学家虽然不以理学家见称，但却与理学有很深的渊源或有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 ①据《元史》卷130《不忽木传附燕真传》：“(王)恂从北征，(燕真)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卷134《阔阔传附坚童传》：“(坚童)既长，奉命入国学，复从许衡游。”《秃忽鲁传》：“(秃忽鲁)自幼入侍世祖，命与也先铁木儿、不忽木从许衡学。”卷143《巎巎传》：“巎巎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又《元史》卷八十七《集贤院条》：“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可知，燕真、坚童、秃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巎巎等曾从许衡学习。 ②也先铁木儿、坚童，还有蒙古人不怜吉歹都名列《宋元学案补遗》之《鲁斋学案》。又据《元史》卷一三○《不忽木传》记载：许衡学生康里人不忽木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力陈儒学之要；也先铁木儿“深知治国用贤之说”(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萧贞敏公墓志铭》)。标签：忽必烈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元朝科举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国学论文; 元史论文; 许衡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姚枢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元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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