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蕴藏在大学中的巨大能量——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研成果论文,启示论文,能量论文,美国大学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时代犹如春雷，正在唤醒大学校园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在美国，大学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大学的经济功能或生产力功能日益制度化，课堂、实验室、市场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技术创新的新源泉，从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只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转向知识的应用或技术的转让，我国大学中蕴藏的巨大能量该如何唤醒？
一、美国大学的科研发展现状及其特征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也是开展科学研究、创立新学说的重要基地。拥有3500多所高等院校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是美国杰出人才的摇篮，也是高新科技成果重要的研究开发基地。它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的迅速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展开的。在1957年至1967年间的10年里，大学的研究经费平均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进入70年代，虽然美国实行全球性战略收缩，削减国防和太空科研计划，但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重心从太空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开始重视环境、新能源、疾病等方面的研究，这一转变为大学科研增添了新的领域，更为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创造了条件。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科研重心进一步变化，由比较注重理论研究转为更加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及其科研成果的转化。大学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迅速增加。他们承担了美国全国3／5的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欧洲（注：赵曙明：《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在数学、化学、 天文物理和地学四个关键领域，70%的重大进步都是大学科研的成果（注：Ben-David,Joseph,Centers of Learning:Britain,France,Germany,United States,Mc-Graw-Hill,1977.P.115.）。
美国大学的科研体系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家科学事业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形成了科研密切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传统和经验，呈现出鲜明特征：
（一）注重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
战后，美国为了占居科技优势，大张旗鼓地开展从国外“汲取才智运动”，吸引了大批国外优秀人才。据统计，1949年以来，已有30多万外国科技人才移居美国，1996－1997年美国的注册留学生达到创记录的45.8万人，目前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在外国出生的已占20%，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有60%左右的留在美国工作，大大扩充了美国的科技队伍，推动了科研发展。
（二）重视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参加科研工作
如果把学生参加科研的工作量换成由专职科研人员承担，那么，美国大学仅此就需要增加5万名专职研究人员。 美国尤其从大量外国留学生中得到了实惠，据估计，外国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至于他们的科研成果所创造的潜在价值则是无法估量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已经成为美国发展科学事业和培养高级人才的一个重要经验。
（三）突出研究成果的开发
为了使大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和商品，二战后，美国对研究开发日益关注，加大了投入。8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平均增长率达3%以上。 美国大学的科研成果向企业商品转化的力度在加强，速度在加快。
二、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大学校园中的知识成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资产。美国大学是高科技产品的摇篮。1993年统计表明，全美计算机科学方面28%的新技术，全美药品制造方面37%的新品种、新工艺和新方法是由大学提供或发明的；化学药品和新型材料方面则有高达44%的新品种来自大学的实验室（注：邓存瑞：《美国高教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与借鉴》，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96年第4期。）。那么， 科研成果在美国是如何从大学的“象牙塔”中走出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强化人才合作与研究合作
大学与企业在人才方面和研究方面的合作，是生产企业与高等学校两个系统之间要素的相互渗透，这是大学与企业联系的主要途径，也是美国大学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首先，政府全面支持。为了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走向企业界，更多地接受企业的生产技术、产品开发和试制的科研课题，美国政府往往拨出经费，作为大学接受企业应用性研究项目的补贴经费。若高校与工业界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则可获得政府资助。
其次，高校与企业积极配合。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只要不影响学校自身的任务，教师和科研人员允许到企业兼职，担任技术顾问，承担咨询工作。据调查，美国大学中有1／3的教师从事各种类型的咨询工作，其中工程系教师超过60%，商学系教师超过50%（注：乔寿宁：《美国大学的技术转化及我们借鉴的几点经验》，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95年第1期。）。
（二）建立向企业推销科研成果的专门联络系统
大学和企业之间通过中介联络机构来建立联系。这些机构一方面为高校的研究成果寻找市场，一方面将企业的课题和经营动态介绍给学校，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起牵线搭桥的作用。美国各级政府还建立了科技成果和人才数据库，将高校人才的成果及企业所需信息输入计算机，供双方查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政府建立的全国性的“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它将联邦政府提供资助的700 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发的有工业应用远景的技术成果并入网络，通过它将研究成果迅速地向企业界转让，为全社会和工业界提供技术转让信息服务。
（三）建立产学研合作体制
几十年来，美国逐步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界高度联合的特有现象，建立起了一种能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商品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其基本形式有四种，尤其是前者，已成为当代高新技术开发的重要形式：
1.高新技术工业区
这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它以大学、科研院所等一批智力密集型单位为核心，带动四周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其特点是高校与企业共同参加开发高技术工业，既培养高新科技人才，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且企业设在大学的附近，既能为工业公司直接引进大学基础理论成果和新的科学技术提供方便条件，又能为大学师生接触生产实际提供良好的场所，能把科研活动、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的实验与应用几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大学与企业相互靠拢的趋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在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周围，从而形成了许多地区高技术工业中心或高技术工业区。其中以硅谷等6个主要的高技术工业区最典型、最负盛名：
旧金山－帕洛阿尔托高技术工业区。地处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最大的高技术工业区，它是美国也是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基地。它围绕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而形成。主要特点是以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为中心，以高技术公司群为基础，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这里集聚了8000多家高科技企业和研究开发机构，是美国半导体集中产地，占全美半导体工业总产值的40%，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产量分别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3和1／8，有“硅谷”之称。在这个小小的谷地中，1995年收入高达850亿美元，其中62 %是由那些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人员创造的。
洛杉矶－圣地亚哥高技术工业区。在美国的西南角，围绕洛杉矶加州大学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而形成，是以两校的实验室与当地工业公司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紧密联系而构成的。洛杉矶地区最大的埃尔塞贡多科学园集中了美国有名的电子工业以及宇航公司。
除此以外，颇具影响的还有围绕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建立起来的波士顿高技术工业区；以霍普金斯大学和西点军校等大学为中心的华盛顿－巴尔的摩高技术工业区；在科学力量雄厚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周围建立起来纽约——新泽西高技术工业区；以及以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等为依托的研究三角园区（简称PTP）。
美国以大学为主体而形成的区域性高技术工业区，不但对所在地区的经济，而且对美国发展高技术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都具有战略意义。
2.产业合作中心
这是以理工科大学为中心，与有关生产企业联合成立的产业协作规划组织（ILP），旨在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正式协作关系， 促使双方为相互利益而共同合作。ILP组织负责向企业提供多项服务， 企业的义务是每年缴纳一定会费，其权利是可以派人到中心去从事开发研究并可优先享用中心的研究成果。
另外，高新技术孕育中心（又称“孵化器”，由政府、大学、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目的在于扶植新建的高新技术企业，使之尽快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夭折）、合作研究中心（它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由产业界和大学共同建立，企业向中心提供资金和设备，高校负责科研开发，从企业获得一定报酬，研究成果让给企业生产）等也是重要的产学研形式。
三、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唤醒蕴藏在我国大学中的巨大能量
应该看到，大学是我国科研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方面军。高校近年来承担纵横向课题9万项左右，年鉴定成果9000项左右。 大学自身的企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年收入突破亿元的大学企业，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然而必须承认，我国高校仍普遍存在成果多、转化少和转化后很难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的状况，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0%，其中能直接转化为商品的更少。大学中蕴藏的巨大经济能量尚未唤醒。
美国的经验表明，大学的经济能量是巨大的。大学在提供最新知识、孕育高新技术公司和输送大批技术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1997年的调查，美国仅麻省理工学院多年来就孕育了4000多家公司，雇员超过100万人。从美国大学科技转化的经验中， 我们既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更看到了大学巨大的经济潜力。
（一）观念转变——唤醒大学能量的基本前提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我国经济不发达、生产效益不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知识生产不够的结果，而是由于不善于使用已生产的知识的结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市场企业就必须用最佳方式利用在他们部门之外（科研机构和大学）创造出来的知识，大学和研究机构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将它们生产的知识应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然而我们还有一些旧观念阻碍着大学成果转化、产学研模式构建和科研产业化：
第一，“大学是重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不是中心任务”。有些人担心，那些使大学产学研结合、重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做法，是要抹杀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边界，而抹杀二者的边界就是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其实，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外，正在大学内部引发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将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增长。不论大学认为面向未来去研究各种各样的“猜想”是何等重要，对于市场和企业而言它们的逻辑必然是：知识生产重在应用。
第二，“大学是精神的殿堂，不能逐利”。在传统的大学世界里，生活着一群精神气质浓郁的纯粹的学者，他们用职称、学历来证明自己作为学者的能力和资格。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界对应用成果的需求和对优秀人才的吸引给大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大学的传统学者们眼见原来自己的学生走向市场后身价大增，眼见自己身边的同事因将成果转向企业而收入猛涨，感到了一种绝大的无奈：按学术界同才同酬、资格区别报酬的原则确立的大学制度性特征正在失去昔日的力度。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精神贵族”开始感到困惑：他们的长期努力和知识积累的研究模式甚至于自己的生存理由受到了压力和威胁，社会要求获得应用成果并立即推向市场。而他们不习惯于这么做。
第三，“大学是传授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而不是经商的，所以政府保证大学投入是天经地义的”。有人认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要靠政府的投资，而不是靠大学走向市场、走向产业界。传统上，大学满足于政府拨款，与企业的利益、目标、体制等有着很大的差别，互有严格的边界，似乎企业是生产为最终用户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是忠于“经济利益”的，而大学则是生产知识——它只能间接用于企业和市场的，它忠于“科学”。所以赚钱的、自我维持和发展的应该是企业，大学则应该完全由政府拨款，由政府维持和发展——这就是大学存在的理由。而现在，情况变了，它不再是大学充分的存在理由。大学和产业界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了，大学与企业有了共同语言。因为生产出来的知识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进入应用领域，在那里显示其重要性。这成了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准则——尽管仍有人以反对功利、实用为名，来反对大学直接面向市场企业。
（二）校企合作——激活大学能量的重要手段
1.大学必须“换脑”
以前，大学只有储存、传递知识以及创造知识的功能，大学的生产力作用主要是间接的，是通过培养高素质的人走向社会后最终实现的。传统上，大学不执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特有的功能：它不向市场推销知识、能力、科学技术，它不参与出卖知识产品的竞争，它生产的知识要经过中间人转给市场、转给企业、转给最终用户。我国高校的科研工作长期是按如下模式进行：科技人员从国家各级主观部门争取科研课题——获取科研经费——进行研究——撰写报告——发表论文——成果鉴定——报奖——科研结束。
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切都要重新认识，传统的研究模式已走进死胡同。大学的结构和功能都在转变。大学成了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成了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大学产学研结合的真正新特征，“是消除了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大学成了市场上最终用户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如果大学再不与企业联合，再不注重在市场上能产生规模效益的科研成果的开发，这种传统大学的生存合法性将会急剧下降。也即，科研成果的转化，甚至是大学自我发展的需要。
换言之，大学获得资助方式的变化，是大学必须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原因之一。尽管政府为大学为科研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大学可得到的并能按自己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源在比例上和绝对数上都明显不够。这意味着大学和学者们必须有新的选择，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其结果必然是：或者大学将学术研究推向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或者大学守着有限的资源艰难熬日。据调查，中国政府1986年的研究拨款占大学研究资金的54%，而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降到了23%。不是绝对数少了，而是大学研究资金多了。并非政府撤回了对大学的资助，而是在资助研究的方式上改变了形式：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提供大学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另一方面，政府留下的资助空缺交给市场企业来填补或占据。美国也是一样，1970年，政府拨款占开发总经费的67%，到1990年则下降为59%，而企业公司对大学的科研资助1970年不足4%，1990 年则上升超过7%，最近统计，已占大学研究经费的10%（注：杨丽华：《美国高等财政危机及其产生的影响》，《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7年第2期。）。有研究表明，适当减少国家对大学的研究资助，是给大学一种间接的压力，它导致大学寻求更多的产业研究资助，它迫使大学更快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在成果转让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企业界同样也由此获得了巨额产值，仅仅1997年，大学发明的专利就给美国投资公司带来了300 亿美元的销售额（注：转引自《教育文摘周报》（中央教科所）2000年2月23日第8版。）。这种变化正在瓦解传统大学的研究模式。我国高校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打破“闭门搞科研”的传统，与企业界建立广泛的联系，迅速转化科研成果，从依赖别人的机构变为自力更生的机构。可以说，校企合作是高校与企业双赢的必然途径。
2.企业必须清醒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经济转变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企业来讲，它们必须清醒，必须认识到，衡量成败和力量强弱的将不再是企业的所属部门，将不再是谁是国有企业谁是私有企业谁是大型企业谁是小型企业，而是企业运用科技和知识的能力。那些掌握更多技术、研究成果和开发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个人将得到更多的机会。如何充分依靠大学和利用大学的科研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那些有远见的企业，往往注重吸收大学创造的知识，注重同大学建立新关系。因为不论企业结构与功能有多大的变化，想完全在企业内部实施广泛的知识创新、完全由自己进行科研的策略是不恰当的。在日本，最近的调查表明，60%以上的大公司希望高度依赖外部技术作为技术源（注：Roberts,E.B.Benchmarking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38（1）,44－ 56.1995.），最好的办法是同大学建立直接联系，既避免给企业增加固定费用的投入或成本，又能及时获得有很大应用价值的知识。在美国，最近20年来，清醒的企业界发现大学在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日趋重要，大学里到处是廉价的“金字招牌”、专利和实验室，委托大学为自己开发产品，可以作为对公司开发力量的一种补充，甚至比自己独立开发要划算得多（注：《大学：美国公司的摇钱树》，《教育文摘周报》（中央教科所）2000年2月23日。）。今天企业看好大学的科研潜力， 不仅仅像传统做法那样，只是花巨资购买大学的成果，而且越来越采用新的形式，向大学提出开发计划并注入风险投资，让大学的成果更好更直接为他们的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
3.校企必须联手
我国的校企合作要大规模地展开，应建设好各种形式的校企联合体：一是以高校的一个系或一个项目与企业组成“点”状联合体，二是以一所高校与一个行业、大型联合企业等企业集团组成“线”状联合体，三是以重点高校为中心，由一批高校与一批企业组成高技术开发区，即“网”状联合体。形成“点”、“线”、“网”纵横交错的全面联合。企业要有超前介入高校科研和前期开发的意识，有主动吸纳科研成果的措施，并以高校为基地，坚持走联合科研之路。高校要有与企业联合技术开发和联合生产经营的意向，主动推出科研成果，并以企业为基地，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三）政府支持——释放大学能量的有力保证
首先，不论何种形式的校企联合，不论大学产学研以什么形式为主体，它都必须有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时是直接的，如增加大学科技投入；有时是间接的，如税收刺激，保护知识产权等。各级地方政府对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应给予更为密切的关注，应创造条件使大学在地区经济及经济政策的形成中比以前发挥更活跃、更直接的作用，使大学对产业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大学显然对本地区的经济有更大的益处。美国西部原来最落后的地方之一犹他州，之所以在近几十年创造了“犹他奇迹”，就是因为州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大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全力促成大学与地方经济的联合。
其次，政府协调其他部门支持大学的产学研结合新模式，并提供风险投资的支撑。发展高新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需要有投入和承担风险的资本来源。因此，与发达的银行体系等金融组织灵活的融资作用相结合，就成为大学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条件。美国硅谷之所以能神奇地发展为“硅谷现象”，这与附近拥有60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撑分不开。这里的新型企业多由各类融资机构“包装”上市，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据说，这里每天产生60个新百万富翁（注：转引自《硅谷孩子患爆发户症》《明报》（香港）2000年3月12日。）。这既由于融资机构的支撑，也说明高新技术的巨大潜力。所以，我国各级政府除了法规政策的支持以外，应重视各种融资渠道，包括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政、企、校、银相互合作，共建高校科技产业化的“金字大道”。
（四）人才流动——引发大学能量的“助产士”
强有力的国际性证据表明，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与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的完成是由同样的运行机制主导的：即通过有关人员的流动、广泛的个人网络（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成果转让）的建立来实现的。流动起来的大学研究人员在大学和企业之间构建合作的桥梁，起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助产士”的作用。美国经验表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创造一个释放人才能量、促进人才辈出的环境。可见，对大学研究者个人的宽松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旨在促使研究者的资源共享和研究者个人的技术转让，从而带动大学科研成功的转化和企业对高新技术的充分应用。科技人员是知识的载体，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以各种形式向经济领域流动是实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起点和核心。这方面，我国应放宽兼职政策，建立开放、流动、竞争的用人机制。尤为重要的是，要制订配套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性政策，将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和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比如实行科技入股、知识入股，以充分调动和保护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收稿日期：200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