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国在处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方面，经验不多，教训不少。严格地说，迄今我们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是何种关系仍不那么清楚。认真探讨并努力澄清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强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实现低通货膨胀基础上的经济高增长，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国际经验
（一）全球趋势分析
世界各国多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缩减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这两个指标虽不能相互替代，但在变化趋势上往往是一致的，我国也不例外。实证分析显示，长期而言，经济增长（GDP）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无论从全世界范围看，还是从发达国家看，或者从发展中国家看，都是如此。相反，统计数据表明，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征。
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世界各国的平均趋势是：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通货膨胀率却明显上升。全球GDP平均增长率，1964～1970年为4.93%，到1971～1980年下降至3.80%，1981～1992年进一步降至3.0%。在上述三个时期，GDP缩减指数年度平均上涨率分别为6.13%、13.0%和16.93%，消费价格指数年度平均上涨率分别为6.13%、11.56%和17.73%，呈逐渐上升趋势。似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其实不然。进一步分析便会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远非整齐划一。60、70和80年代（以上述三个时期为代表，下同），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通货膨胀率则先升后降。具体来说，上述三个时期发达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2%、3.11%和2.45%，GDP缩减指数年均上升率分别为4.34%、8.74%和4.83%，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分别为3.73%、8.98%和4.9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则明显上升。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分别由5.26%降至5.21%和3.86%，而GDP缩减指数年均上涨率则分别由17.10%上升至21.13%和40.27%，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由15.54%上升至15.67%和42.53%。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情形也不同。非洲、拉美的基本趋势是，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形势恶化。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80年代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在上述三个时期，拉美国家GDP年均增长率分别由6.47%降至6.01%和1.67%，而GDP缩减指数则由16.92%剧烈上升为37.58%和149.51%，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而通货膨胀率却逐渐降低。上述三个时期亚洲国家GDP年均增长率分别由4.81%升至5.65%和6.83%，GDP缩减指数年均上升率由23.14%降到12.34%和7.44%，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升率分别由1.64%降至8.31%和8.19%。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统一的相关关系，更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二）若干发达国家趋势分析
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趋势是，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由上升转为下降，近年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情况为例，在1964～1970、1971～1980和1981～1992年三个时期，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由4.40%下降到2.54%和2.33%，GDP缩减指数年均上升率由3.71%升到7.41%，然后下降为4.47%，消费价格指数由3.45%升至6.8%，然后降至4.53%，很难看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上述三个时期，日本GDP年均增长率分别由10.4%下降为4.46%和3.87%，GDP缩减指数年均上涨率先由5.56%上升为7.73%，然后下降至1.88%，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分别由5.39%上升为8.99%，然后下降到2.11%，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不明显。上述三个时期（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66%、2.64%和2.19%，GDP缩减指数年均上涨率分别为3.68%、5.24%和3.20%，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51%、5.07%和2.82%，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演变趋势均与美国相似，经济增长与通胀间的关系变化无规律可循。
（三）若干发展中国家（地区）趋势分析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显而易见。1961～1970、1971～1980和1981～1992年三个时期，韩国GDP年均增长率由9.59%降至8.0%，然后上升至8.86%，总的来看变化不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但相应时期内GDP缩减指数年均上涨率却由16.25%上升到20.32%，然后下降为7.14%，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由12.5%升至16.26%，然后降至6.51%，变化幅度相当大。上述三个时期新加坡的GDP增长速度逐渐有所降低，分别为9.58%、9.08%和6.97%，而通货膨胀率则在总体而言很低的水平上经历了一个由升而降的过程，即GDP缩减指数由1.31%升至6.18%，然后降为2.86%，消费价格指数分别由1.15%上升到7.02%，然后降至2.35%。显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无法找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作为亚洲“四小”中的两个，情况也不甚相同。在60、70和80年代，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9.75%和9.1%，虽有波动，但总的来看属于稳定的高增长，同期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则先升后降，即由3.37%升至10.42%，然后降为3.05%。香港则表现出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而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率由13.7%降至9.4%和6.58%，通货膨胀率则由2.63%上升至7.7%和8.1%。如果从1961～1990年30年的跨度来看，则台湾、香港均属于高增长和中等水平通货膨胀。
拉美国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超级通货膨胀。这种超级通货膨胀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过程。例如，巴西在1964～1970年和1971～1980年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以上，同期通货膨胀率（指GDP缩减指数，下同）分别为16.92%和37.58%。到了1981～1992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跌至1.28%，而通货膨胀率却跃升至473.53%。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即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而通货膨胀率则逐渐上升，直至演化为恶性通货膨胀。从过去近30年的跨度看，拉美国家的特征是低增长、高通胀。但值得一提的是，在60、70年代，拉美国家曾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存的趋势。或许可以认为，拉美国家进入80年代后的低速增长、恶性通胀正是过去高通胀的积累所导致。
对若干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表明，总的来看二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各国情况差异较大（见表1），这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
表1 若干国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回归分析
注：表中值为统计检验值，回归方程以消费价格指数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样本期1964～1992年。
（四）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货膨胀
许多国家（地区）经历过高速增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货膨胀特征，二是经济高速增长年份的通货膨胀特征。
日本（1955～1973年）、韩国（1964～1992年）、新加坡（1964～1992年）、台湾（1961～1990年）、香港（1961～1990年）和巴西（1964～198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均为8～10%，但新加坡是高增长、低通胀（3.6%，消费价格）、日本、台湾、香港属于高增长、中低通胀（4～6%），韩国是高增长、高通胀（13.7%）、巴西是高增长、恶性通胀（38.0%）。德国在1951～1965年、墨西哥在1964～198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6.9%和6.8%，算是中高水平，相对应的通胀态势是，德国甚低（2.1%）、墨西哥很高（12.4%）。根据以上情况，如果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关系视为互为因果关系，那么就有如下推论：在不同的国家，相近的经济高速增长水平导致了差别极大的通货膨胀形势；或者，无论是否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实现大致相同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不同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关系模式。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某些国家在若干高增长年份的通货膨胀情况。日本1968～1970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超过10%，但通货膨胀率并未急剧上升，而是与1964～1970年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差不多，为5.6%左右；韩国1986～1988年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1%（如我国1992～1994年那样），但通货膨胀率仅为5%左右，也未显示出高增长对高通胀的滞后影响；新加坡1968～1970年经济增长均在13%左右，而后两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左右；巴西1971～1973年出现超高速增长（平均12%），其中后两年的通货膨胀水平明显上升（21%和30%），但与70年代中期以后相比还算是低的。上述事实表明，从短期（3年左右）的角度看，在不同国家，头两三年的经济高增长（或超高增长），并不见得会在随后的二三年内引起（或伴随）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
总之，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稳定、统一的相关关系，相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内二者之水平（高、中、低）可以有多种组合，如高增长高通胀、高增长中通胀、高增长低通胀、中增长高通胀、中增长中通胀、中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中通胀、低增长低通胀等，现实恰恰如此。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这种差异性源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高通胀最终摧毁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础，而另一些国家则可以由高增长高通胀平稳地过渡到高增长低通胀，这种差异恐怕更需要从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等方面找原因了。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分歧
（一）西方学者的观点分歧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兴趣已有相当长时间了，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这种联系的性质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或者说，有关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什么明显的一致意见。
出于分析的目的，西方学者把通货膨胀分为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此时价格以所有经济主体所预期的上涨率上涨，谁也不会感到意外。关于预期通货膨胀与产出（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三种观点或假说。第一种观点认为，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带来较高水平的产出（以及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使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人们就会将手中的货币资本转向实物资本，引致较高的资本总额和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从而导致较高的产出水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有力地否定了这种假说。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会带来较低水平的产出（以及经济福利）。理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使各经济主体想要更有效地利用所持有的货币，结果存款减少了，转入下阶段的存款减少将影响该阶段上的产出水平；另一种意见认为，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提高了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这实际上提高了所有从事交易的成本，因而也就均衡地降低了交易规模，导致较低的投资率和较低的资本总额，从而引致较低的产出水平。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是超中性的，因而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对产出（以及经济福利）水平不起作用。对此观点的一种解释是，资本总额和产出率不受货币量变动和名义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另一种解释是，存在着一种与预期通货膨胀无关的独特的“自然失业率”，该自然失业率决定产出水平。对于这后两种观点，实证分析似乎既未证实也未证伪，尚无明确的结论。
至于非预期通货膨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产出与价格水涨船高，但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这种观点。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限制性政策——经济停滞是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根因果链条，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降。这种分析首先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两组，即多元经济国家和合作经济国家，前者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后者如奥地利和瑞典等国。多元经济国家在保持高就业条件下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加速。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偏向之累，担心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些国家的政府就采取限制性需求政策，导致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由于国家间在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当多元经济国家采取限制性政策时，合作经济国家便经由进出口等方面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于是导致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停滞。
与上述观点相近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企图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买到高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就业只是一种幻想，因为通货膨胀扭曲了价格结构，而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起着引导经济进程的责任。如价格信号扭曲，错误的投资就会随之而来。货币贬值还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随意改变，加重社会差距。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期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和持续的低增长。
在探讨通货膨胀的成因时，多数西方学者并没有直接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不言而喻，经济增长以需求扩张为前提，需求扩张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即所谓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因此，经济增长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作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旦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如2.5%），政府就提高利率，这主要是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这种反应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的观念。同时，多数人承认，经济增长决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在许多年份也不是主要原因。由于难以准确量化不同因素对实际发生通货膨胀率的贡献份额，有关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二）国内学者的意见纷争
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国内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相关论，二是不相关论。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通胀，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降低经济增长。相关论可以分为直接相关论和滞后相关论，前者认为经济高增长会直接在当期引起高通胀，后者认为经济高增长在滞后一段时间后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不相关论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现实中只要政策得当，就可以既实现经济高增长又保持低通胀，而如果政策不当，即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也可能发生高通胀现象。
反过来看，关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存在着“有害论”与“有益论”两种意见。“有害论”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危害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当高通胀发生后，为治理通胀，政府必然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即使通货膨胀尚未发生，或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但具有明显通货膨胀倾向的宏观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预期和对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预期，最终导致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实际投资的缩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通货膨胀危害不仅有经济意义上的，而且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危害。“有益论”者事实上并不认为通货膨胀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往往是主张所谓“适度通胀”。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如此，只有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才能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追赶发达国家。客观地讲，简单地指责这种观点就是要搞通货膨胀，似乎有失公允，但现实中的问题是，如果忽视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到头来往往是得通货膨胀之患，无经济增长之实。
三、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高增长与高通胀的对应性
1978～199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平均约为10%，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上涨7.4%，总的来看，属于高增长、中通胀，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改革十多年来也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一是1985年，通货膨胀率（指零售物价指数）达到8.8%，二是1988～1989年，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8.5%和17.8%，三是1993～1994年，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3.2%和21.7%。与三次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是，每次高通货膨胀发生的前一二年（或当年）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高增长。例如，1984～1985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5.2%和13.5%，高于上述18年平均增长率5.2和3.6个百分点；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1.6%和11.3%，高于18年平均增长率1.6和1.4个百分点；1992～1994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4.2%、13.5%和11.8%，比18年平均增长率高出4.2、3.6和1.8个百分点。因此，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高通胀与高增长联系起来。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有用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连续两年超过10%，必然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这也可以称之为二者关系的“门槛理论”。
对我国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零售价格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以上年GDP作为解释变量，零售价格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系数的t检验值6.6，R[2]为0.4，样本期为1980～1995年）显示，零售物价指数与GDP速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是绝对成比例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货膨胀状况不可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完满的解释。但另一方面，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且是滞后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滞后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一结果是正常、合理的，因为过去有许多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体相当，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状况却迥异。这一结果并未否定上述关于高增长与高通胀关系的“门槛理论”，但却提示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二）影响通货膨胀但与经济增长无关的因素
要真正弄清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剔除一些对通货膨胀（或价格上升）产生影响但与经济增长完全无关（或基本无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农业收成、有计划的价格调整和预期三方面。
（1）农业收成。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严重或较严重的自然灾害隔三差五来一回，引起农业收成和农产品供应的波动，造成农产品价格和整个物价指数的上升。也就是说，自然灾害周期造成农业生产周期，农业生产周期造成价格波动周期。在1985、1988两个高通胀年份，我国都出现了粮、棉比上年减产的情况，这无疑会增加当年的通货膨胀压力，甚至直接推动当年零售物价水平上升。但我们认为，对当年高通胀而言，粮棉减产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1985年、1988年粮棉虽减产，但上年却都是丰收年，丰裕的库存（官方与民间）会对粮棉供应紧张状况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1985年、1988年粮棉产量的绝对水平并不算很低，同时，居民对粮棉的消费需求量（意愿的和实际的）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粮棉价格还受到国家的控制，供给波动不会立即、全部反映到市场价格上来。统计表明，1985年粮食零售价格上涨10.9%，虽比全国零售物价指数（8.8%）高，但远低于其他副食品价格上升幅度（19.3%），1988年也是粮价低于其他副食品价格，而油、菜、蛋、水产品等其他农副产品产量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持续上升的。1993年除棉花减产外，粮食等农产品都获得丰收，年末粮价猛升主要是由南方稻谷减产和粮价放开后流通秩序混乱引起的。可以肯定的是，农业丰歉对物价上涨有影响，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许多年份农产品产量增加和价格上升同时并存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判断。遗憾的是尚无法对农业丰歉产生的价格波动影响做出准确数量判断。
（2）有计划的价格调整或改革。我国不合理的价格结构由来已久，十多年来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整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可否认，过去的历次调价事实上都意味着涨价，因为调价是通过调高偏低的价格、而不是通过调低偏高的价格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是历次调价的必然结果。而且，调价项目越集中、幅度越大，总体物价水平就越高。问题在于，调价之所以必要，固然与供求状况有一定联系，但调价本质上是有计划的，是一种政府行为。调价本身并不完全、直接反映当时的市场供求状况，也与增长速度高低无关，而是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故调整后的价格不一定就是市场均衡价格。因此，澄清计划调价或价格改革措施对当年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很必要的。1985年是我国价格调整和改革措施比较集中出台的一年，年初中央决定粮棉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棉可以自由上市。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蔬菜，逐步取消派购，实行自由交易、自由上市。其中生猪、猪肉的指导性价格水平定为平均上升30%左右。此外，铁路短途运价调高了，一些计划外的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也放开了。这些措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措施的出台主要反映了当时对农业非常乐观的预期，因为前两年农业形势极其喜人。然而恰在这些调价和改革措施开始实施的1985年，农业形势也开始显露逆转的迹象，有计划的调价、特别是放开部分价格的措施便为价格上涨打开了方便之门。1988年也是价格调整措施出台较多的一年。主要措施有：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13种名烟名酒价格，调高了肉、蛋、菜、糖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允许部分棉纺织品和彩电等价格适当浮动或调高。另一方面，对1988年高通胀具有更重要内在影响的可能是当时市场供求紧张的作用以及价格改革“闯关”方案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预期。1993年调价措施不算多，但各地纷纷放开粮价却影响甚大。遗憾的是，我们同样无法对历次调价和改革措施对物价总指数的影响作出准确的数量判断。
（3）预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可能主要是在1988年表现得比较明显。预期影响的产生取决于四方面因素，一是市场供不应求，二是价格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既非完全控制也非放开），三是居民知道政府即将出台调价措施，四是居民既有意愿、也有必要的购买力基础去抢购。这些因素恰恰在1988年后几个月全都存在。对通胀预期影响作出准确数量判断就更难。
总之，农业丰歉、有计划的调价以及通货膨胀预期三个因素对改革以来发生的三次高通胀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尽管它们都不属于经济增长的范畴（这也具有相对性，例如农业丰歉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低）。但另一方面，我们以农业生产指数来代表农业丰歉、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代表计划调价，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不足以对通货膨胀作出完满的解释，换言之，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经济高增长引发高通胀的六种方式或途径
我国改革以来的高增长（年份）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可称之为过份高增长，过份高增长容易引发或伴随着高通胀。例如，1987～1988年、1992～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11～14%，相应地，1988～1989年、1993～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22%。二是两位数以内的高增长，可称之为适度高增长，适度高增长均未引发或伴随高通胀。例如1980、1982、1983、1986、1991年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通货膨胀率则在2～7%之间。此外，经济增长在年度间是否均衡也很重要，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若干年份的过份高增长恰恰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或跳跃性。进一步的推论是：均衡而适度的高增长无高通胀之患，非均衡而过分的高增长有高通胀之忧。在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发高通胀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这主要取决于如下与高增长相联系的因素：
（1）历次高增长都是通过信用膨胀和货币膨胀才得以实现的，而高货币增长是高通胀的直接原因。对我国1979～1995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M[，0]和M[，1]增长率与滞后1～2年的通货膨胀之间有显著相关关系。例如，1985年的高通胀显然受到1984年M[，0]增长49.5%、M[，1]增长31.4%的影响；1988年的高通胀则受到前两年M[，0]、M[，1]超过20%的平均增长率以及当年46.7%（M[，0]）和22.5%（M[，1]）高增长的共同影响；1993～1994年高通胀与1992～1993年M[，0]、M[，1]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5.9%和28.5%有直接关系。一个经验之谈是，货币供应量连续几年超速增长最终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货币膨胀似乎又是经济高增长得以启动和维持的必要条件。可以说，货币高增长是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胀之间联系的中介。
（2）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高投资和经济高增长往往面临基础产业瓶颈约束，引起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能源、交通、原材料（以及农业）长期以来是我国的基础瓶颈产业，即使在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都存在供给紧张的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加速，短缺现象就更加严重。改革以来，高增长引起或加重的短缺、调价和逐步放开价格等多重因素一起，共同促成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意味着下游产业、加工行业的成本上升，这些产业虽可通过减少利润等方式内部消化一部分成本上升因素，但却是有限的，同时必然会产生通过产品涨价来转嫁成本上升因素的冲动。
（3）我国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高增长（高产出）需要更高的投入，当国民经济无法承受过高的投入需求时，价格上涨就成为平衡或释放投入需求压力的主要方式。资料显示，1947～1977年美国经济总的投入产出效率有提高趋势，在总产出中中间投入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46.1%（1972年更低，为43.6%），而净产出（即增加值或GDP）所占比重由50%逐渐上升到53.9%。新加坡国民经济净产出（GDP）占总产出的比重为48.5%。形成对照的是，1987、1990和1992年我国国民经济净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44.5%、41.5%和39%，中间投入所占比重分别为55.5%、58.5%和61%，即我国宏观产出效率低于美国和新加坡，近年来还呈进一步下降趋势。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我国经济高增长需要更高的投入，高投入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时，便转化为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
（4）高增长往往引发或伴随个人收入的更快增长，为需求扩张和通货膨胀创造收入方面的基础，同时形成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压力。例如，1979～1993年，我国银行工资性支出增长率平均为18.6%，而1984、1985年分别高达22.3%和26.2%，1988年为26.5%，1992～1994年分别为25.5%，30.3%和40.5%，是改革十多年来三个高峰时期。换言之，对应于1985、1988和1993～1994年三个通胀高峰，是相应时期的个人收入增长高峰，这并非偶然。个人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是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中的一个基本趋势，而经济高增长时期（经济效益状况好些）个人收入的过快增长似乎具有更好的“借口”和基础。收入过快增长扩大了企业成本，结果是工资侵蚀利润，并增加产品价格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当商品短缺时收入过快增长可能对市场造成冲击，即使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过快的收入增长也会对市场物价产生一定的压力。特别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食品等短期消费比重过大。1978～1993年我国居民家庭消费中食品所占比重一直在50%以上（西方发达国家多在1／4左右），而住房消费所占比重仅1%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在15%左右）。过多和过快增长的个人收入对应于过份狭窄的居民消费领域，而且这些消费的需求弹性甚小，价格涨得再高也得购买和消费，由此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压力之大、特别是在前些年短缺现象还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对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5）我国高增长是不平衡的，高增长同时引起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传递。北京、上海在1978年改革之初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贵州、安徽、河南则是人均GDP最低的三个省份。1979～1993年尽管北京、上海GDP平均增长速度（9%左右）略慢于贵州、安徽和河南（10%左右），但由于基数不同，两类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明显扩大了。广东则不仅基数高，而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落后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高增长年份，这些差距扩大得更快。例如，1985年贵、皖、豫三省GDP增长率分别为8%、16%和14%，而粤、京、沪分别为20%、16%和13%；1988年贵、皖、豫GDP增长率分别为9%、10%和10%，而粤、京、沪的增长率则分别为16%、13%和10%。即总的来看，在高增长年份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与相对落后地区相比更快。一般来说，发达地区物价水平比较高，价格调整和改革的步伐比较快，一些价格放开的时间比较早，同时地方财政实力比较强，居民收入水平也比较高，结果是，发达地区的高物价吸引相对落后地区的物资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发达地区更加繁荣发达，相对落后地区却出现“空心化”，并被迫感染上物价上升之疾。可以肯定，只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消除，发达地区高物价水平向落后地区波及的效应就不会消失。
（6）经济过热时期往往伴随着经济秩序混乱，囤积居奇、乱涨价等现象容易出现，从而人为地导致价格总水平的过分上升。
总之，上述三个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的因素和六个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外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状况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四、“九五”时期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基本要求
关于“九五”时期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前景，“九五”计划确定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率8%左右，同时要“明显降低价格上涨幅度，首先要努力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鉴于过去几十年计划与实际执行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距，有必要对“九五”时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基本条件
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开始进入小康，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相当低，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刚开始起步，因此国内需求和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我国国内储蓄率很高，“八五”时期国内储蓄率高达40%，而且具有在高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征，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来源保证。我国十多年来的改革成效显著，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对外开放成绩辉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际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十多年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来可以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我们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基础。因此可以说，“九五”计划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仍是留有余地的。有理由乐观地预期，“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10%。这一速度水平恰好与过去十多年的平均增长率相当。在此速度下有无高通胀之虞呢？
（二）“九五”时期影响通货膨胀的若干因素分析
展望“九五”，分别来看前述几种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作如下简单的预测性分析：（1）农业丰歉依然会对通货膨胀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在目前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国内许多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通过国际市场来平衡国内农业丰歉余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加了。不过，对此不能期望过高，因为相对于中国的农产品需求，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2）有计划调价（或改革）对物价上涨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为价格调整和改革的任务已经接近于完成，“重头戏”基本上唱完了。（3）地方、部门和企业在投资方面的自我约束依然不够强，投资冲动依然存在，政府对投资规模和结构的调控能力不强，估计今后投资的波动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波动和价格水平波动仍不可避免，但波幅将比过去减小，这是一个基本趋势，是市场机制使然。（4）由于供给能力的大为增加、市场供求状况的明显改善，以及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将下降。（5）货币供应量的平稳适度增长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这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6）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与80年代相比已大大缓和了，“九五”将出现进一步缓和的趋势。（7）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将依然是一个顽症，不会很快得到改善，将继续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8）个人收入过快增长的趋势难以很快扭转。（9）地区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其中绝对差距的扩大在所难免。（10）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1）外部冲击因素难以预料，但随着我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扩大，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增加了。总的来看，“九五”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对“九五”通胀形势可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零售价格指数控制在10%以内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个别年份出现恶性通胀的可能性比过去降低了。
（三）“九五”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基本要求
“九五”时期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实现低通货膨胀前提下的经济高增长，关键要看能否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均衡、适度高增长，避免大起大落。过去的经验表明，高通胀往往是与跳跃式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能够实现经济的基本均衡增长，那么“九五”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控制在一位数以内（甚至8%以下）；相反，如果经济增长不能避免大起大落，那么个别年份再次出现高通胀的可能性也还存在。这里所谓均衡增长，指的是“九五”不同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在7～11%之间波动，既不更低，也不更高。统计表明，1980、1982、1983、1986、199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9.1%、10.9%、8.8%和9.2%，当年及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零售物价）多在2～7%之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做到这一点，便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当经济表现出偏冷趋势时要适当给予刺激，当经济表现出过热趋势时则及时加以抑制。从我国目前所具备的经济体制条件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经验看，“九五”时期实现经济相对均衡、适度高增长的可能性正逐渐大起来。
此外，对“使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要求不能机械地理解，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应时刻牢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特征，在各项经济工作包括宏观调控中体现“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因此，在努力实现总体上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时，要特别注重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乏力时，则要想方设法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不完全拘泥于每时每地都要求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显然，低增长和更低的通胀无法保证“九五”计划和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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