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评斯蒂格利茨等对俄经济改革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斯蒂论文,学者论文,批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俄罗斯改革“失败”评价的反驳
近来，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否定评价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屡见不鲜。诚然，俄罗斯的改革远不是十分成功的，但需要对其经验进行认真的研究。约·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转型的十年》一文和《转型》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这种否定评价的突出例子。批评者找出一系列证据证明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他们的主要论据。
1.忽视中国经验。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的改革者忽视了中国改革的经验。然而，中国的模式不适于俄罗斯，甚至不适于苏联后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首先，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同。从政治上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通过党的分支系统和安全机构实现对国家局势的全面控制。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启动时，国家没有这么强大，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的主权仅是一纸空文。从经济上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近似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而不是80年代末苏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80年代的水平和苏联20—30年代的水平相差无几。
其次，两国改革面临的任务不同。中国面临的是同时解决过渡和发展的任务。苏联面临的任务是生产关系向市场的转型和实现深刻的结构改革——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过渡。形成后工业经济所需的新的要素，丝毫不比从零建立起一个现代工业更容易。如果像中国那样，在保持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实现快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存在大量未被吸纳到高效生产中的劳动力资源，即农业过剩人口；第二，社会发展水平低，国家承担不了一个发达社会所应具有的社会义务；第三，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还没有成为民众的迫切要求。80年代，这些条件在中国都存在，在苏联则不存在。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走邓小平道路，苏联政府必须放弃社会责任，不再支付大部分津贴和补贴；必须削减医疗和教育领域免费服务份额，减轻预算负担。可是，批评者大多是以俄罗斯社会领域的衰退为由说明采用中国经济的必要性的。显然，这类走中国道路的建议脱离了现实。
最后，两国的民主程度也不同。80年代的苏联社会已经开放，党的领导人在经济领域的初步改革未经相应的政治变动就被居民接受。只有政治变革准备好了才能推动经济改革，并从根本上动摇党的上级任命干部。因此，认为应该先推行经济改革，而后再转向政治改革、民主化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2.偏重宏观稳定。俄罗斯改革者经常遭到这样的谴责：由于他们热中于宏观经济（指金融稳定）而使制度改革的实施受挫。“休克疗法”的政策是错误的，它导致居民的贫困化，购买力水平的下降，进而造成生产的严重滑坡和私有化的完全变形。
经济改革之初出台的措施克服了商品短缺，避免了1991—1992年冬日益迫近的饥荒，保证了卢布在国内的可兑换性。这对于一个商品一直短缺，外汇交易受到法律制裁直到枪毙的国家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这对于“休克疗法”政策来说做的又太少了。稳定卢布用了4 年时间（1996年）。国家预算达到初步平衡又用了3年时间（1999年）。 这样，解决宏观经济的初步任务总共花了7年时间。
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价格波动和失业，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出生率下降——不应归罪于自由化和稳定化。事实上，对稳定化的不适应是国家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面临的财政危机造成的。换句话说，稳定方针之所以“休克”，是最后几届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决定的。在苏联，经济失衡达到顶点，1989年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6%。不是“休克疗法”， 而是放弃“休克疗法”才引起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的许多矛盾，其中包括制度问题。持续十年的投资下降、外商对俄罗斯企业的冷淡、私有化出现偏差等，所有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都和金融稳定进程久拖无终有关。具体来说，由于没有实现“休克疗法”，预算来源才明显减少，不得不以国库券形式举借内债。预算赤字决定了卢布汇率的贬值。举借内债又使预算更加依赖金融市场，国家在这方面的活动余地也就更小。总之，宏观稳定的拖延、改革者在实践中没有能力实施“休克疗法”的措施，导致了预算危机的尖锐化，而这又引起了严重的制度危机和政权危机。
那种认为应先实现制度改造、所有权的私有化，然后再推行自由化和稳定化的说法，在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尚未得到任何一个进行真正的市场改革国家实践的证实。
3.私有化失败。批评者对私有化的主要责难是：第一，私有化推行的速度太快，缺乏相应的制度准备、法律准备；第二，私有化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社会秩序的瓦解和腐败；第三，私有化的结果并未形成真正的私有者，而几乎所有被私有化了的财产都具有“野蛮的”性质。同时，他们还认为，私有化进程出现的偏差是证券私有化机制造成的，是要加速与共产主义决裂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批评者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私有化的进程要缓慢地推行，即要伴随着相应的市场制度的建立，保障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对财产及其使用实行监督。有人推荐采用有利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私有化或实行享有赎买权的租赁。
所有这些说法都脱离了俄罗斯私有化启动时的经济政治和实践的现实。当初，盖达尔、丘拜斯等人曾经反对无偿地以私有化证券方式分发财产。然而，9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则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1991年6月3日通过的俄联邦《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确定了俄罗斯私有化的程序。法令规定采用记名私有化支票。这么做显然效率太差，而且容易被腐败钻空子，所以一开始就打算放弃这一做法。但在与立法人员进行复杂的谈判过程中，私有化支票还是作为一种妥协被保留了下来，只是将其改成无记名的。
关于私有化的速度，现在可以说，把主要企业作为国有财产保存下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将之出售，这种做法可能更为妥当。可当时国家已无法保持对“自己”财产的控制，财产实际掌握在使用者手中。1987年6月30 日颁布的苏联国有企业法为“自发的私有化”奠定了基础，国有财产开始向支配这一财产的人手里转移。这一进程日益加快。根据这一法令，劳动集体（实质上是经理）事实上独立于国家。经理取得了所有者的权利，而对所有者经营效率的责任却仍由国家承担。此后不久通过的合作社经营法（1988年）昭示的是一种“陆续拿走”财产的机制，即在企业中建立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企业经营的效率指标，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利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差价。差额自然落入经理的口袋。
“自发的私有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劳动集体有权赎买租赁下来的企业。为什么转而采用快速证券私有化？就是由于“享有赎买权的租赁”推广得太快。这种租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了企业领导人获取财产的方式，而且其目的通常不是保证企业有效地运转，而是快速地从企业攫取最大的利润。
至于实行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私有化、将业主管理的经营原则或家庭农场的经营原则推广到大中型公司的建议，这实际上指的是有利于企业工作者的私有化。事实上，俄罗斯绝大多数企业实现的就是有利于劳动集体的私有化，但这并没有促进劳动集体转变为有效率的所有者，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经理更易于取得对企业的完全控制——开始是事实上的，然后是正式的（占有工作者的股票）。因此，实行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私有化，对导致企业破产的“抛售和抢光资产”的过程只能是推波助澜。实践丝毫没有证明它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
4.改革者失误的根源。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之初国家掌权人的理论错误和意识形态偏好。具体包括：（1 ）改革者照搬教科书中过于简单化的市场经济模式，未能理解现实市场经济的动力；（2 ）改革者想尽快结束共产党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即相应的制度，结果在尚未用市场方式缓慢取而代之的情况下就迅速而自觉地将现有制度破坏掉；（3 ）外国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把不适用的改革强加于俄罗斯并提出一些错误的建议（指“华盛顿共识”）；（4 ）改革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民族等传统不相吻合。
批评者说不能根据教科书和理论制定经济政策，但却推荐我们学习凯恩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多看看那些不同于“纯”新古典方法、高度重视制度和信息问题的教科书。批评者考虑问题的方法是“教授式的”，其逻辑特点是：俄罗斯改革的经济政策是彻底实行某一计划的结果，而这一计划是在办公室里拟定的；存在正确与错误的经济理论，而正确与错误经济政策的选择取决于理论的选择；经济理论对经济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实绝非如此。
经济顾问在采取决定时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发挥作用，作出决定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事情。政治家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接受顾问的建议。一种是在一项建议已是显而易见的时候。例如，关于必须保障预算平衡、实现价格自由化、抑制过度的通货膨胀的建议就是如此。如果记得1991年秋货架空空如也，各大城市面临饥饿的威胁，就会理解价格自由化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论。另一种情况是所提的建议恰好是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形成了均势的时候。政治家采取这种或那种建议要有可能性。对刚刚走上市场改革道路的国家来说，经济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过程，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决不是引用哪一种教科书的斗争。
关于“华盛顿共识”，如果批评它把注意力从制度方面转向金融经济方面，那么这是显而易见的。制度改造要持续几十年，而市场和预算的平衡、外汇的巩固则是眼前的事。建议把这两个层面的改革同步进行，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则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哪个实践政治家会在金融危机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推行制度改革。如果批评“华盛顿共识”因注重金融问题而放弃了制度问题，这就不是严肃的经济分析，而纯属平民主义的演说。至于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签订的协议中的更为具体的技术问题，则国际货币基金的那些“条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家引发，而后作为外部强加的条件出台的。
意识形态成见要找到实践出路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力量（利益集团）。单独一个政治家的决定，在社会经济过程高度紊乱的俄罗斯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不言而喻，选择是有利于自由主义的，但这个选择本身是由20世纪末经济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决定的。如上所述，证券私有化机制的选择与改革者的理论观念就根本不一致，但这一选择是发展的逻辑预先规定的。90年代其他具体措施和决定的采用也是如此。
民族文化特点是不能用数量证明的因素。同样一些令人信服的历史论据，既可以证明俄罗斯是个人主义的国家，也可以证明它是集体主义的国家；既可以证明个人主义是俄罗斯所固有的，也可以证明个人主义与俄罗斯的历史完全相斥。“民族—文化—历史”特点这个因素在政治经济争论中时常扮演扭转局面的角色：每当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找不到别的解释时，它就被推到前台来。
90年代，俄罗斯政府接连更替，各届政府首脑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特点的理解上都不尽相同，但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基本点上又都很相近，这说明还是有一系列客观因素迫使每个总理都大致朝着一个方向行动。
批评者的共同特点是研究方法的极端抽象化，脱离对事件的具体分析，以错误的判断充当具体分析，经常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等同起来。他们提出一些应该做到但在政治上做不到的建议，其原因就在于对俄罗斯的现实只知其皮毛。换句话说，许多俄罗斯改革的批评者的毛病恰恰是被他们所谴责的改革者的毛病，即无视经济政策的具体问题，缺乏对俄罗斯转型特点的了解。关于市场改革失败的原因，事实上远远超过了“要么是改革理念错了，要么是实施好的理念时不彻底”这个两分法。研究者的任务是确定和分析既影响改革理念的制定也影响理念实施的因素。
二、俄罗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特点
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制度变革是在国家政权软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俄罗斯是惟一一个（中国除外）其共产党制度是自我发展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产物的国家。相应地，摆脱共产主义就要带来民族共识的破坏和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如果说与共产主义的决裂和加入欧共体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是把社会统一起来的目标，那么共产主义体制的废除和帝国的倾覆对俄罗斯来说则是社会解体的动因。
革命的转型本身具有某些规律，包括经济规律（既指经济政策的特点，也指动态的经济过程）。在一个被社会矛盾搞得四分五裂的社会里，经济政策不可能是始终如一的。国家的软弱是当今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任何一个研究人员都不能将这一情况抽象掉。
国家的软弱表现在经济方针左右摇摆，众多的权力中心相互竞争，缺乏稳定且能发挥职能的政治制度，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国家政权软弱造成如下一些经济后果：1.征不上税，结果是通货膨胀税的作用急剧加强，或者预算危机异常尖锐，最后造成国家拨款不足；2.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国内生产的竞争力下降；3.国民经济货币流通中断，即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降低；4.实施私有化时解决社会政治（政权稳定）和国库（财政危机）的任务提到首位，而经济效率的任务处于相反地位。
软弱的国家尤其易被腐败和院外活动攻破。主张加强国家的调节能力的人经常用下面的逻辑为自己辩护：俄罗斯国家腐败了——国家软弱了——必须提高国家的调节能力。可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号召扩大腐败了的国家的职能。加强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一任务不应归结为扩大官员干预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俄罗斯软弱的国家政权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尚未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议会、政党）形成必要的政治多数，议会、政党软弱，一盘散沙，不稳固。政权的代表人物与主要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相互影响占据首位，这些利益集团操纵着施加政治压力的杠杆，而在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起到了政党的作用。
俄罗斯转型的特殊复杂性是在转型的框架内交织着三个转型过程。一个是向市场经济的运动。另一个是传统工业经济结构（煤钢经济）发生危机，经济处于解构和重构之中。第三个是革命的经济危机，即在软弱的国家的条件下推行体制变革所出现的危机。这三个进程交织在一起便产生了另一个特点，这就是俄罗斯改革的进程和对俄罗斯改革的分析都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