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本义与发源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义论文,发源地论文,南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1)03-0015-04
从事实的层面作考察，南戏的文献学研究自钱南扬的《南戏概论》、刘念兹的《南戏新证》出，似已无话可说。以两位先生的功底、识力及用力之勤，南戏历史之遗珠几无所剩。但学术贵在创新，好在包括以上两位学者在内的诸位前辈已垦荒筑路、标示路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向前再走一步，对南戏的称谓和语义作追根寻源的考问，并对南戏源自温州提供新的证据，倘若误入歧途，也祈请方家指正。
一、称谓
“南戏”一名究竟是何时出现的？钱南扬[1]、刘念兹[2]、以及新近出版的《中国曲学大辞典》皆以元末夏伯和的《青楼集》为最早，原文如下：
龙楼景、丹墀秀皆金门高之女也，俱有姿色，专工南戏。
但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第三折中已提到了“南戏”：
【马鞍儿】（李稍唱）想着、想着跌脚儿叫；（张千唱）想着、想着我难熬；（衙内唱）酩子里愁肠酩子里焦。（众合唱）又不敢着旁人知道，则把他这好香烧，好香烧，咒的他热肉儿跳！
衙内云：这厮每扮南戏那！（众同下）
此句念白，臧晋叔的《元曲选》本缺一“南”字，而机息子的《元人杂剧选》本、王骥德的《古杂剧》本皆存录之。那么，究竟应以谁的说法为准呢？对此，需要分析一下这句台词的背景。衙内这句话是针对前面的一段唱腔【马鞍儿】而言的，这段唱腔由该剧的配角李稍、张千、衙内各自轮唱一句，最后一句由众人合唱完成。很明显，这与元杂剧一人主唱的规制不合，而与南戏多人演唱方式相吻合，因此，台词中才需要特意点明这是“南戏”。就与剧情相合言，当以机息子本、王骥德本为是；而臧晋叔本因无“南”字遂成“扮戏那”，不明指谓。
但问题并未完结。有一种观点认为，杂剧中的宾白并非作者的原撰，而是由演员现场自编的，臧晋叔《元曲选》序（其一）云：“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如此，则上引《望江亭》宾白中的“南戏”一语，究竟是关汉卿的原作，还是明人据伶人演本录之，尚在疑是之间。若是后者，则未必早于《青楼集》。当然，曲文作为最能体现文采的文体之一远比科白更受文人的重视，且曲文受曲律的限制不像科白那样更易遭受窜改，但宾白并非完全由伶人现编，因为杂剧剧情的发展是通过宾白来推动的，如果作者没有基本的宾白别人就无法了解整个剧情的框架。作为情节剧，曲文无法脱离宾白独立存在。徐朔方先生指出：“创作杂剧而又不撰写科白完全不符合当时实际：身为书会才人的大多数剧作家是为舞台演出而服务的。许多杂剧如果脱离科白，它们就不可理解。从杂剧创作的实际情况看来，角色的行动、情节的发展和进行几乎都由科白而不由曲文加以表述。”[3]揆诸本剧，衙内的说白虽与剧情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说白涉及的曲文及其演唱方式是按南戏编排的，此方式与元杂剧的一贯体制不合，原作者在曲文后面通过衙内之口将此形式加以点明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时，从戏剧效果看，该句道白是打诨语，前面【马鞍儿】一段唱腔的演唱方式，是拿南戏来打趣的，其喜剧效果倘若缺少此句道白的抖落就无法得到体现，【马鞍儿】的南戏演唱方式所作的铺垫就失去了目的性，作者的创作意图也自然会落空，因此，该句说白出自原作者之手当无疑义。
二、语义
尽管我们将“南戏”一词出现的时间由元末前溯到了元初，但作为一个戏种的称谓，南戏并非原初的命名，在它之前已有“戏文”、“传奇”等名号流行于世。问题是，入元后为何不沿用其原有的称号而要别立一名？我以为这是元人统治意识对艺术领域居高临下侵蚀的结果，是元人以中心、正统的视角对宋代戏文的贬称。
迄今为止，有关南戏最初指谓的史料皆出自元人，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该戏剧形式早已流行达百年之久。以下两条材料是治戏剧史者常常提及的：
明祝允明《猥谈》：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明徐渭《南词叙录》：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应为陆游）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
两条材料涉及南戏产生的三个时间段：宣和间、南渡之际、宋光宗朝。宣和（1119-1125年）南渡（1127年）相隔很近，一般不作分别。笔者基本同意钱南扬先生的分析，[1](P22)但倾向将南戏起源的时间定在南渡之际。即使晚至宋光宗朝（1190-1194年）也距元六七十年，南戏在宋代发生发展的数十甚至百余年时间里，不可能纡尊降贵，自我贬称为具有地方戏意味的“南戏”。众所周知，当时南戏盛行于“都下”杭州及温州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戏这一戏剧形式被冠以“南戏”之谓，必定在其同时同地正流行“北”某某戏，才需以示分别；但在宋人的文献中，我们既未发现有所谓“南戏”的说法，也未见到有和南戏对言的“北某某戏”。那么，宋人是如何指谓南戏的呢？有两种称呼：
（一）戏文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祖杰”条：“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
（二）传奇
张炎《山中白云》卷五【满江红】小序：“赠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明初《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东嘉韫玉传奇一册。”
而伶人自身又是如何指谓南戏的呢？检索传世的宋元南戏，得其自谓如下：
（一）传奇
《琵琶记》第一出：“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
《小孙屠》第一出：“后行子弟，不知敷演甚传奇？”
《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五出：“闲话且休提，你把这时行的传奇……”
《苏秦金印记》第一出：“子弟们，今日搬演甚传奇？”
《白兔记》（成化本）第一出：“今日利（戾）家子弟搬演一本传奇。”
（二）戏文
《幽闺记》第四十出：“戏文自古出梨园，今日里且欢散，明日里再敷演。”
《白兔记》（成化本）第一出：“戏文搬下不曾？”
（三）新奇
《张协状元》第二出：“此段新奇差异，更词源移宫换羽。”
所谓“新奇”，即新编传奇，因此，亦可划入传奇类。合以上宋人指谓与伶人自谓可知，南戏的本来名称只有两种：戏文与传奇。“南戏”是元人外加的称呼。元朝平宋后，极需以政治强势扶持自身的文化劣势，以文化的类别歧视打压南宋遗民残存的复兴意识和正统意识。南宋人被贬为带歧视色彩的“南人”，社会地位之低连身为元朝翰林的揭奚斯也看不过眼，据《至正直记》载：“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尤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为奴隶。”[4]政治上“南人”更被打入另类。《元史·选举志一》：“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草木子》：“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5]“南人”的类别歧视自然也会延伸到文化领域中来，在元代，宋人流行的乐曲被贬为“南乐”，[6]宋人的戏剧也理所当然地要下野为“南戏”了，因为，元人并未将自己的杂剧对等地称为“北杂剧”，尽管日后确有“北杂剧”一名，但这是明人的事情，与元人无涉。显然，元人是以胜利者的优势将宋代的戏文和传奇逐出文化中心的，尽管实际上执行起来远非易事，但至少要先在名义上将其降低为偏居南方一隅的地方戏。不过，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南戏曾经搀杂的歧视色彩早已褪去，作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称谓并不妨碍今人继续沿用它。
三、地域
一般认为，南戏源于温州，这一观点有较为充分的文献支持。除了前引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两条材料提到所谓“温州杂剧”和“永嘉杂剧”外，又见宋元间南丰人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
当是时，去南渡未远，汴都正音、教坊遗曲犹流播江南……。用章殁，词盛于时，不惟伶工歌伎以为首唱，士大夫风流文雅者，酒酣兴发辄歌之。……至咸淳（1265-1274年），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然州里遗老犹歌用章词不置也，其苦心盖无负矣。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
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说明这一称呼具有标示特征的意义，而其所要标示特征有两个：其一，杂剧与南戏的渊源关系；其二，南戏的地域性质。前者表明南戏与杂剧具有同一性，后者则说明南戏与杂剧的差异性。永嘉杂剧之所以冠以地名，显示了南戏与普通杂剧的区别，即南戏相对于杂剧的特异性。这种特异的主要表现是，南戏在北宋杂剧对抗性谐谑浑科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大戏剧因素—唱腔与演故事。[7]这种北宋杂剧的变异体既然以地域为号，说明其变异首先发生于该地域，从而有必要以地名来区别变异区域与非变异区域的不同性质的杂剧。否则，如果“永嘉”这一地域以外的杂剧与之毫无分别，冠以地名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永嘉当为南戏的原发地。
温州自古以来民风喜好歌舞，这为南戏的发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温州杂剧之前的北宋杂剧是没有唱腔的，唱腔入杂剧当自南戏始。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杂剧艺人将艺术的口味转适温州百姓。对温州百姓来说，其欣赏品味最大的特点就是喜好地方性歌谣。温州此地，自古以来就民尚歌舞，地方性的瓯歌与民谣更加盛行，唐顾况《永嘉社日赛神》诗谓：“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夷歌”即瓯歌。宋薛季宣《雨后忆龙翔寺》：“菱歌面面来渔鼓，灯火层层到客舟。”宋叶适《水心即事六首兼谢吴民表宣义》之五：“听唱三更罗里伦，白榜单浆水心村。”龙翔寺与水心村皆在温州，“菱歌”与“罗里伦”则为当地的民间歌谣。这一背景也就决定了伶人艺术适应的取向：唱腔与杂剧的结合，尤其是融入温州的地方性歌谣。正如《南词叙录》所指出的：“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
笔者新近发现了一条有关温州南戏刊刻的材料，也可为南戏源于温州提供旁证。该材料以笔者目力所及，此前尚未有人引用过，见明祝允明《烧书论》：
祝子指数十箧曰：“可烧也。”客试
之，所谓相地风水术者；所谓阴阳涓择芜鄙者；所谓花木水石、园榭禽虫、器皿饮食、诸谱录题咏不急之物；所谓寓言志传人物、以文为戏之效尤嵬琐者；所谓古今人之诗话者；所谓杜甫诗评注过誉者；所谓细人鄙夫铭志别号之文、富子室庐名扁记咏为册者；所谓诗法文法评诗论文识见卑下、僻缪党同自是者；所谓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字识猥目暗、略无权度可笑者；所谓滥恶诗文妄肆编刻者；所谓浙东戏文乱道不堪汙视者[8]。
所谓浙东，主要指温州地区，该地区在祝允明生活的明代中前期曾大量刊刻南戏剧本，以至祝允明不得不发出“烧书论”的呼吁。但这也表明温州的南戏广受人们的欢迎，需要通过刊刻批量的剧本以满足需求。祝允明在此特意点明刊刻的是“浙东戏文”，而不及其它地区，可见，温州杂剧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
收稿日期：20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