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通胀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高通胀已严重地影响我国经济向持续、快速、健康的方向发展。鉴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传统观点认为，抑制通胀，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我国1994—1995年的高通胀的分析表明，虽然通胀与投资规模偏大有关，但主要原因却是农产品的调价和工资增长过快。这说明并非在任何条件下投资都能诱发通胀。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剖析投资与通胀的关系，并寻求确定合理投资规模的依据，使投资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二重效应与通胀的关系
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实践都表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二重效应——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也就是说，投资分别以需求拉力和供给推力两种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投资的二重效应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为了辨清投资与通胀的关系，从理论上则可分别剖析投资的二重效应各自与通胀的关系。
（一）投资的需求效应与通胀的关系
投资的需求效应是指对即期社会产品的需求。从投资的需求效应产生的过程看，对任一部门的投资都将会形成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刺激其他部门的产品增长，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收入因投资而产生一种扩大的效应。例如，投资建设一个新电厂，该项投资首先引起对建筑材料、发电设备和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而生产建筑材料、发电设备的厂家又会产生对各自原材料、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过程最终会导致对最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需求。在这一系列需求中，既包括对投资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从投资的需求效应角度讲，投资越多，需求越大，生产增长越快，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但与此同时，引发通胀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是因为：其一，任何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投资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将会直接引起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其二，投资需求最终是以货币购买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是投资需求的“载体”，投资需求膨胀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特别是近年来投资资金来源方式已从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转为信用主导型，由投资需求膨胀引起的信用扩张更为明显。其三，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基金。如果投资需求过旺势必导致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最终引发通胀。
与上述情形相反，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则会导致社会生产萎缩，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增加，社会商品购买力下降、经济增长缓慢。
（二）投资的供给效应与通胀的关系
从投资的目的性考察，生产性投资是为了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非生产性投资是为了增加某种效益。当项目建设竣工后，由于新增生产能力（效益）的形成，将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和劳务，这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这就是投资的供给效应。如同投资的需求效应一样，投资的供给效应也具有多级传递的扩散特点。即增加某种产品的供给，会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产品供给的增加。如建成一个电厂，作为工厂本身增加了电力产品的产量，同时增加了收益，同时，电厂也为其他企业生产提供了电能，从而使这些企业产品产量增加，企业的收益增加。只要企业生产的内外部条件正常，此过程会依次连续进行下去。由此可见，投资的供给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在投资需求适度的条件下，投资的供给效应越大，意味着社会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得越快，从而使抑胀的物质基础越雄厚，对抑胀作用也大。但如果投资的供给效应实现受阻，投资提供的有效供给会减少，投资需求依然过旺，势必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其结果必然会引发通胀。这就是投资供给效应与通胀的关系。
如前所述，投资的二重效应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将投资的二重效应放在一起，从整体上考察对通胀的影响。在投资的实践中，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投资需求适度，供给效应明显。实际表现为：投资规模合理，投资资金充足，投资品满足需要，项目均按额定工期建成投产，并形成设计生产能力，企业产品质量优良，适销对路，经济、社会效益明显。这样的投资不但不会诱发通胀，反而起抑胀的作用。第二，投资需求过旺，投资品的供给效应难以顺利实现。实际表现为：投资规模过大，银行贷款大量增加，投资品供应相对短缺，由于上项目过多，资金分散，大部分项目工期拉长，项目建成后迟迟不能投产，难以形成设计规定的生产能力，经济、社会效益低下。这样的投资就会从需求过旺引起的信用扩张和实现供给效应受阻两个方面引发通胀。至于第三种情形，即投资需求不足，投资供给仍能顺利实现，由于在我国“投资饥渴症”至今仍未消除，因此讨论此种情形意义不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不引发通胀，应保持适度的投资需求，并尽可能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
二、保持适度的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更快增长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认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理论。在我国，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对我国1953—1990年的长周期研究，38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6.78%，在经济增长中，由资金投入带来的增长占75%，劳动投入带来的增长占20%，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占5%。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1990年的12年间经济增长中，由于资金投入带来的增长占51%，劳动投入带来的增长占19%，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占30%。[①]近年来，尽管资金投入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技术进步所占的比重提高，在经济增长中，依靠投资带来的增长仍然在50—60%左右。[②]
依据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为实现“九·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保持适度的投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当前，针对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开工不足，产品急需更新换代的现状，国家应适当地多投入些资金，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克服困难，完成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每当新的奋斗目标一提出，“一些地方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很好总结，特别是没有找出问题之所在，只是把中央的口号接过去，加到当地规划的文字中，奋斗目标还是注重上数量、上速度、强调翻几番、强调“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开发建设步伐”。甚至号召“大干快上”。[③]这说明这些地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转变，与中央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既需要有一定的投资规模，又不能上项目过多，把摊子铺的过大，这就再一次提出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投资规模究竟多大为宜的问题。关于投资规模适度标准，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仍无一致的看法。为探求投资规模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从理论标准和数量标准相结合来评价。
合理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考察，合理的投资规模应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把这个理论标准具体化，则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判别投资规模是否合理：
1.实际经济增长率（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而不是负增长。
2.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出现剧烈波动。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对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危害极大，而引起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就是投资规模的剧烈波动，这是一条很重要标准。
3.积累与消费比例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4.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
5.投资效益不断提高。
合理投资规模的数量标准：从数量上判定投资规模是否合理，必须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合理投资规模的数量标准应是个区间概念，即客观上存在投资规模的最高界限与最低界限；其二，从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观察，投资规模是个复杂的变量，它随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最高与最低界限之间上下移动，这需要人们在动态中去把握；其三，合理投资规模的数量标准，通常是将投资与宏观经济中的相关变量相比较来确定的；其四，鉴于目前统计与预测技术还不够先进，投资信息还不够完备的情况，可借鉴某些历史统计资料，作为评价投资规模是否合理的参考标准。
依据确定合理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和上述基本思想，我国合理投资规模的数量标准如下：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水平：（1）投资率25%以下，低投资率水平；（2）投资率介于25—35%，合理投资率水平；（3）投资率在35%以上，高投资率水平。
2.投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又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④]根据有关专家计算，1981—1994各年名义投资增长与名义GDP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1.5，即名义GDP平均增长1个百分点，名义投资平均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名义GDP增长指标已确定，可根据这个平均弹性系数，大体上确定未来的投资平均增长率。
在上述的数量标准中，关于投资率，有的学者提出，在“九·五”期间按30%安排是适当的[⑤]。有的提出为保证投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投资率必须保证在36%左右[⑥]。依笔者看，由于宏观经济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每年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较大，因此不宜把投资率绝对地固定为某一数值，而应制定投资率的适度区间，然后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形势，确定下一年的投资率水平。这样考虑，“九·五”期间投资率选择的区间应是30—35%，这和某些学者用名义投资率对名义GDP的平均弹性计算结果：名义投资率应控制在27—30%之间，也比较接近[⑥]。至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可作为确定合理投资率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努力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投资效益
从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出发，在高度重视投资需求效应与其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绝不可忽视投资的供给效应，因为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实质看，主要的问题是解决高投入和低产出。而在投资领域，解决高投入就是要求转变以往靠多投资、上项目、铺新摊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解决低产出的关键是努力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使投资效益明显提高。
如何在投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更多、更快地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总结我国投资建设的多年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根据这些年来投资领域出现的问题，依笔者之见，可从调整投资结构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调整投资结构
调整投资结构的目的是使投资结构合理，进而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投资结构包括投资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项目规模结构等多种。相对地讲，在众多结构中，投资的产业结构合理程度尤为重要。限于本文篇幅，只论及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急待调整。长期以来，投资的重点突出重工业的位置，忽视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在重工业中重视钢铁工业建设，忽视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使生产力结构严重失调。
当前，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首先要加大农业投资的力度。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并且有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表明，1978—1987年，我国农业投资至少少投资4900亿元，平均每年少投资490亿元。[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从1984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1995年的1.8%。由于农业投资的严重不足，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越来越差，农业生产滑坡，农产品供给减少，这既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又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引发通胀。因此，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牢固。
其次，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基础设施是支持和推动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据有关专家测算，各类基础设施水平与GDP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供给三者与GDP之间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严重。
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是指加大对原材料及能源工业的投资。原材料工业是加工工业的基础行业，只有加快原材料工业发展，才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只有上述的基础产业得到应有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后劲，国民财富的增长才有保证。
（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从投资运行角度分析，影响投资供给效应的因素尽管是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说，主要受制于投资体制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增加投资的供给效应，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我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是实行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基本特征可用“四个单一”来概括：即单一的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单一的决策机构——政府；单一的投资渠道——财政拨款；单一的管理方式——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传统投资体制的实质，是一种从上到下缺乏责任约束，投资无偿使用，任何投资决策失误都难以追究责任的“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我国经济建设历史上也有过“功绩”，但随着经济发展，传统投资体制的投资决策高度集中、资金渠道狭窄、缺乏责任约束以及低效率的微观管理方法，是造成我国投资波动频繁，投资损失浪费严重，投资供给效应滞后、弱化，投资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解决传统投资体制的弊端，从1979年开始，我国对传统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经过18年的努力，现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尚未到位情况下进行的，各种配套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践，因此，投资领域长期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规模过大、结构失衡、效益低下，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二是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三是投资建设的服务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四是投资领域法规建设还相对滞后。这四个原因固然都重要，但从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角度看，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建立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上。从根本上解决谁都争投资、谁都不对投资的后果负责这个老大难问题。围绕这一改革的重点，在实践中要认真做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积极推行法人投资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国家有关部门已明令规定，今后所有建设项目均划分三类：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其中竞争性项目将以企业为基本投资主体，投融资活动推向市场。按照这一要求，企业在进行投资建设时，必须先明确法人，而后进行项目建设，由法人对建设项目的筹资、建设实施，直至生产经营管理，债务偿还以及资产保值增殖，实行全过程负责。法人在享有投资决策权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对于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将主要由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但也同样要按政企分开原则，确立一批国家投资主体作为政府投资的代表，建立起政府投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第二，认真落实项目资本金制度。实行这一制度要求项目不能搞无本投资，投资者必须承担投资风险。这就从根本上起到了约束投资者只追求投入不注重收益的行为，防止投资规模膨胀的作用。从当前实施这一制度的实践看，主要问题是项目资本金在管理和使用上过于分散，资金使用上苦乐不均，特别是那些急需发展的行业的资金往往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其一，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制订并实施项目资本金筹集、使用办法实施细则，使项目资本金使用规范化、法制化；其二，转变企业的投融资方式，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其三，企业尽快增强自我积累能力和筹资能力。第三，认真实行投资决策责任制，由项目决策者承担投资决策责任，实现“谁决策，谁负责”。对违反决策程序盲目上项目并造成经济损失的，要依法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行政、经济乃至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适度的投资需求，并努力增加投资的有效供给，通胀是可以抑制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愈加明显，“九·五”奋斗目标和2010年远景目标一定能实现。
注释：
①郑友敬：《要从控制速度入手》，《中国改革报》，1995年3月27日。
②田江海：《略论投资性能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投资研究》，1995年12月。
③苏星：《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民日报》，1996年5月30日。
④田江海：《略论投资性能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投资研究》，1995年12月。
⑤苏星：《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民日报》，1996年5月30日。
⑥张孝堂：《应有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研究》，1996年1月。
⑦刘立峰：《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5年61期。
⑧马晓何等：《经济调整过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生存、改革、发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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