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新时期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等右倾思潮明显抬头。日本决策层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自己的实力，全面调整外交战略以争取在国际新秩序建设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一、调整对外战略，加快实现政治大国步伐
冷战结束后，日本处在政经体制变革、内外政策调整的转折时期。新时期确立一条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是日本决策层讨论的首要问题。经过近几年的酝酿和调整，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已初具轮廓：（1 ）摆脱“追随外交”，努力增大外交的自主性，开展积极的“为国际作贡献”的大国外交；（2）改变二战后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低姿式”、 “不出头”的小国意识，在对外关系中既讲协调也讲对抗，树立起大国形象；（3）修正迄今过分对美依靠，提升对亚洲的“依存度”， 使该地区成为其经济后院和外交依托，最终实现“脱美入亚”，成为与美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
新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实现政治大国，为此日本采取了以下一系列行动：（1）公开提出要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并且在国内形成共鸣；（2）将外交重点移向亚洲，“脱欧美回亚洲”论盛行日本；（3）在大国关系中，强调建立美中日等边三角关系；（4）放弃“西方一员”战略，出现对谁都敢说“不”字的势头；（5 ）主动插手亚太及世界的安全事务，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6 ）推出对外经济援助四原则，利用经济向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
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日本。日本所处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平衡，两者矛盾日益突出。在日本看来，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实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日本要从被动遵守国际规则，转为主动参与制定新规则，取得更大的国际决策权。（2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西西矛盾”加深，日本原有的“西方一员”外交开始失去意义，它不再从“西方一员”这种单一的价值判断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而是优先考虑国家利益。（3）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明显加强， 东亚经济的崛起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地图，亚太时代的到来将为日本巩固外交根基提供新的机遇和条件。（4 ）日本政局变化导致国内保守势力膨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新国家主义”等右倾化思潮抬头，为日本的“大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5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日本作为战败国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因冷战日本外交也受到种种制约。因此冷战结束之日也是日本外交“解放”之时。
二、摆脱对美的从属地位，谋求与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战后以来，日本基本上推行一条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尽管自60年代末以来，日本就提出了自主外交的口号，但羽毛未丰的日本战略上依靠美国保护，仍不能不听令于美国。因此冷战时期日本要求“自主”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日本舆论批评政府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并非言过其实。如今冷战结束，日美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在这新旧格局转换、新旧世纪交替的新历史时期，日本认为必须重新确定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于是大国外交战略在日本统治阶级中逐步酝酿形成。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首先在外交上要摆脱对美的追随，增大自主性。因此在新时期日本提出要增大外交上的自主性，绝非是纸上谈兵，而是调整了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行动：
（一）经济上降低对美的依存度。在欧美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日本对亚洲市场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显地将自己的经济命运与亚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10年前日本对美出口曾比亚洲出口多1/3，而10 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也超过了对美的贸易顺差。在投资方面，日本对美投资连年下降，但在亚洲的投资却出现热潮。80年代中期，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为23亿美元，而到了90年代初则增加到73亿美元。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亚洲将成为日本最大的投资场所。
（二）抢占科技制高点，在高科技领域与美一比高低。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上升，而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竞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日本已将发展高科技作为21世纪立国之本。在一些新兴高科技领域已向美发起了挑战。日本成功地发射H2型大型运载火箭，为跻身世界宇航强国之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敢对美说“不”，极力反对美国的控制。1994年细川首相在与克林顿总统的会谈中与其针锋相对，第一次公开向美说了“不”，直至会谈破裂也不退让。这在战后日美首脑会谈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今年9月，驻冲绳美军士兵对当地少女施暴事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广大冲绳县民纷纷要求撤销美军基地，县知事大田断然拒绝在延长基地协议上签字；日本大部分地方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议”。日本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加快“回归亚洲”的步伐，日本外务省新设“综合外交政策局”等举动表明，“没有北美局长的认可，一切重要的政策都难以执行”的时代已经结束。
（四）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权落入美国之手。西雅图会议后，日感到“美亚桥梁”作用下降，日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加大了对东盟国家外交的力度。同时，近年来与美加紧了对新兴市场的争夺。目前日亚贸易额超过了日美贸易额。在投资方面，原来美国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已被日本所取代。
新时期日本之所以敢于与美抗争，主要原因是：（1 ）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再不甘心屈居美国之下；（2 ）苏联的消失使支撑日美战略同盟的三大支柱——经济上美国向日本提供市场、安全上靠日美安全条约、政治上美让日分担责任——的作用已大为下降；（3）经济问题上升为日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互不让步。
日本对美政策虽会变化，但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日本不可能与美国分道扬镳。因为经济上日本对美的依赖仍然很深，安全上也离不开美国，政治上也需美国的支持，加上两国同盟关系经营了几十年，因此在新的过渡时期，日美关系将是既合作又竞争、冲突与协调交替、曲折发展的过程。当前的趋势是，合作在加强，摩擦在加剧。特别在合作方面今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今年初，美国提出给日美安全条约重新下定义，美国的《新东亚安全战略》明确指出，“日美同盟是一切的基础”，“日美安全体制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核心”。日本提出要重新确认日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重要性。1995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第一次称“日美安全条约是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纽带”，“是国际上不可缺少的体制”。这表明，新时期日本在谋求增大对美外交自主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
三、将外交重点移向亚洲，试图发挥日本在亚洲的主导作用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将其重点移到亚洲。日本亚洲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加大亚洲外交的力度，以亚洲为谋求政治大国的依托，极力谋求在亚太地区扮演民主发展和维护稳定的主角。即在经济上起火车头的作用，在西方和亚洲间起桥梁作用，在亚洲安全上起主要调节作用。今年7月， 日本提出了新亚洲外交政策的三原则：深化区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综合发挥各种合作组织的作用，确保与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的合作。
总的看，调整后的日本亚洲政策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1 ）在外交上，提升日亚关系在日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将其与日美关系同视为日本外交的基础。自宫泽到村山的四届内阁，首相的第一次出访均选在亚洲，改变了新内阁成立后，首先要向美国“报到”的传统作法。 （2）在经济上，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以东南亚为立脚点，带动“四小龙”和东盟齐飞，试图组织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和“日元货币圈”，以与欧美平分天下，抑制美国。（3）在安全上，冷战后， 日本对亚洲的安全形势有四种担心。一是担心美国从亚洲收缩造成这一地区出现“真空”；二是担心中国强大后危及日本利益；三是担心朝鲜拥有核武器；四是担心俄罗斯“死灰复燃”。为此日本鼓励美国在东北亚保持驻军，与美、韩、中、俄协调，抑制朝鲜核开发，压朝按日本条件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依靠美国，借助中国，促俄归还北方领土；利用美国和东盟抑制中国。（4）在多边关系上， 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机制谋求日本在亚太的权益， 掌握建立亚太新秩序的主导权。
四、逐步漠视中日关系的特殊因素，建立“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在日本的大国外交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决策层将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视为同等重要。日本为实现大国外交战略，对华政策也进行了新调整：（1 ）变“联华御苏”为借重中国为日本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服务；（2 ）变单纯的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将中国拉进国际协调的道路；（3）合作内容从侧重经济转向经济与政治安全并重， 以改变日本经济上主动，政治上被动的局面；（4 ）变迄今因历史等问题造成的“特殊关系”为面向未来的“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能说“不”的态势。从上述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中既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极欲增大在双边关系中的发言权，显示日本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鲜明。日本既希望中国政治稳定，同时又以民主化、人权等问题对华进行干扰；日本一方面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设置先决条件给予限制；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同时又加大对中国周边国家外交的力度，试图缩小中国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在牵制中国方面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1）淡化中日关系的特殊性。由于历史、地理、 文化的因素，中日两国关系具有特殊性，迄今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均考虑这些因素。而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的这种观念开始改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日本与美为伍，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日本对中国的赎罪意识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而淡薄；迄今发展中日关系的特殊渠道基本被堵塞。日本在发展“成熟”关系的口号中改变了过去的低姿态，而采取不轻易让步的强硬态度。（2）图谋突破对台关系， 与其发展实质性的“准官方关系”。近年来，自民党和新进党中的亲台势力抬头，一些顽固的反华分子妄图实现李登辉访日，提升日台关系，牵制中国。李登辉访美后，在日本出现一股促李访日的逆流。6月9日，日本文化振兴会一行20人带着日本皇室亲王六条有康希望访台的信息访问了台湾，团长栈胜正并表示支持李登辉访日；6月15 日“日华议员恳谈会”为推动李登辉访日，召开了领导人紧急会议；6月17日， 日本政府派内日胜久为全权大使访台，成为日台断交以来，日本访台的最高政府官员；8月23日日本新进党年轻议员团访台，并与李登辉进行了会谈；9月20日《产经新闻》刊出以平沼赳夫等为发起人、谋求实现日台关系正常化和李登辉访日集会的意见广告；9月21日自民党干事长村上正邦访台， 并与李登辉进行了单独会谈。（3）公开将政治与经济挂钩。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极力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强调经济与政治安全之间的“综合平衡”。近年来，日本缩短了对华日元贷款周期，把资金、经济合作与中国的民主化和国防现代化挂钩。8月9日，日本以抗议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了今年对中国的除人道主义外的无偿援助。日本新进党还提出要立即全面冻结对华援助（ODA）。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来所罕见的。（4）暗中联美对华。 今年美国推出所谓“新东亚战略”的主要背景是为了防止中国坐大，要对中国打“日本牌”。对美国的这一战略，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反应最为积极。美国宣布不削减其东亚驻军决定的第二天，日防卫厅长官就宣称“我们高度评价美国的这一政策”，“日本将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保持和提高日美安全条约的可靠性”。日本在军事上已将中国视为重点关注的国家之一。日本前驻泰大使冈崎久彦公然称“在对华政策上要维持日美同盟”，台湾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缩小中国的选择余地”。（5）在领土问题上，对南沙问题大作文章， 妄图牵制中国对钓鱼岛的政策。
上述动向表明，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已较冷战时期大为不同，所谓“干杯”的时代已经结束。中日间竞争、摩擦的一面将增多，发展中日关系的困难将增大。
五、发展日欧政治关系，改变其在美日欧三角关系中的薄弱地位
新时期日本对发展与欧洲关系的需求增大。一是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争取欧洲的支持；二是要摆脱受制于美的局面，欧洲是重要的伙伴；三是为欧亚牵线搭桥有利日本确保亚洲的主导地位。正出于以上需要，日本调整了迄今“以双边经济交流为主，政治联系为辅”的对欧政策，同时利用欧洲联盟和欧安全使日欧政治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基本做法是：
（一）积极推行“日美欧三边战略”，提升欧洲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日本、美国、西欧是当今世界经济上的三极，它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日美欧三边关系是日美、欧美双边关系密切，日欧关系淡薄。冷战结束后，美国虽保住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其实力已经相对削弱，而日欧的作用和影响相对提高。于是日本认为，要建立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关键在于加强日欧关系。因此进入90年代后日本推出了“新欧洲政策”。其内容是，支持德国统一；积极支持东欧改革；理解和支持欧洲大市场的建立；密切日欧关系，加强日美欧三极的政策协调。日本在这一新政策的指导下，与欧洲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关系不断加强。政治上，双边领导人频频互访，日欧间的政治对话已形成制度。安全上，日本派代表参加欧安会，并向北约组织派出了常驻代表，在“欧亚安全保障不可分”的主张下，日欧在安全方面建立起初步的联系。
（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美关系方面与欧加强合作，使双方观点趋于一致。如在援俄问题、北方领土问题、朝鲜核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看法。在对美关系上，加强彼此的联系，不给美国利用美日欧不平衡关系拉欧压日、或联日打欧的机会。今年，欧洲联盟委员会推出一项对日关系新战略，强调以合作代替对抗并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欧洲认为，同日本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系列的贸易争端，而要加强同日本在各个方面的联系。内容包括加强政治对话，确定具体的合作领域，就日本与欧洲联盟的政治关系进行讨论、交流信息，并定期进行工作级接触等。
（三）扩大日欧贸易，同时努力减少对欧贸易顺差。过去造成日欧关系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对欧的巨额贸易顺差。80年代初期，日本对西欧贸易顺差已突破100亿美元。10年后则猛增到3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从而引起西欧国家的强烈不满。贸易不平衡是日本与西欧间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的贸易结构，双方在贸易对象和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有明显的差异。因而欧共体国家要求日本改革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日元升值，推进产业合作等。1992年欧洲统一市埸的出现引起日本的极大关注。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探讨如何开展同欧共体国家的经贸活动。为加强经济合作与协调，双方还设立了“双边工作委员会”，并且制定了处理日欧经济关系的三项指导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通过竞争与合作扩大均衡；个别问题及时解决。近两年来日对欧贸易顺差开始减少。
当然日欧关系的发展也有许多制约因素。如美国不会坐视日欧关系“任意发展”；欧洲对日本发展仍怀有戒心，担心其坐大；日欧相距遥远，文化不同，日欧关系要发展到与日美、美欧同等水平并非易事。
六、软化对俄政经不分原则，推行“扩大均衡”政策，改善双边关系
在日本的大国关系中，日俄关系相对发展得最为缓慢。但与冷战时相比，日俄发展关系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 ）俄罗斯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已被日视为新的政治伙伴；（2 ）日本发展对俄关系受美牵制的因素减少，美国出于战略考虑，鼓励日本发展与俄的关系；（3）日俄彼此间的需求增多；（4）日本开始调整迄今过于僵硬的对俄政策，政治上虽仍坚持归还领土、缔结条约的基本政策，但不再把领土问题作为改善关系的唯一前提，同意在改善关系中解决，即采取政经两步走的方针；安全上虽仍警惕俄的军事动向，但不再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强调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经济合作仍取谨慎态度，但支持俄的经济改革，并提供适当的经援。目前日俄关系之所以迟迟难以进展，主要原因在于俄国内政治动荡，政局不称。当然，日俄之间要了结历史的“旧怨”、归还北方领土也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综上所述，当前日本推行的是一条大国外交路线，其基本目标是要成为能与美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但日本要如愿以偿绝不会一帆风顺，它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障碍。第一，日本的“战后”并未结束，历史包袱仍将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巨大障碍。今年正值二战胜利50周年，本是日本对战争作出反省争取亚洲人民理解、为战后划上句号的机会，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清算，日本国内牵制右翼势力的力量下降，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抬头，日本国内反而出现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对日本向何处去，亚洲人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第二，日本政治正处在过渡时期，建立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政权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不可想象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在国内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在外交上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第三，日本尚缺乏大国的素质。外交上日本长期以来追随美国，至今在日本的国土上仍驻扎着美国的军队，日本要建立起一条完全自主的外交路线并非易事。经济上日本迄今采取的是自我中心主义政策，如今虽然提出了为国际作贡献的口号，但要完全落实到行动上，为亚太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还将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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