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模式与性别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平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性别的平权化轰轰烈烈了将近两个世纪，无论是一轮高过一轮的西方女权运动，还是新中国建国后动用行政力量对男女不平等的干预，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认为，性别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是传统的性别模式，只有打破它，才能实现男女平等。但是，无论西方还是我国，不仅性别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虽然在社会事实上性别平等已经大大提高），反而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使人们的性别角色认同和实践上发生了混乱。于是对性别模式的大讨论又开始了，各家各派众说纷纭，其中也不外乎三种态度：激进的——向男性要权利、争地位，处处与男性竞争；保守的——阻击妇女平权运动，处处以传统要求来安排两性关系；观望的——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笔者相信很多人都持观望态度，或许正在身体力行着某一方向，却不知个中究竟。
笔者想指出的是人们在大讨论中陷入的两个误区：一是事理的误区，二是心态的误区。首先，平权和性别模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确切地说是两回事，我们不能把一件事的改变作为另一件事改变的缘由。解决平权问题，决不是颠覆传统模式就可以办到的。再者，所有平权运动所持的心态都是男女两性的对立。一讲到平权，妇女们便对男性的霸权愤愤然，而与之对立的反平权运动，更是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这些女性。于是激进的更加激进，保守的愈加保守。因此，整个过程缺乏理性，充满着狂热和激动。行动与心态的综合，这就是一百多年来平权运动的基本写照。有这两个误区的存在，能真正理性思考便人数寥寥了。
一
传统的性别模式内，男女性别之间讲求的是合作。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因此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二人组。齐美尔的几何社会学就是从这“二人组”的关系开始的。二人组合体依赖于这样两种人，其中任何一方的撤出都意味着组合体的瓦解。“在以性别分工来结构成的社会里，生活单位必须由男女合作组成。……社会的形成是靠分工，若每个人都做相同的事，各个人对付各个人的生活，就不会有社会了。分工发生差别，可是也得根据已有的差别。”（费孝通，1999:121）
社会的效益来自有效的合作，而这种高质量的合作来自相互间深刻的理解，即两性之间破除对立情绪，增进了解和尊重。只有合作，才能让社会组织运行得更好。
说完社会互动中的合作，我们再来说说竞争。传统社会中，严格的男主外女主内，将两性的世界完全隔离，男性无权踏入女性的生活领域，所谓“男做女工，一世无功”（费孝通语）；而女性更无权介入男性的事务。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必然导致将男女两性严格排除在竞争之外。竞争仅仅控制在同一性别之内。这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也是对体力不如男性的女性的一种保护。很多平权运动要求男女在各个领域中的绝对平等，其实是所谓的利益一致性掩饰了两性间的冲突。两性因生理机制的不同，必然使竞争处于不公平状态，而表面的平等却掩盖了不公平的冲突，使女性在男性优势的领域承受更多痛苦或失败。可悲的是，她将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不公平地淘汰出局。而这种问题至少在传统的性别模式里是不会出现的。帕森斯曾经描述过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家庭内部分工、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男性支配性强，身体健壮，是工具型的，便于集中精力于工作；而女性支配性弱，感受性强，是表达型的，便于持家。这种结构对社会来说是理想的，这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也是理想的。因为生物学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可以防止竞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它满足了男人的本性，也满足女人的本性。最后，它对孩子们来说，也是理想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进行角色认同，使他们能将角色范型内在化，并最终模仿那些范型。一旦他们得到满足，则社会将同时得到满足。”（转引自乔纳森·哈迪，1988:P67）。
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社会所要维持的是一种基本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社会系统得以正常的运作。传统的性别模式就是创造并维持着这样一种秩序。人类总在选择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最佳模式以形成秩序。漫长历史中，人类的活动选择了这样一种性别分工模式。具体的某一标准可以成为模式的依据。“标准的建立就是为了克服群体生活中没有标准的任意性，以减少冲突，提高效率。因此标准必须明确，易于判断，且难以被人们任意解释。”（郑也夫，1995:85）性别可以说是最自然，最明显也最牢固的标准。正如费孝通所说：“性别可说是用得最普遍的差别了。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造出过一个社会结构不是把男女的性别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的。”（费孝通，1999:121）
男女的性别行为是文化将生理机制作为标准扩大化、极端化的产物。文化的功能之一在于为人们提供直接的生存方式和秩序，减少选择与摸索的混乱与困惑。玛格丽特·米德认为：“这种社会的每一个体都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既带有绝望的意味，又是和一套固定的角色分不开的，即使如此，这种安全感仍然不失为高度复杂社会对所属成员的酬答。”（玛格丽特·米德，1988:302）
从合作竞争到社会秩序的维护，传统的性别模式显示出强大的功能，也是它合理的一面。然而，有传统，必有它的对立面——反传统。传统性别模式的对立面就是激进的妇女平权运动。历来急剧社会变迁，都免不了传统与反传统之争。在性别领域内，也同样如此。当然，我们对传统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对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区别对待。现代是传统的扬弃，而不是对传统的破坏。
激进的平权主义者们看到了传统性别模式下，女性经济上依附男性，却没有深切的思考它在整合社会、社会运作、建立社会秩序的潜功能，更没有想到它在安定人们情绪，合理利用资源的潜功能。直到传统性别模式被打破，才发现缺少了传统模式保护的人们心理的脆弱。西方社会曾也有过类似的状态，尼采惊呼“上帝死了！谁杀了他？是我们大家。”他已经深深地感到他那个时代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西方社会有沦为无序的危险。而现在的我们又何其相似。
二
对传统，我们要有宽容之心。宽容是对价值的尊重，宽容是一种平等。只有在传统与现代处于平等对话时，才能够理性分析传统性别模式与性别平等。
人类的生存本能要求人类合作，于是人类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的道路，传统的性别模式完成着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秩序必须牺牲个性，杜绝越轨行为。而为了维持秩序，性别规范自然成了最专横、最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化，便造成了社会的性别角色。“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费孝通，1999:47）
维持秩序、选择稳定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少个性坚强、才华横溢的女性就被扼杀在这一刻板的两性模式中，无权参与社会活动。而大多数女性被局限在家庭之中，依附于男性，这些都导致了性别的不平等。有人说，人类的这种性别模式选择太不合理，我们要重新选择。“选择的自由性是人和动物的分水岭。尽管传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过历史的筛选和完善，传递至今，变得非常牢固和神圣，但与动物的生理机制相比仍是易碎的，而且具有着可塑性。然而，人类今日选择的一重限制就是他们过去的选择，即人类在立意打破传统重新选择时仍免不了带有传统的意识。这表现为无意识中形成的趋向，这种趋向的迫力如同无意间形成的小路，便利成了人们选择的依据。”（郑也夫，1995:26）
人贵有自知之明，否认矛盾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传统不应仅仅被看作变迁的障碍，这也是创造性产生的不可或缺的源泉，一切创造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背叛传统则是对历史的不信任。
传统性别模式所付出的代价造就了性别的不平等，这也成了人们要求打破它的理由。但是同时它的确又具有某些积极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尽量避免的是其代价。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内容。
三
上文论及现代平权运动有事理与心态两大误区，只有解决这两大误区才能构建新的性别模式。
第一，传统的性别模式的确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但性别不平等也不仅仅是由性别模式导致的。性别不平等首先是基于人格的不平等。传统社会把女性看作男性的附庸，其根源在于社会对女性特殊价值的否定。女性的价值绝不亚于创造发明及创造物质财富，甚至比后者更甚。因为此项工作的成果是生育与养育新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未来。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社会就对女性的这种创造性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现代社会又过分强调物质的价值，仅仅把物质价值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却忽略了女性对社会的意义。“为什么培养一个孩子比造一件商品低下？”（郑也夫，1995:73）这就是不平等的所在。倘若家庭的劳动也可以用货币衡量，还能说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呢？传统社会的弱点不在分工模式，而在于没有对女性价值进行明确的社会性肯定。传统社会否认女性的价值，使她们失去了经济地位，在经济上只能依附于男性。
无怪乎现代的平权主义者们一提到平等就想到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地位，殊不知这本身就是男权的价值观。退一步讲，就算是这么回事，经济的原则也不能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平权主义者们要求女性与男性全面分享一切社会事务，这本身就是以男性的指标作为衡量自己解放的标志。“恰恰这一过程使得男性价值席卷社会，而女性价值沦丧。”（郑也夫，1995:70）况且在分工权力完全均等的情况下，由于女性的生理原因而无法达到与男性实质上的均等，反而将得到更大的歧视。“消除男女性别人格间的差异，也许意味着文化复杂性的随即丧失。……这本身就需要文明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玛格丽特·米德，1988:298、301）
因此，改变不平等，决不是意味着把传统性别模式彻底抛弃，需要的是在两性的沟通和理解中重树女性的独立价值。
第二，多一点宽容之心。平权运动中的讨伐姿态颇不可取。本文之所以不用“女权”这词，就是觉得这是另一种不平等。传统的男权社会，是男对女的不平等，而如果用“女权”，岂不是女对男的不平等？由一种不平等到另一种不平等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个平权化的过程中还是多一点宽容为好，所谓“运动”仍有过激之嫌。我们如果以一种对立对抗的心态去要求平权，势必导致女性从男性世界的大规模出走，男权的世界坍塌了，但世界这个男女共同组成的二人组也将开始瓦解。因此，我们只有存了这种宽容之心，才能宽容传统性别模式的存在，心平气和的分析其利弊得失；才能宽容激进的平权运动的存在，毕竟它为单一化的社会提供了刺激，引入了一种新的观念。
只有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在追求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当然，我们的面前摆着传统和现代的多种主张，如何选择，怎样选择是最关键的，是靠我们自己来把握。
四
传统性别模式意味着一种规范，是社会的稳定力量；现代的女权主张则是社会活力的象征。失去前者，社会就会因失范而动荡，人们因无规则可循而焦虑；失去后者，社会就会停滞。因此，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务必保有一颗宽容的心。现代社会宽容着传统，保留着传统，为茫然失措的现代人的性别社会化提供模本，指导方向；现代社会也宽容着个性，为每一种激进的想法都留有选择的余地。宽容就是一种平等，是对人格尊重的平等。这种平等是给予人以自由，给予男女两性的自由，而不是强迫女性必须按什么模式做，男性必须按什么模式做。现代女性应该重新定位，她们不再作为男性生命的一部分走向未来，而是以相对独立的生命价值和不同于男性的内涵和魄力走入新的世界。在家庭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可能仍将是比较切合大多数女性生活方式的，但它有个必要的前提，即在社会充分尊重和体现家庭价值的基础上。只有大多数家庭的稳定，社会才不至于动荡不安，这是一个“常”字。对于充满个性挑战的女性，对于突破模式的人们，我们也要保持一种宽容，不能再象传统社会那样一味的压抑，而应该充分尊重其选择。虽然她们作为少数，超前于大多数人，但她们是在扩大群体品性的外延，拓宽群体认知的视野。只有保留这份新奇的力量，社会才能不固执己见，不失去变迁的动力。这是一个“变”字。
在规范中保存个性，是笔者想说的性别平等。而对于当下已经性别角色冲突、角色模式无所适从的社会而言，“变”已经够多了，我们还是多谈谈“常”，以平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