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科研成果论文,人文论文,国内外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311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与自然科学成果评价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明显的本土化与区域性特点。自然科学知识不分国界，科研成果评价方法也较容易直接借鉴国外经验；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领域，简单地移植国外评价方法则难以奏效，甚至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国内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法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对比分析，找出差异，从而发现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评价管理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
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国外评价经验的介绍或对国内现状的分析，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问题进行的分析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未能对评价的人文环境差异方面给予更多关注。本文拟在政治历史环境、社会现实环境与学术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国内外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实践及理论探讨作深入的对比分析，从中得到启示，总结出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一、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的环境比较
1.政治历史环境比较
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受政治因素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比较直接和明显，往往统治阶级推行的一项政治主张或一项具体政策，甚至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好恶，都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必须承认，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知识，一种不涉及任何价值的普遍的社会科学。“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现实，因而永远无法超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本身”。①
西方的学术传统从古希腊和罗马开始，关于知识的形态就被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两大类。后来，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称为“自然哲学”，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被称为“道德哲学”。17世纪“牛顿学说”是关于自然知识的胜利，它使得许多学者确信，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这种对规律的探讨就是“科学”。在这种“科学至上”的追求中，那些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也开始努力使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即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他们先是在18世纪末将“道德哲学”称为“道德科学”，在19世纪中叶又将“道德科学”改称为“社会科学”。
中国传统的儒学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不是将自然和社会分割开来，17世纪西方学术界这种关于知识分工的变化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牛顿那种对自然的系统认识。这种学术传统的差别使得中国学者很难相信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实证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关于社会现实的研究之中，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及其系列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谱系建立的过程大致如下：1840～1890年在“富国强兵”、“中体西用”的定位中被冷落；1890年以后被介绍进中国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的大学和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但遇到“学术本土化”的抵制；20世纪50年代被苏联模式所取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完全被取消，成为完全的政治意识形态；1978年以后，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又得以恢复。“究竟是什么主宰社会科学的命运，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完全不同？这既涉及到知识分工的合理性问题，也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这种转化过程主要是一种政治选择”。②
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科学，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得以恢复。无论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活动的管理方面，我们都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这也许就是无论国外的“同行评议”还是“文献计量”评价方法移植到国内都会失去评价的有效性，甚至还会出现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如学术失范、抄袭剽窃、浮躁等)的深层原因。
2.社会现实环境比较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活动特点及人类社会现象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人类社会自身具有主观能动性。其研究素材主要来源于人类社会，研究结论也要在现实中反映出来，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自身之间客观上具有共存性与互动性。这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化”问题。
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问题驱动型的，同时还具有实证性、实用性、多样性、重视方法创新等特点，所以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大都会对其社会与政府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媒体常报道一些引起社会科学家重视的社会问题，也常报道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以及不同的观点等。由于信息共享，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包括为政府提供的调查报告、统计数字、咨询意见等，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之外，都会向公众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和有关报刊上看到这些成果并发表评论。这些都促进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成果评价的社会化，扩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与问题驱动的特点，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入政府或企业的决策层是很自然的事，美国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都要以一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依据。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和学术出版物，其性质往往取决于研究经费的来源，成果评价的标准也由资助方或基金会来定，关键取决于其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从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确定研究的问题，既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也不能急功近利。他们不仅关注一般性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犯罪、人权、妇女等问题，也关注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太重要的小问题，诸如社区老人护理、跨国收养、就业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把这些当做重要的社会问题加以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都是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与美国类似，欧盟和日本也一直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问题。欧盟已将相当可观的资助经费通过“研究框架计划”来分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以“欧洲研究区”的相关政策为依据，其对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原则与标准主要侧重于对社会与政府决策的影响。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各个部门均设有学术审议会，其成员由各大学的教授或知名学者组成。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专业知识，在审议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重大政策出台前，政府行政长官都要听取审议会专家的意见。经专家学者审议并提出方案后，再由政府部门提出施政方针，这一做法在日本已成为惯例。
不可否认，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的制定与论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上述政治和历史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与社会自身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一方面，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还具有不成熟性，导致科研工作者的“问题意识”不浓，研究选题范围与研究方法与国外相比还缺乏科学性；另一方面，我国公众长期缺乏评价社会科学成果的参与意识和科学素养，社会与企业对优秀科研成果的社会吸纳力不足，最终导致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相互脱节的恶性循环。这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与社会推广的制约因素，也使社会效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难以具有可操作性。
针对这一状况，我国学术界与科研管理部门已不断采取措施扩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例如2001年11月，旨在“普及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素质”(费孝通题词)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开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2006年3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首批优秀成果的10部专著问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规划》强调：“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加大成果宣传力度，拓宽成果推荐渠道，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促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研究成果更充分地运用于党和政府决策、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运用于学科建设和发展。”
3.学术环境比较
(1)学术研究方法与引文规范
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的、量化的和调查性的。虽然至今人们对社会科学是否可以称为科学还有争论，但美国多数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符合科学的标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系统观察(包括参与观察与社会实验)的基础之上，且得到经验观察事实支持的，特别是得到一些科学调查数据的支持；其结果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别人重复，能被别人客观而系统的观察所证实。社会科学家必须通过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设，因此，各种形式的调查和访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以搜集必要的事实、数据和信息。为了保证材料的客观性，研究者必须对所调查数据的搜集方式和质量进行评价。实际上，美国很多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源自著名的社会调查。有时，为了搞清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要进行持续20～30年的调查。
在引文规范方面，国外学界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体系，它们各有特点和侧重，分别适用于不同领域和类型的论著。这些体例按照参考文献的编排方式，可以分为温哥华体例、哈佛体例、牛津体例。在适用于各个学科或学科集群的论著体例中，最著名的是被美国最具权威性的书评杂志《书单》(Booklist)列为“三巨头”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体例(MLA Style)、美国心理学协会体例(APS Style)和芝加哥体例(Chicago Style)。MLA手册的出版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MLA学术论文写作者手册》的最新版本是2003年的第56版。在社会学领域，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协会体例指南》(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tyle Guide)，1997年发行了第2版。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在《芝加哥手册》和《韦氏大学版词典》的基础上，制订了AAA体例。在美国法学界，百余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学术规范则是由《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编辑制订的“蓝皮书”——法律文献引用规则。
国外这些较为全面、完整的规范体系，有效地规范了学术成果的形式，对学术研究的规范化起到了良好的指引和导向作用。这些手册从形式到内容都对作者进行写作方面的详尽指导，诸如写作中如何准确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成果、合理引用、避免剽窃、学术道德、知识产权意识等等。在几种著名的体例手册中，还有意识地将学术规范的教育融入到学习论文写作的过程当中，使作者认识到学术规范不仅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也是与学术同行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作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学术规范的训练，养成遵守学术规范的习惯。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把遵守学术道德作为自己的治学原则和习惯，把学风上的自律和向学术上的不端行为(scientific misconduct)作斗争看做是建设制度文化的重要措施。
与国外社会科学家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的引文习惯不同，近年来国内上至知名学者，下至在校学生不断出现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现象，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参考文献是“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③ 这是与我们长期形成的学术规范意识的缺失分不开的。
目前，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界与相关部门的关注。据悉教育部社政司将组织高校专家学者撰写《学术规范导读》，作为面向大学生层次读者的学术规范入门读本。由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编撰的《学术规范通论》于200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将成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学习学术规范的入门教材。2004年6月21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教育部社科司2006年7月6日正式发布2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的通知》，旨在“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倡导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务实、勇于创新的学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2)学术期刊评审与录用稿件规范
国外学术论著的发表与出版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期刊的80％以上是同行评议期刊。事实上，国外同行评议与我国最早实施的在科研规划、项目鉴定、成果评奖等方面不同，国外是从刊物的论文匿名评审起步的。而且，为了弥补传统同行评议工作中的不足，许多学术期刊编辑人员采用各种网络评议软件进行稿件的同行评审，如ESPERE,ManuscriptCentral,PaperPath,RapidReview,XpressTrack等网络评审软件都已经相当成熟。这些软件目前大多数是用于期刊论文的评审方面，对于科学资助的网络同行评议的软件，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发了FastLane系统专门用于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
与传统同行评议相同，我国对网络同行评议工作的尝试也是从基金项目的评审开始的，而不是起步于期刊论文的稿件网络同行评审。国家基金委当前使用的基于Web方式的同行通讯评议程序是“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2001年教育部实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项目的立项评审改革中，也尝试了网络评审的方法。网络评审将网络技术和专家回避等元素融入到专家评审制度中，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构建了新型的学术评价制度。但是，与国外大量成熟并优先开发的稿件网络评审软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部门的运作模式与国外不同。国外在学术期刊出版中运用" business" (企业)经营模式，有时间与资金的限制，从而简化了烦琐的同行评议程序，或流于形式。国内的稿件录用程序不如国外规范，也不具有采用网络信息技术以改进同行评审的强烈动机。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刊物失去国际竞争力，高质量研究论文投给外文期刊，稿源外流。但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不分国界的，它要求本土化，所以迫切需要大力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办刊质量，使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脱颖而出。
二、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的标准与具体实践比较
美国学者严谨的治学原则和自律习惯以及大量的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的期刊，使其把成果的发表数量作为评价社会科学成果学术价值的主要指标显得可信并且有效。而在评价社会科学成果的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方面，主要是采用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的人文社会科学三大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国际学术会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ISSTP)。该数据库以收录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为主，可以满足出版时间、语言、文件类型等方面的检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引用指数不仅包括引用次数，还可以计算出某一领域的论文在其他领域中的引用情况，成为跨学科评价的一个有效指标。至于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评价，由于其实用性与问题驱动特点，民间与企业研究机构的应用性研究成果进入社会是很自然的事。而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性质往往取决于研究经费的来源，成果评价的标准也由资助方或基金会来定，关键是看其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科学基会会(NSF)严格按照《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对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和成果进行价值评议。
所以，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主体主要分为三类：联邦政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同行)、普通民众。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同行评议与引文计量分析。应用与发展研究成果评价的基本方法是：政策效果评估；民意测验(社会评价)和社会实验。
欧盟已将相当可观的研究资助通过“研究框架计划”来分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以“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的相关政策为依据。该计划的任务是进行成果评估方法和课题管理的交流，致力于提出跨国计划或未来评估体系的战略性活动。其中，由芬兰科学院负责协调的一项ERA—NET计划" NORFACE" (欧洲研究资助合作的新机遇——社会科学战略)则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与评价的合作计划，其对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原则与标准主要侧重于对社会与政府决策的影响。至于欧洲各国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方面的评价，主要是通过专家组进行同行评议，但也有许多国家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实现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欧洲各国大学科研成果评价的标准主要有4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影响(对其他研究者或知识进步)以及产生的技术、经济或社会效益。而且，各国都坚持成果质量第一的原则。荷兰大学协会的科研评价，除了要求科研人员提供出版物列表，还要求提供5份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及其质量和声誉的其他指标。
实际上，无论是同行评议，还是文献计量方法，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具体实践中一直积极地引进这些国外的先进经验。20世纪80年代，同行评议机制被正式引入到国内，此后，同行评议方法被大量应用于我国的科学评价实践中，但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同行评议制度相对于自然科学要迟一些。90年代中后期，许多科研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借助科学计量分析的方法来评价社会科学成果。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引文索引(SSCI、A&HCI、ISSTP)，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定量评价的兴起始于2000年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研制成功，目前它已成为我国主要的社会科学评价工具之一(当然它实际上也包括人文学科的成果，目前正酝酿二者分开，与国际接轨)。现在，我国正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大力推广“代表作”制度，该制度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已经逐步实施。
但是，由于受限于上文所述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的国际差异，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和原则与具体的评价实践操作效果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有悖于引进国外先进评价方法时的良好动机与初衷。
这里可以对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的数量标准、质量标准、学术影响标准、社会效益标准应用于我国的实际状况作一简要的考察分析：(1)成果数量原本是标志个人或机构科研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作为评价指标却会导致量化考核过度、学术浮躁泛滥、学术腐败与造假等负面社会效应；(2)成果质量的评判标准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成果能够公开发表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质量，而真正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效益，所以成果质量的判断一般是在考虑综合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同行评议的形式来进行。然而，中国是人情传统很深的社会，因此又容易使同行评议流于形式，致使在国外作为主要评价方法的同行评议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3)学术影响方面主要是看文章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并推动知识进步的情况，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利用参考文献的习惯与引文规范意识的缺失又使文献计量与引文分析方法的科学应用进展缓慢；(4)社会效益应该是检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试金石”，因为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但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大的举措，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评价一直是科学研究者、科研管理者、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受众普遍忽视或轻视的一个评价指标，而国外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则主要是看政策影响力与社会效益。这些都与我国的全民参与意识和社会环境有关。也许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远离了政府科学决策和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也许是因为社会效益评价本身操作难度太大而被有意忽略。总之，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三、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的理论研究与探讨重点比较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主题与理论探讨重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社会实践状况，旨在解决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一种应用性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领域的研究与探讨更是如此。
所以，与其评价实践相一致，国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的显著特点是：评价目标明确化、评价标准简单化、评价理论探讨重点化。由于具有良好的评价环境作保障，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具体操作中很少出现我国常见的那些评价原则与评价效果的反差现象，所以也很少有对评价标准进行见仁见智的争议。因为国外的评价目标与评价主体很明确，自然就存在着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可以依据。
因此，国外学术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理论探讨主题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杰出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的评价与发掘；另一方面是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力测评。
(1)对杰出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的评价与发掘。匈牙利学者I.M.贝克(Beck)测量科学成果质量的测量标尺方法，非常适合于对杰出研究成果的客观测评。他以科学认识论的结构为依据，探讨了科学成果质量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并创造了一种用以测量创造性成果和批判性成果的具有42个等级的度量方法。他把科学认识论结构或科学思维模式分解为6个阶段：设立公理；建立定理；联结理论模型和现实；获得经验事实；探索性实践；程序性实践。依据这一思维模式建立的科学成果测量标尺有两个维度：阶段的强度；科学成果的有条件扩展。贝克用该标尺对40项成果的测量结果说明，“最精确的物理学和最不精确的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认识论结构。所以该方法可以用来非常精当地评估任何一个学科的成果，因为它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理论的深度和‘程序性实践’(即成果的成熟度)”。④
美国学者赫希(J.E.Hirsch)提出的h指数(h-index)法⑤ 和埃赫(Leo Egghe)提出的g指数(g-index)法，⑥ 是对杰出研究人才进行客观评价的科学方法。h代表“引用次数”(high citations)。一个人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但是，h指数的确定具有静态性，一篇文章一旦被确定为高被引论文，不管它以后几年的被引次数如何变化，对于h指数的确定都没有影响，它不能反映这些高被引论文的变化情况。所以，2006年初，埃赫提出了g指数概念。g的定义为按论文被引降序排列，g为排名前g位的论文至少被引用g[2]次被引的最大排列号，弥补了这一缺憾。很明显，g≥h。二者的共同局限在于无法比较不同学科科研工作者的成果，因为不同学科的被引情况是不尽相同的。而且，h指数与g指数评价法衡量的是一个人的全部学术成果能否经受长时间的考验，所以比较适合于衡量已从事科研多年的资深科学家的总体成就，评价杰出研究人才。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测评。国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成果对政府决策、民众生活质量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作用，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问题与社会影响力测评一直是国外学者讨论的热点。实际上，国外对应用与发展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与“政策评估”密不可分的。
在1997年召开的“食品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国际会议上，各国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出版了论文集《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评价》(Assessing the Policy-Orient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该书从评价的对象规模、评价时段、供应与需求关系、价值增值、指标选取、评价时差、事前事后评价、个案评价等各方面就相关问题的方法与经验进行了系统探讨。史密斯(V.H.Smith)等又在当年的《美国农业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该会议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论述与展开报道，可以说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测评的较为全面客观的研究。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正在作一个单项的总体性评估，目的在于指导今后对政策影响力的研究，使项目官员和合作者理解在应用研究成果影响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200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评估主任弗雷德·卡登(Fred Carden)博士发表了长篇文章“怎样评估科研对政策的影响”，该文从影响、动因、时间、方法等方面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进行了详尽论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转型管理计划(MOST)完成于2001年，目的在于探讨哪些因素有利于研究成果在社会政策中的应用。这个项目的缘起是注意到许多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为消除贫困、提高国力、应对21世纪的社会问题，都在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以为社会行动出谋划策；但是，政策经常会忽略高质量研究所提供的建议，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该计划既考察来自35个国家现有的正反面经验，这涵盖了各大洲和社会政策的大多数领域(尤其是教育、福利、住房、老龄化、移民等等)，同时也想方设法使研究成果得以传播，不但让有意影响政策的研究者听到，也要让这类研究的资助方以及政策领域见到。
美国历史学家B.马兹利什(B.Mazlish)曾撰文对科学的质量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科学的质量评价主要来自于学术界内部(inside)和社会外部(outside)，“内部质量”是指学术同行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进行评价，科学的“外部质量”则可以看做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即该研究成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所作出的贡献大小。⑦
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探讨可谓是“百家争鸣”，但总的来看是“破的多，立的少”，即每一种科学评价方法的引进与采用都会引起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与学术抨击。即便是提出了具体的评价理念或实施方案，对其的研究也是异常复杂，试图无所不包，可操作性差，或者观点片面偏激，缺乏客观理性与系统性。有文献对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研究观点归纳为5种类型，即超越观点、创新观点、计量观点、管理操作观点和综合观点。⑧
“超越”观点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区别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独立品格，坚持侧重于成果本身的直接定性评价理念，反对采用引文率、获奖率与课题基金资助等间接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定量化造成了学风浮躁与学术研究的失范，是学术腐败之源。“创新”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性，研究成果的科学创新性评判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可重复验证性，成果创新性判断与操作复杂，还会导致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该观点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与措施，如超越同行评议的复合型学术评议法，以及建立类似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创新鉴定中心，承担起社会科学创新的认证工作等。“计量”观点提倡借助科学计量分析指标来评价社会科学成果，认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状况客观上存在着对客观评价方法的迫切需求，有助于规范评价行为，解决长期困扰国人的人情问题。持“管理操作”观点的人多从事科研管理或人事管理工作，他们在尽量追求科学合理的前提下，探索易于操作、方便管理的评价方法，一般是通过将定性指标的定量化来实现。“综合”观点试图从更宽广的研究视角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价值、影响与效益评估，其评价指标不仅包括学术界内部的评价，还涉及到成果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评价；不仅采用同行评议方法对成果的直接指标进行评价，还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成果的间接指标进行定量评价。
遗憾的是，笔者在国内文献普查中发现，关于转换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突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的讨论异常热烈，但真正将这些因素反映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去的研究文献与实践案例却不多见。而国外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测评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理论探讨的重点之一，已经形成了“知识应用学派”(Knowledge Utilization,简称为KU)等理论体系。许多学者都探讨了研以致用的特点，例如科学研究的特点、传播机制的特点、研究者和使用者的特点等等，西方的许多学者在70年代以来就开始关注知识和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影响政策的理论问题，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得到运用的最佳模式。
四、结论
政治与历史原因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比西方迟到了一个多世纪，无论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规范与科研活动的管理方面，我们都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会信誉制度、公众参与意识与公民科学素养，我国还不具备有效地进行同行评议与社会公议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健康的学术环境与规范的成果发表机制的建立，是目前我国进行发文统计与引文分析评价的首要工作，舍此则等于舍本求末。如果我们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实践必会取得长足发展，评价理论研究也会趋向科学化。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环境、评价实践和评价理论研究进行比较分析，针对我国的现状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倡导研究成果的“创新”指标与“质量”导向，积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快速科学发展，是弥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积淀不足的当务之急。
(2)良好的社会信誉制度、公众参与意识与公民科学素养是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同行评议与社会公议的社会环境保障；而健康的学术环境、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与成果发表机制，会使发文与引文统计等计量评价方法更加可信、有效。
(3)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作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与社会影响力测评应成为评价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构成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4)“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评价目标的明确化，这是确保评价质量的关键要素”。⑨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越来越倾向于解决社会问题，研究基金来源的多样化决定了评价主体形成的多元化，同时学术视角与社会视角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目标明确地评价项目，其评价结果发挥的作用就大一些。一次评价不能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评价者适宜选用一些针对性强的较为成熟、简明和实用的评价方法，以提高评价实践的操作效率。
注释：
①罗文德，2006，“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环境建设”，载《重庆社会科学》，第1期，第5～8，24页。
②王正毅，2005，“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续完)”，载《国际观察》，第2期，第68～77页。
③叶继元，2005，“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载《学术界》，第4期，第57～68页。
④〔匈〕贝克(Beck)，1988，“测量科学成果质量的一种新方法”，载《科学学译丛》，第6期。转引自：卜卫等，1999，《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9～34页。
⑤Hirsch,J.E.,2005,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 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rXiv:physics/0508025,v5.29,Sep:p.5.
⑥Egghe,Leo,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g-index,in http://hdl.handle.net/1942/981,查询于2006-09-20。
⑦Mazlish,B.,1982,The Quality of"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 Evaluation,in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Vol.7.No.38.
⑧邱均平、任全娥，2006，“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问题研究进展”，载《情报资料工作》，第4期，第10～15页。
⑨邱均平、任全娥，2006，“国外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研究”，载《科学管理研究》，第4期，第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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