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城论文,流动人口论文,话题论文,都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空间的扩展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外延的扩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学者们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立体空间的扩展在唐宋城市变革进程中的轨迹以及所起的作用，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唐代都城民用和商用起楼的限制和反限制
（一）民用住宅起楼的限制与反限制
唐朝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严格规划的都城。按规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楼，体现了坊市制度的严密性。但上述规定越来越不适应官民生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宗时期，河间王李孝恭子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注：《旧唐书》卷六○《河间王孝恭传附子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7册，第2350页。）。李晦拆楼并不仅仅因为其为人谦和谨慎，而是有明文规定民宅不得起楼，以免“临视人家”，造成不便，所以不得不拆。
权贵宅第违制建造从武则天以后更为严重。“武后已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注：王谠：《唐语林》卷五，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页。），如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精装第7册，第6623页。）。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时，“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注：《新唐书》卷八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2册，第3653页。）。一些权臣也肆无忌惮，如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注：《新唐书》卷二三二上《奸臣传上》，第20册，第6338页。），杨国忠“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注：《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第10册，第3245页。），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市宇宏丽，冠绝当时”（注：《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10册，第3411页。），这其中长宁公主所筑“三重楼”和许敬宗造“连楼”，是明确起楼的记载，其他第舍是否起楼不清楚。刘蕡曾上书云：“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人金银珠玉锦绣雕楼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注：《旧唐书》卷一九○下《刘蕡传》，第15册，第5075页。）可见私室起楼禁而不止。
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六月敕，称“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有奏……其土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请禁断”（注：《唐会要》卷三一“杂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18册，第575页。）。可知士庶公私第宅起楼阁依敕当被“禁断”。可以想见，权贵起楼应不是个别现象。
权贵的追求奢侈，竞相起阁雕楼，对都市的发展从整体空间上看，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负面的，这些负面作用到北宋以后就看得更清楚了。
五代后唐时，“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注：《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册，第767页。）。可知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所起楼已颇为壮观。
（二）商用建筑起楼的禁令与突破
商业区的商业用房突破不得起楼的规定，是唐宋城市变革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市区内商用起楼早有先例。杜宝《大业杂记》记载洛阳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牙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注：《续谈助》卷四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页。）。可知隋代洛阳城市区已有楼阁群，但不见有禁令的限制。唐朝对商业性质的楼阁则有明文限制。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严郢奏：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注：《唐会要》卷五九《工部尚书》，第822册，第1037页。同书卷三一《杂录》太和六年六月敕，“市”作“视”。）说明在大历年间，坊市邸店起楼已是普遍现象，且屡禁不止，所起楼以商用为主，是时兴建颇盛。所起楼阁，不论商用抑或民居，在大历年间仍在禁止之列，但是起楼之风显然是越来越盛。在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空间容量形成突出矛盾后，这个规定就无法执行了。
唐人有不少对楼的描述，长安以外的其他城市，包括东都洛阳在内，并没有严格实行商业不得起楼的禁令。当时人的诗文中关于楼的描述很多是营业性的酒楼、倡楼。（注：《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载：“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第14册，第4304页）《全唐诗》卷二四李廓《长安少年行》：“游市慵骑马，随姬入坐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
（集作莺）花。”（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九九张柬之《与国贤良夜歌二首》：“柳台临新堰，楼堞相重复。窈窕凤凰妹，倾城复倾国。杏间花照灼，楼上月裴回。带娇移玉柱，含笑捧金杯。”（第4册，第1067页）卷一○六郑愔《春怨》：“曲中愁夜夜，楼上别年年。”（第4册，第1108页）卷一一六孟浩然（一作张子容）《长安早春》：“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第4册，第1178页）卷一一八孙逖（一作沈佺期）《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红妆楼下东郊道，青草洲边南渡桥。”（第4册，第1195页）扬州这类南方商业发达城市，诗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如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全唐诗》卷三○一，第9册，第3430页），等等。）唐人笔记小说有关于长安酒楼的描写，都是在市区，坊区有酒肆，未见起楼阁。（注：前所述酒肆主人因李晦住宅有楼临视己宅而希望拆撤，可知酒肆未建楼阁。）
《逸史》曾记载李君赴进士举时的一个故事。一位白衣人给他写了三封信，嘱他“甚急则开之”。他以久未及第，“欲罢去”时，开了第二封信，信中让他“可西市鞦辔行头坐”，于是他便遵照而去，“至即登楼饮酒”（注：《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条引，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第4册，第1130页。）。《虬髯传》记载虬髯客与李靖交往的故事。在李渊父子起兵以前，他曾约李靖入京一见，地点是“马行东酒楼下”（注：《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虬髯客”条引，第4册，第1447页。）。文中提到酒楼楼下可栓牲口，楼上可饮酒、下棋，还设有柜房，代客保管钱等。唐代风俗，马行设酒楼，“作为行头所在地，并用作看验商品质量、谈论价格、商定买卖以及签定契约的场所，实际上具有行市的会馆以及交易所的性质”（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页。）。《续玄怪录》载，杜子春在长安西市东门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三百万钱挥霍得“稍稍而尽”。后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注：《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条引，第1册，第109-110页。）。此处的倡楼未写明地点，看来与西市有关。酒楼也是进京举子进士的聚会场所，“天宝中，进士有东西堋，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9册，第1页。）。
唐人诗文中多处提到“倡楼”、“青楼”，看来营业性的建筑起楼比较普遍，但长安的楼主要应在市区。
都市的发展，常住人口的增加，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增加，拓展都市有限的空间才能解决发展问题，原有不得起楼的规定显然已滞后于都市发展的现状。学者对唐长安人口数量的估测，存在着很大分歧，我认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大约在一百万左右（注：学者们对唐长安人口的估测，存在着很大差别，最高估测数达180万，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最低是40万，见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我的估测见《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且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超过大多数学者的估测。大历十四年下敕毁拆邸店楼阁的理由仍是“临视人家”，连京兆尹也出面奏请“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说明都市在发展的压力下，已不仅限于平面空间的扩展，开始冲破禁令向立体化发展，上文所录大和六年禁断起楼阁敕也可见一斑。
（三）园林风景区的楼群
园林或风景区建楼阁似乎并无限制，尤其是主要风景区往往与宫城、市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没有“临视人家”之忧。如曲江池，皇家园林，偏于东南郊，被诗人誉为“万顷繁华地”（注：子兰：《悲长安》，《全唐诗》卷八二四，第23册，第9289页。）。唐文宗“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注：《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2册，第561页。）；白居易《曲江》诗“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杪，瓯鹭下烟中”（注：《全唐诗》卷四六二，第14册，第5260页。）；韩愈《同水部张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注：《全唐诗》卷三四四，第10册，第3864页。）；韦庄《长安旧里》诗“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注：《全唐诗》卷六九九，第20册，第8042页。关于曲江风景区的变迁，可参见王双怀《唐代曲江风景区的变迁》，载《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崔颢《渭城少年行》吟道：“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注：《全唐诗》卷一三○，第4册，第1324页。）可见，曲江风景区，各官署建楼堂馆所是没有限制的，朝廷往往还鼓励各官署在曲江建造楼堂馆所。（注：《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2册，第561页。）
风景区的园林楼馆与都城发展平面空间的拓展是有直接联系的，与都城向立体空间的发展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间接关系是有的。这些风景区往往成为城市的延伸，如果说唐的这种延伸还主要集中在城区和郊区的曲江池，到北宋东京，这些风景区就扩展到“百里无闲地”，以外城城门所贯通城内外大道为主轴，从城门延伸至城郊数十里，而且其功能已不仅仅是风景娱乐区了，更多地兼有娱乐和商业性质。南宋临安，城外西湖沿岸已经成为人烟稠密的集风景、商业和居住区于一体的繁华区，临湖楼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如诗人所咏“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注：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74册，第24页。），且以私人住宅和商业性楼馆为主。史家所言“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注：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塌房》，《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页。），其繁盛与唐长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汴州城的扩建与十三间楼的启示
（一）汴州城的扩建与周景起楼
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东京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注：《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32册，第320页。）改造和扩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后周世宗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20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48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一平面空间的扩延举措，对汴州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注：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第251-252页。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但唐宋之际都市的发展不仅是平面空间的拓展，立体空间的扩展也不应忽视。周世宗的“许京城民居起楼阁”的举措，即是适应了都市立体空间扩展的需要。
《玉壶清话》载：“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许令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注：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47册，第22页。）宋人王闢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对此也有追溯：“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注：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据是书校勘记：“按《宋史》卷二六八、《东都事略》卷四三《周莹传》俱言周莹父名景，与此处异。”）可知周景与周景威为同一人。周景起楼获得周世宗首肯和赞许正是在扩建外城、以适应都城建制的需要和外来人口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
后周周景所建“巨楼十二间”，位于里城旧宋门内，临汴水，即《渑水燕谈录》中所载北宋时尚存的著名的“十三间楼子”。周景建楼，并未如其所奏仅是“以为都会之壮”，而是“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主要是用来经营邸店。他所建的邸店脱离市区建在繁华地区和交通要道，又起楼而向立体拓展，成为突破坊市制度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周世宗修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来解决“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外来经商务工者及流动人口，非不知周景所为，即使“巨楼”刚建成时不清楚，事后也不会“不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官员“规利”比比皆是，宫府与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注：北宋初官府在汴河一带及东京城内建造了很多“房廊”、邸店，租借给流入京城的外来人口（包括南方官吏、外来工商等）。官员及有经济职能的官署更多地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是五代和两宋社会经济的特色之一。）。
周景建楼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巨楼“踞汴流中要”，直接面向水道建商业用房，突破了京城（坊市制度）不得临街造舍的规定，平面空间的拓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二是皇帝正式认可民宅商用起楼，此后，楼的逐渐普及，使都市的吸纳力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进一步得到立体拓展；三是周氏起楼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旧宋门是城内四条主要“御道”的枢纽处，西向与里城“中心市区”——州桥连接，东去直通外城新宋门，还可通过汴河出东水门，东水门又称扬州门，淮浙巨商正是由此道运粮入京。由此，占尽商机无限，当时是“岁入数万计”。北宋时十三间楼子仍是京城名楼，一直到北宋末年尚存（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据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页。此外，起楼后获得的巨大利润，也充分显示了城关区的经济功能。还说明官吏经商得到皇帝默许。唐朝有明确规定，官吏不得经商，《唐会要》卷八六载贞观元年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册，第1581页）。但政府出面或官吏个人涉足酒楼、邸店、房屋租赁业、商品批发业等那些可以获得较高利润的行业日益普遍，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南宋临安的四司六局、官营酒库酒楼。这些问题将另文探讨。）。四是流动人口的构成中，以经营粮食等日用品为主的江南大经销商（淮浙巨商）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对整个都城社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力显著加强，经济重心的南移已可见一端。粮食等日用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明显增加，成为京城商品市场上的大宗，因而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容纳。
后周汴州城，酒楼（肆）茶楼（肆）已经很普遍，《梦粱录》对南宋临安城酒肆茶楼门前的装饰追述道：“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梔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注：《梦粱录》卷一六《酒肆》，第263页。）
（二）商业性楼群的应运而盛
北宋都城东京，楼的建造，其商业目的更为突出。一般商业性楼阁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作大宗货物交易场所，如粮食、牲畜等，包括寓居、囤货、验货、定约、交货、批发等，囤积大宗货物、解决客商食宿等；一是用作酒楼、茶坊、歌馆等等综合性经营场所，起楼更能充分利用空间，往往形成楼群。
这些楼群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大宗日用品交易量激增的需要。如后周周景所建的楼群，主要是为淮浙巨商贮存“万货”所用，北宋时称“十三间楼子”。再如北宋初年有“何家楼”，“世人语虚伪者为‘何楼’，似泛滥之名，其实不然。国初京师有何家楼，其下所卖物皆行滥者，故人以此目之。楼已废，语尚在也”（注：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第1478册，第543页。）。反映了都城向立体化扩展的趋势是基于大宗日用品交易量的激增。《东京梦华录》还记有旧曹门朱家桥以东牛行街“看牛楼酒店”，应是与大牲畜交易有关而得名；土市子以北马行街有“庄楼”，后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注：《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第70页。）；与庄楼隔街相对的有“杨楼”；马行街向北，有小货行交易的“时楼”（注：《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第82页。）。再如皇城东角楼以东有“潘楼街”，也是因先有“潘楼”而后得名（注：《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第66页。）。
其次是以流动人口为主要营业对象的酒楼、歌馆等消费娱乐性场所规模扩大的需要。《东京梦华录》卷五谈到东京“民俗”时说：“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注：《东京梦华录》卷五，第131页。）据《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所记，“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脚店”应是规模较小或影响没有正店大的酒楼。有的街市楼店相对，“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注：《东京梦华录》卷二，第71页。）。马行街“夜市酒楼极繁盛处”（注：蔡條：《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70页。）。北宋东京商业性的酒楼、歌楼，不仅遍布城中大街小巷，甚至建到大内门外，可居高临视大内。东华门外景明坊的著名酒楼名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可知“临视人家”已无禁令，而对“临视大内”的违禁之举，其处置也不过“禁人登眺”而已。“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注：《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第72页。）酒楼客人主要是来往京城的商贾（注：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白礬楼”条记载，“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有酒楼，人谓之礬楼。或者以为楼主之姓，非也。本商贾鬻礬于此，后为酒楼。本名白礬楼”。第290册，第236页。）据唐律，“诸登高临宫中者，徒一年；殿中，加二等”（注：《唐律疏议》卷七《卫禁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页。），因此，唐朝对宫城周边建筑的高度有严格的限制。《宋刑统》同唐律（注：《宋刑统》卷七《卫禁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但实际上，北宋时，这种限制已经松弛，白矾楼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明上河图》中也绘有大酒楼。
唐时，长安城内民居商用按规定不得起楼，除非举行娱乐活动时，才允许搭建临时性的楼，如贞元中为祈雨，市人在天门街举行娱乐活动，街东街西各搭楼，赛琵琶新曲“广较胜负”（注：《乐府杂录》“琵琶”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9册第22-23页。）。这种临时性的彩棚、彩楼逐渐发展为固定性的，到北宋东京就很普遍了。
其三，与唐长安相比，北宋东京城郊的游赏繁华区不限于东南一隅，皇家园林楼观、商业性楼阁和私宅楼阁遍布城郊，形成平面空间与立体空间的同步扩展。北宋东京外城东墙朝阳门（新宋门）门外是重要的风景园林区，有快活林、蜘蛛楼、麦家园、王家园等。新宋门南邻东水门，自东水门入城的汴河上，形成著名的“桥市”，沿河店铺、酒楼、仓库林立，河中船运繁忙。外城西墙顺天门（新郑门）门外有鱼行，新郑门大路通往金鱼池、琼林苑，大道两边有寺院、妓馆、酒楼、亭榭、画舫、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园林等，是主要的风景区。外城南墙宣化门（陈州门），由于西邻通蔡河的普济水门，门里有麦仓，门外“园馆尤多”。安上门（戴楼门）东临城关一带，有张八家园宅正店（大酒楼）。
南宋临安，西湖沿岸已形成集风景、民居、商业、娱乐等为一身的另一中心区及多功能楼群区，“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三《委巷丛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8页。关于南宋临安的情况，本文没有重点论述，拟另文探讨。）。
楼的普遍兴建，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一是起楼比平房更为壮观，有利于招徕顾客；二是在少占地的情况下扩大经营规模，正所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注：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六《李氏园亭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3册第13页。），有在京城经营房屋租赁业者，“岁入不啻百万”（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谘目五》，《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37册第64页。关于宋代住房政策可参看胡建平《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三是可为日益增加、络绎无穷的外来商业人口、流动人口解决住房拥挤、囤积货物的空间。
商用房屋可起楼，对民用宅舍的限制也趋于松弛。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二记载，“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注：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70册，第84页。）。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起楼的主要是官宦或大户人家，是为追求排场和炫耀奢华，而非讲求实用。但由于建筑材料所限，以及资金等问题，民居起楼和起高楼还是受到很大限制。
三、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带来的新问题
由于人口繁密，外来人口又日益增多，北宋东京的官用、商业和民用住宅都很拥挤，可谓尺土寸金。政府职能部门向市场的渗透以及强势群体在空间争夺中的优势加剧社会矛盾成为这时期的显著特点。
（一）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动向
宋朝设有典掌官府不动产事务的官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国初有楼店务，太平兴国中，改为左右厢店宅务，是岁并为都店宅务，以所收钱供禁中脂泽之用，日百千，明年复为两厢，寻又并之，仍号左右厢店宅务”（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67页。）。房租成为官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亦可见楼店管理已成为政府的日常工作。
经营商业、房屋租赁业、邸店业有可观的利润，北宋政府支持各官署经营邸店、客房，南宋临安有官府各职能部门经营的酒库、酒楼、邸店、药局，官府大量涉足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服务性行业，其中与房屋租赁和房地产经营有关的占了很大比例（注：关于北宋城市房屋租赁业的情况还可参见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租赁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官府的介入与经营虽然使中国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非经济因素，但垄断的成分逐渐减弱，市场化的成分逐渐增加，也是唐宋时期城市变化的表现。南宋都城临安政府职能部门向市场化经营的渗透就更为明显，经营的部门、种类、区域更多，规模更大，方式更灵活。
（二）恩典与先机
赐第京城是唐宋时期朝廷对百官恩典的重要内容。唐长安城城区比较大，因而有回旋余地，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权贵对空间的占有并未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北宋东京城空间有限，官僚贵要，恃强凌弱，借赐第之机，侵夺官舍民居，正所谓“夺民居以贾怨”（注：《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蔡太师宅”条邓之诚注案语，第85页。）。《宋会要辑稿》方域四·第宅有从宋太祖至徽宗赐给百官京城第宅的记载，由于给赐过优，屡屡扰民，臣僚多次上言。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十二月一日，“臣僚上言：近日臣僚蒙恩给赐第宅，皆优还价值。然于民居私舍，不无迁徙毁彻之弊。诏开封府出榜晓谕止绝，如违，令御史台觉察奏闻”；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翁彦国奏：“伏见比年以来，臣僚有被眷异者，不唯官职之超躐，锡赉之便蕃，多遂赐第者。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名居。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今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瓦木毁撤，尽为弃物，纵使得地，何处可造。失所者固已多矣”；宣和五年四月一日，“臣僚言：比年臣下缘赐第宅，展占民居，甚者至数百家。迁徙逼迫，老幼怨咨。乞自今除大臣戚里，于旧制应赐外，余悉赐金钱，使自营创。如敢干乞，重置典宪。从之，仍令御史台奏劾，违者以违御笔论”（注：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方域四·第宅，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册，第7381-7383页。）。“太平岁久”、“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形象地表明了城市空间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官僚贵戚的恃强凌弱，又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争夺空间的矛盾。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百姓，自然就成为了赐第恩典的牺牲品。
空间有限与发展的需要成为突出矛盾，权贵作为京城的强势群体占尽先机。唐朝政府明文规定贵族官吏不得经营客舍、邸店，如玄宗朝“禁九品已下（下应为上）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1册，第213页。），德宗朝“禁百官置邸贩鬻”（注：《新唐书》卷七《德宗纪》，第1册，第184页。），“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注：《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2册，第322页。）。而利之所趋，往往有令不行，宋朝更甚，禁令亦驰。
北宋东京城内地皮昂贵，用房紧张，经营邸店可获得丰厚的回报，官贵势要于是趋之若骛。他们充分利用权势经营邸店，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二月，因街坊侵街现象严重，命右侍禁閤门祗候谢德权开广，于是，谢德权先行拆毁官贵大户所建的邸店，招致怨声四起，真宗下诏停止拆撤，谢德权拒绝执行：“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各屋室僦资耳，非有他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注：《宋史》卷三○九《谢德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29册，第1016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条亦载此事，第1册第430页。）。唐中叶的“侵街”行为主要是突破坊墙界限，临街建造，北宋时的“侵街”，又进了一步，向街道扩大建筑面积，而且官僚贵族仍是“侵街”的大户。唐大历十四年的拆撤令，针对的是坊市内所建的超标准的邸店楼阁，宋咸平五年的拆撤令，针对的只是临街侵占街道的邸店楼阁，两条禁令在性质上已有明显不同。
北宋东京地皮涌贵，还表现在地基要纳税。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赐处士高怿“舍屋并地基，特赐永充居士，止地基依例则纳税钱”（注：《宋会要辑稿》方域四·第宅，第8册第7381页。）。说明虽为皇帝所赐地宅，仍按规定要纳地基税。
由于空间有限，经营房屋出租业可获取高额利润，经营者对高额房租利润的追逐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唐朝曾对大都市店铺房租有所限制（注：《全唐文》卷三二元宗十三《禁赁店干利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63页。）。宋代大都市（主要的京城）房租更为昂贵，减免房租也就成为宋朝廷在重要或关键时期的恩典的措施之一，如节庆日、久旱遇大雨、金人入寇、国势危急等，朝廷曾屡次降诏，免除一定天数的房租（注：参见加藤蘩《宋代的房钱》，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5-201页。）。
正是由于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的多向拓展，都城才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才有了更大的弹性，唐宋城市变革进程才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无论是平面面积的扩大，还是立体方向的扩展，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开拓，也是城市内部结构（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社会群体分区特点等）的调整与变化的反映，是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
收稿日期：200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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