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方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贡献率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国民财富的的实际增加量或实际增长速度。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增长率或人均国民收入（NI per capita）增长率来表示。 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发展及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迫进，过去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数量和实物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现在正逐步转变为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盘活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随之而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角色作用，日益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这种显著性及显著性的大小，需要通过估算的数据来说明。尤其是在我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和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稀缺和高等教育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日趋递增，人们开始思考高等教育是否应该随着私人教育需求量的扩大而扩大，公共教育资源是更多地投入到基础教育以促进公平，还是更多地投入到高等教育以提高民族的科技竞争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被迫重新去思考和估算，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投资。
事实上，人们最初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并不是出于教育自身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学家在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时候，发现了教育这个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试图把这种作用分离出来，加以量化，从而开创了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于20世纪20年代所采用的工资劳动简化法，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 ）、丹尼森（E.F.Denison）于20世纪60 年代创立的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方法，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因素计量的需要而建立的。本文的目的仅在于综述和发挥各种有关估算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
一、教育贡献率的表示方法
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注：秦宝庭：《教育与经济增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81页。）：
（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 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Y[,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Y）的比例（△Y[,e] ／△Y）。
（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 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y[,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
（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 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Y／L））的比例（△（Y／L）[,e] ／△（Y／L））。
（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 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e] ）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y]）的比重（S[,e]／S[,y]）。
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
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注：（美）Elchanan.柯恩著，王玉昆等译：《教育经济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注：陈璋等：《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85～189页。）。
Y＝AK[α]L[β]
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根据美国20 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
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因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 分别为：
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
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注：Schultz,T.W.Education and econonic growth.InN.B.Henry ( Ed.) , Social forces influencing American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p. 85—90.）
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Y ）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Y等于报告期（1957 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 亿美元。然后，求出1957 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
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一定时期内教育资
n本存量计算公式：E[,r]＝Σ 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
i=1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 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 —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Ke表示（△K[,e]＝2860亿元）。
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 某级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 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
3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Σ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i=1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 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 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
r＝28%×35%+45%×10%+27%×11%＝17.27%。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公式为：P[,e] ＝（△K[,e]r）／△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K[,e] 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 △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
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
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K[,e]＝2860亿元）， 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K[,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 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注：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7～158页。）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0.6 做折算。
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注：《斯特鲁米林文选》俄文版，第126页。 ）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注：自（苏联）C.Л.科斯塔年著：丁酉成等译《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 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等于某级教育毕业生受课的总时数×该级毕业生一生的工作年数）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注：韩宗礼：《我国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探析》，《教育研究》1990年第1期。 ）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L[,i]）。
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 中等教育L[,5]＝1.6，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1.9，大学本科教育L[,7]＝2.3。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1.49，高中程度劳动者L[,3]＝1.88，大学程度劳动者L[,4]＝2.37。
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λ [,0]、λ[,t]）。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 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 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同样， 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
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Y[,e]）。公式为：
△Y[,e]＝Y[,t]L[,t]（λ[,t]－1）／（L[,t]λ[,t]）－Y[,0] L[,0]（λ[,0]－1）／（L[,0]
λ[,0]）＝Y[,t]（λ[,t]－1）／λ[,t]－Y[,0]（λ[,0]－1）／λ[,0] （1）
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 ,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 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Y[,e]＝Y[,0]（λ[ ,t]－λ[,0]）／λ[,0] （2）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
科马洛夫的公式为：
△Y[,e]／△Y＝[Y[,t]（λ[,t]－1）／λ[ ,t]－Y[,0]（λ[,0]－1）／λ[,0]]／（Y[,t]－Y[,0]）。
科斯塔年的公式为：
Y[,e]／△Y＝[Y[,0]（λ[,t]－λ[,0] ）／λ[,0]]／（Y[,t]－Y[,0]）＝（λ[,t]／λ[,0]－1）／
（Y[,t] ／Y[,0]－1）。
韩宗礼的公式为：
Y[,e]／△Y＝[（λ[,t]－λ[,0]）L[,t]][Y[,t]／（L[,t]（t）]／（Y[,t]－Y[,0]）＝（λ[,0]／
λ[,t]－1 ）／（Y[,0]－Y[,t]－1）
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
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包括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从公式（1）和（2）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期与基期的（Ye的计算式子中并没有乘以一个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系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因为如果乘以β系数，最终也会被约分掉的。后者则坚持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理论（SNA），认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和NI（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L,K）。
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
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那么， Cobb —Douglas函数可以变为：Y＝AK[α]（LE）[β]。式中，Y 代表国民收入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量，L 为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对此式两边求对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经过推导，可得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 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a代表年技术进步率，k 代表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 代表不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年增长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 劳动的弹性。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可以表示为：y[,e]／ y ·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率）。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 ）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二是某些学者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法。
1.教育量简化指数法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是他进行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计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对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
丹尼森在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个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产出效率）两大类，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个投入要素。1985年他对美国1929—1985年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国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长率中，有0.4 %归因于教育的贡献，这相当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0.4%÷2.92%×100%＝13.7%。
我国学者史清琪、 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计算了我国1952 —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76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占0.86个百分点（注：史清琪、秦宝庭、陈警：《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
丹尼森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率（速度）贡献的方法是：
第一步，确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根据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别确定该年收入简化指数。以受过8 年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年人均收入为100%，以此为标准， 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对百分比差别即收入指数，从而确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导致的年人均收入简化指数上的差别。由于考虑到收入上的相对差别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导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别中有3 ／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对收入简化指数的差别进行调整， 使其差别缩小为原差别的3／5。
第二步，计算报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某年教育量简化指数（%）＝Σ（该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该年同一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
第三步，计算全期教育量指数增长系数（Ge）和每年平均增长系数（r）。全期增长系数Ge ＝报告期教育量简化指数（%）－基期教育量简化指数（%）。设基期年教育量简化指数为100%， 则报告期教育量指数增加到100%+Ge，设每年教育量指数平均增长率为r，采用水平法计算：
1×（1+r）[t]＝1+G[,e]，r＝（1+G[,e]）[1/t]－1，
（其中，t为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相差的年数）。
第四步，计算教育量增长导致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率（y[,e]）。 设工资在全期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即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则y[,e]＝β[,r]。
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y[,e]／y）。设国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长率为y，则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这3／5的部分加总到教育的贡献中去。
2.劳动生产率简化指数法
我国有的学者采用劳动生产率简化指数法估算了中国1952—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其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计算基期（1952年）与报告期（1978年）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指数。首先假定农业劳动者大部分为文盲和半文盲，全体劳动者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求出这两种劳动者基期和报告期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国民收入，然后求出基期的和报告期的农业劳动力即文盲半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与全体劳动者即初中文化程度者的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几何平均数，结果为0.58，这就是说1952—1978年间，如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为100%， 则文盲和半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58%。依此可以求出基期与报告期之间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指数（W[,ei]）。
第二步，计算劳动者数量指数增长率（G[,e]）。公式为：G[,e]＝△L[,e]／L[,e]基期，（其中，△L[,e]＝ΣW[,ei]（G[,i报告期]－ G[,i基期]），Le基期＝Σ
，式中，G[,i] 代表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数量占总劳动者数量的比例，i为各类教育程度）。计算结果1978 年比1952年劳动者数量指数增长了29.4%，这就是说，如果1952年劳动者数量指数为100%，则1978 年因教育程度提高而使劳动者数量指数增加到129.4%。
第三步，计算由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者数量指数年均增长率（r）。按水平法计算，公式为r＝（1+G[,e]）1／t－1，1952 —1978年教育导致增加的劳动者数量增长率为：r＝1.294[1/26]－1＝1%。
第四步，计算教育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e]）。 根据我国回归统计结果可知，劳动投入量每增长1%，国民收入增长0.61%， 即β＝0.61%。故1952—1978 年每年教育增长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ye＝β·r＝0.61%×1%0.61%。
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y[,e]／y）。据统计，1952—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y＝6.48%， 则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ye／y＝0.61%÷6.48 %＝9.4 %。 即1952—1978年26年间，年平均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9.4 %。
3.两种方法的比较分析
丹尼森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方法与劳动生产率简化指数方法，计算方法上大体相同，只是在两个方面有显著差异：
（1）教育投入量的指数确定上， 丹尼森根据不同教育年限劳动者的年收入指数上的差别的3／5，来确定教育投入量指数上的差别。因为丹尼森认为不同教育年限的劳动者，其平均报酬和他的劳动边际产品成正比，也就是说，丹尼森是以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基础，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后者则根据不同教育年限劳动者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来确定其差别，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2）β系数的确定上， 丹尼森采用的是历年来工资额占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作为产出对教育投入量的弹性，这既坚持了充分竞争条件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也承袭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想。劳动生产率简化指数法，对β系数的确定，采用的是历年来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把β看作是因变量为国民收入产出量的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因变量）即劳动投入量的回归系数，因而看起来更具有科学性。
4.估算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的方法
上述两种方法都没有进一步分离出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但是在丹尼森和麦迪逊（Angus Maddison）（注：1987 Maddison,A.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25(2),June,pp.649—698.）的算法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是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
基本思路是：
第一步，计算报告期至基期之间（即全期）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r）。
第二步，计算全期年均高等教育指数增长率占全期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re）。
第三步，计算全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y）。
第四步，首先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求出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β，然后计算整个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E[,c]）。公式为： E[,c]＝y[,e]／y＝rβ／y·100。第五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公式为：r[,e]·E[,c]／100。
以上只是计算了高等教育通过增加劳动力质量或劳动生产率而对国民收入增长率作出的贡献。但是高等教育是通过以下几个既有区别又相互作用的功能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
首先是通过知识生产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主要通过大学的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的学术研究与科技开发及其它创造性活动，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是通过知识的传递即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即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生产力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是通过知识的社会传播来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以上各种方法只是计量了高等教育在知识传递方面的经济价值，还不能估算出来高等教育在其它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要想全面估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和知识进展方面的贡献，丹尼森最早作出了这方面的尝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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