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至1986年，高要有文字记载的汉代出土文物（包括考古发掘或抢救性清理）共有4次，共出土各类文物42件，其中出土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37件，现均藏于肇庆市高要区博物馆。本文通过对这4次考古发掘或抢救性清理出土的汉代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结合出土实物分析高要汉代陶器特点、墓葬分布及文化习俗。
关键词：高要，馆藏出土，汉代陶器
一、高要历史概况
高要位于广东省中部，西江中下游，因境内西江羚羊峡“峡山高峻，峡水如腰”而得名。高要东与佛山市接壤，西与粤西相连，是岭南传播古代中原文化的重要通道，也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遗留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古迹，是肇庆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要古为百越之地，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的疆域范围，秦朝时属南海郡。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赵佗建南越国，至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6）赵佗归汉，高要为南越国属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平定南越吕嘉之乱，废除了南越国，设南海等九郡，始设高要县，隶属苍梧郡。县署设在羚羊峡口（古称高要峡）。高要自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507）设高要郡后，为历代郡、州、府的驻地，从民国至解放后历为行署、专署、地区的办公所在地。1988年，高要县府由现在的肇庆市区搬迁到与肇庆隔江相望的南岸镇。高要县名，一直沿用到1993年撤县设市为止。2015年7月20日，高要又撤市设区。高要之名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名字无论管辖的地域大小如何变化，从未停用或者改变过。关于高要县名的得来，民国版《高要县志》这样陈述：“谓之高要者，本以高峡山得名。所以‘要’读‘要荒’之‘要’，不若为‘要道’之‘要’云。”
二、高要汉代遗物考古发掘情况
高要有文字记载的汉代出土文物（包括考古发掘或抢救性清理）共有4次，共出土各类文物42件，其中出土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37件，还有部分各类纹饰的陶片等。
1、土地咀东汉墓：位于高要南岸镇，镇塘山山腰东北面，东汉。坐西南向东北，面对羚山的莲花峰。1984年10月11日，高要师范扩建校舍时发现，土坑墓，但形制已受破坏。出土和采集的随葬品有26件，其中铜镜一面，滑石釜1件，陶器24件。陶器种类有陶瓶、陶井、陶簋、陶鼎、陶奁（温酒樽）、陶卮、陶釜、陶灯、陶熏炉、陶屋、陶灶、陶罐、陶盆。这些文物的出土，为研究东汉时代高要以及肇庆的埋葬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狗令堂东汉墓：位于高要南岸镇之西，西江河边的狗令堂山（俗称“狗另头”山）北山麓。东汉。该墓于1985年1月初发现，由高要文化馆派文博干部清理。墓穴坐南向北，为土坑木椁墓，由于受到严重破坏，故无发现棺木和骸骨。出土滑石釜1件，陶器9件。陶器种类有陶釜、陶温酒樽、陶屋、陶井、陶灶、陶罐、陶簋、陶瓶等。从出土器物的特征看，该墓年代当属东汉。该墓的发现和清理，为研究高要东汉时期的经济和生活习俗等，提供了较多的研究资料。
3、口岸码头文物出土点：位于高要西江南岸大鼎峡下游西江右岸，土名“五显坦”。1986年8月中旬施工时发现。出土器物有：石斧1件、铜镜1面、四耳陶罐1件。陶片若干。陶片纹饰主要有米字纹、篦纹、细方格加戳印纹、绳纹、弦纹等。出土器物特征表明该处文物点年代应是战国至西汉时期。
4、活道镇山塘口西汉墓：位于高要活道镇山塘口村东150米的山枝头山。西汉。1984年11月27日发现。出土有青釉五连陶罐、陶温酒樽和宽口小陶罐各一件。这些器物的火候较土地咀汉墓的出土器物略低。
三、高要出土汉代代表性陶器情况
高要馆藏出土汉代37件陶器列表如下：
序号名 称尺寸（㎝）完残现状出土地点
1东汉刻划网格与水波纹带盖陶簋通高22.5，口径26.5，底径13身碎，已粘接，尚有穿孔土地咀
2东汉刻划水波纹三足陶盖鼎
通高21.1，耳距22.5，口径18，足距13.3盖残碎，已修复，仍有穿孔。断一足，已粘接。断一耳土地咀
3东汉划水波蕉叶纹陶三足釜高22.8，口径11，腹径11，足距12.9口有缺损，肩有残缺土地咀
4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圆陶井通高21.5，口径16.3，底径23.3柱已失土地咀
5东汉刻划斜方格纹双铺首三足鸟钮盖陶温酒樽通高25，口径18.8，盖径20，底径19.9，足距19.2缺一羊俑。盖钮、盖沿残损。口至腹残，已粘接。口沿有残损。土地咀
6东汉刻划叶脉纹鸟钮盖陶熏炉
通高20.3，炉口沿有残损土地咀
7东汉豆形陶灯高13.2，油盏口径8.5，灯座直径10.5盏口，灯座底均有磕伤土地咀
8东汉网格和水波组合纹长颈陶瓶高25.3，口径3.8，腹径16.9，底径12.6口残损，圈足有缺损土地咀
9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陶卮通高13.8，口径11.4，带柄长15.1，底径11.1，足距9.3盖沿有缺损土地咀
10东汉青釉网格纹双系陶盖罐通高20.9，口径9.5，腹径17.4，底径19.2完整土地咀
11东汉刻划斜方格纹双系陶盖罐
通高23.2，口径9.3，腹径18.2，底径19.2，盖径11.5口沿有缺损，口至腹有残土地咀
12东汉刻划网格纹双系陶罐高20.4，口径9.7，底径19.6碎已粘接，器身仍有穿孔土地咀
13东汉刻划网格和水波组合纹四系陶罐通高32.7，口径13.3，腹径27，底径17.8残破，已粘接。器身腹部仍缺一块。土地咀
14东汉网格和水波组合纹四系陶罐高16.5，口径8.8，腹径18.9，底径13.8完整土地咀
15东汉青釉小方格纹双系陶罐高16.1，口径11.2，腹径22.2，底径13.3一系残，口沿、肩腹均有磕伤。土地咀
16东汉弦纹陶盆高6，口径20.5，底径11.6裂为两半，已粘接土地咀
17东汉青釉弦纹双系陶罐高11.6，口径9.5，腹径13.8，底径10.8局部脱釉土地咀
18东汉弦纹小陶罐高11.5，口径10.5，腹径15.7，底径10.5身残，已粘接，仍有穿孔。土地咀
19东汉弦纹陶罐高10.4，口径9.2，腹径14.5，底径10口残，已修复。土地咀
20东汉素身小陶罐高10，口径9，腹径13，底径9.4腹残碎，已修复。口沿有缺损土地咀
21东汉素胎刻划网格纹悬山顶单间陶屋高27，面宽23.8，进深24.5，屋面长35，屋面宽27.5残，已修复。正面左檐屋面有缺损。土地咀
22东汉刻划斜方格纹三釜双俑陶灶高17.3，长32.7，宽19二釜一甑及俑均残，灶尾底及双角缺损土地咀
23东汉青釉弦纹网格纹陶簋高16，口径23.3，底径13口有3处窑裂，足墙有缺损土地咀
24东汉青釉弦纹陶盆高6.8，口径20.1，底径11.4局部脱釉土地咀
25东汉三合式陶屋高21.5，通长29.2，通宽27.5右侧附屋、前座瓦面均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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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东汉大方格纹六系陶方奁高14，长20.2，宽14.8，残碎，可粘接。狗令堂
27东汉盘口宽平沿扁腹三足单柄陶釜高23.2，口径10，腹径20，缺盖，缺柄，口和腹宽平沿处有缺损狗令堂
28东汉刻划网格纹弦纹带盖陶井通高16.5，口径10.5，底径20.5盖钮缺损。井身残缺，已修复，但仍有穿孔狗令堂
29东汉弦纹陶罐高10，口径10.7，腹径14，底径6.5完整狗令堂
30东汉青釉网格纹四系陶罐高14.3，口径8.5，腹径16.5，底径11.1基本完整狗令堂
31东汉陶灶高13.3，长22.3，宽15灶面双釜残损，灶体两侧双罐残损。狗令堂
32东汉刻划网格纹陶簋通高35.5，口径26.7，腹径26.7，底径14残，已粘接，仍有缺损。狗令堂
33东汉刻划山峰蕉叶组合纹高足长颈陶瓶高23.8，口径3.5，腹径15.3，底径9.9口至颈残碎，已修复，但仍有缺损。狗令堂
34西汉弦纹三足陶温酒樽高17.3，口径22，底径21，通长、通宽22.6口沿有缺损，口至底有裂山塘口
35西汉素胎小陶罐高3.7，口径5，底径3.5基本完整山塘口
36西汉青釉五连陶罐高7.2，通长19.5，通宽18.7，大罐口径4，腹径9.3，底径4.4-6.2，小罐口径2.6其中一只大罐残损1/2，釉面局部脱落。山塘口
37汉弦纹四系陶罐高12.3，口径8.8，腹径17.9，底径11.9口沿有两处缺损五显坦
1、东汉刻划水波纹三足陶盖鼎
覆钵形盖。盖顶平，顶有半环钮，钮内扣一圆环，外周设三圆孔。盖身划多组单线水波纹，近口沿两组以弦纹相隔。鼎身小口，直唇，斜腹微折，肩腹的分界明显。腹部扁圆，至最大处内折，平底，下承三方足。腹划弦纹和单线水波纹。腹两侧置扁方立耳一对，耳有圆穿孔，划三角形叶纹。
2、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圆陶井
圆形井栏，圆地台，柱已失。井亭仅存亭盖。井亭为四角攒尖式，瓦垄排列密集，正中脊顶塑一鸟。四垂脊斜出。井栏平沿，圆唇，斜直腹，腹划弦纹与斜方格内短直线纹，最大径在下部，平底。有方形柱础四个，分立在圆地台上，紧贴栏壁，础中有圆孔。井栏和地台上有青釉斑。
3、东汉刻划斜方格纹双铺首三足鸟钮盖陶温酒樽
盖：顶平，盖面斜折呈分级状。盖中央有鸟形钮，外卧伏三只小羊。盖面刻划单线水波纹和三角形纹，两组纹饰之间以弦纹间隔。樽：直口，筒形腹，腹两则贴对称双铺首衔环，平底下置三熊足。腹划两组纹饰，三角形纹和双线斜方格纹，两组纹饰之间亦以弦纹间隔。盖和身均见青绿色釉斑。
4、东汉刻划叶脉纹鸟钮盖陶熏炉
盖身相合呈圆锥形，盖面刻划两组叶脉纹，两组纹饰以弦纹相隔。盖顶捏塑两个相连的卷角形组成钮座，钮座上置鸟形钮，座周围贴四乳钉。炉呈盘状，敛口，微束颈，折腹，凹底接圆形中空喇叭状座足。炉身刻划双线三角形纹。
5、东汉豆形陶灯
盏如碗形，中为圆柱，下连覆钵形座足，座足直径大于盏。盏圆唇，束颈，弧腹，内底平。腹饰一周凸弦纹。柱及座足均素面。
6、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陶卮
盖面斜折分成两级状。顶中部平圆，外绕突棱一圈，中央塑鸟形钮，突棱上饰三乳钉。外周刻划三角形纹。盖沿亦饰突棱一周。器身圆口，筒形腹，方匝形把手上伸出一段直鋬。平底，底附三乳状短足。腹划三角形纹和双线网格纹，两组纹饰之间以弦纹间隔。
7、东汉刻划斜方格纹双系陶盖罐
盖：盖顶平，中央设桥形钮。弧壁，盖折沿成母口。盖壁划两周水波纹。罐身：直口，斜肩，腹壁斜直，由肩至底逐渐增大，上腹置双系，双系对应的罐底垂直相对处设一半圆形凹槽，以利系绳，平底内凹。罐肩划三角形纹，上腹划两层双线水波纹，腹部划双线斜方格纹为主题纹饰。每组纹饰以弦纹相隔。罐身偶见青绿色的釉斑。
8、东汉青釉小方格纹双系陶罐
直口，圆唇，短颈微束，溜肩，圆鼓腹，平底。口沿、肩、腹均饰一周凹弦纹。肩两侧置泥条系，肩至腹拍印小方格纹。施青釉，釉厚薄不均。
9、东汉刻划斜方格纹三釜双俑陶灶
灶体长方形，前宽后窄，灶门作券拱形，前有地台伸出。灶门左侧地台面向灶立一俑，双手伸出作扶灶壁状，灶门右侧地台一俑蹲坐，双手伏地，作看火状（俑头已佚）。后端设有长方形透烟孔（烟突已佚）。灶面开圆形釜眼三个，纵列成行，置二釜一甑，均无盖。灶面刻划斜方格纹，灶门及两壁刻划三角形纹和叶脉纹。灰白胎。
10、东汉三合式陶屋
平面略呈方形。悬山顶。前为堂屋，两侧有两廊。正堂与两廊均为双层。盖顶正脊横列，两端微翘起，坡面宽长。两廊盖脊纵列，脊的一端与前堂后坡的滴水相连，故廊屋比前堂略矮。瓦面均刻有瓦垄。两廊后墙之间有矮墙相连，与堂屋形成院落。堂屋正面开长方形门，两侧亦设长方形门。正门上方及两侧均有镂空的斗栱结构及刻划的梁、枋等，右侧山墙顶镂空三角形换气窗。前堂后墙正对大门开小长方形窗，正对后院。正门内立一俑，窗内立一俑，右侧门一俑面向外坐于地。门两侧镂雕斜方格纹长方形大窗，前堂与两廊之间有隔断墙。左廊楼上是厕所，楼下无隔墙，与院落相通，厕开一长方形门，门旁有直棂窗，门前有陡斜的板梯，一俑踏梯而上，正欲入厕。右廊楼下开一门，内有三俑，似在舂臼。左廊楼下用于饲养牲畜，廊后墙开一窦洞。后院矮墙开直棂窗，墙头有瓦檐遮护。院中置一槽，一猪正在进食。此陶屋把前面划为劳作区，后面一侧为生活区，另一侧为养殖区，这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情景，被陶泥刻画的栩栩如生，充分展示出高要地区汉代人们对于和谐统一的思想已日渐成熟。
11、西汉青釉五连陶罐
四个形状、大小一致的大罐相连，大罐中间置一小罐。罐直口，短颈，溜肩，垂腹，平底。素胎。
四、高要出土汉代陶器特点
1、器型。主要有实用器和明器。如土地咀东汉墓、狗令堂东汉墓、山塘口西汉墓和口岸码头遗物点出土的陶簋、陶鼎、陶瓶、陶罐、五连陶罐、陶釜、陶温酒樽、陶灯、陶卮、陶盆等既是当时的实用器，又作为墓内的陪葬品。当时，为适应厚葬和“事死如事生”的需要，还制作了相当多一部分明器，如土地咀东汉墓、狗令堂东汉墓出土的陶灶、陶井、陶屋等。各类型器物既有浓厚的地方特征，也带有中原流行形制。
2、纹饰。三处墓葬和一处文物点出土的器物多为各种刻划纹，也有少量方格印纹等。刻划的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弦纹、斜方格纹、三角形纹、叶脉纹、方格纹等。
3、器顶多用鸟装饰。出土的37件陶器中，土地咀东汉墓和狗令堂东汉墓均有鸟钮装饰器。土地地咀东汉墓出土的鸟钮陶器：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圆陶井、东汉刻划斜方格纹双铺首三足鸟钮盖陶温酒樽、东汉刻划斜方格纹鸟钮盖陶卮和东汉刻划叶脉纹鸟钮盖陶熏炉，狗令堂东汉墓出土一件汉刻划三角形和斜方格纹鸟钮盖陶井。
出土陶器上鸟塑的共同特点：尖喙，高额，扇形宽尾上扬，双翼展开下摆，双足均三趾，腹、翼、尾多刻划羽毛。
出土陶器顶部塑鸟钮装饰，应与当时的岭南越人崇鸟的文化有关。史书中多有记载岭南越人崇拜图腾鸟的习俗，且秦汉之后仍有保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徒尚纪在《稻作文化在珠江流域的起源》中认为：“渔猎时代，鸟类既是越族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生产的助手，我国南方普遍流传着所谓“田鸟助耕”，“雒田”和“鸟田”等故事；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筒上所镌船纹，舵上立一鸟，说明古越人对鸟类的某种崇拜。”
综上所述，由高要馆藏出土的汉代陶器可知：1、高要汉代人口主要分布在西江和新兴江沿岸。土地咀东汉墓东距新兴江50米左右；活道镇山塘口西汉墓位于距新兴江东岸200米的山脚；狗令堂东汉墓位于现沿江一路，西江南岸第一重山脚，北距西江不足50米；口岸码头遗物点即为现高要港，也在西江南岸边。自古以来，人类就有傍水而居的习惯，继而在水源丰富的江河海岸边建制村落和城镇。所以汉代高要县人口密集处和当时的高要县城一样也多分布于两江（西江和新兴江）沿岸为主。2、从出土器物看，汉代高要人的文化与岭南其他地区一样，既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地域特点。突出的是，以鸟作装饰，普遍用于各种器物的盖顶上，几乎可以说有钮多饰鸟。3、这批器物的出土为探寻高要汉代村落遗址和墓葬遗址以及进一步研究高要汉代经济、文化等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得再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司徒尚纪：岭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岭南文史》1997年第3期。
[3]肇庆市文物志编篡委员会：《肇庆文物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出版，1996年。
[4]梁寒操主编：《高在县志》，成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1951年在台湾印刷出版。
论文作者:潘坤云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3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7/5
标签：高要论文; 东汉论文; 口径论文; 方格论文; 陶罐论文; 令堂论文; 土地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3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