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魏晋论文,神话论文,资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虽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但他为数不多的著作以及一些杂文中不经意的论述却给后来者诸多的启迪，有的论述，尤其是他所钟爱的魏晋文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识”，也成了后人在魏晋文学与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资源。他虽然无意于像胡适那样念念不忘地倡导“方法论”，而其所做的实际工作事实上却具有金针度人的方法论意义。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卓有建树的王瑶先生在其新版《中古文学史论》的序言中就明确说明自己所受鲁迅影响之深。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于古代文学的某些论述——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杂论——往往成了后人研究工作中宝贵的援引材料，甚至文化语境。建国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鲁迅成了某种文化象征和符号，他的言论也就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权威特性，这种情况在今天自由的学术论坛上依然如此，特别是在魏晋文学研究中，论者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立论的前提或依据，从而几乎形成了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神话”。
诚然，鲁迅对魏晋文学的不少论述是经典性的，但我们同时也须知道，鲁迅对魏晋文学的有关论述基本上散见于他的杂文中（专门整理《嵇康集》除外），往往只是作为信手拈来的例子来使用材料和下判断，并没有想去作刻意的论证。即使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也只是于一九二七年夏季在广州的一次演讲稿。当然，即便是演讲稿，其中不少观点也还是经得起论证的。同时，这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演讲稿虽然后来经过几次整理，但若从今天学术研究的尺度来看，实在存在着不少需要仔细推敲和值得商榷之处。或者说，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方法论”意义）已经完成，该是为之剖析以正视听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鲁迅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伟大的，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我们今天应该确认鲁迅的“精神资源”，而站在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应该走出“鲁迅神话”。事实上，忘掉鲁迅，超越鲁迅，正是鲁迅自己所最希望的。所以，从鲁迅的嵇康和陶渊明研究开始，我们可以来分析当下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神话”，尽量还原其为现实中的“人话”。
鲁迅一生对中国文学史着力最多应该说是中国小说史，而对古人中最为仰慕并用功最多的是嵇康。他不仅整理了《嵇康集》，还前前后后搜罗和辑校了嵇康的佚文，并加以考证，在其杂文中不止一次以嵇康为例以说明问题。总之，他对嵇康的欣赏，主要表现在嵇康的思想独立性、叛逆性和“战斗”精神，对于嵇康的文学，除了文采之外，尤其欣赏其“师心独见”，往往敢于“与古时旧说反对”——这也可谓鲁迅的夫子自道。
古今论嵇康者，大多喜欢将他与阮籍比较，尤其是同处司马氏之朝，嵇亡而阮存，个中原因，见仁见智。鲁迅以为，这当与嵇康的性格及其身世有关。在《风度》一文中，他说“嵇阮二人的脾气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但最引起许多人注意的，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按：应是司马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同时，嵇康之得罪钟会，“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在《再论“文人相轻”》中，他又如此阐释嵇康之死：“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①嵇康之死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鲁迅推想了几个可能的原因，实际上也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但是，由于鲁迅的论述采用“知人论世”的方式，将嵇康之死以及嵇康之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强调“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杀身之祸，这便给了后来的文学史论者有了更多发挥的余地，认定嵇康的言行是针对司马氏的伪礼教，“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有意与司马氏过不去，是一种反抗，正始文学如何笼罩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之下云云。若此之论，翻开今人的各种文学史和哲学史，可谓比比皆是。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将嵇阮诗文与司马氏关系作一番考察的话，恐怕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上述沿鲁迅思维得出的结论。
历史的事实是，司马氏真正掌权的转折点是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在此之前，司马懿在与曹爽集团的交锋中一直隐忍待发，甚至不惜装病以迷惑对手。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掌权，天下士人也大都入其彀中，“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戎还先后投靠司马氏。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嵇康和阮籍的言论都或显或隐地与此相关，则又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正始十年的时候，嵇康已二十六岁，阮籍已四十岁。阮籍的《咏怀诗》因过于隐晦，“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我们今天也无法知道其具体所作年代，但要说全作于正始十年之后，恐也未必。因史载不详，姑且置之不论。而嵇康的许多文章和大胆主张却是明确地作于此年之前的，如《养生论》和《答向秀养生论》以及标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释私论》作于正始四年②，正是玄风大炽之时。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对管叔、蔡叔的翻案，其实不仅是“与古时旧说反对”，本身也是玄学命题。而此时司马氏还未太得势，嵇康之论当然谈不上对司马氏的反抗。其实，后来《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虽带有个人情绪上的激愤，也可算作“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逻辑推演，即使司马氏没有掌权，山涛没有“举康自代”，嵇康也极可能如此标榜。他的不少其他诗文均可作如是观。但经过鲁迅这么一分析，强调嵇康的“反抗”精神，后来者更是推波助澜，似乎嵇康一生下来就与司马氏针锋相对，所以分析嵇康诗文时总爱强调司马氏高压政策带来的影响以及嵇康之反对虚伪名教，将鲁迅本来尚算公允的论断弄得偏差过多，甚至面目全非，从而有意无意地造成了“鲁迅神话”。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名的、相关的例证，即关于向秀《思旧赋》和嵇康的关系。
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说道：“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③鲁迅此文本是为了纪念“左联”五个青年作家的遇难，语调和心情都是悲愤而沉痛的，所以举了这个例子。这是典型的“杂文笔法”，并非专门的学术论文。文中没有进一步指出为什么“懂得了”，但读者顺此思路还是摸索得到的，大意不过是说，向秀是害怕司马氏的杀头，重蹈嵇康的覆辙，所以不敢写得过多，只好匆匆几笔，以慰相思。然而，由于鲁迅的巨大影响，这段用来举例的杂文一下子被论者反复引用，当成了论述此事的“基本常识”。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嵇阮诗文在多大程度上与司马氏的高压政策相关，本身是个需要仔细考查的问题，向秀《思旧赋》是否真的由于害怕而如此短促，更须联系向秀本人的玄学旨趣和文章自身来谈，绝非这么简单。
嵇康和向秀虽是至交，但两人在玄学理论上是有分歧的，还曾有过争论。嵇康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把自然与名教看作是对立的，而向秀则认为，圣人无心玄应，惟感之从，自然与名教未必对立，周公与孔子可以“穷神”，是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故士君子可以宅心玄虚，却不必轻忽人事。《世说新语·言语》篇曰：“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复申之曰：“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悦。”陈寅恪先生在其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举了上两例后，论曰：“则（向秀）完全改图失节，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矣。”然陈先生此言实有其“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书写背景及其不得已的心迹。④而在关于嵇康和向秀的细节问题上，或许汤用彤先生的论述更为可信，其云：“《世说》载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说者谓‘向秀甘淡泊’，其入当别有理由，兹姑不论。但依郭注（《庄子》）视之，子期之言，亦因平生主张如是也。（向氏《难养生论》有寡情欲，抑富贵，未之敢许之言。《难养生论》与《庄子隐解》均作于子期入洛之前。）”⑤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说，向秀虽在嵇康被杀后入洛，是否迫于压力固难判断，然其对答司马昭之言却与其一贯主张相合，并不是为了迎合司马昭而故意贬低许由等古代隐士。汤先生虽然也是一代大师，这段话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鲁迅不经意间的只言片语却被不断征引，以为论例。
这样的“神话”，一方面固然与鲁迅自身的成就及其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与建国以来特殊的文化背景相关。因为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战斗”精神在解放前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解放后又非常适合特殊历史区段的“国情”，以至于鲁迅本身也成了近乎神的标志，论者在作学术研究时自然乐意引“经”而示“典”。而且，鲁迅“知人论世”的学术研究方法本身无可非议，又由于正好与唯物史观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自是更受青睐。殊不知，鲁迅的一些杂文笔法是不可以代替学术论证的。这在鲁迅关于陶渊明的论述中再次体现出来。
陶渊明及其诗文，古今皆以“平淡自然”许之，这基本上是不容翻案的。与嵇康相比，鲁迅显然更喜欢后者，所以对陶渊明的诗文并没有过多关注，反而在为数不多的论述中喜持异论，甚至于在《病后杂谈》和《隐士》中对陶渊明之“雅”还有微微的讥讽。1936年，在《“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说：“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中，他却有时很能摩登，……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⑥同年，他在《“题未定”草（七）》中又申论了类似的观点：“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⑦这一次，鲁迅是针对1935年12月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六十号上发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的有感而发。朱氏一向推崇“静穆”的艺术境界，所以在文中举陶潜之例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鲁迅之所以抓住这样的小文大做文章，其实是另有用意的。在上引《“题未定”草（六）》的这段话之后，鲁迅又加了这么一句：“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论者谓此句“分明是施（蛰存）、朱（光潜）之外，另有所指。考虑到其时周作人正大谈陶渊明，追随者也喜欢以陶说周，而同属‘京派’文人的周、朱，关系又非同寻常——后者还曾专门撰文，赞赏前者之‘能领略闲中清趣’。种种迹象表明，鲁迅对于陶潜形象的修正，与乃弟大有关系。”⑧周氏兄弟于1923年失和，彼此之间虽存芥蒂，却并不公开相骂，而在其各自文章中互为不然的“微辞”也是有的，故论者这样的推论或许不无道理。但我们同时也须明白，鲁迅的话与其对待陶渊明的一贯态度是一致的。在《风度》一文中，他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提起的。”他总是不断强调陶渊明的并非浑身静穆，就其观点来说，虽然不无道理，却也不算新鲜，宋代朱熹早已说过：“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四○）陶诗的总体特征当然还是平淡自然，这是古今共认的，鲁迅舍去此“共”点而强调其“异”处，实在是因为他历来不欣赏“平淡”。今天的不少论者在标举陶渊明“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又总是免不了引用鲁迅的上述言论，以说明陶诗还有另一种“豪放”风格。这样的叙述，看似“全面”，事实上反而是片面了。因为陶诗的主要特征和风格确实是平淡自然，即使有那么一点“豪放”或“金刚怒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兴趣是否受到其师章太炎的影响，但他对于魏晋文学的有关论述在20世纪文学研究史上的影响却超过了章太炎，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讲究和追求学术规范化的今天，使“神话”还原为“人话”，其意义恐怕会超过对鲁迅之说本身的论证和价值判断。如果真的如此，不仅是对学术的尊重，更是对鲁迅本人的尊重。
注释：
①《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②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
④周勋初：《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周勋初文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
⑤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1页。
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⑦《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⑧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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