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独立自主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5—0081—10
中国革命的形势到1948年底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转入尾声，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期。毛泽东在12月30日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将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标志着筹备建国工作的正式启动。随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和3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和公布了有关新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新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将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把中华民族洗雪近代屈辱外交的百年夙愿变为现实，表明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意志，也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铺设了稳固的基石。
一、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与旧中国屈辱外交一刀两断
中国革命的胜利，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100多年。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大炮和军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威逼先后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中国人民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对象必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② “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③ 革命胜利后新政权面临的外交课题，首先就是如何对待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既有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条约攫取的各种特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一向是明确和坚定的，那就是，新中国必须彻底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确立自己的国际主体地位，以崭新的形象走上国际舞台。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④。
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法，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国际法的权利。对于旧政权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新政权也有遵守的义务。如果承认和接受这样的国际法原则，就将意味着西方国家能够继续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那样的话，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就成了一句空话，革命的意义和成果就将化为乌有。因此，中共决不可能受这样的国际法原则的羁绊。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有损中国权益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⑤ 1947年3月，毛泽东向有关外事人员谈起外交问题上要“另起炉灶”的设想。他说：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⑥。其后，他多次在一些重要文件、文告中就此作了原则性的政策宣示。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断然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⑦ 1947年12月25日，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强调，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⑧。
转入战略决战后，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了沈阳等重要城市。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涉及对外政策的问题，急需中央就对外方针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新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他们（指美、英、法等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⑨ 周恩来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魄⑩。会议通过的文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作了深入剖析，指出，美国政府“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11)
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了如下内容：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12)。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13) 2月，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用形象化的语言解释了中共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14)。
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对“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做了完整的阐述。他说，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城市和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对于这些，要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解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七届二中全会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4月25日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使馆，我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15)。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制定，显示了中共对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一概推倒重来的决心。人民政权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拒绝承认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官员的身份地位，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的合法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有力地向世界各国表明，新中国将与以往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完全摒弃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关系、传统和惯例，再也不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束缚，而要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外交。这样，就“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6)，“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17)。
二、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另起炉灶”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根本否定，而否定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那么，新中国的外交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或者说，新中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
百年以来，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俎上鱼肉，任由其瓜分豆剖，巧取豪夺。中国人民受尽侵略和压迫，渴望自由和平等。为实现救国理想奋斗毕生的孙中山，至死不忘在他的遗嘱中告诫国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8) 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一再申明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主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未来的中国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无论是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共惠。”(19)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20) 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重申“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同时也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1)
中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关系。只是，与西方国家的相互承认与建交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而不应被视作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恩赐”。1948年春夏之交，英、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向中共方面试探，要求就承认和建交问题进行接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与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广州，而是异乎寻常地滞留南京。毛泽东判断，“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此，他于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22) 周恩来也在与民主人士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共对建交问题的态度：“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入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23)。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声明中，表示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提出了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24)
5月初开始，中共方面代表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过多次接触。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并于5月10日和6月3日两次作出指示。毛泽东要求黄华向司徒雷登表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25)。司徒雷登在会谈中一面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加中国内战，并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一面却又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承认”条件(26)，要求新政府应当承担国际义务，即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司徒雷登还提出访问北平的要求，想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中共方面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名义前往北平。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郑重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27) 他还请人转告司徒雷登，仔细读读他的15日讲话，将从中知道中共的态度。他特意提醒，“美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称呼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他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而是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胡乔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我们也确实作了在具备条件时与它们建交的准备。”(28)
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并没打算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他们认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美国政府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去照会，要求他们与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其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作为回应，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号召全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强调只有组织力量同他们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29) 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政府宣布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可见，并非是中共拒绝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是美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使中美关系陷入长期的僵局。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活动，是中共方面的一贯主张。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对斯诺说过：“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30) 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31)。抗战后期，毛泽东又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到，中共期望同美国合作，尤其在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中需要美国的资本。他说，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但美国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需要出口市场，其资本也要寻找投资出路，而中国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32)。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中共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并再度提出与外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主张。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局，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并表示如英国领事馆人员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其进入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接洽(33)。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也曾表示，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34)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5) 周恩来也说：“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36) 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转达口信说：“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37) 其后，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毛泽东都重申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思想。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为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寻求稳固可靠的同盟
“一边倒”方针虽然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提出的，但从40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就可以寻出端倪。那时毛泽东就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38)。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中国人民应当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如果说当时毛泽东还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当革命的最后胜利日益迫近的时候，他开始更多地从外交布局的层面考虑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为就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与斯大林交换意见，毛泽东在1948年4月曾有过访苏的设想(39)。他在同身边人员谈起访苏目的时说：我们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我是想要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40)。1949年1月底2月初，毛泽东在会见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苏共要员米高扬时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置于中心位置”(41)，并提出了处理外交问题的两个方案：一个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问题(42)。毛泽东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对苏联的承认则是非常在意的，曾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43)。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强调：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中国革命也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要消灭我们，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44)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一边倒”，公开宣布新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针对有人提出的“美苏并重”的主张(45)，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新中国将“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46)。
“一边倒”方针是建立在对国际局势的准确判断基础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壁垒分明、公开全面的对抗。在东方，中国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一个中心场所。在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企图帮助、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然后把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中共有着相同意识形态和深厚历史渊源的苏联，虽然在内战中没有给中共以实质性援助，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提过错误的建议，但苏联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美国的作用，使后者最终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他在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不要靠外援，而苏联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则是需要的，它是中国革命最好的援助，美国之不敢乱动也就在此(47)。就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仍坚持敌视中共的政策，明确表示“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48)，拒绝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可能，并且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准备孤立新中国。而斯大林却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对苏联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利益，逐渐改变对中共的怀疑态度，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并且在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中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实际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前，客观上已经形成了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共的态势。在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共政策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新中国在两大阵营中间保持中立的任何可能性，选择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新中国在国际上需要朋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将为它争取来这样的朋友，有助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同周恩来谈起这个问题时还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49)
如何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确定新中国外交方针时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由于强大的国际敌对势力的存在，中国革命如果得不到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于美国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与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边，和苏联结成强大的同盟关系，将能够为新中国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有效地防范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因此，中国“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50) 另外，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金，需要技术和设备。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指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援助，这只能是一种幻想。杜鲁门在1948年12月30日作出决定：如果中国任何地区直接或间接地被共产党控制，经济合作署即应立即停止向该地区运送援助物资。自1949年6月下旬起，美国配合国民党对南起闽江口，北至辽河口的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实行封锁，禁止一切外国船只驶入。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一切直接的军事物资和装备，重要的工业、交通、通讯物资和设备都禁止向中国出口。1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所有海运公司，一切美国商船不得冒险驶入上海，否则将受政府处罚。杜鲁门政府的严厉限制使美国对华出口降到很低的水平。据美国商业部统计，对华出口总值在1948年为2.734亿美元，1949年跌至0.826亿美元，1950年1月至8月更减少到0.33亿美元(51)。而此时的苏联则向新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秘密访问苏联，争取斯大林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斯大林承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刻予以承认，并向新中国提供援助。双方还就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派遣专家达成协议。把美、苏两国的态度加以对照，利弊得失，一目了然。“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2)
毋庸讳言，实行“一边倒”的结盟战略，意味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要为同盟利益甚至盟主苏联的利益做出迁就、让步，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从后来的实践看，“一边倒”并非是没有缺陷的，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应该强调的是，对于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的国家政权，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一个既贫且弱的大国，这样的现实并没留给中共领导人多大的选择空间。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没有实现彻底的中立和不结盟的资本，因为自立的前提是自强。”(53) 综合考虑新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一边倒”不失为一个符合新中国国家利益的明智抉择。
四、“三大政策”开创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54) 进行着不懈的奋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自主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把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之一。因此，毛泽东在设计新中国外交的蓝图时，坚定地把独立自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将其贯穿于“三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坚持独立自主，反映在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上，就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坚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强调，新中国的外交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权利。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特别写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55) 1949年4月周恩来对参加新政协的爱国人士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56)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全世界郑重声明：“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57)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立即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一）取消外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通过成立海关总署，撤销税务司，制订海关法，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措施，第一次把海关管理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取消了外国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同时实行外汇管制，结束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一概失效，驻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人民政府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美、英、法、荷等国兵营和房地产予以收回、征用，外国在华驻军权不复存在。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外国船舶包括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一律停止。随后，中央政府颁布有关法规，统一航运管理，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江，且必须悬挂中国国旗，遵守中国法令，丧失了100余年的中国领水主权全部恢复。新中国在与各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概不承认其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只把他们作为普通侨民对待。外国侨民必须进行登记，服从管理，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的外国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二）清理外国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除对德、意、日在华企业和其他财产统按战败国敌产处理外，对外国在华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清理。不承认外国人的中国境内的土地所有权，收回外国政府、团体和私人占有的地产。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其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实行管制，英国扣押中国留在香港的飞机、油轮。中国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对外国企业、财产的清理、管制和征用。到1956年，清理工作基本结束。（三）处理外国在华文教、卫生和宗教事业。解放战争后期，各地军管会停止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活动进行限制，不许外侨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还停止了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的活动。建国后，原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医院等，改由政府接办或中国人自办。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也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反对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58)。上述措施，彻底废除了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维护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59) 随后，依据新政协《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按照区别对待的方针处理建交问题，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继苏联之后，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交都是用的这种办法。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立场，继续支持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存在建交的可能。英国虽然较早承认了新中国，但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态度暧昧，因此双方在日内瓦会议后只是互换代办。同荷兰的关系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年时间里，就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得到26个国家的正式承认。新中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捍卫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决心，也反映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作为“三大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是否与独立自主外交有矛盾？搞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独立自主的本质，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去做出判断。独立自主的核心是以我为主。判断一种外交是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就是要看外交的自主权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否独立地作出决定，是否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边倒”固然是意在“联苏制美”的同盟战略，然而，结盟与不结盟只是外交战略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能作为判断是不是独立自主的标准。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后冷战时代，美国一直奉行结盟战略，并不能据此说它的外交是受别国支配和控制的。反之，现在世界上一些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其外交也未必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一边倒”方针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相对于它在加强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建设上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些毕竟属于次要或从属的方面。
首先，“一边倒”是由中共独立自主地做出的决策，不是任何外国强加于我的。毛泽东1949年7月在给邓小平的口头指示中说得非常清楚，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打破封锁之道，除了军事上的迅速进展和经济建设上的自力更生以外，再就是“外交政策的一边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泽东强调，“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60) 从民主人士陈铭枢备忘录中我们还知中共对“一边倒”所作的说明：“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有依赖别人的意思。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而且，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不容混淆。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彼此对立。现在的中国革命，除了要根除封建和买办的影响，抛弃所有的外国锁链之外，还必须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我们必须赢得一个长久的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取得一个强大的地位(61)。可见，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不是以牺牲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代价，反之，是为了更好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其次，“一边倒”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中国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并非是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更不是要对苏联俯首帖耳，一切看苏联的脸色行事。“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62) 中共领导人始终把保障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含糊。这在如何对待苏联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到集中的体现。旧的中苏条约是美苏首脑雅尔塔协定的产物，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权益。毛泽东等在同米高扬的西柏坡会谈中，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个条约的不满。斯大林在2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承认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刘少奇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办法(6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就把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作为访苏的主要目的。在毛泽东的强烈坚持下，斯大林不得不放弃把旧条约拖下来的想法，同意双方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来代替旧条约。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维辛斯基的会谈，苏联同意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获取的在中国的特权，商定将中苏共管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在1952年前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回，中国政府收回主权后，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签字。其后，各项协议都付诸实施，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64)
最后，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排斥经济上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毫无疑问，新中国将把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但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苏联等国的援助。周恩来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65)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对华经济封锁。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共一方面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经济建设，一方面积极灵活地开展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在重点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就曾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德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66)。新中国采取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区别对待的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往来。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各公私贸易机构和在华外国工商业者，其中主要是同英国工商业者，陆续订立了各种方式的贸易合同和加工订货合同。到1953年10月29日，中日之间也先后订立了两个民间贸易协议。通过上述努力，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1951年中国国际贸易总值就比1950年翻了一番，不仅超过了战争时期，而且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打破美国的对华封锁，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三大政策”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统一的完整构架，三者互为表里，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不能把它们孤立和割裂开来。“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虽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但也适用于所有外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苏联也是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后才请进来的“客”，只不过是比其他“客人”先进来一步而已。作为“一边倒”标志的中苏新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另起炉灶”的结果。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中苏关系通过新条约固定下来，“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67)“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68) 如此说来，“一边倒”又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正是“三大政策”的交互作用，共同支撑起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保证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
注释：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633页。
③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④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对“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作过精辟的阐释。关于“另起炉灶”，他说：“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7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⑥ 参见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⑦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1254页。
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⑩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46—547页。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440页。
(13)(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33页。
(1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0页。
(16)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6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
(1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640页。
(19)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解放》第57期。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1085页。
(21)(24)(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1461、1466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90页。
(23)(28)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9、549—550页。
(2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26) 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提出承认新政府的三个条件：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家领土和行政机构；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三、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29)(3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1435页。
(30)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77页。
(3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32)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6—331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9页。
(3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第380页。
(36)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
(37) 庞松、林蕴晖：《毛泽东之路：立国兴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39) 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说毛泽东最早提出访苏是在1947年初，薛衍天在《中苏关系史》（1945—1949）中曾作考辩，认为此说不确，见该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40)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15页。
(41)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1卷，第82页。
(42)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43)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45) 1949年4月初，作为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在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的张治中曾向中共方面提出，在外交政策方面，应“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还说：“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见《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页。）毛泽东在4月8日与张治中的谈话中表示不赞同后者的意见，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产生了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垄断的、侵略性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集团。他强调：我们只能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中去，我们不能到以美国为首的集团中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真正的援助也只能从苏联方面获得。（见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
(4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2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0页。
(48)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4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转引自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51) 时殷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载于《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53) 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0页。
(56)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58)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3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273页。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页。
(60)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34页。
(61)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部主席陈铭枢将军备忘录》，《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
(62)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63) 三种办法是：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6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9页。
(65)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页。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
(67)(68) 《毛泽东外交文选》，120—122、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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