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边际创新中的市场体制演进——长江三角洲走向市场经济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实证论文,边际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改革战略，是以部分地区、部分产业、部分企业先行突破，试点完善、逐步推广为重要特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渐进改革最典型的区域，总结长江三角洲走向市场经济的特征，对于认识中国十多年改革，判断未来走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组织边际创新：定义与描述
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在大国经济模式中，不同地区亦有显著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一个具有相似与互渗的人文地理特点的区域，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组织边际创新为中心的制度变迁的独特程式。
（一）组织边际创新的涵义
组织边际创新，一是强调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演进中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是重心和关键，即经济体制各方面的调整、变革是以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为依托，并随着经济组织制度而变迁的；二是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沿着边际改进的方向演进的，充分利用原有的制度和组织资源进行市场取向的创新。将这两层涵义综合起来，就是着重以经济组织制度边际改进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创新。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侧重经济机制与市场体系变革和注重经济活动组织制度再造两类。前者注重改革经济运行的规则、框架与体系，通过外部大环境变迁使经济组织改变行为方式，转向市场。后者则注重重塑经济组织的功能，充分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
从方式上看，走向市场体制有大突破变革和分步推进式变革，或曰“休克疗法式”和“渐进式”两大类。前者强调市场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计划体制也是一个坚固的体系，只有大突破式的推进，才能冲破旧体制，减少转换过程的阵痛，降低总的社会经济成本。后者则认为市场体制是一个可以逐步完善的制度体系，集中计划体制也并非一个不可拆开的系统，分步转换、渐进替代不仅可能，而且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根据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许多学者把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变迁，视为体系、机制全面突破为特征的“休克疗法”类型，而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以组织制度变迁和渐进推进的典型。应当说，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战略和路径的差异。不过，深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来看，特别是从大国模式的区域不平衡角度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地区所体现出来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体现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典型特征。这一地区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绩效表现较佳的区域，无论是上海的国有工业体系，还是江浙的农业集体经济生产体系，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一地区最突出地表现出对原有经济体系，特别是原有经济组织的依托，进行制度的边际创新。象江苏的苏南地区就充分利用原有的社队企业、乡镇组织的力量，按市场导向原则进行改造、创新，形成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带动的改革战略。而上海则根据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的特点，充分依托国有经济组织寻求组织制度边际突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机制与框架、体系。
组织边际创新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类型，不仅创新的重心和关键在于经济活动的组织，即企业，而且组织创新在路径上是以边际改进为主，也就是对原有组织依赖的条件下，在外在环境和政策允许下进行低成本的制度创新。
（二）典型模式的实证分析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典型的组织边际创新带动的模式。从历史发展方面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各种天然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地理环境的相似性，而且体现在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以及文化特征的一致性。即使在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间超越计划体制边界的企业组织联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象上海的一些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就同江苏的苏南社队企业有密切联系，某些国有企业、街道企业同苏南社队企业具有产品分包、协作关系。在1979年之后，虽然上海是计划体制严格控制地区，然而上海国有企业同江苏、浙江等地乡镇企业的多种方式经济关系却迅速发展。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企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超越计划体制网络系统而拓展市场关联、协作分工的主体，也是在区域关联交互中逐步进行制度、组织创新的依托。
改革之初，上海作为我国集中计划体制管得最好、效益最高的工业经济中心，受到中央计划体制最严格的控制。改革从最薄弱环节启动，客观上要求上海作为支撑改革的后卫和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因此，上海的中、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严格监控下难以展开，体制创新的重心势必下移。于是，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成为渐进式创新的主体。由于中、宏观体制不动，国有企业的规范的创新也十分艰难，各种规避旧体制约束的非规范创新成为启动的前提。顺着国有工业企业同苏南等地社队集体企业原有联系渠道，借改革之初市场部分放开的区域间原材料、能源与工业品串换网络，上海国有企业开始了以寻求降低加工成本，提高企业内部人均收益为目标的组织制度的边际创新。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把平价的原材料、二手设备转给乡镇（原社队）企业使用，通过苏南这些乡镇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和低劳动成本来降低加工费用，并利用其灵活的机制来辗转提高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绕过国家工资、奖金总额控制。
而苏南和浙江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成长、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启动，非计划的市场部分迅速扩大，这些社队企业也从非正规、半隐蔽状态走向正规和公开，它们依托原有同上海的城市大工业的协作关系，运用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不断拓展同大中城市的商业、经济网络，逐步调整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在社队（后来转变为乡镇）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一系列组织制度的创新。从苏南来看，乡镇企业的组织创新同乡镇政府关系密切，乡镇、村的领导人几乎同时也是乡镇、村级企业的负责人。因而组织创新的主体好象是乡镇政府。实际上，乡镇政府仅仅是组织创新的依托和守护神，创新主体是乡镇企业。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特别注重充分利用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社队企业基础，在旧的企业组织依托下寻求边际改进与创新，从而巧妙地利用社队及此后的乡镇政府的行政资源，来减少中国农村法律不健全、个人和家庭抗风险能力薄弱及市场半径小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保证了乡镇企业的稳定、快速成长。从经济层面来看，乡镇企业组织是创新主体，它们借助乡镇政府的行政资源，推动企业发展，减少外部环境不稳定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干扰，逐步改进企业组织体制以适应外部环境与体制变化。
组织边际创新，使增量资源和存量资产流动格局不断改变，上海国有企业的产业、行业分布结构逐步加快调整，江苏和浙江部分市县的乡镇集体与私营企业加速发展。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近10年时间，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保持年均50%左右的增长速度，不仅产值总额已超过国有企业，而且在产业层次和行业分布上跃上新台阶。与此同时，各类市场、特别是产品市场迅速扩大，苏南和浙江一大批产品批发市场崛起，年交易额逾十亿元的大批发市场有5家在江浙地区（1991年）， 占全国一半。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创新与产品市场发育，迅速提高了长江三角洲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也激发了上海要素市场发展的积极性，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向市场体制迈进。
（三）比较与概括
长江三角洲地区体制创新最醒目之处是，依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已有较快发展和一定规模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制度边际改进，促市场体系发育。
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紧紧依靠本地区原有的经济组织，充分利用本区域在计划体制中形成的大工业基础、高人才密集度的优势，在各地政府推动下寻求边际创新。而珠江三角洲原有的经济组织不够发达，缺乏计划经济体制中大工业基础、高科技人才优势，难以通过内部组织转型来激活全体，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对其控制原来就弱，无必要通过原有组织边际改进来促进创新。而是只要迅速开放，让外部有活力的经济组织进入，就可有效地启动改革。况且珠江三角洲同海外具有天然便利的人文、地理优势，外部组织引入型的突破式改革既易行，也能产生后发发展效应。长江三角洲依托原有的上海国有大工业组织和周边农村乡镇企业一定的基础，靠区内原有的内在经济联系与协作网络，利用改革开放中区域政策控制的差异，走出的只能是内生的原有组织边际创新带动的改革路径。
同全国其它一些有特色的重要区域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组织边际创新也显得十分醒目。所谓经济组织边际创新意味着这些经济组织通过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在组织制度结构上日益逼进目标体制，另一方面在经济绩效方面也总体趋好。象上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苏南、浙江的乡镇企业，正是这类组织边际创新的典型。而我国其它一些省区，在单个经济组织或少数经济组织边际创新上有较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不属于组织边际创新类型。如东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组织也是大中型国有经济为主，内地有些中心城市亦是大中型国有经济为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成功地在原有组织基础上进行边际改进的不是很多，至少在该地区不占主导优势。至于内地农村的乡镇企业，更不是在原有社队企业基础上拓展延伸而来，而是在农业产量提高基础上新生而来的。即使有些地区的部分乡镇企业是在原来社队经济组织上发展而来，也不象长江三角洲，特别是苏南地区那样具有广泛性。
与我国其它省市体制创新不同，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经济关联在超越行政区界上联动发展，互补创新，是独特的。跨越行政区界的国有经济组织、乡镇集体企业、私营与个体经济之间相互促进创新、发展，形成本区域企业组织制度演进特色。上海与江苏、浙江相邻地区市场体系的重组，逐步形成上海的要素市场体系与江、浙产品市场批发网络体系的分工、协作系统。围绕上海浦东开发，利用上海大规模基础设施与信息网络，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步发展起多层级配套的开放产业、开放企业体系。如江苏的昆山、张家港就是依托上海的开放优势，通过政策创新、级差效应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种跨省市的联动发展，在我国其它地区是不多的。
二、企业组织：创新过程与特点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体制创新，最有特色的是企业组织创新，该地区的企业组织创新既不是那种外部植入型（象珠江三角洲），也不是体制夹缝生长型（象有些内地省市），而是内生的渐进式转换型，即由原来就存在的企业组织适应环境，逐步创新、演进。
（一）路径依赖中的渐进和创新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这一地区既是我国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集中地，也是我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人均收入居各区域前列。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我国许多地区国有（国营）企业组织综合实力还很弱，农村除了农业外还没有社队集体工业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国营和农村集体工业的强有力依托。
国营企业组织和农村社队集体企业组织的相对实力较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最经济的选择，是进一步依托原有企业组织基础，充分发挥区域国营工业和农村社队工业协作配套、体系完备的规模效应，逐步推动原有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和转型。况且，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仍需加强控制，特别是对发达地区和城市大工业的控制，以保证经济稳定。这样，长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海国营经济系统必然受到严格控制。从而导致国有（国营）工业企业只能进行边际创新，同苏南农村集体企业在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中进行体制创新自然而然，合乎情理。苏南农村集体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就有相当的基础，处于全国前列，依托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减少投入，降低组织成本，避免初期改革的政治风险，也能有效利用体制和政策的转换空间，积极推进各种组织制度与政策的边际创新。
（二）企业组织为中心的创新思路
同其它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改革初始阶段的最大优势是，原有体制中企业组织、主要是国有国营和农村集体企业比较强，有着比其它区域更多的经营人才、技术力量、熟练劳力、协作关系。渐进式改革的推进，必然要更多依靠这些企业组织。同时这些企业组织又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带有计划体制沉重的负担和深深的烙印。随着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这些企业组织只有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组织创新，才能适应环境变化和市场竞争。于是，以这些企业组织为中心的制度逐步改进和组织边际创新，势必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
把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概括为企业组织为中心创新，并非说我国其它地区没有企业组织创新。只是从组织创新的连续性、重要性来讲，长江三角洲地区更为突出。象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大规模企业组织创新，不过这种创新主要是靠外部移入方式进行的，即靠大量外资（主要是港、澳和侨资）进入。政府主要为外资进入提供政策激励和各种支持。它是一种非连续的突进式企业组织创新。对这些地区而言，创新的第一主体是各级政府，创新的关键是政府政策的调整和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而长江三角洲依托原有企业组织创新，创新的第一主体是企业，企业在边际改进方面的信息不断传输到政府，企业的呼声不断促动政府，引致政府政策与管理调整，形成互动循环。由于这些企业植根于原有体制，因此，企业组织制度的任何边际改进从理论上说，都或多或少改进了总体结构。
（三）纵向关联与横向互动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组织创新，具有一种跨越行政区划的纵向产业分工关联和横向体制互动的特点。从我国改革开放的一般过程来看，企业组织制度的演进具有更多的行政区划内同质特点，包括企业间分工协作的行政区划依赖和制度选择的相似。这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由于市场发育、经济水平等各省市不平衡，各地政府又不可能超越行政区划边界指导改革，因此，企业制度变迁的行政区同质相似性很强。
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组织创新的行政区域同质相似性并不明显，相反，跨越行政区划的企业组织互动影响却极其突出。苏南的乡镇企业虽然在行政域界上受江苏省的管辖，但是，乡镇企业的经济技术关联等同省内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同苏中、苏北地区各类企业协作很少，而同上海市国有企业关联甚密。从产业分工体系上看，苏南乡镇企业的成长过程同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并行不悖。上海的大工业体系调整和国有企业组织架构的变化，也是同苏南地区乡镇、三资企业发展，同杭、嘉、湖等地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彼此联动的。据80年代初、中期有关研究分析，上海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同苏南等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有各种联营、 合作关系及劳务、 技术协作的达50%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浙两省乡镇企业许多是靠上海外贸企业订单，上海大工业外协产品及技术输出发展壮大起来的。
从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看，上海同江、浙两省的产业分工在同构中逐渐走向分层化协作与多层级竞争。从动态调整过程看，上海的许多轻型产业的规模不大，特色不显，成本攀升的企业逐渐在竞争中衰退，而江、浙两省的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小型、中型合资企业则迅速进入，在产品、技术适度创新中加以替代。同时，江、浙两省也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在某些产业、行业培育规模经济优势，进行大跨度产业赶超。这种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分工演进类型，还可以从近年来外资流入过程中不同规模投资的空间扩散中得到印证。象江苏的昆山、张家港等县市，主要是依托紧邻上海的交通、信息优势，利用政策和地价、劳力的级差优势，把本想投入上海的众多中小型外资项目吸引过来，或把在上海难以谈成的一些较大项目引进来。随着这种格局演进，上海成为国际跨国大公司争相进入的中心，而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成为一般外国公司首选投资区域。
三、市场体系：分层递进与跨层配套
与企业组织创新并行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发展较之其它省区及经济区域要领先一步。更重要的是该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具有分层递进、跨层协作的典型特征。
（一）中心扩散与边缘创新
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从空间看，具有其它省区所没有的中心扩散与边缘创新有机融合，相互推动的特点。分阶段看，在80年代初、中期，市场体系发育、创新更多依赖创新推动；90年代以来转为中心区域扩散推动为主。
80年代，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域，也是计划体制控制最严的地区，被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和大局稳定的基石。不论在企业组织制度创新，还是市场体系创新、发育方面，上海均受到严格管制。与此不同，长江三角洲的边缘区域，如苏南和浙江余杭等地则较少受到计划体制的控制，各类市场在这些边缘地区率先发育、发展起来。周边地区各类市场的发育从一开始就指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与交换领域，并避开同计划体制最集中的中心地区的内部竞争，选择中心地区的弱项作突破口。从而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各种专业性批发交易市场率先在苏南、浙江等地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象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绍兴的轻纺批发市场（中国小商品城和中国轻纺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最大的年交易额达150多亿元的大市场。 苏南的中国羊毛衫城等批发市场也从无到有，成为全国年交易额最大的专业性市场之一。
受周边地区各种市场发展的影响，上海作为中心地区也开始在流通体系方面逐步放开。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80年代，市场体系的创新是由长江三角洲的周边地区推动的。周边的苏南与杭嘉湖地区不仅从无到有发展起各种各样的产品市场，而且尝试构建生产要素市场，包括有形与无形市场和正规非正规的要素市场。如浙江许多农村地区的民间资金市场一直长存不衰，企业与个人的契约集资、入股、法人企业非公开地进行融资业务，以及私人钱庄和各种民间信贷互助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周边地区市场创新的探索。虽然要素市场方面有些探索冲击了国家宏观金融政策，有的还造成了局部经济不稳定，但是，这些探索激励了要素市场大规模创新时代的加速到来。
进入90年代，边缘创新向中心扩散跨进了一大步。一方面边缘创新为中心扩散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亦为中心扩散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浦东开发给中心扩散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上海市场体系进入一个创新、扩散的新阶段。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外汇市场等一大批高层次要素市场迅速崛起，同时新的交易方式、流通组织也不断涌现，远期现货、期货、权证等交易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超市连锁、货柜仓储式销售、综合商社等迭出。中心地区市场创新、扩散既弥补了原来周边市场体系的不足，又提升了长江三角洲市场体系的层次和内部关联度。使长江三角洲率先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
（二）分层递进与市场互动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体系发育，从内部层级分布来看，具有分层递进的特征，同时不同层次、类型又相互影响、彼此联动。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大基本市场看，长江三角洲的江、浙两省重点发展的是产品市场，而上海则着重培育要素市场。因为在江、浙两省成长最快的是受计划控制最薄弱的乡镇经济，其成长之初就靠市场来筹集原材料、能源，推销产出品。而上海作为大工业基地，一直受到集中计划控制，其原材料、能源和产出品的计划调拨和销售体制非常完整，产品市场很难生成、发展。但是，上海毕竟是我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也曾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她具有发展要素市场的经验与历史基础。况且，同产品市场不同，要素市场风险更大，信息机制和宏观监控都十分复杂，需规范和完备的法律系统，上海原有完备的计划控制体系在经过规则、制度创新后，能够较好地适应要素市场发展的需要。
其次，从市场类型和交易方式上，长江三角洲的江、浙两省和上海也有某种分层结构的搭配。如上海的产品市场主要是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或批发机构以及零售大商场，缺乏大规模的批发贸易市场。而江、浙两省则培育、发展起全国颇具影响的大规模的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1996年成交额达204亿元，摊位26000多个，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与之配套的义乌货运专业市场，货物可直达全国180 个大中城市及俄罗斯、朝鲜、越南、 巴基斯坦等国。 绍兴的中国轻纺城由1993年“布街”起步，发展为面积2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轻纺产品批发大市场，1996年交易额达178亿元。 这两大批发市场的年交易规模均居全国批发交易市场前列。此外象江苏常熟招商场、吴江东方丝绸市场也在全国十大市场行列。而上海则利用大都市优势和要素市场功能，培育期货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类型与交易方式在长江三角洲不同地区有一种互联又分工的结构。
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体系的分层演进过程又是跨层互动、相互渗透的市场创新过程。从产品市场发展来看，上海作为计划体制的商业批发贸易中心，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仍依赖传统的批发机构和大商店发展既有的批发贸易和零售市场。那种从自由集市交易发展而来的大规模现货批发与零售一体化市场，在上海难以形成、发展。而江、浙两省，这种由集市交易迅速发展而来的专业批发市场和综合交易市场却雨后春笋般出现，并由农村、县城向大中城市渗透。受此影响，90年代以来上海许多城区引入现代大规模集中交易市场。
同样，上海零售商业也向长江三角洲的江、浙两省快速伸展。上海华联超市、联华超市，一百集团等，首先把联锁店、分店开到苏州、无锡、嘉兴等地。上海的开开集团、梅陇镇集团等也不断把分支机构、代理店等伸向三角洲地区。三角洲市场体系在联动渗透中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市场体系最发达的区域。
（三）组织制度变迁的多样化模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体系的独特一体化互动过程，主要源于大中型国有经济组织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私营经济组织相互竞争，多样化创新的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向市场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依靠原有的具有一定基础的国营经济组织、乡镇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边际创新。不同的经济组织有着不同的交易网络、交易方式，组织制度的创新多样化客观上也要求交易方式、市场形式的多样化。长江三角洲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的一系列特征，如中心扩散与边缘创新，分层递进与市场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地区的市场主体，即经济组织的性质、特征差异所引致，更是不同地区经济组织相互竞争的结果。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控制计划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