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反冒进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进行了猛烈批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表露出来的党的领导人之间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分歧，最终统一到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中。毛泽东反反冒进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深远的不良影响，而且给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
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计划的15年左右的时间大大提前，取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速度，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新的构想，使他感到经济建设也应加快速度。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他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他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他认为各项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适当加快。
根据上述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1956年元旦社论，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农业和工业部门都相应修改了12年发展战略目标，粮、棉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指标，在农业高指标的刺激下，钢和煤也纷纷提出高指标，不少部门还把原定为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前5年，改为1962年实现。工、农业的高指标，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再增加，造成了资金、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出现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冒进，使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十分着急，于是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一起，决心在经济工作中开展反冒进。按照周恩来反冒进的要求，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报告尖锐指出：“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的社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冒进思想在上上下下各系统的干部中都存在，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这样，反冒进引起了全党的重视，冒进的势头基本上得到了遏制，保证了1956年经济的健康发展。然后，周恩来等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思想，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强调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同年11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确定1957年计划的方针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反冒进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倡导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导致的急躁冒进而展开的。开始时，毛泽东采取了相当克制和保留的态度。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就会对此袖手旁观、放任不管。国内反冒进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捅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紧接着出现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国际形势的观察上，对于国内进行的反冒进，他还无暇顾及，同时也有待对反冒进进一步观察。1957年底，波、匈事件得以平息，社会主义阵营暂时得以巩固，反右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是，他把注意力再次放回到国内经济建设上，而反冒进从根本上讲，同他此前提倡的反保守主张是相悖的。因此，从这时起，毛泽东决心反反冒进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公开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号召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12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毛泽东修改、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反冒进是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这样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到了消极的‘促退’作用”。在1957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作了点名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为反反冒进、发动大跃进作准备的南宁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反冒进问题，说反冒进使“6亿人泄了气”，明确表示“我是反反冒进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又一次作了批评，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并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应该采取冒进。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一次汇报会上说，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来了一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是个马鞍形，是两个高潮间的一个低潮，并对“稳妥可靠”的提法提出批评，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反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面对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和责难，周恩来等人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出发，只得违心一再作检讨，承认反冒进错了。此时，毛泽东认为反反冒进的目的已经达到，此后，便由反反冒进转入发动和领导大跃进。
二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反反冒进，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他的动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目的，不是整人”，而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通过加快经济建设速度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发动反反冒进的最主要的目的。
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这一点是共同的。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更为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感到焦虑不安，尽管他以诗一般的语言说过，中国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在他心里，根本不希望中国老是一穷二白，而是衷心希望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地大人多，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时期里，太少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感到必须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
1956年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在毛泽东看来，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展，物质基础不牢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超过英美。如果仍是低速度，形势就会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与右派进攻是有联系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③]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所以，他也不可避免地把反冒进的“促退”作用看得十分严重，对提倡反冒进的同志提出言过其实的批评。
毛泽东反反冒进表明，从此时起，在他的脑子里，“左”的思想已开始膨胀，开始离开他自己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之所以如此，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中国经济落后、这种落后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外，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使他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应该说，三大改造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也有一些缺点和后遗症，但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社会基本没有大的震荡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方式得以顺利完成，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杰作和创举，这杰作的总设计师当然是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毛泽东感到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不能按原来的设想那样做，同样可以加快。同时，三大改造的快速完成，也进一步增进了毛泽东的自信，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中国经济落后的忧患与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的自信相结合，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是可行的，因而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有必要进行反反冒进，通过反反冒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使中国真正得到解放。应该说，毛泽东反反冒进的主观动机是好的，问题在于他过分地追求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速度，对反冒进作了不切实际的武断批评，并把反冒进同右派的进攻牵强联系，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要迅速巩固刚刚建立的新制度，只能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而高速度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反反冒进也就十分迫切了。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冒进思想，对毛泽东反反冒进也产生了直接影响。1957年11月，赫鲁晓夫说，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能超过美国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对此既感到鼓舞，又感到压力，认为中国也应急起直追。他在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表示：苏联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中国15年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既然要在15年的时间里实现超英的目标，正常的发展速度不行，对冒进的压制更不行，必须恢复被反冒进压制的冒进，使中国来一个大跃进。
三
毛泽东发动反反冒进，亦同他思想理论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有关。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冒进的性质、怎样对待群众的积极性，如何看待成绩与缺点的关系，以及平衡与不平衡规律的认识问题上。
毛泽东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用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最多也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成都会议上，他对冒进与反冒进的性质作了定性，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应该采取冒进，并说反冒进这个口号打击了群众，以后要提反右倾保守主义，因为反右倾保守可以打掉一些人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打掉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实际上，他自己从反反冒进开始，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上不自觉地陷入主观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善于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大师。他一贯主张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④]，他把反冒进提到怎样对待群众路线的高度，认为反冒进给6亿人民泼了冷水，使6亿人民泄了气。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刚刚翻身的农民、工人，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衷心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确实表现出非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走群众路线，是否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上，而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速度适当的问题。毛泽东把反冒进同给群众泼冷水、打击群众积极性等同起来，反冒进也就只能是偃旗息鼓，转而赞同冒进了。冒进不过是反映人民群众中一时过急的情绪，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把群众运动绝对化，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对群众中出现的急躁情绪没有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正确的引导，而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实践证明，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高速度，表面上体现了群众急切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要求，顺应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是对群众积极性的严重损害，从根本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五”计划“成绩很大，但错误不少”，毛泽东对此没有予以认同。他认为反冒进没有弄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是9与1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方法论。
在中国这样人口多、经济文化又很落后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经济规律的掌握，并非是轻而易举的，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在反反冒进问题上，他对平衡与不平衡规律的认识就发生了偏差，把哲学上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硬套在经济建设上，过分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反过来认为反冒进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只强调平衡，结果被平衡束住了手脚。他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⑤]毛泽东在反反冒进中一再强调的不平衡论，只看到不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平衡在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从一般原理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并没有错，但如果离开平衡而只讲不平衡，就带片面性了。对经济建设中一些规律的不正确认识，毛泽东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认识上的误区，自信自己是正确的，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历史却毫不留情地给他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反反冒进反错了。
毛泽东发动反反冒进，后果十分严重。
其一，反反冒进成为发动大跃进的前奏。对反冒进进行错误批评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实际上也是大跃进的动员会，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反反冒进过程中，毛泽东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平衡规律人为地划分为积极的平衡与消极的平衡，到后来，平衡成了反冒进的代名词，连“积极的平衡”也不要了。毛泽东对不平衡的绝对化和对群众热情不能泼冷水的观点相结合，导致了许多部门和地区不断拔高工农业生产的指标，在经济建设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随着反反冒进的进行而不断出现。大跃进的发生当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没有毛泽东的冒进与反反冒进，就不会有大跃进的发动，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反反冒进的开展，为大跃进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其二，反反冒进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导致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局面形成。这一后果比大跃进的后果更严重。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是在党内进行的，运用的也是党内批评的形式。在此之前，毛泽东还能听取党内不同意见，还比较注意发挥党内民主，在他提出反保守主义后，周恩来等人还可以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开展反冒进。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被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陶醉，开始容不得不同意见了。在反反冒进的过程中，从言辞上体现出他对反冒进是有气的，生气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同志不满意。他还批评总有人想把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显然，毛泽东在反冒进中挟带有个人不满情绪，使被批评的同志只得赶紧作检讨。这样的检讨，并不等于思想意识中已同毛泽东保持同一，更主要是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个人的威望出发，违心作出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同志的批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居高临下，以势压服，使被批评者“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的‘一言堂’，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也不利于团结”[⑥]。使党内民主被破坏，个人崇拜得以增长。由于缺少党内民主，党内对毛泽东几乎是言听计从，对他的错误不敢批评，更不能纠正，从而使毛泽东越来越偏离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他的“左”倾思想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发动反反冒进，意在使我国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反右斗争之后，毛泽东把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致胜的手段，将之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当经济高速发展受挫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不再注重经济建设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转而重视政治斗争，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全党的工作重心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②转引自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③④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39、43、54页。
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