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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33-10
在西方，毛泽东呈现出多种角色，有时为人们所需要，有时为人们所恐惧，这既取决于中国革命被描述为解放运动和历史性进步的一部分，或是共产主义扩张和破坏性暴力的一部分，还取决于中国是否是西方国家的盟友——先是对抗日本，后是对抗苏联。毛泽东曾以下面的角色出现：民族统一者、农民造反者、红色君主、中国的斯大林(knockoff Stalin)、人道的现代化者，等等①。
毛与他的拥护者一道制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的故事，因为它们反映出无法通过参照历史事实进行修正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差异。我的意图既不是罗列困惑，也不是纠正误解。我在这一章中将详述在西方流传的故事，来看看由于毛而产生的充满争议的理解在哪些地方可以引领我们，关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它们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1789-1920：舞台铺就，冷战上演
西方最早的“毛泽东”形象被置于十九世纪的“宏伟史诗”之背景中，后者形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者看来，进步来自于消灭旧体制，从黑暗时代的封建主义跃进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光明之中。浪漫主义的英雄们——拿破仑、乔治·华盛顿、马志尼——创造了民族国家和对社会的合理控制。评论家们并不相信这个故事。英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革命破坏导致了混乱，而非自由，导致了暴民统治，而非平等。他们认为，在英国，中产阶级凭借常识、普通法和平民逐步地、和平地取代了天生的封建贵族，并跌跌撞撞地进入到现代市场和民主政府。在美国，控制着外交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在其遗嘱上增加了一点，即他们自己的快乐的革命只是一个意外；新大陆上只有自耕农和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没有贵族或佃农，不需要暴力或国家强权来推翻封建主义。这些令人愉悦的神话掩盖了大量的暴力和压制，但另一方面，令人舒服的自我欺骗也成了国家叙事的主要功能。
在十九世纪的历史盛会中，中国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停滞不前并且与历史相隔绝。欧洲人甚至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未察觉到早期现代中国的基本变化。基于必须消灭陈旧的亚洲社会来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扫清道路的假设，西方强权祭出了武力和外交手腕。1900年介入镇压义和团后，美国人臆断商业的“门户开放”和驱逐作为障碍的满族人，将会自然地导向“有序的革命”，就像水流在去除阻塞后顺流而下那样②。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周边的两位领导者呼吁建立一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呼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他把人类的进步与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期望中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国家，最好还是基督徒国家。另一位是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列宁，他以正义、平等、集体生产、国家计划以及工人阶级社会为名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挑战。威尔逊不受限制地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但他的修辞学则援引自道德榜样和自由贸易——现在被称为“软实力”。列宁宣称只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苏联免受复仇者的攻击，并且只有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使世界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乐于接受并检验这些普遍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路径的冲突导致对毛的故事讲述呈现出不同的方式③。
英雄的时代：1921-1949
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④
门户开放之后，在通商口岸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担心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将会再现义和团运动的暴力和仇外。但是，毛泽东和很多中国年轻人将列宁主义革命视为建立富裕和独立国家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归为“封建的”，实际上当时晚清中国已经有中央集权的平民政府，以及围绕小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全国市场组织起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任何技术意义上，中国都不是封建的。然而，“封建的”标签一改中国在19世纪的大历史背景中落后和充满异乡情调的形象，将其置身于普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革命前的阶段。“革命”意味着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富强。西方人用了很多年才理解这一点。
赛珍珠(Pearl Buck)在写《大地》之前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她怀疑革命是否适合中国。她在1924年写道“年轻的中国人多爱哲学推理而不喜大喊大叫”，但其陈旧的“常识基础”会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会结出果实”，从而“固守一种更明智的和更缓慢的有序的进步”。通商口岸的美国记者乔柏氏(Rodney Gilbert)在其《中国怎么了》(1926)一书中，赞同赛珍珠关于中国是恒常的和不变的这一观点，但嘲笑她对中国人的能力所产生的敬意：他们的心智是幼稚的，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并且非常缺乏“男子气概”。把中国交给这些人将会导致混乱，而从这种混乱中会产生出布尔什维克。一些上海人甚至认为应该像美国统治拉丁美洲那样允许日本统治中国。
这些年间，毛泽东并不出名。1931年的一份报告提到朱德和他的“同样知名的……相互合作的军官”毛泽东。1934年，一位勇敢的旅行作家皮特·傅勒铭(Peter Fleming)渴望去中央苏区，但最终留下的是这样的记录，即“毛泽东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富有天赋和激情，但同时身患绝症”。《时代》杂志在1935年第一次提到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的列宁”。报道说他没有“固定的指挥部或固定居所，他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游牧的方式从一个省份转移到另一个省份”，“病得很重，因而不得不乘坐担架”⑤。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两部关于中国的最具影响力的西方著作讲述的故事差别很大，甚至相反。赛珍珠谨慎地称她的《大地》中的主人公王龙为一个“农民”(farmer)，而不是一个封建的“佃农”(peasant)，并把他描写为一个小资本家，认为他就像外国传教士一样不需要革命或科学种田。但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呈现了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农民阶级”，他们需要革命带来启蒙和当代价值观。1936年7月，此时的斯诺已是拥有世界声誉的资深的中国事务记者，他找到了毛泽东：他有“瘦削的，林肯式的体型，中等身材以上”，有一张“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并拥有“中国农民的朴素和自然”。
斯诺的独家新闻告诉我们毛富有生气，并且正在领导着一场抗日的社会革命，但是毛在与斯诺的交谈中透露出了更远大的目标。斯大林关注抗日缓冲区的建立，他指示毛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这一点让毛震惊。毛勉强同意，但是他想利用统一战线达到自己的目的。多阶级的联合符合他赢得所有阶级支持抗日的需要，使他进入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联盟，并团结城市知识分子和西方进步人士。作为拥有领土的唯一的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者，他并没有与攻击斯大林的叛党者托洛茨基结盟。通过斯诺，毛泽东告诉世界，中国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忠于苏联的事业，但是也是独特的和民族主义的⑥。
作为一个乐观的美国进步人士，根据斯诺的报道，毛的目标是：
唤醒中国亿万民众去相信人权，去与胆怯、顺从和对道家与儒家的保守信仰做斗争，去教育、劝服乃至强制他们为了正义、平等、自由和人的尊严……以及新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观念而奋斗。
斯诺的书把中国的国内革命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带着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敌意——这既是对他的亚洲经历又是对他的爱尔兰人血统的反映，斯诺宣称，将亚洲从帝国统治中解放出来既要依靠俄国，也要依靠中国革命的胜利⑦。
1937年10月，正当日本军队进军南京时，左派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特别地对苏联提出了声援；而第二年春天在纽约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的版本并没有那样做。伦敦版本的审稿人欢迎关于中国抗日的消息，但是美国的共产党则在毛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痕迹，最终斯诺只是淡化但没有删除这些令美国编辑不快的内容⑧。
1941年后，蒋介石封锁了西方进入西北苏区的途径，但在1944年夏天，又勉强允许了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建立军事上的联络，以备战日本的入侵。驻外事务官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受到了陈毅的欢迎。谢伟思的父亲是四川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陈毅曾跟随其学习英文。同年夏天，《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也随后来到这里，此后又赶来大批记者，他们反复地把阳光明媚的、民主的和具有现代观念的延安与阴雨绵绵的、封建的重庆做对比⑨。
谢伟思写道：“我们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即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见到了完全不同的人。”另一位记者说：“我发现我自己不断试图想了解中国人，了解这些人。”除了毛因为居住在乡下而不能轻易接触到外，接近其他高层领导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为他们的民主感到自豪”。毛种植烟草来满足他抽烟的习惯，并剩余充足的烟草供给党总部。
1944年8月，毛召集谢伟思进行了几个小时私人会谈，游说争取美国的援助。他向谢伟思保证共产主义者“不会担心民主美国带来的影响”，并断言“我们必须受到美国的帮助……我们不能冒忽视你们的危险”。毛说，民主比共产主义更重要，毕竟，蒋介石已经得到比希特勒更少的选票支持当选。他们都预测战争将会至少再持续两年⑩。
这些“中国通”——记者、士兵、驻外事务官员、甚至访问过毛的传教士——都认为美国和苏联会继续配合并支持国民党，因为他们有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同时也都认为抵抗日本的侵略需要共产党的支持。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的决策者注意到视毛为可能的战略伙伴的报道(dispatches)。
中国通们也听到毛飓风带来的惊雷。白修德事实上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毛的政权的专制方面，尽管后来批判了这一点。他宣称共产党人是“残忍的大师”(masters of brutality)，但是他们认识到“如果你抓住一个农民，把他当作人来对待”，他将会为你而战。农民阶级“任由他们的共产党导师们摆布”(11)。但是这种暴力符合新的时代背景，而不再是停滞、独特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而是封建主义的“诸神的黄昏”和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战时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评论道：由于新世界从未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美国人难以理解“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革命可以是生命中基础的和完全自然的事实，去延缓它就像让妊娠放缓下来一样难”。白修德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在《中国的惊雷》(1946年)中写道，不到一千年前“欧洲也以这种方式生存，而后欧洲发生了革命……亚洲人民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12)。无论毛有什么样的错误，但他正处在历史的浪尖。
1945年8月战争出乎意料地早早结束后，斯大林和美国人迫使毛参加联合政府并把他带往重庆，这也是毛第一次乘坐飞机。毛在高台与《时代》的创始人和出版商亨利·路思义(Henry Luce)相邻而坐。路思义的日记记录了毛的“肥大的蓝粗棉布外衣”和他的“强烈但不友好的好奇”。两人交换了“客气的嘟哝”(13)。
美国和苏联进入了冷战，但两者都继续支持蒋介石。毛在中国之外并不是标题人物；他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并且只有左派的出版商翻译他的作品。美国外交政策视毛为苏联的傀儡，视中国的革命为苏联的全球扩张。战时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争论在国内大量发表，但最终影响力很小。费正清(John K.Fairbank)从重庆的战时服务机构回到哈佛大学相对安全的环境从事写作，他把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争论编入他的《美国与中国》(1948)。共产党实际上是从国内生长起来的，但是需要证明他们相对俄国的独立性。他记录道，毛“像马克思一样在西方已声名狼藉，很少有人去研究他”(14)。
最后一本重要的记者们的书，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年)有先见之明地描述了农村的革命，而不是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很少提及毛。1946年贝尔登重返中国时，他绕开了延安：“那个窑洞村落已经成了游客中心，”或许“对我来说很难密切接触到人民、战争或他们的革命”。贝尔登说，他们的革命不是指毛的或党的革命。贝尔登讲述了实际的农村百姓追求实际的目标的故事；对他来说，毛代表共产党官员或者知识分子。“有封建思想的”国民党没有满足中国人的需要，而共产党通过满足中国人的需要获取了政权，但是在其中，他们建立了“把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解放相混淆”的“全新的权力机器”。贝尔登警告，如果纯粹知识分子取得优势地位，那么在以后的25年里可能出现“一些管理者凌驾于中国民众之上”，他们不受民主监督的制约，可能“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梦想，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悍然实行暴政”。贝尔登错了：这些的发生并没有用25年(15)。
人民解放军(PLA)在几乎没有与美国人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美国人没有问：“谁没能战胜毛？”而是问：“谁失去了中国？”共和党人在残酷的连续五次竞选总统失利后，指控美国已经把中国从日本拯救出来，但又拱手让给苏联。亨利·路思义在一次运动中使他的杂志《时代》、《生活》和《财富》反对中国问题专家们。因为路思义的父亲曾是上海一个村庄的长老会传教士，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断言中国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民主的，只有主动背叛可以解释共产主义的扩张。尽管《时代》的每周发行量是《红星照耀中国》和《中国的惊雷》发售量的总和的数倍，但他指责的是在他之前的记者白修德的谎言和歪曲造成目前的损失。1949年2月7日，毛的肖像登上了《时代》的封面，标注是“孩子时就知道暴政的共产党首脑” (16)。
1949年夏末，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解释中国革命深层原因的白皮书。白皮书与《时代》一样没有接受(甚至没有认真考虑)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革命是为建立强大而独立的国家而长期斗争的顶点。白皮书中认为原因是“这片土地上不堪承受的压力”和西方的影响。它继续写道：多年战争的“灾难”在于“物质和人员伤亡(physical and human devastation)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从历史的观点说它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支柱与心脏”。白皮书谴责共产党“抛弃了中国的传统”，“公开宣称他们对俄国的顺从”，这种谴责一定程度上意图羞辱毛从而使他像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一样与斯大林对抗。国民党官员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页，而毛的名字只是顺带提及(17)。
红色首脑：1946-1966
毛泽东在美制坦克的护卫下，身着俄式大衣，头戴俄式皮帽进入北京。他宣布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但是向苏联“一边倒”。讽刺的是，美国人现在视曾杀死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日本为盟友，而与美国没有实际冲突的中国却成了敌人。
美国的外交策略是“不承认”，“不承认”也体现了它的文化立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思想的意识形态继承者和中国列宁的追随者都一样地使用进步、民主、解放和独立这些词汇，但两者都不能理解对方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他们使用这些相同的词汇向对方和自己讲述相冲突的、不完整的故事。广大美国民众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欢迎一个强权政府，并且视中国的反美主义为亲苏表现。头脑清醒的人指出美国不会“失去”一个从来就不属于它的国家，但是事实上，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一个他们想象中门户开放的中国。
由于毛消失在竹幕之后，冷战中的美国开始了“当代中国研究”，一种远离中国的对中国的研究。(最初是在俄国研究机构的)学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更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更民族主义的展开讨论(18)。研究清朝外交关系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和他的学生本杰明·史华慈(他可能是第一位毛学专家)削弱了毛是苏联的傀儡的观点。他们提出“毛主义”(这个词汇他们首先使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费正清问道：“毛是中国古老的朝代更替周期中的最后一位‘皇帝’吗？”答案是折中的，“或许是，或许不是”(19)。
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上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时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质疑毛主义研究背后的政治立场。1951年他向美国国会证明费正清和中国问题专家们是失守中国的同谋。魏特夫否认费正清的观点：“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农民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运动。”“就这一点来说，它顺应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魏特夫更否认“毛主义”概念，更不用说毛的思想是原创的或独立的。然而史华慈和魏特夫都同意毛是革命的中心(20)。
学者们争论的同时，一则十分荒诞的坊间故事反映了美国大众的担心：毛会命令所有的中国人站在凳子上，然后命令他们同时跳下，撞击地球偏离轨道——“中国撼动世界”。但是因为美国国务院拒绝去中国旅行的签证，美国人只能依靠作家获得第一手报道。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她依据1955年对中国的访问(和对赛珍珠的阅读)，质疑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记者的描述。他们在正在兴起的公社看到“蓝蚂蚁”和奴役的地方，她看到了“自由”，尽管这是在特定的意义上：“能免费吃肉就意味着有钱买肉。”但是由于她认为公社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并不需要一个天才把公社创造出来，毛的名字只是出现在她的文本中，但是他的作用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超凡入圣的(21)。
埃德加·斯诺现在居住在瑞士，他于1960年访问了中国，此行的目的是颂扬公社，报道饥荒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此时数百万人正在挨饿。1965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肯定已在毛的头脑中酝酿，但他却报导道：毛正在“思考人的死亡，并且准备由后代来评说他的政治遗产”。他的接班人可以继续发展革命直到共产主义，也可以“否定革命，与帝国主义讲和，接来蒋介石的残余”，“他也不能确定”(22)。
“文化大革命”与外交伙伴
20世纪50年代的毛除了被看做是“红色威胁”外，很少与发达国家世界有联系。60年代，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不再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毛主义开始挑战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并且鼓舞了第三世界从越南到莫桑比克的反美游击战争。对那些质疑资本主义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成了打着平等、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无私的旗号，对官僚白痴和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自由攻击。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和反主流文化活动家很少就某事达成共识，但两者都视毛为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敌人。
1968年，法国的抗议学生拥向街头，他们视毛为革命的哲学王。让·卢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1967年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伙激进的学生在堆满毛的“红宝书”的房间里仔细商议着该怎样行动。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认为毛是美国霸权的制衡人物。他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33年发表了引人入胜的小说《人类的命运》的——戏剧性地描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他只在中国呆过几天)。马尔罗对哲学英雄感兴趣并显然根据需要杜撰了一个。尽管他的《反回忆录》包含与毛的长谈，但一位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家核算出他1965年的访问几乎没有时间拍一张官方照片，更别说进行一次哲学思想交流(23)。
在这些年，毛的红宝书的翻译甚至比具有先天优势的《圣经》的翻译还广泛。披头士乐队或许嫉妒这位流行新星，在他们1968年的歌曲《革命》中宣告：“如果你拿着毛主席的相片四处走，无论如何将没有人愿意和你呆着(make it with you)。”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72年把毛的肖像，用《金宝罐头汤》和《玛丽·莲梦露》也使用的丝网印刷手法，转变为一种文化形象，这种方法不断重复主席的炫目的影像(24)。
1970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了中国，报道了或更可能是错误地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毛。他和毛在吃早餐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毛看着斯诺进了汽车然后离开。毛深思熟虑，谈到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非常简单”。他只是“一个带着破伞在世界游走的和尚”。然而毫无疑问毛另有寓意：“我就像一个打着伞的和尚”(和尚打伞)，这个歇后语的前半部分带出后半部分：无法无天。这是个双关语，可以理解为“既无发(从伞的角度)，也无天”，也可以像毛那样理解为“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上天”。换言之，他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可和天下大乱自豪(25)。
美国开始遵循法国模式，反主流文化活动家们和当权策略家们都称毛是一个英雄。1972年2月，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问北京时，尽管毛有弱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看到毛是有能力制衡苏联，减缓美国从越南撤退和影响1972年大选的外交大师。鉴于此，尼克松在中国的出现被安排在美国国内电视的黄金时段。对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创作的《尼克松在北京》来说，最合适的体裁是歌剧，因为所有的演员都有各自的造型并扮演英雄角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的心思快得“像闪电”。就像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指出的，基辛格是在“中国皇帝的绵延不绝的潮流(绝非只是一成不变)”中刻画毛，认为中国领导人“富有心机，精于算计”。基辛格写道：“也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还没见过一个人，能够散发出这么原始、这么强烈的意志力。”当毛去世后，他写道：“这位伟大的、具有魔力的、先知先觉的、令人折服的人物，终于像秦始皇一样消失了；他经常自比为这位伟大皇帝，却又唯恐自己早晚要为世人遗忘。”毛是又一个拿破仑似的浪漫英雄(26)。
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升美国的权势；工业界巨头寻求市场以维持资本主义；而活动家们寻找两者的替代方案。实际上，一些活动家组织已经抢在了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前面。组织成员包括医生、律师、昆虫学家、城市规划师和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学家。例如组织松散的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于1971年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这个委员会首次集合起来是在反对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时。医疗改革专家拒绝基于技术、医院和治病重于防病的医生的西方医疗保健，而是转向毛的“赤脚医生”、针灸和传统中国医药。或许潜在的逻辑是中国总是颠倒的、相反的，因此中医比现在开始被称为所谓的“西医”更自然、更有效。这些团体也涉及一些实际问题。一个专业代表团人民科学小组写道，在他们的1972年中国行中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报告：这是一个“食物充足，疾病得到控制，医疗保健完备，犯罪率保持在最低程度，儿童有学上的运转良好的社会；一个在工业、农业、科学和军事实力方面正取得巨大进步的社会”。现在中国模式看起来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现代性的一种新形式——“中国特色的现代性”(27)。
这些访问胡志明(Ho Chi Minh)、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毛的国家的不合群的西方知识分子，被社会学家保罗·何兰德(Paul Hollander)指责为“政治朝圣者”，他们因热衷革命、自我粉饰(ego massage)和选择性接触而受到责难。然而，东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罪责不能解释对毛主义实验的这种严肃的好奇。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现代性实验已不再被看作是毫无疑问地唯一的、确定的和自身完备的。自由主义发展论的价值已因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辩护而声誉不佳，在越南，民主是他们的目标，而技术只是达到民主的手段。但是很多人开始认为美国在扼杀民主，并把技术作为高效谋杀的工具。毛的参与式的、反应积极的国家发展论的光明前景似乎是“一束希望之光”，启示着人们走出现代化者的死胡同的新路(28)。
中国学者们同意要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基础上评价这些组织的报告。一个组织断言毛坚持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人的能动性得到解决，真正地挑战了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本性的假设，但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如此大，简单地文化迁移是不可行的”(29)。毛去世后不久，《中国季刊》聚集的一批学者更多的是颂扬他，而不是否定他。实际上，他们发现毛既是前资本主义的，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尽管他统治了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近半个世纪，但毛的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限的和非连续的”，当群众辜负了他时他感到“失望”，他看到由他引发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斗争”时他感到震惊。然而，最终，毛无疑是颠覆“西方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垄断”与“作为我们的活动之最终架构的工业的民族国家的绝对霸权”这些“神话”的“白人之外、西方人之外的第一人”。毛已经发动了“共产党的去官僚化”，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的丰厚奖赏不仅仅只能由白人世界、西方世界赢得，其他地方，甚至还未进入共产主义的地方也照样可以享用”(30)。
毛泽东的遗产
当美国记者和学者被允许居住在中国后，他们立即发现了一个不同的画面，认识到一个不同的毛。他们报道说毛的中国是独裁主义的、官僚主义、与世隔绝和发展缓慢的。一个政治朝圣者引用了几年前曾向他展示“波将金(装饰门面的、宣传用的)村庄”的中国向导的话：“我们想蒙蔽你们”，但“你们也希望被蒙蔽”(31)。
由于中国居民现在可以离开中国，一种新的类型或至少是一种新的出版定位——“外籍人士回忆录(expatriate memoir)”产生了，它们由近来的往往有城市知识背景的流亡者写成，用西方的语言出版，面向西方的读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在西方的中国人眼中的版本，他们视先辈为之奋斗的中国的统一与自主是理所当然的，并讲述了家庭生活和城市社会中的个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是从屈辱的1949年前的中国开始，而是上世纪5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使“文化大革命”更加赤裸裸地惨淡。一人说道，毛“就像仁慈的上帝一样管理我们，我相信苹果、葡萄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予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张戎(Jung Chang's)的《野天鹅》阐明，毛通过精明地占领道德的高地来激励红卫兵：对阶级敌人的无情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对毛的绝对服从就是大公无私。
流亡者回忆录出现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发动保守主义革命之时，这场革命拒绝自由主义的大政府，重申个人主义的能动性甚至是自私和利益乃至贪婪的价值。中国观察家们的政治愚昧的参照点不再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是“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沙培德(Peter Zarrow)提出，流亡者回忆录证实了“冷战中西方的自由、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秩序与中国的专制、非理性、群体思维和混乱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回忆录与活动家们的报道形成对比，代表团并没有给出“关于诸如红卫兵的自由或毛主义的理性主义等事物的全面思考”(32)。后来，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创作了有关他们“青春无悔”的故事的修正主义的回忆录(revisionist memoirs)。一些人写道：作为女人，她们从来没有比当红卫兵时更兴奋，也从来没有如此自由。对他们来说，残暴与癫狂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包含家庭生活和事业的景象在毛之前也从不可能出现。在这些修正主义的回忆录中，毛是有过错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疯狂的人(33)。
毛的传记反映了这些争论，也反映了学术风格与大众风格之间的差异。专业学者希望看到偶发事件与整体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大众读者喜欢简单的逻辑、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驰骋时代的英雄(34)。理论使公众窒息，而学者依赖理论。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是第一位运用新的文献和回忆录追查毛的个人生活的阴暗面和心理反常的传记作者。他还声称，作为参与者的思想家(“actor-thinker”)，毛表示“落后的民族的彻底革新，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曾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依靠英语语言学习奖学金清楚易懂地描写了毛的人生和时代。在毛的问题上，他依照西方的法律区分了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误杀和过失致人死亡。因毛的政策而被致死的绝大多数是因饥荒造成的意外死亡——不是谋杀，而是误杀(35)。最后一部重要的流亡者回忆录来自毛的一位私人医生李志绥(Li Zhisui)。曾经在大约60年前出版过《红星照耀中国》的兰登书屋委托学者改写李的手稿，并向他们提供西方奖金。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确信毛是“边缘型人格”，会周期性地失去控制走向偏执(36)。
更具有攻击性的是《野天鹅》的作者张戎和她的丈夫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合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是一个华人演讲家，她的丈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但两人都不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书的开篇是广被引用的宣告：“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的毛泽东，是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罪魁祸首，甚于任何20世纪的统治者。”关于死亡人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来源或解释，也没有解释拥有“绝对权力”的毛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此失控(37)。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对人的能动性的信仰的体现；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则是一种愤怒的宣泄，甚至是对历史，或许是对中国的血亲复仇。张戎和哈利戴的故事是神话般的，而非真实的。他们的阐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历史的——如果毛的性情更开朗一些，历史会发生改变吗？他们没有论及一个常在一年级历史课程上提出的问题：是时代造就了毛，还是毛造就了时代？
毛的巨大肖像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方，他的纪念堂坐落在广场的中央，但是它们已不再使人们想起上世纪20年代毛的“飓风”般的口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造反有理”，“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不用说60年代的千禧年愿望与混乱。在西方，毛已成为大众偶像，在中国，随着共产党宣称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转为经济发展与国家主义的合法性，拔去利齿的毛被放在和孔子、佛陀和篮球明星姚明一起来展示国家的历史功绩(38)。
然而，毛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和神秘莫测的人物，就像20世纪本身。现代民族国家是一头嫉妒的猛兽，它要你付出血的代价。高尚的罗马人曾说：“为祖国而死是幸福和光荣的。”但是现代的爱国者低语道，为祖国而杀戮是更幸福和更光荣的。毛的新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国际尊严是用残酷换来的，它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本性存在于我们所有的民族国家中。毛偏离了民族国家的未来，即现代性本身，还是他实现了它的黑暗宿命？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连同他们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批评者们都不能找到措辞来传达这个故事；对毛的个人描述还没有表现出它的复杂性，或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做到。
本文英文题为：“Mao's Journeys to the West:Meanings Made of Mao”，刊于Timothy Cheek主编《对毛的一个批判性导读》(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年。
①Charles W.Hayford,"The Storm over the Peasant:Orientalism,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Shelton Stromquist and Jeffrey Cox,eds,Contesting the Master Narrative:Essays to Social History(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8),pp.150-172; Lee Feigon,Mao:A Reinterpretation(Chicago,IL:Ivan Dcc,2002),pp.3-12; Anita M.Andrew and John A.Rapp,Autocracy and China's Rebel Founding Emperors:Comparing Chairman Mao and Ming Taizu(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 Michael H.Hunt,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8-158; He Di,"The Most Respected Enemy:Mao Zedong's Perce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Quarterly 137(1994),p.144.
②Charles W.Hayford,"The Open Door Raj: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1900-1945," in Warren Cohen,ed.,Pacific Passag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9-162.
③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6,39-57; 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Stuart R.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4),Vol.3,p.430.
⑤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China in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p.213; Peter Fleming,One's Company(London; 1934),p.185; "Young Marshal's Escape," Time(April 29,1935).The first mention of Zhu and Mao in the New York Times was in 1930.Reports of Mao's death appeared regularly until 1976,at which time they were no longer exaggerated.Feigon,Mao,p.4.
⑥Anne-Marie Brady,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p.46-48; Hunt,Genesis,pp.336-337; 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⑦Snow,Red Star,pp.106-107,449.
⑧Part Three,"Red Star Over China,and Elsewhere," in S.Bernard Thomas,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151-189; Harvey Klehr,John Earl Haynes,and K.M.Anderson,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36-341,lists the changes Snow made.
⑨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A Persuading Encounte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0-124.
⑩"Subject: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August 27,1944)," ibid.,pp.604-614,quote at p.164.
(11)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Sloane,1946),p.203.
(12)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oston,MA:Houghton Mifflin,1950),pp.20,189;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p.202.
(13)Robert Herzstein,Henry R.Luce.Time,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0.
(14)Hunt,Genesis,pp.160ff; Simei Qing,From Allies to Enemies:Visions of Modernity,Identity,and U.S.-China Diplomacy,1945-196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58-59; Time,November 13,1944;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p.202;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pp.263-267,364.
(15)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9),pp.14,88,242,463,504,472-473.
(16)David D.Perlmutter,Picturing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The Visual Portrayal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ime Magazine,1949-1973(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7),pp.34-35.
(1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 reprint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67),pp.iv-vi,xvi; Qing,From Allies to Enemies,pp.68-73,84-88.
(18)Pt One,"La China Contemporarine,un invention Américaine," in Yves Viltard,La Chine Américaine:Il faut étudier la Chine contemporaine(Paris:Belin,2003).
(19)Conrad Brandt,Benjamin I.Schwartz,and John King Fairbank,eds.,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 6);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Studies 4),pp.189-190; John King Fairbank,"Past and Present:Is Mao Merely the Latest 'Emperor' in China's Age-Old Cycle of Dynasties?" New Republic 136:19(May 1958).
(20)Karl A.Wittfogel,"The Legend of 'Maoism'," China Quarterly 1(January-March 1960),pp.73-75,quoting from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p.260 ff; 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442.
(21)Simone de Beauvoir,The Long March (trans.by Austryn Wainhouse Cleveland,OH:World,1958; Paris:Gallimard,1957),pp.490,496,501.
(22)Edgar Snow,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Red China Today(New York:Random House,1962); "Interview with Mao," New Republic 152:9(February 27 1965),p.23.
(23)André Malraux Anti-Mémoirs,trans.by Terence Kilmartin(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8),pp.356-377; Feigon,Mao,p.7,citing Simon Ley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29,1997).
(24)Jeremi Suri,Power and Protest: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ten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73-87.
(25)"Inside China," Life Magazine(April 4,1971); John S.Rohsenow,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Enigmatic Folk Similes(Xie Houyu)(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1),p.ix.
(26)Richard Nixon,RN: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Grossest & Dunlop,1978),p.562; Jonathan D.Spence,"Mystiques of Power," in The China'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New York,London:Norton,1998),pp.1065-1066; Margaret MacMillan,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2007).
(27)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hina!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Bantam,1972); A Barefoot Doctor's Manual: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Paramedical Manual(Philadelphia,PA:Running Press,1977); Science for the People,Chin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New York:Avon,1974),Terrll,eds.,China and Ourselves:Explorations and Revisions by a New Generation(Boston,MA:Beacon Press,1970).
(28)Paul Hollander,"The Pilgrimage to China:Old Dreams in a New Setting," in Political Pilgrims: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China,and Cuba 1928-1978(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ch.7,pp.278-346; Michael E.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Richard Madsen,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A Moral Inqui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92-94.
(29)Michel Oksenherg,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Boulder,CO:Praeger,1972).
(30)Dick Wilson,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A Preliminary Assessment(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5,115.
(31)Harry Harding,"From China with Disdain: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1991),pp.934-958; Jonathan Mirsky,"Message from Mao,"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6,1985),p.17.
(32)Peter Zarrow,"Meaning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Memoirs of Exile," Positions 7:1(1999),pp.165-191,quote at p.172.
(33)Weili Ye and Xiaodong Ma,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Daughters of China's Revolu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Xueping Zhong,Zheng Wang,and Bai Di,eds.,Some of Us: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 Mobo Gao,"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3(July-September 1994),pp.13-31.
(34)David S.G.Goodman,"Mao and the Da Vinci Code:Conspiracy,Narrative,and History," The Pacific Review 19:3(September 2006),pp.359-384,reprinted in Gregor Benton and Chun Li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Routledge,2010).
(35)Ross Terrll,Mao: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1980; rev.and expanded: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64; Philip Short,Mao:A Life(New York:Holt,2000).The earliest book-length biography in English was Mao Tse-tung:Ruler of Red China(New York:Schuman,1950)by the British man of letters Robert Payne; and in French by Claude Roy,Premières clefs pour la Chine:Une Vie de Mao Tse Toung(Paris:éditeurs francais réunis,1950).Other strong biographies include:Stuart R.Schram,Mao Tse-tung(Baltimore,MD:Penguin Books,1967); 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Jonathan Spence,Mao Zedong(New York:Viking,1999); Michael J.Lynch,Mao(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
(36)Dr.Li Zhisui,with Anne Thurston,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New York:Random House,1994).Thurston describes he editing process in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Li Zhisui and the Inner Court," China Journal 35(January 1996),pp.97-105; 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an in the Leader," China Journal 35(January 1996),pp.107-112.
(37)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Knopf,2005); "White House Letter," Elisabeth Bumiller,New York Times,January 23,2006; Gregor Beaton Chun Li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reprints,with an analytical introduction,reviews of the book.
(38)Michael Dutton,"The Mao
Industry," Current History 103:674(September 2004),pp.268-272; Geremie R.Barmé,Shades of Mao: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Armonk,NY:M.E.Sharp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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