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中华文化走向的脉络——兼驳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脉络论文,走向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并非像某些玄奥的理论论证的那样是由某种中华文化的本质注定的。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止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发展。因为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缺乏自由精神或精神的自我意识。中国文明暂时的、历史中的相对落后，在他认为的普遍适用但难以落实的想象推理中变成了一种宿命。黑格尔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博大系统的代言人，他的理论证明中国永远停滞与落后的目的是想证明西方永远发展与先进的“奇迹”或“神话”，从而将现代中国与中华文化置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如果中华文化的本质决定中国的停滞与落后的命运，那么，只要在文化上依旧是中国，中国就不可能进步或现代化，而中国一旦要发展或现代化，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于是，中国就失去了文化认同的身份，现代化的中国也不再是中国。黑格尔的思路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典型性。他们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华文化的封闭、落后、停滞、衰败的思考，旨在用中国“理所当然的失败”证明西方“理所当然的成功”，并通过文化本质主义将这种优胜劣败的秩序在观念中固定下来，马克斯·韦伯假设文化对人与历史命运的塑造起作用，探讨所谓“西方个性”与“亚洲个性”的结构，认为西方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都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问题的设定中，已包含着问题的回答。儒教主导的中国没有西方的精神，可是如果中国具有西方精神，中国岂不就是西方了吗？他们不是在思考中国，而是思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不是在思考中国如何现代化，而是在思考中国如何西方化。他们为中国现代化设定的选择是：或者要现代化或者要中华文化，如果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中华文化，如果要中华文化就不能要现代化。
而事实上，中华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从秦汉至大唐，中华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货币制度、土地制度与税制等，使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走向了一体化。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华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从16世纪末开始，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自身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中华文化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终于在公元21世纪伊始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一、从秦汉至唐宋的近千年里，以中国为中心，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今天的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马其顿帝国在瞬间建立又在瞬间破裂，罗马帝国继承了它的西半部，安息骑兵杜绝了他们东扩的幻想。中华帝国延续下来了，由秦入汉。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期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不仅是一贯的思想，也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纪元前后世界的两个中心。
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世界的中心，是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同一的世界帝国。长安是世界之都，有世界的胸怀与气象。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从西影响到印度、波斯，从东影响及朝鲜、日本。西北天然屏障的大山被超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曾经将大唐势力远播到吐蕃与波斯，直到“安史之乱”，才中断了大唐国力向西北的扩张。
曾经有过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个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不同层次的同化过程。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二、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国的文化国力影响，逐渐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
汉唐中国，从世界的中心之一到世界的中心。千年帝国持久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东亚塑造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华夏文化圈，而且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到连当时的中国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方。
如果说盛世大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宋元中国则是转动世界的轴心。大唐衰败之后，阿拔斯王朝曾经一度独领世界风骚，《一千零一夜》里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统治下的巴格达变成世界之都。但是，很快中华帝国又在故土上复兴了。唐强宋富。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前，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宋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它有最完善、最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最大的城市与最大规模的贸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然而，幸福到苦难的转化往往在一瞬之间。蒙古征服对西方来说是个发展的机会，对中国却是灾难。随着蒙古大军，从中亚到南欧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赶着骆驼骑着马，或乘季风航船，涌向大汗的国土——中国。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人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丝绸之路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在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中国是它们财富的源头。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中国是转动世界的轴心。从孟加拉湾一直绵延到鞑靼海峡横贯中亚的大山界限被超越了，东西两个世界进入一个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铁骑以战争的方式创造了旧大陆的“世界和平”，人从西方流向东方，物资从东方流向西方。不论是现实中的世界市场还是观念中的世界地理，中国既是这个世纪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纪的终点。蒙古帝国开放了世界，即开始了一场革命；全世界都在动，只有中国不动，它是世界的轴心，一个将耗尽自己力量转动世界的、被奴役的轴心。
从宋元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国力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中华文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影响，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三个发展阶段，“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基本相同。首先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促成了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开明君主制度与孔夫子哲学的典范影响到西方政教改革与革命。世界文明是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相互依存的系统，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独自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为西方所独享。
中华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作为转动世界的轴心的中国，衰落的时代也没有最后到来。当西班牙菲力二世在更大地域上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国力时，明代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就华夏文化圈而言，郑和远航代表着中华文化远播东南亚的高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贸易，使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只是西方扩张才使这种文化同化力量受到抑制。明清帝国进入中国帝制时代的终结期。从马可·波罗离去到马戛尔尼来华这500年间，中华文化影响的主要收获是西方的现代化。
三、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自身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中华文化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21世纪伊始，中华文化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从16世纪末叶开始，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华文化由于封建统治者抱残守缺和封闭自守，才落后于快速发展的西方科技文明，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清朝政府晚期奉行一条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明，也拒绝改变自己的政策，结果导致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经济凋敝，国势衰微，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曾经是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中国落伍到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其对世界的影响。我们承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是，既不能将这种落后的时段在历史中加长，也不能将落后作为非历史的所谓文明本质在观念中绝对化。
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像的那么久。明末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康乾盛世清朝的国力并不亚于汉唐盛世，也不亚于正如日中天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即使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
清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痛苦的衰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显现的。东西消长，大国沉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国力基本上停止了它2000年持续不断的世界影响。衰落在屈辱与抗争中到来，但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并没有就此完结，它已经经历了许多劫难，迎来过一次又一次的光荣复兴。这一次终将证明的，不是中华文化沉寂与败落，而是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从世界格局看，华夏文化圈的复兴从日本的现代化开始。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成功完全在于摆脱华夏文化。这种观点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又有华夏文化普遍失败的背景，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华夏文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成功者不只日本，还有后继的“四小龙”和中国，那么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华夏文化普遍失败主义观点就都变得可疑了。华夏文化圈内的日本的现代化是第一波，第二波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到来。只有华夏文化的儒家传统，才可以为这些崛起的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础与解释性理由。华夏文化不仅可以完成现代化而且可以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华夏文化的复兴不仅在历史中挑战了西方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权力中心，而且在理论上挑战了从黑格尔到韦伯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
学术界一直在比较中日现代化历程的差别，为什么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日本发展迅速而顺利，中国则缓慢而曲折。这种研究将着眼点放到日本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因为其前提是中国失败了。如果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成功，问题可能就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背景了。这个文化背景无疑就是华夏文化。日本成功了，“四小龙”成功了，中国正在以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它将最有力地证明华夏文化的创造力。
只有中华文化在中国的复兴，才能最终证明华夏文化圈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复兴及其永恒活力。如果相信韦伯的观点，文化传统决定现代化，那么华夏文化决定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如果相信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的中国将使中华文化越发强盛，中国不断加强的国力正在复兴着中华文化，并重新开始贡献给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将开辟不同于西方的华夏文化模式，这是中华文化的创造力的体现。在公元第三个千年到来的时候，中华文化将以现代化的方式影响世界。
复兴中华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和后几代人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既要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赶超世界先进国家，也要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使中华文化继续保持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能长期与西方文化并行发展。要达到此双重目标，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中华民族虽然经历了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但一直能稳固地聚集在一起，并保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中华民族在近代几乎遭受过所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并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或消灭，可见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活力的民族，这是和中华文化中的优质联系在一起的。
四、正确处理“保守”与“创新”的关系，是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关键，同时也是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关键
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既要保守，也要创新。“保守”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互依关系。保守的目的是使社会稳定和谐。变革、创新的目的是使社会发展进步。保守是尊重传统，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智慧。因为传统是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而且为人所熟悉，给人以安全感和实在感。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任何创新都难以成功。因此，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同时也是创新成功的保障。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论述了一个民族的保守性与进取性相互调和的必要性，他说：“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乎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两大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1](P212)
文化的民族性是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只有保留自己的民族性，才有可能长期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平起平坐。如果丧失民族性，将会成为其他民族文化的附庸，永远低人一等。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说：“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2](P632) 也就是说，要发展世界文化，先要复兴自己的文化。
当前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同时又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因此，“保守”优秀传统的意义更为深远：首先，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保障改革开放正常有序地进行；其次，有利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不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或淹没；再次，具有经济上的独特意义，例如韩国，由于传统文化保护较好，“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到韩国传统的文化景点旅游，其经济效益也很可观。”[3]
“保守”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凡是与现代化没有冲突的传统文化，都应加以保留，如与现代化没有冲突或冲突不大的岁时礼仪、人生礼仪、年节风俗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日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日本保留传统文化之多却令人惊奇。例如，日本保留的传统祭祀名目繁多，有睡猪祭、温泉祭、豆腐祭、雏祭、裸祭、水口祭、开河祭、开山祭、求雨祭、樱花祭、梅花祭、文化祭、音乐祭等等，[4] 并以此吸引了大量游客。英国和法国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在风俗、语言、建筑等方面努力保留自己的传统，以与其他国家相区别。其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优秀伦理道德和风尚要加以弘扬。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一般解释为“爱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尊互敬。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模式的核心观念，就值得大力提倡。再如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是维护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因素，都应加以弘扬。此外，少数民族中有许多优秀传统风尚，如塔吉克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哈萨克族、柯尔克孜等族的相互济助、扶弱帮穷习俗都应加以继承和提升，使其升华为更高一级的文明。其三，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每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弘扬人文精神有助于培养和熏陶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能够引导创新活动始终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张立文认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笃行精神。[5] 它们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现在，应该大力弘扬。其四，通过立法程序，保护传统的各类有形和无形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免其衰落和消亡。目前中国只有有形文化保护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没有无形文化保护法。而在日韩等国，对无形传统文化的保护倍加重视，并有专门法律加以保护。如果国家不通过立法形式加以保护，不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和自负盈亏经营是很难维持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戏剧、舞蹈、工艺和体育活动等事业生存的，并有可能逐步消亡。我国应参照日本和韩国的有关法律，立法保护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与保守相辅相成，保守不反对创新，创新有利于更好地保守。保守主义者希望传统与现实相互适应，在审慎和渐进中变革。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学者布尔克（Edmund Burke）在其名著《法国革命的反思录》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6](P106)
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一生追求的理念是振兴中华，希望古老的文明之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旧邦新命”，也就是尊重传统并弘扬传统，但不因袭传统，而是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吸收新思维、新概念，对传统进行新诠释，推陈出新，从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7]
文化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一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例如，在前述儒学的人文精神基础上必须吸收当代的民主、科学精神，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以适应当代世界。二是文化再造，使传统文明升华为现代文明。近几年来，一些民族地区也积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再创造，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三是转换功能，使某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新的功能。
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维护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应在“引进”的同时，主动向外输出，尤其应注重输出民族性较强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引进”与“输出”是一对结构，但两者并不矛盾。引进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文化，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输出是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文化，扩大自己的影响，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一个民族是否善于引进、采借先进民族的文化，决定着该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速度。在当代世界，只有大量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并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融为一体，才有可能复兴自己的文化。
在世界民族之林，日本人可说是历史上最善于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民族。它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多方位、多层次地吸取先进文明。日本之所以能从一个文化后进的国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强国，其主要因素之一是善于吸取先进文明，并加以选择、改造和融合。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8](P41) 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认为， 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首先借用外国技术、制度和文化，然后同化它，使其变形，继之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独自的制度和文化特质。”[9] 日本人成功的经验十分值得中国人学习，我们既要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这样才有可能在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保留自己文化的特性。
引进国外先进文化，应该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吸取。一是要多元地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不能照搬某一个国家的模式；二是要进行改良和应用创新，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使之更趋完善，更适合于中国人，更适合于世界市场的竞争。
从文化性格来看，中华文化是内向型文化，古代我国文化的传播有两大特点：一是无意识的传播，是周边国家自愿前来学习或自愿接受所造成的，并不是中国人主动向外输出的结果。二是传播到世界各国的主要是技术文化，如古代的四大发明。相较而言，西方文化是外向型文化，主动输出自己的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输出更为明显。由于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同时也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西方文化的输出和扩张不断增强，使西方文化成为现今影响最大、幅射最广的文化，致使当代世界国际间的各种规则和国际法均以西方文化理念和价值为准绳。而中华文化近100多年来影响力逐步减弱，幅射范围日益缩小。
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华文化只有主动地向外输出，传播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幅射范围，才能被世界所吸收。
中华文化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有些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主动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不但应该，而且必要，理由有二：其一，中西两种文化虽然类型不同，但可以互补。中华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所走的路向是人文哲学，西方文化所走的路向是自然哲学。中华文化的成就是“成人之性”，而西方文化的成就是“成物之性”。[10](P173) 两者均有不足，两者交流与互补确有必要。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其二，在当代世界，西方文化主导下，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刺激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心态，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而且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竞争有余、互助不足。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美、和合之谓。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是哲学、文学、医学还是农学等，都以“和”为最高境界。求稳定，求和谐，求平安，相互忍让，互助互爱，以“和为贵”，均是中华文化“和”的思想体现。这一“和”的思想，对于竞争激烈、矛盾重重、冲突频繁的当代世界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化解世界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和平、和睦、其乐融融的人类理想社会，十分需要中华“和”的文化。
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害”的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关系时，现实的最佳选择就是中国人讲的“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些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这种认识的毕竟还只限于少数学者，远不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能够认识到它的宏富和精美，还需要我们做长期艰苦的努力。
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中国文化，获得了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地进行交流、对话的机会。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可以利用各种现代传媒手段传向全世界。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是双向的，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今天同样应该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但直到目前为止，这种双向交流是很不平衡的。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不论是通过“走出去”还是“请进来”的方式，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以至今天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西化”了。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来说，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况却差得很远，影响十分微弱，除了少数汉学专家之外，大多数西方人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相当肤浅，甚至还有许多误解。全球化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现代传媒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作为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渠道。目前中文网站在国际互联网上只占1％，而中国人口却占全球的1／5，比例极不相称。今后我国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扩大中文网站，让中文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网络语言之一；同时也要利用英语等国际网络语言来宣传中国文化。目前我国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许多“中国文物展”、“中国画精品展”、“中国电影周”、中国艺术团体的友谊演出等对外交流活动，都扩大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我们还要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把中国文化精品翻译介绍给外国读者，让东方文化智慧为全人类所共享。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就建立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这是100多年以来人们饱经忧患和痛苦得出的结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就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舞台。如果没有强盛的综合国力作为依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将会变得黯淡，必然失去认同感的立足点，这是一个朴素而坚实的真理，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向外国“拿来”优秀文化，作为本民族前进发展的借鉴，并为清除本民族文化糟粕和改造“国民性”提供思想武器。经过了100年，到21世纪， 不能只有“拿来主义”，还应当加上“送去主义”；现在已经具备将中国优秀文化“送去”国外，使世界逐渐了解她，并逐渐拓宽她在世界活动空间的条件。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我虔诚地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认真考虑我的‘东西文化互补论’。 ”[11]
民族主体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互补，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就是21世纪中华文化走向的一种预测。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曾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12](P42) 可以预见，在新世纪里，世界优秀文化和民族主体文化的内在融合，可望将中华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它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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