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灵治己”--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_陆九渊论文

“清灵治己”--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_陆九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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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

陆九渊建构“心学”体系初始思考的问题是“宇宙”。据《年谱》记载,他“十余岁,因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忽大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乃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482)这就是说,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宇宙天下事就是自己分内事,自己分内事就是宇宙天下事,充分体现陆九渊关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的思想,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境界、情操以及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陆九渊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与他所生活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大家庭。这个家庭一方面靠严格执行宗法伦理治家,另一方面,需要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亲身参加家事管理,因而培养和形成了关心宇宙天下的强烈责任意识以及对社会国家的积极参与意识。陆九渊16岁那年,读三国六朝史,看到夷狄扰乱华土之事,又听年长之人说“靖康之耻”,便义愤填膺,立志习武。他说:吾人读《春秋》,知中国春秋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2](484)陆九渊从小就能顺应历史潮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现了他的胆魄、勇气和直面现实的求真精神。

二、人作为道德认知与体验之主体,具有大胆怀疑和创新的精神

陆九渊在谈论道德认知与体验问题时,特别强调“发明本心”(存心、养心、求放心)。在他看来,一切外在的道德伦理规范,并不能促成每个人自觉去体认和执行。而真正的道德智慧,“心即理”,这是“天之所与,非由外铄”的,它就存在于人的心中。“发明本心”本是一种深刻的对伦理道德自我反省、自我完成的过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不是要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是要挖掘道德源泉,使道德伦理的本能表现出来。“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发强刚毅。”[1](456)为了确立人在道德认识与体验中的自主地位,陆九渊要求人必须“存心去欲”、“切身自反”。并主张通过“剥落”和“减担”的方法来“净洁田地”,即除掉各种私虑杂念对意志和人心活动的干扰,人才能“奋发植立”,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1](458)他又说:“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1](463)可见“净洁田地”不仅是自信自立,也是读书和修养的前提。

陆九渊认为,“存心”是对内心的反省,是由外向内的收敛功夫;而“养心”作为“存心”的补充,则是由内向外的扩充方法。他说:“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继此能养之而无害,则谁得而御之,如木有根,敬有培浸而无伤戕,则枝叶当日益畅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无壅窒,则波流当日益充积。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1](92)他认为,只有存心的功夫还不够,在坚持了向内的为学方向后,还须把已经显露澄明状态的心进一步加以充养,使之焕发充满整个宇宙。如果“苟充养之功不继,而乍明乍灭,乍流乍窒,则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何时而可复耶?”[1](63)“复本心”只能流于空言。他说:“此心之良,本非外铄,但无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则当日以畅茂。”[1](66)这里“此心之良”是指道德意识,良知良能;而把道德意识与人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即已承认了这种意识的主体性。

陆九渊在讨论读书方法和心理体验问题时,进一步强调了人之本心的主体地位,贯穿着鲜明的主体特点: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陆九渊在论学时说,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注六经,六经我注。”对圣人之言不能“尽信”,而应于“其间有选择。”反对以权威作为是非标准。

三、人作为道德实践之主体,具有反身切己、改过迁善的自律意识

陆九渊十分重视“常践道”,强调道德认知是为了道德实践,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辩,《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未尝学问思辩,而曰吾唯驾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1](160)陆九渊的“讲明”意即道德认识,包括知德、观事、知理,“践履”则是指修身养性等等的实践行为方式。他认为道德认识的获得有赖于个体的学习和修养,实际上是强调了道德知识学习及道德经验积累的重要,这是道德实践的重要条件。同时他又指出“讲明”的目的在于“践履”因此他很强调“常践道”。他说:“要常践道。践道则精明,一不践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节。”[1](449)陆九渊认为道德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道德知识指导道德行为的切己反省、改过迁善的过程。他说:“著是去非,改过迁善,此经语也。非不去,安能若是?过不改,安能迁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过,安能改过?自谓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谓知过而不能改进,是不知过也。真知非则无不能去,真知过则无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过而已。所贵乎学者,在致其知,改其过。”[1](185)这样,陆九渊便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

陆九渊还明确恢复并强调了孟子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这是他对“此心此理”普遍化的理论贯彻。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学者当量力度德。”[1](455)他认为即使是下愚不肖之人,“诚能反而求之,则是非美恶将有所甚明,而好恶趋舍将有不待强而自决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为,而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决江疏河而赴诸海,夫孰得而御之?”[1](377)充分肯定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四、人作为君子人格之主体,具有自立自重、自作主宰的精神

陆九渊创立心学体系及其讲学的终极目的在于设计和铸造理想的君子人格,为人的道德行为找到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源泉,以最大限度地获得道德的自立性与自主性。陆九渊认为君子就是道德高尚的人,明理立志,扩充仁义礼智四端的人,这种圣人并不是通过说教就可以模仿得来的。成圣成贤的为己之学,应当靠自己在读书明理、日常行为体察、自得而成。陆九渊与学生讨论如何成为道德高人时学生说:“非僻未尝敢为。”即不作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陆九渊则说:“不过是硬制在这里,其间有不可制者,如此将来亦费力,所以要得知天之所予我者。”[1](440)这就是说,仅仅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去作违反道德的事,只是一种强制还没有把道德的行为变为主动的自觉行为,而要由强制变为自觉,就必须首先了解人人具有天赋的本心。在陆九渊看来,人是君子人格的主体,要提高道德境界,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人的道德完善只能是在个体心灵中建立起道德的自觉性,让本心成为意识主宰,这样任何邪说外诱都不能使之动摇。

陆九渊特别反对道德上缺乏主体性意识,即“自暴自弃”。他的“自作主宰”也就是强调要人树立起道德主体性。特别注重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他认为“自”字十分重要:“‘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其明德。’”“暴谓‘自暴’。弃谓‘自弃’。侮谓‘自侮’。反谓‘自反’。得谓‘自得’。”[1](427)在他看来,道德实践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我的意志,而不决定于任何外部力量,人只有开发出自我本来涵具的资源,并确信人的内在资源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充分基础和条件,才能铸成君子人格。按照他的思想体系,“自能”要体现为真正的道德实践,是以“自立”为前提的。自能恻隐、自能羞恶,是以“苟此心之存”为前提的。因此,“自能”说并不主张不假修为、因任自然。他说:“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1](454)“收拾精神”即把精神收摄向里,不要把精神花费在对外部事物包括古人传注的追求上面。“自作主宰”就是不要依傍外在权威包括圣贤的经典,而要以自己的本心作为判断和实践的准则。人只要能反身内求、明得本心,就有了主宰,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也就自然成为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的圣人君子了。

综上所述,陆九渊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主体观,实则这些思想已潜在地构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体系,其中既有积极成分,也不乏消极因素。我们对此加以发掘和研究,吸取精华,弃其糟粕,既有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又可以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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