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矛盾引发。近20年的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有效地解决着三个基本矛盾，推动着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目前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化农村改革又面临较好的机遇。能否认识这个形势，乘势而上，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解决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大步推进农村改革，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像前18年一样，应付各种挑战，以较高的速度，健康平稳地发展。
一、中国农村改革面临新的形势
（一）中国农村改革是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引发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为三个基本矛盾所困扰。一是人多地少，农产品供给压力大；二是农民多而穷，就业机会较少，农民收入难提高；三是农业基础薄弱，投入少，农业发展后劲不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策主张是，要解决这三个基本矛盾，主要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改造“一小二私”的农户家庭经营，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用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的方式控制农业和农村经济，全力保证城市的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工业化的发展，以期用城市的工人阶级来教育、改造农村的“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农民。改革前20年左右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政策主张是极其错误的，其实践的结果，使三个基本矛盾更加突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这三个基本矛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政策主张也认为主要应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但这是“拨乱反正”，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行制度创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于是确立农户的家庭经营，解散人民公社，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农村改革有了重大突破后，再搞城市改革，以农村包围城市。近20年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政策主张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实践的结果，由于农户家庭经营后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投入，精耕细作，大搞多种经营，创办乡镇企业。外出务工经商，使农产品的供给大为改观，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增强，三个基本矛盾得到有效地缓解。这就给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三个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深化农村改革。
正视现实，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矛盾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是缓解了，但由于农村改革的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使其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若稍不注意，则矛盾会迅速加剧。
首先，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有待稳定和完善，这就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同时对耕地保护不力，农民仍对耕种的土地的使用权不放心，影响着生产积极性，这最终将影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其次，大多数农民虽然过上温饱生活，但随着商品性消费和商品性生产投入的增长，农民迫切需要提高现金收入。但在农业内部，大宗农产品因产、供、销脱节，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平均利润，扩大就业遇到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饱和，调正产出结构又受“粮食安全”问题等制约；扩展农业外部就业又遇到乡镇企业的就业带动效果降低和城市工人失业压力加大、农民异地流动愈来愈受限制等问题，再加上农民负担难以控制，从而使农民提高现金收入的难度加大。
第三，在目前的财税金融体制和农产品购销体制制约下，这些年各级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相对于农民来说，对农业的投入不理想，农民的投入也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和农业收入的变化而波动，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是很大的问题。
（三）深化中国农村改革的新机遇。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而且创造出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机遇，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有了根本性变化。随着1995 年、 1996年两年丰收，全国的农产品供给充分，库存增加；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因此农产品市场繁荣，价格平稳。从各方面的分析看，今年天气条件可以，若没有意外的变化，夏粮又将丰收，这将使这种市场状况持续下去。
第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较为宽松。1996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较低通货膨胀率下的较高增长速度”的可喜成绩，工农业增长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宏观经济环境显著改善。在此时，中央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继续坚持抑制通货膨胀和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宏观经济将稳中求进，不会立即出现过热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外流的可能性。
第三，深化农村改革有了新经验。像安徽省阜阳市等地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效果很好；上海市等地的粮食购销实行农业、农垦系统参与的多渠道经营，再次打破国有粮食系统独家经营的局面；农业部、劳动部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共同组织的，在全国十几个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取得显著成效；许多地方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产权制度形式，进一步明晰了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特别是1993年以来由山东等沿海地区总结成型，继而向中西部地区推广的农业产业化，将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和国内外大市场有效连接，使农民生产农产品后得到加工、流通中增值的平均利润，为新形势下结合农业发展来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出新的路子。
第四，城市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农村改革与发展来支撑。目前城市经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国有企业面临体制转轨、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普遍开工不足，效益不佳，需要政府扶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支撑。城市企业等各方面改革越来越需要农村改革提供像股份合作制这样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形式；城市企业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竞争，加大了对农村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使城乡连为一体。从目前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格局看，农村已形成对城市的包围，而城市也需要农村的包围。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目前农村改革面临的机遇，类似19年前农村改革刚发动时的机遇，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改革所需的多方面条件较成熟。那次改革抓住机遇的方式是“摸着石头过河”，采用中国农民熟悉的曾经“几落几起”的家庭经营作为突破口。这次改革抓住机遇的方式若能借鉴那次改革的经验，采取正确的策略，那么一定会取得和19年前一样的突破性的进展。
二、有关农村改革的几个政策问题及不同认识
（一）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
这主要是指土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政策有四个基本点。第一，将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第二，提倡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第三，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允许土地依法转让；第四，有条件的地方允许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几方面的进展都不大。全国有55%的村延长了承包期，但只有15%的村延长到30年，实行“生死不动地”的村就更少；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在传统农区很少，沿海地区在政府的推动下，有一定开展，效果不明显。这方面的改革进展迟缓，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外，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分歧也是重要原因。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主要还是要打牢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基础，随着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就会加速土地的流转，使有条件地区的规模经营的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户家庭经营有很多局限性，目前要解决农村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已需要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来克服它的弊端。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对目前农村状况和改革的认识角度不同，其实这涉及对农村改革的最本质问题的政策分歧，其政策走向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
这一问题和上个问题有紧密联系。由于确立农户家庭经营，中国农村在80年代后期越过了温饱阶段，随着农户商品性消费和商品性生产投入的增加，农户要提高现金收入，迫切需要和国内外市场有效连接，使自己的产品能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得到加工、流通中形成的平均利润。为此，一些地区农村兴起农业产业化，1993年以来，经宣传推广，已在全国形成一定的气候。全国有9 个省出台和准备出台相关的政策性指导文件，中央也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从政策上加以推动。
目前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多种多样。集中在政策上，还是上一个问题分歧的延伸。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生成的，是要解决农户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使其与市场有效连接，因此农业产业化政策首先要稳定农户的家庭经营，政府的职能是创造有利于农户与市场连接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是针对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而采用的组织方式，通过政府出面对农村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来使农户家庭经营得以改造，走上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三）关于粮食的生产和流通体制问题。
1991年、1992年出现卖粮难后，1993年底全国98%的县放开粮价。1994年粮食略有减产，很快出现粮价大涨，于是全国恢复了原来的粮食购销体制。为了增产粮食，又实行省长负责制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定购价格。1995年、1996年连续粮食丰收，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库存激增，调销不畅，价格低迷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正考虑实行“四分开一并轨”的改革，即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挂账分开；粮食定购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轨。为确保国家掌握一定粮源，实现供求平衡，定购粮收购总量不做调整。实行保护价制度，当市场出现粮价偏低或卖难时，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同时，有步骤地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对城市低收入人口、大中专学生、部队、农村特困山区人口的口粮实行定向补贴。改革粮食储备制度，自上而下建立国家储备粮食系统，从粮食收购、储存、调运和销售，一直到人财物的管理，实行垂直领导。进一步完善粮食经营制度，实行“一主多辅”多渠道流通，粮食集贸市场要常年开放。
实施这套方案有两个直接碰到的问题。一是500 亿公斤定购放不开，国家担心放开后调控不了。但是财政对定购粮不包风险，农民利益容易受到损害。二是“并轨”怎么操作？地方的保护价由地方来定，而粮食主产区的“吃饭财政”状况难以支持和邻省一样的保护价。
在粮食的生产和购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家庭经营的农户能够生产出养活中国人的粮食，农户自己从事粮食的购销、加工、储存，可以减少粮食市场的波动，提高粮食的比较效益，因此政府要少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经营的农户生产、储存和购销粮食存在很多问题，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加大市场波动，影响国家掌握的粮源，所以从大局出发，要加强各级政府对粮食的生产、储存和购销的管理。随着粮食丰歉的年度变化，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的影响也会有所变化。
（四）关于农民收入与负担问题。
这几年农民收入有所提高。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是1926元。其中约60%是现金收入，另外40%是实物收入。在农民收入提高的同时，农民负担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最近中央又一次发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做出13项规定，很受农民欢迎。
对于提高农民收入，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提高收入的途径上，看法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农民收入要靠发挥农民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市场机制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增长点，此外农民在提高收入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利益关系，如调整结构与保粮食安全，专业化生产与兼业的问题等，都要靠市场机制、靠农户的自我调节来解决，所以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其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多种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提高收入时不要影响国家掌握粮源，最好不要走兼业的道路，更不要大规模的异地流动，否则会影响农业生产，冲击城市经济，因此要把提高农民收入纳入规划，以便协调多种利益关系。
对农民负担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自主的农户有自组织、自调节、自激励的能力，在转入市场经济后，管理农村的体制、机制和方式要有根本性变化，现在许多农民负担都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方法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户多而分散，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等综合性问题多，有些是需要行政动员的，所以必须有从上到下、一统到底的各种部门、机构的管理，这也是一种继承下来的组织资源。因此这种管理成本必须支付，只不过是应该通过各种努力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使其节约、有效。
（五）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机构问题。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机构的改革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自80年代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农口机构做了几次调整，动作不大，效果不明显。90年代初，一些地方在进行县级综合改革时，对农口机构进行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强化综合部门，弱化部门管理。实行行政与事业、企业职能的分开，同时精简人员。这些局部的机构改革开始突破80年代机构改革的思路，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总体设计不够，缺乏外部的环境配合，再加上操作时的过于简单化，使得改革成果能巩固到今天的不多。现在，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迅速推开，迫切需要在农口及其他涉农机构的改革上迈出新步伐，以打破部门分割、产供销脱节的局面，确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机构的框架。
目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改革的看法大体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职能已严重滞后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有大动作，在做出整体设计后，机构大撤大并，大大弱化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职能，形成强有力的综合机构，主要从政策、法律上对农村经济的产供销、农工商、经科教实行一体化管理。另一种认为，现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不具备大动机构的条件，另外由于我国农村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其管理机构应像日本等国，还要强调部门、系统的管理，对于目前农村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体化管理的要求，可通过设立跨部门的机构，加强综合协调来解决。另外，这种新设机构、在增量上做文章的路子，不大动部门的利益存量，改革起来较平稳。
分析以上五个政策问题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虽然目前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已有框架，但对这些政策的认识及执行时的取向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实际运作时，恰恰是这些分歧点影响着改革的进程。而要解决这些分歧，就必须深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认识，明确在农村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标志，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只有实践的成功，才能真正解决认识问题并由此推动认识的深化。
三、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挑战。
在“九五”规划和到2010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出现三大变化：一是向工业化方向进行结构转型；二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进行体制转轨；三是按照国际化方向实行经济开放。中国是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在未来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演进过程中，不像许多中小国家那样表现形式单一、变化走向清晰，而是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变化的趋势峰回路转。今后中国的农村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更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看向工业化方向进行的结构转型。今后中国将向工业化中期成熟阶段迈进，这时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加大。但由于二、三产业吸引资源的能力比农业强，农业面临劳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大量外流，这时中国的庞大的农村又难以迅速融入工业化的过程，因此既不能像某些工业国那样，不要农业，也不能先工业后农业，而是要极其用心地掌握一、二、三产业的关联变动，平衡工农和城乡的关系，这难度很大。
再看按照市场化方向进行体制转轨。不可否认，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需要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问题是中国的亿万小农户又很难迅速转入这种体制，因此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摩擦将会巨增，使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例如实行市场体制，那么农业弱质性的地方需要政府保护，而计划体制的机构恰恰就是抓住这点，强调它存在的必要性；而就是市场机制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如市场的价格信号，也由于农户的自给自足经济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地方封锁，使其在形成和传输过程中畸变，致使初入市场的农户、甚至地方政府都屡次上当吃亏。
再看按照国际化方向实行经济开放。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度将加大。这有可能在农业方面吸引一些外资和技术，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有可能使我国农业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走出国门，进一步带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也要看到我国农户经营的自给自足性，农村市场的区域性、多层次性。若不能正确引导，一方面，我们愿意引进的，引不进来，而外国进入的恰恰是我国农民最需要自己占领的市场；另一方面，我国想打出去的农产品又由于各国农产品市场的分割和保护，而难以取得预想的结果。
进行以上分析，不是说三大变化趋势无法捉摸，而是说，发生在当今世界上许多正在走上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国家的这些变化，在中国的国情影响下将会有更复杂的连带影响和后继变化，这对于我们制订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二）深化农村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正是中国在今后发展中的这种复杂性，决定深化农村改革时必须从这样的宏观背景出发，依据20年来农村改革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正确处理牵扯全局的重大关系问题，在改革时有所侧重，这样摸着有把握的石头过河，可能改革的步伐更稳、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第一，在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时，要稳住城市，放活农村。回顾以往的改革历程，农村改革始终被国民经济的宏观形势所左右，而影响宏观形势的主要关系就是工农、城乡关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城市，改革的利益冲突爆发点也在城市，大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希望城市的改革与发展搞得快一些，是有很强的现实性的。所以目前就要求国民经济格局做根本性调整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针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及改革的经验出发，强调农村改革的超前性，突出农村改革后的制度创新会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的能量、从而为城市改革的攻坚战准备条件。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谓稳住城市，也不是说城市不要搞改革，不搞发展，而是说，不能搞那些不易把握的改革，坚决控制住城市经济的过热现象，实现“稳中求进”。现在中央就是这样地调控着宏观经济。而只要这样的大局确定下来，农村改革就会有较宽松的环境，改革时就会左右逢源
第二，在处理农村改革的微观基础与市场体系、宏观调控这三个层面的关系时，应稳住微观基础，着力在另外两个层面上突破。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从微观基础发动的。正由于我们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的家庭经营，才释放出始料不及的巨大的改革能量，冲击出现在这样一个好局面。目前许多关于农村改革的争论，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没有清楚地看到农村微观基础改革的历史性意义，没有看到农户的家庭经营不仅在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在继续释放着改革的能量，化解着改革的风险，探索着改革的新路。像各地兴起的农业产业化，就是家庭经营的农户在新形势下为了寻找与国内外大市场有效连接的新创举。所以，越是众说纷云、争论激烈时，我们越要对农村改革的微观基础坚定信心。如果不相信中国在目前阶段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合理性，那么也就谈不上放开的市场体系，更谈不上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对这些经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了。因此，我们现在农村改革的思路首先应是采取有效措施稳住农户的家庭经营，在此基础上再搞别的改革。只要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农村改革的步伐再大、再快也不会出大乱子。既使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一些波动，亿万农户的家庭经营也会像过去20年一样，发挥它的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功能，逐渐熨平波动。当然，这里说的稳定，不是讲农户的家庭经营万古不变，而是说在目前发育市场、深化改革时不要动它，不要企图通过它来发育市场、深化改革。只要在稳定它的基础上发育起市场，那么市场就会从外部通过利益机制来引导它，逐渐使其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变化。现在为什么许多人在谈深化农村改革时都一致认定农业产业化是方向，在搞农业产业化时强调必须稳住家庭经营，就是因为农户的家庭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前提，正确搞农业产业化可以稳定这个农村改革的基础。
第三，在处理农村经济开放时的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时，应稳住国内，面向国际。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开放，国际经济将越来越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但中国的国情决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受到的影响不会像城市经济一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今后经济开放时，应稳住国内，面向国际。这样似乎显得有些谨慎。但中国这样的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在转向现代化的急剧变动时期，保持国内的平稳，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和农村要素市场的稳定是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好处的。现在外国人都感到本国市场的狭小，希望在中国这个进入成本不高的大市场找出路，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大市场的主人为什么要轻易放掉？很多人都说国际市场很大，其实就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的现实市场，对中国来说并不大；而要进一步去开拓，成本较高，风险较大。近两年我国农产品在东亚及港澳地区的恶性竞争，屡次说明此问题。所以当前我们农村经济的开放应着眼于国内，首先在国内市场上站稳脚根，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面向国际，利用我国的优势，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国际市场上竞争。
（三）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改“提倡”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终止承包期内因人口变动等原因引致的土地调整。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使农民享受更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继承、转让等权利，并向承包农户发放由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使用权证。依据此证，允许农户土地使用权以有偿转让、入股、兑换等方式流转，也可以进行抵押。在“九五”期间完成关于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村土地制度的立法。
第二，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由“保量放价”到“减购放价”，向“只管专储”过渡。建立生产者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价格支持系统。建立消费者目标补贴制度，使低收入阶层能够得到政府的补贴。改进粮食储备系统，合理确定粮食储备的规模、结构、品种及区域分布，以确保储备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改进粮食进出口经营，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国际市场多进口一些粮食，多出口高附加值的肉类、果蔬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并将进出口系统与粮食储备系统及批发市场联结起来，灵活调节国内市场供求。理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关系，鼓励区际之间公平合理的粮食贸易，市县直接挂钩，实行以粮食为中心的产、销区的全面经济合作。
第三，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各级党委、政府将农业产业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此为突破口，布置、指导农村经济工作。作为农口机构改革的先导，各地成立指导农业产业化的权威的专门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制订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从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科技、工商登记、市场等多方面给以政策扶持，创造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农民自己的组织，深化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的改革，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稳定农民和各种企业、中介组织的合同契约关系，保护农民应有的利益。
第四，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借鉴一些城市实行“蓝印”户口的经验，改革城、镇的户籍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争取先在县、市范围内打破城乡界限、建立起平等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大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职业介绍机构，为农村劳动者求职择业提供帮助。要做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管理服务工作，在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时，既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也要发挥各种民办组织的作用。要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管理和规范，对流动就业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给以保障。
第五，改革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机构。根据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全局，确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机构改革的框架。若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大撤大并，则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农口机构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进行改革；若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不做大的调整，则农口机构采取过渡的方式进行改革。不论实行哪个改革方案，农口机构都要通过改革来加强政策指导、体制改革、立法执法、市场流通、信息统计、资源环境、科技教育等综合性职能，弱化直接的生产、流通管理和部门管理的职能。通过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农口机构设置及职能应大体一致。在改革中需要着重理顺党政、政事企、中央与地方、综合与专业等长期困扰农口机构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正常运行的诸多关系。与上述改革同步，要全力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力度可大一些。这主要是精简机构，合并乡镇，裁减人员；深化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划定财权事权，各级政府应承担起与财政收入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职能，不得再另行向下收费和摊派；建立健全村级组织和群众民主理财制度，减少吃补贴的干部人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产业化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中国土地制度论文; 三农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