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拥有的贫困人口仅次于印度。建国40多年，中国仍没有剪断由旧中国带来的贫困脐带，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解放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十分复杂，广大地区主要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十分贫困，而在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则处于前封建社会，有一部分甚至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其低下。贫困一直是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一大灾难。
解放后，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脱贫致富的大业，反贫困从来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贫困问题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解决。在1980年以前，中国曾处于普遍贫困状态，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贫困问题的解决，人民的生活普遍提高，中国从此摆脱了普遍贫困的状态，使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些自然环境差、少数民族较集中、改革开放程度较低的西部民族地区。
在20世纪的最后5年中，经济建设与扶贫问题可以说是同样引人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扶贫目标的实现问题，十分重要。
（一）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扶贫的关系，在我国可有三层含义：
一是从扶贫的实践看，实际上扶贫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两者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
二是没有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的物质基础，也是最有效、最长久、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贫困程度解决的深浅取决于经济发展总量的增长，解决的快慢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
三是贫困问题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的发展也起着决定作用。这种情况在目前广大的民族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广大的民族贫困地区，由于无钱投资搞经济建设，也由于贫困无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使生产要素不能有效组合，变为生产力，因而发展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要解决贫困必须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贫困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贫困往往又是经济无法发展的根本原因，与经济落后相伴随。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经济是难以发展的，或是需要外部的投入，或是从改革开放中找到解放生产力的突破口，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找到发展经济的契机，从而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
现阶段，我国的贫困问题已和80年代以前不一样了，从普遍的贫困变为了以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的贫困。我认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扶贫的关系，很重要，这也是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现阶段民族工作中不可回避贫困这个主题。
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个新时期中要提出，民族工作中也要着重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扶贫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我国的贫困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主要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大头，少数民族的贫困人口的比重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因此，贫困问题带有很大的民族性。
第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已经潜伏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民族地区显得更突出，如果任凭差距的拉大，就会引发各种矛盾，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以至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将前功尽弃。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东部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民族地区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山区与城镇坝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日趋严重，东部的一些发达地区目前已经进入了小康，或是正在向小康迈进，而西部大多数民族地区仍处于温饱不能保证之中，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和目的。长此下去，将会引发出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因此，解决贫困问题是保证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迫切需要。贫困问题解决了，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扶贫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西部城镇坝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虽然扶贫的经济效益不能与发达地区同日而语，但它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关系到党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形象，以及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
第四，要保证党和国家在2000年解决温饱问题承诺的实现。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已做出了解决7000千万人温饱问题承诺，这一承诺对给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在2000年走出世代贫困的深渊，汇入21世纪的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之中。因此，如何实现这一承诺，就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
第五，虽然扶贫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扶贫更要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活动只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目的是脱贫。通过发展经济达到脱贫的目的，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途径。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经济建设与解决贫困问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其经济效益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十分紧张，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与扶贫资金要有一个正确的比例，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适当放慢发达地区和城镇坝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以保证实现党和国家在2000年解决贫困的承诺。
（二）经济建设的成就与贫困的反差
解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令世人所瞩目。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多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了；“八五”的五年中，农业年均增长4.1%，工业年均增长17.8%，重点建设成绩显著，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建项目840多个，交通、通信和能源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铁路正线铺轨总里程11000多公里，贯穿南北的京九铁路提前两年全线铺通，高等级公路、港口、机场建设发展较快，新增发电装机总量7000多万千瓦，邮电事业迅速发展，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800多万门。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5亿人，到1995年已减为8000万人。从8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解决贫困问题投入的人、财、物是历史上最多的，这完全取决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云南省的情况看，经济建设的成就也十分喜人。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24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11元，比1978年增长6.74倍；利税的增长更是喜人，从1980年的9.81亿元上升到1993年的143.65亿元，增长13.64倍；财政的增长更是巨大，1980年财政收入为11.64亿元，1985年上升为27.43亿元，1990年上升为77.43亿元，1992年突破100亿元，成为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为数不多的省份之一，1993年又突破200亿大关，1995年达到285.07亿元，1980～1995年全省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3.77%，大大高于1952～1980年年均递增6.75%的幅度，而且也高于全国同期年递增11.82%的幅度，在1952～1980年期间，云南财政收入递增速度仅比全国高出0.2个百分点，1980～1985年期间高出7个百分点左右，1990～1995年期间高出全国16.47个百分点。使云南从吃财政补贴的省份变为净上缴中央的省份，1995年净上缴中央52.25亿元；基础设施得到巨大的改善，仅“八五”期间，完成重点建设投资就达290亿元，建成了漫湾水电站、广（通）大（理）铁路广（通）楚（雄）段、昆明钢铁公司三炼钢厂、引洱（海）入宾（川）工程、五里冲水库等70个重点项目，新增库容10.8亿立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17万千瓦；全省6条干线公路全面改造，新增高等级公路836公里，新建和扩建机场7个，基本建成了云南航空网，程控电话达到130万门，基本实现了全省地县通信程控化的目标；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10多年来，仅财政投入支农资金就达150多亿元，建成各类水利设施28万多件，水利化程度由“七五”末的37%提高到43%，新增稳产高产农田769万亩；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很大发展，1980年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费支出为37941万元，1995年达到540350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13.24倍，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在扶贫方面，仅“七五”期间对原定41个贫困县就投入扶贫资金20多亿元，分配了大量的物资，安排实施扶贫开发项目7000多个。近10多年来，投入扶贫资金59.12万元，解决了624万人的温饱问题。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重较大，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资源开发程度又十分低下，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能在短短的17年中，贫困人口迅速从2.5亿人，降为6500万人口，这不愧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在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的因素，贫困问题还十分严重，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形成强烈的反差。
现在，我国民族地区有59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257个县是自治县，全国有6500万农村贫困人口，约有5000多万人集中在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处于绝对贫困之中。从云南的情况看，云南的贫困问题更严重，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地区。全省17个地州市中，属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地区就有12个；国家级贫困县73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12%，这73个县的财政自给率，高的只有60%左右，低的不到10%；全省有贫困人口660多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1／10，占全省总人口的16.5%，其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500多万，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6%；有460多万人口还没有解决吃水问题，生产、生活条件极为困难。1994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倒数第四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倒数第3位，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特困人口275万，这些地方人们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生活上一贫如洗，不少人吃不饱饭，喝水困难，烧不上柴，儿童上不了学，缺医少药，交通闭塞，条件恶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原始落后，文盲半文盲比重达到28.7%，有的县高达40%。
尽管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现在仍有6500万的贫困人口，我们不能带着这65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同时也不可能带着这巨大的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消灭贫困，我国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三）我国现阶段的贫困特点与扶贫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贫困的程度大幅度降低，绝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大大减少，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很严重，并将长期延续下去；贫困面已比过去缩小，但贫困面已从全国的普遍贫困向不发达地区聚集。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引人注目。现阶段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呈如下的特点：
1、集西部、山区、民族、边疆、贫困为一体
中国西部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与山区、民族、边疆相重合。从地形上看，我国西高东低，分为三级台阶，为数不多的冲击平地、大坝子又主要是在第一、二级台阶，即：东、中部地区，高原、山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在地理位置上，西部又大多数是边疆。目前，全国86%以上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兴安岭南部经塞上高原、太行山、巫山、武陵山直到苗岭以西的地区；贫困区总的分布趋同全国地貌上的第一、二、三级台阶相照应。在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约达20%，最高的甚至达到了30%。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592个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257个，占43.4%。云南73个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51个县，占全省贫困县的70%。在我国、我省几乎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大的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也越大，少数民族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可以这样说，西部、山区、民族、边疆、贫困，在我国基本上是重合的，因此，国家的扶贫重点主要在西部，而重中之重又应该放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
2、贫困程度深
我国的贫困不仅有相对贫困的问题，还有绝对贫困的问题，现在我国重点解决的是那些处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经过40多年的建设，在有条件发展经济的地区，大多数都脱离了绝对贫困，一些条件较差的地区，40多年来国家也进行了大量投入，大多数人已脱贫，现在仍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口基本上是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人口素质又很低下，基础条件极端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各种生产要素难以有效组合，并发挥应有的效益。从社会经济指标看，贫困程度深不仅表现人均经济收入、享有的物质资料极其低下，而且还表现在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文化、医疗、教育上，贫困程度深为一个极其低下的物质文化综合指标。现在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口，基本上没有温饱的保证，也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教育、卫生条件。例如在云南，51个民族贫困县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36个县还不到全省平均数的一半，有13个县还不到全省平均数的1／3；人均工业产值有30个县在全省平均水平的20%以下；财政自给率有20个县不到20%，有6个县不到10%。民族贫困地区教育科技极其落后，51个民族贫困县中文盲半文盲率达26.6%，其中7个县高达40%。各族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吃不饱饭，喝水困难，烧不上柴，无衣穿、无被盖，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以下的人口达233.94万，低于500元的有711.4万人。有近50万少数民族人口缺乏基本生存条件。
3.脱贫难度大
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尤其是绝对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开发难度大的深山区、岩溶地区、高寒边远山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程度低，人口素质差，地震、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抗灾能力弱。这些地区即使摆脱了贫困，往往一遇自然灾害和市场等人为因素的干扰，返贫率十分高，在云南达到33%以上。
4、经济发展缓慢
目前，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民族地区，又以西部最突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开发较晚，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口素质等均不如东部发达地区。解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东部地区。这在上面“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关系”中已做了阐述。就云南来说，相比之下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1994年全省51个民族贫困县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最低的只有536元，为全省平均数2472元的21%，为全国人均3679元的14%；最高数为1685元，也只为全省平均数的68%，为全国人均数的45%；51个县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全省平均数一半的36个县，不足全省平均数三分之一的13个县。1994年全省人均工业总产值为1617元，51个民族贫困县中有30个县在全省平均数的20%以下，占全省平均数30%以上的只有6个县。
5、基础设施落后
西部地区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繁荣，但主要集中在城镇坝区，而大多数民族集中在山区、沙漠地区、边境地带，由于各种原因有史以来从没有大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人类创造的大量物质与精神财富基本上都流向了发达地区和城镇坝区，工商业主要也是在城镇坝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发达地区和城镇坝区基础设施得到不断的投入和改善，人口素质也不断得到提高。由于基础设施不一样，因此，民族贫困地区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总量相对不足。在5000多万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较差，投资效益不好，主要以农业为主，而农业基本上不能提供剩余，积累率极低。解放以来，国家在这些民族聚集地区从未有过大的投入，正如群众说的，“从来不是建设的重点，而是救济的重点”，有的民族地区至今乃处在原始与传统并存的农业社会之中。就云南来说，云南73个贫困县中，有总耕地面积2606万亩，有水保证的仅占26%，怒江傈僳族自治州2／3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七五”、“八五”期间，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国有资产投资每年人均只有10元左右。现在仍有部分乡村未通公路、通电。现在全省有8个乡（镇）2132个行政村不通公路，有30个乡（镇）1866个行政村不通电。
6、社会发展滞后
社会发展滞后既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也是其特点。现阶段我国贫困面较集中的西部民族地区，在解放前其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少部分进入到封建地主经济，大部分却处于前封建社会，有的甚至是原始社会。解放后，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发生飞跃。目前，大部分民族地区仍处于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社会，有的甚至处于原始农业之中，整个社会经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或不能自给的自然经济模式，农业不能为其它行业的发展提供剩余，其它行业的发展既缺乏投入，也无市场，难以发展。经济发展不起来，依靠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摆脱贫困。例如：云南独有的佤族、拉祜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建国前社会发育程度极低，基本上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者文化素质极低，青壮年文盲率、半文盲率达到45.5%，其中拉祜族高达71.7%。在51个民族贫困县中，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8.6%，比全省平均数25.4%高出3.2个百分点，其中7个县的文盲率高达40%以上。这样的人口群，再加上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国家再大的投入要摆脱千百年来形成的贫困是十分艰难的。
7、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与民族性贫困问题严重
我国的贫困人口中以少数民族的贫困最为严重，但其中民族间不平衡的问题随经济的发展也日趋加剧，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普遍存在。在云南，苗族、拉祜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独龙族等民族约300万人，由于地理环境封闭，开发难度大，社会发育滞后，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表现为民族性贫困，且日益加重。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225个村寨、6660户共计7万多人住在高山峡谷中，耕地大多在30度以上的陡坡上，人均只有6～7分地，人均产粮只有200多斤，口粮才有百十斤。其他几个民族中的许多农户解放40多年了还住在包谷杆搭的棚子里；有的住在山洞里，部分拉祜族（苦聪人）甚至返回深山老林进行游耕生活。西盟佤族自治县有相当一部分佤族农民住的是不避风雨的茅房，靠民政部门救济的棉毯御寒度夜，大多数人常年吃不上肉和油，全县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只有5.5元。此外，分布在内地高寒山区的彝族后进支系及分布在石山岩溶地区的壮族的贫困程度也比较深。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我国在本世纪末，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缩小相对贫困的差距，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同时，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竞争的秩序和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各民族相濡以沫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强的关系，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总的来说，解决贫困问题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具体地说主要表现为：
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各民族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大多数民族的经济都获得了发展，但仍有许多民族处于绝对贫困之中，这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我们不能使之长此下去，否则贫困民族会失去建立社会主义的信心。
2、民族平等、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民族平等的实际不仅是政治上的平等，而且也是经济上的平等，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民族平等的含义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难以真正实现。少数民族的长期贫困，在经济上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就会引起民族心理失衡，产生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情绪，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奋斗，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谈不上国家的富强，经济建设更无从谈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两伊战争等与民族的会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好事实上的不平等。
3、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西部的贫困民族大多数居住在边疆，他们的稳定对边防的巩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边疆民族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必然会引起的心理不平衡，经济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失去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4、贫困问题的解决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的贫困面是十分大的，面积也是十分广泛的。从人口来说，相当于一个德国的总人口，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总人口，两倍半的加拿大人口，其土地面积相当于几个小国。这部分贫困人口如果脱贫，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一是可以减少对贫困救济的长期投入，用于发展经济；二是可以形成与发达地区经济互补的关系。
5、解决贫困问题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威望，同时取信于民，巩固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贫困问题在世界上是比较突出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千百年来，没有谁能够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四）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展望
现在离2000年只有4年多一点的光景。1996年3月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为今后15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绘制了宏伟的蓝图，明确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展望将来15年的奋斗目标，令人兴奋，信心倍增，同时也感到任务艰巨。《纲要》提出“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上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体制基础。其中明确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要》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还强调，“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切实落实国家扶贫攻坚计划，继续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扶贫开发的投入，搞好以工代赈，增加并管好用好各项扶贫资金。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加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支援，继续巩固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口扶持。坚持走开发式、开放式扶贫的路子，努力改善交通、通信、电力、人畜饮水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条件。”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在2000年解决全国800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不变价格），人均占有粮食300公斤；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一是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二是户均一亩果园，或一亩经济作物，三是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四是户均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一个围栏草场，或一个“草库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绝大多数贫困乡镇有集贸市场、商品产地的地方通公路，消除无电县，绝大多数贫困乡用上电；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开展成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大多数青壮年劳力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防止和减少地方病，预防残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同时对扶贫的方针、途径，资金的管理方法作了安排。
从党和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绘制的今后15年的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对贫困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制定的目标和采取的方针途径及各项措施，令人鼓舞。可以说，《纲要》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承诺，实际上就是中国反贫困大纲，不仅是向中国宣布的，而且也是向全人类宣布的。但从我国贫困的现实看，解决贫困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全国6500万未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87%，要在2000年不到5年时间脱贫，必须下大的决心，付出巨大的代价。
从云南的情况看，进入80年代，可以说是云南经济建设步入最辉煌的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此基础上，云南也制定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纲要。在《关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云南经济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提前翻两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力争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九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下世纪前20年平均年增长8——9%，比全国稍快一点。这个速度是在充分考虑到云南经济发展的趋势、环境和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还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对如何解决云南的贫困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省政府特制定了《云南省七七扶贫攻坚计划》，省委、省政府公布了《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九五”基本脱贫的决定》，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一起作为今后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云南的扶贫目标是：力争2000年绝大多数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人均占有粮食300公斤以上；全部乡（镇）及85%以上的行政村（办事处）通公路；全部乡和90%的行政村通电；全部乡和行政村（办事处）通电话；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有较快的发展。使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基本达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水喝，孩子能上学，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并提出了云南2000年前扶贫的指导思想、方针、区域布局，以及政策措施。其中强调对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政策，即对生存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很深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重点扶持，帮助他们早日脱贫。
既要实现《纲要》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又要完成解决贫困的目标，这对我国来说，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任何轻此薄彼都会延缓经济建设与扶贫的目标的实现，两者都会受到影响。
与云南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云南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一个省份，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这样说，解决不了云南的贫困问题，云南的经济建设将不会获得成功；处理不好云南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五）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扶贫关系的思考与建议
建国以来，扶贫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伴随着经济建设从没有停止过。没有投入就不可能解决贫困。我国西部大多数民族地区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来说，尽管在“六五”以前，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有所偏重，但由于历史上欠帐太多，始终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六五”以后，国家投资重点东移，国家的战略布局偏重于沿海地区，同时国家给予了沿海优先改革和开放权，软硬投资环境都得到了优化，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大多都流向了沿海地区，这一资金流动趋势至今仍呈强劲的趋头。当前，在国内外资金纷纷向发达地区聚集的情况下，如果完全依靠贫困地区的自力更生，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必须加大扶贫的力度，才能使贫困地区早日脱贫。国家加大对扶贫的力度在现段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
一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越快，扶贫的力度也应越大，这是因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增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能力相对也就越大；
二是我国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主要得力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推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实行的由东向西“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初衷也是为了通过东部地区的发展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六五”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东部地区发展突飞猛进，超出了预期的效果，但不能忘记了实施“梯度战略”的初衷。
三是解放40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对国家也具有贡献的，全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西部民族地区廉价原材料的支持，为全国资本积累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因此加强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扶持是必要的。
四是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内不容许长期存在着绝对贫困的人口和不断地拉大的发展差距。
五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着相对贫困的人口，但相对的差距必须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内，如果太大，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影响全局的经济建设。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相对贫困拉大的问题，而且绝对贫困问题也十分严重。随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相应地扩大了，对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从经济效益来看，经济建设需要钱，扶贫也需要钱，经济建设可以产生效益，而扶贫主要是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有些扶贫项目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即使有经济效益的扶贫，其经济效益也小于用于其它经济建设项目的效益。经济建设可以使“蛋糕越做越大”，而扶贫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就很难使扶贫困真正引起各级领导、各个部委办的重视，花大力气落实。
二是从发展来看，我国是一个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建设资金尤其紧张，如果放慢了经济建设的速度，我国就会失去本世纪乃至下世纪初的发展机遇，从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使我国长期处于一个落后就要受歧视、受欺负的地位，甚至会被开除“球籍”。同是国家的利益都得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很难处理。
三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否则面临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地区经济就难以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需要投入，同时扶贫也需要投入，但在世界地区性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我国民族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尽管扶贫有种种难度，但稳定是第一位的，没有民族团结稳定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因此必须服从稳定这个大局，要从我国民族贫困的现实出发。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不得不抽出一部分资金、人力、物力，解决贫困这个历史留下的包袱。我认为宁肯少上一些重点项目，也要在本世纪末解决少数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四是开发式扶贫与救济相比，难度更大，投入也大，短时期看十分不经济，但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相比，它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但在某些扶贫难度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却把扶贫资金存在银行，依靠利息收入也达到了脱贫的指标，但其结果一方面终就会坐吃山空，一方面物质贫困解决了，人的“思想贫困”没有解决。长此下去还会造成民族地区“等、靠、要”思想。因此，从长远和根本上讲，扶贫也是一项政治工作。要经济帐与政治帐一起算，既不能扔掉政治原则和人道主义，也不能不讲效益。要迎着困难上，坚持开发式扶贫，因如果没有经济建设就谈不上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救济式扶贫是必要的，但却是暂时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失误，没有把扶贫与经济建设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扶贫资金的浪费十分大，还引起了一系列的负效应。
处理经济建设与扶贫的关系，要从民族地区和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出发，具体处理这对关系时我的看法是：
第一，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在很多地方，扶贫很难落到实处，各级部门和领导往往把贫困问题放在嘴上，在具体行动上仍把经济建设项目放在第一位。甚至以扶贫为借口争取资金，资金争取到后却投入到与扶贫没有关系的其它项目上。为什么？说到底，是一个感情问题。
第二，要真正加大扶贫力度，把改变贫困地区的硬投资环境做为扶贫工作中的最重的内容来抓。现在的扶贫工作，力度不够，决心不大，小打小闹的东西多，在改变投资硬环境方面的大动作不多。硬的投资环境不解决，搞开发式扶贫是十分困难的，也可以说是纸上谈兵。在民族贫困地区，硬投资环境的改善必须依靠国家的投入。
第三，要加大、加快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步伐。一方面，要给予更宽松、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促使各方面的生产要素与民族地区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另一方面，加大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力度。全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谁先改革开放，谁先得利，谁改革开放的程度大，谁发展得就越快，经济增长总量就越多。
第四，全国的贫困主要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又主要是在山区、高原、沙漠地区。根据这一特点，扶贫的重点在农村，重中之重是民族边疆贫困地区。云南民族贫困问题是全国最突出的，更应重视民族的脱贫问题，在同等的情况下，一是请求中央的扶贫政策向云南等西部民族地区倾斜；二是要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脱贫的基础，向农业倾斜，走以主要开发农业的脱贫方式；三是向山区倾斜；四是向民族贫困地区倾斜。
第五，国家在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上，已强调要充分考虑到民族贫困地区，尽量安排项目到民族地区。但项目的安排还有一些事前的工作要做，各级政府和部门现在就要重视起来，否则很难真正落实。
第六，走开发式扶贫的道路。对于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脱贫的项目，应纳入国家或者地方的重点项目，使这些项目能够得到资金、技术、组织保障。
第七，国家和地方安排的扶贫项目要坚持四个原则。一是效益原则。要把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达到脱贫的目的；二是社会、经济、生态相协调发展的原则。决不能以牺牲生态和民族优良传统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脱贫，搞短期行为；三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没有竞争能力的项目就没有必要上，上了搞不好又成为民族地区的包袱；四是坚持集约经营的原则。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的许多项目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掠夺资源的原料型企业，附加价值低，资源浪费大，这对民族地区的负效应是十分大的，这样的项目应少办。
第八，要一方面总结经验，把好的做法加以推广。如以工代赈等扶持方式，要进一步完善；提倡“三结合、一体化”道路；国家在贫困地区开发资源，带动发展当地民族经济，提高劳动者素质，建设一个项目带富一大片的经验；城市加工业同农村原料基地建设相结合，企业把贫困地区原料生产基地作为第一车间来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对效益不大的扶持方式要改进，如目前的扶贫贷款，在实际操作中成了“贷穷不贷富”，与扶贫初衷相违。
第九，要综合扶贫。我国现阶段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而且是“人的贫困”，必须进行综合扶贫。如果以为上几个项目，人均收入增加到贫困线以上就达到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目的，这是不够的。人的贫困问题没有解决，素质不提高，观念不转变，经济发展不会持久，上去还有可能掉下来。因此，必须从经济建设方面，从文化教育卫生方面全面进行扶贫，其中，教育扶贫尤为重要，要树立教育先行，治贫先治愚的指导思想。
第十，要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扶持的同时，彻底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否则国家再大的投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
第十一，对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国家要鼓励异地开发，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云南，现在有50多万人口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如果要在这些人口居住的地方进行脱贫，投入比异地开发大得多，困难也多得多。异地开发在湖南、广西等地已取得很好的效果，应该总结经验进行推广。
第十二，要抓好计划生育，控制民族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在我国，越是落后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越高，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往往陷入“贫困——人口——生态恶化——更贫困——生育率更高”的恶性循环中。民族贫困地区一定要树立计划生育脱贫的思想。计划生育搞不好，经济建设就不可能上去，贫困就不可能解决。这在民族地区要特别强调。
第十三，要认真贯彻《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云南，还要认真贯彻《云南省七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九五”基本脱贫的决定》。打好反贫困战役，在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使我国的民族团结、经济能够健康协调地发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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