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弹论文,文化圈论文,苏州论文,上海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021－11
都市文化圈是指以都市为核心，以都市文化为主要特色，由核心向四方扩展，使周围的各级市镇与农村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质，即形成都市文化圈。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愈2500年，明清时期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评弹就是其中之一。自明末清初评弹形成后，逐渐成为苏州城市文化记忆符号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文化记忆符号的意义有二：一是评弹书目中有着通常意义的苏州历史描述和市民社会生活、民风习俗的细致叙说；二是由书场的茶馆元素、说书人的吴侬软语说噱弹唱和品茗听书的听众所构成的文化特质。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经历了由苏州向吴语地区乃至域外传播的曲折过程。本文拟追溯明末清初以来苏州评弹都市文化圈的形成过程，探讨清末民国年间评弹中心由苏州移向上海的位移，研究当代上海评弹都市文化圈变迁的轨迹与缘由。
一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被誉为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其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为保障财赋收入，统治者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① 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② 转而构筑私家园林，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评弹弦索叮咚如江南之水。如果说评话像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似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水是最柔和的，也是最坚韧的。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的生活方式，“所谓说书者，实起于苏州。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③。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苏州图景。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湖的命运，不能常驻一处，一俟说毕，即需另开码头。有因兴趣与生意清淡关系未经说完而中途告歇者，谓之‘剪书’。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④ 苏白也就是苏州话，或称吴语，主要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是除官话方言（北方话）以外的第二大汉语方言。虽同处江南，但各地语言实际上仍有较大差别。南京的方言就属官话，而同为吴语的宁波话与“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也是大相径庭。传统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方言，所以“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之说，划出了苏州评弹都市文化圈的边界，也可称之为吴语或江南的核心地带。都市文化圈是受语言限制的。
江南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须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从小码头走进大码头，从普通说书人成为苏州响档，这里充满了竞争、才能和机遇，能成为苏州响档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说书人并不只是从小码头向大码头进军，即使身为苏州响档的说书人也是要到中小码头去的。评弹艺术借着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都市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乾隆年间评弹已趋成熟，如乾隆三十七年的弹词抄本《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等，一直流传至今；也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如演说评话《隋唐》的季武功，弹词《落金扇》的王周士，弹词《白蛇传》、《玉蜻蜓》的陈遇乾、俞秀山等；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如王周士的《书品·书忌》⑤。至此，苏州评弹都市文化圈形成。由于旧时民间艺术没有地位，当时评弹艺人、书场、听众的资料稀阙，我们借用晚近的记载来描述文化圈内的共同文化特质。如评话艺人唐耿良初出道时，曾坐手摇船到阳澄湖边的小渔村泗泾说书，当地“只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馄饨店、铁匠铺、茶馆等几家小店”⑥。其中的茶馆也就是书场，每天的听众也就三四十人。又如，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以前光裕社响档老辈，莅临者不少”⑦。清乾隆后200年间江南市镇遍布茶馆书场，这在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常熟《福山镇志》载：“解放前，福山的书场较多，港上有鸿园、徐楼、阳春轩、褚厅等书场，街上有南苑、鹤春园、长兴、严小林等书场，邓市、肖桥、郑桥等茶馆亦兼营过书场。大多苏州评弹名家魏含英、唐耿良、沈俭安、薛筱卿、徐云志、汪雄飞、杨振雄、杨振言等都来演出过。”⑧ 吴江《震泽镇志》载：“民国初年，镇上有的茶馆延请评弹艺人说书，上午卖茶，下午、晚上开书。到了30年代，镇上先后开办的书场有：‘万旸厅’（彭康弄西）、‘山泉’（花山头）、‘頔塘’（仁德堂）、‘承罗阁’（大桥东堍）、‘新山泉’（彭康弄西）、‘商余社’（浜桥东）、‘和平楼’（秀水浜）等。‘山泉’和‘由‘頔塘’书场以环境幽静，座位宽敞而闻名，每场书均能容纳近400位听众，为此，上海、苏州一些评弹名家陆续来震献艺，有严雪亭、金声伯、吴君玉、唐耿良、周玉泉、邢瑞亭等，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徐云志、王鹰的《三笑》，张鉴国的《林子文》更为新老听客交口赞赏。”⑨ 据统计，在评弹最兴盛时期（1926年－1966年）江浙沪评弹书场有1000多家，仅苏州城区表演评弹的书场就有120多家，常熟地区有103家；评弹从业人员有2000余人；上演的各类长篇评弹书目有150多部；评弹观众数量仅次于电影，位居第二。《书坛周讯》云：“江南盛行弹词，确为高尚娱乐，谈古论今、倡论道义，寓讽劝于无形，雅俗共赏，弦索悦耳，怡情悦性，毋怪人多杯茗在手，静聆雅奏而辄无倦意焉。”⑩ 评弹在“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评弹都市文化圈内已成为地域性的文化记忆和认同的符号，听书已是这里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二
评弹有着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苏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吴语区的中心外，还在于其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评话、弹词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台上的说书人与台下的听众有面对面的交流，说书人会在听众的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感受到是否有需改进之处。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的风度，他们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与否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如“平桥直街位于苏州之南城，地近南园，松风阁听客都系住客。在彼时既有科举出身之举人秀士，复有长署遣下之书吏差役。说书者对于唱句音韵及堂审手段，用刑工架，稍一不合，明日早茶时，互相批评，下午即相率不来”(11)。又如，“吾乡吴江，滨太湖而邻洞庭，民情淳朴，鱼米丰饶。乡人士于业务之暇，舍听书外无其它消遣，因之书场中多积有数十年经验之老听客。以故书艺稍次之说书人，咸不易久留，甚而仅说数日即离去者，盖若辈平庸不足饱老听客之书餍也”(12)。三是上流社会的堂会。1948年11月3日《书坛周讯》载：“目前吴趋坊某海上闻人做寿，邀聘临时堂会，其内名弹词家潘伯英、张鉴庭昆仲、唐耿良、蒋月泉等六档亦参加会串，一时书迷云集，片刻即将容一百多人之露天厂，宣告客满，宾客中银联社名票杨家伟、朱悦耕、金章□，及本社总编辑黄进之君，亦为兴趣，和主人的督促，上台献奏一番，居然亦有相当噱头云。”堂会将演员与士绅阶层、官宦人家、富商巨贾连接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士绅阶层的精神生活、精神需求和对美的追求。而对演员来说，被士绅召去演出，也是身份的提升，可以带来高收入，当然对书艺的要求也会提高，这有助于评弹的雅化。经过数百年的磨合，评弹在江南地方戏曲中独领风骚。
近代以来，评弹的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上海与苏州相邻，同属“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都市文化圈的核心。这一变化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战争中，苏州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二。与苏州所遭到的破坏相比，上海租界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荣了起来。1860年，太平军挺进苏常，大批江南缙绅商贾携带财产逃入上海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加到50万，一度曾达到70万。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租界的飞速发展，由上海城外的荒芜弃地变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上海在江南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不再是松江府属下的普通县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苏州逐渐由江南的中心转变为上海的腹地。
据1885年与1915年(13) 的统计，居住租界的华人中，苏、浙两省人占总人口的74.3％，以吴语为母语的占75％，两次统计结果相契合。这些新移民，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去所。占居民人数75％的江南人，使评弹成为租界最为受欢迎的戏曲。评弹作为苏州和江南都市文化记忆符号的场景开始在租界大量复制。首先是在英租界宝善街、四马路一带，茶楼书场成蔓延之势。王韬《淞滨琐话》卷12《沪上词场竹枝词》描述咸丰、同治间：“沪上词场，至今日而极盛矣，四马路中，几于鳞次栉比。”光绪年间仍是如此，何荫柟《鉏月馆日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廿五日，四马路“一带皆茶室书楼以及酒肆珍味。每至下午，游人如织，士女如云，间以马车东洋车，东西驰骤，声彻云霄；而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靡丽纷华，至此已极。”廿八日，“散后到书楼两处，听曲一二折。”廿九日，“到书楼小坐，攘往熙来，震耳炫目，几有山阴道上之势。”(14)
书场的繁华继而又扩展到法租界，据《申报》所载：“本埠英租界内女先生弹唱南词，近来日盛一日，惟法界内则久无书场也。日前有王仁荣特具禀词谓英法租界似宜一例，刻下欲在小东门外大生街内开设一书场，求请心准阿。阿翻译谓必须至道署进呈，然后方准嗣。据捕头谓英界既有此规例，今法界亦照行之，不准再开二家以免生事，似亦可行。是以王仁荣即在该处开设颇觉华丽间，于明日开书，想小东门外定更热闹矣。”(15) 进入兼为茶馆的书场、品茗聆听说书人的吴浓软语说噱弹唱，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取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就在评弹随着江南难民向上海租界大肆进军时，战乱中的评弹在它的中心地苏州却遭到了政府和男性评弹艺人组织光裕社的重重制约。即便是紧邻租界的华界上海县，女性弹词也受到弹压。王韬在日记中记下了咸丰九年（1859年）在租界听书的活动：
十有五日丁亥［丙戌］（2月17日）“……酒罢，往茶寮听讲平话，出语诙谐，妙解人颐。……”
十有七日己丑［戊子］（2月19日）“酒罢，往陆氏宅听讲平话。是地系陆深旧居，俗呼角端。今其子孙式微，以其宅为茶寮矣，殊可慨也。”
二十五日丙寅（3月29日）夜“饭后，偕潘恂如往茶寮听平话，讲者系一弱龄女子，婀可怜，雏凤声清，殊堪悦耳。”
六日丙子（4月8日）午后“饭罢，同南畇大表兄往茶寮听平话，讲者系女子，忘其姓氏，虽风韵犹存，而徐娘老矣。”
次年（1860）的日记中仍有记载：
三日戊辰（1月25日）“午后，往西园，同唐芸阁至茗寮中，听顾文标说平话。”
十有四日己卯（2月5日）访友“致尧谓：‘近在茶肆中，有桂香女郎，说平话甚佳。及入，则玉貌珠喉，果令人意消。”
二十一日丙戌（2月12日）“午后，入城往听袁桂香平话，得晤周致尧。”
二十八日癸巳（2月19日）“午后，……同桐翁、孙安甫往听袁桂香说平话，声韵清婉，色艺俱佳。即于书场中得见周云樵、沈梁生，皆杭人。”
二日丁酉（2月23日）“午后，思入城听袁桂香平话。或告予曰：‘已为袁文治少尉逐去矣。’痛打鸳鸯，一时飞散，真大杀风景事。有愧仓山法派。”(16)
王韬在上海居住时，频繁出没于书场，他喜欢听评话，尤其是女说书。他于2月5日至23日曾4次进上海县城听袁桂香的评话，最后一次桂香已被逐，王韬深为不平，亦无可奈何。
战争平息后，苏州在渐渐恢复之中。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于重建文化秩序的目的，颁布了三条禁令：禁淫词、禁淫书、禁女性入茶馆。所禁淫书计有《三笑姻缘》、《白蛇传》、《文武香球》、《玉蜻蜓》、《倭袍》、《双珠凤》等，使说唱这些书的艺人难以为生，后由苏州士绅调停，丁日昌才允许对一些书目开禁。弹词名家马如飞有《禁风化》的开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簇崭新鲜告示悬，通衢要道让人观。攸关风化都宜禁，不准重开逆水船。……移风易俗凭官长，广种心田与子孙。劝君莫看‘花鼓’戏，邪气‘滩簧’也不要听，闲来听听《珍珠塔》，节妇忠臣孝子名。男装女扮真《金扇》，伤身致死《玉蜻蜓》，乱嚼喷咀勿正经，不是区区招主顾，诸公子弟尽年轻，带到书场听一听，愿为孝子与忠臣。决无一件荒唐事，所费无多十几文，得陶情处且陶情。”(17) 禁女性入茶馆听书，更是断了女说书的生路。马如飞的另一阙开篇记载了苏州男说书幸灾乐祸的心态：“闲来无事说姑苏，说起姑苏花样多。（那女唱书）先生多把书场做，弹唱音调太出粗。（引得那）毛生个个骨头酥，……清官严禁把告示贴，严禁书场一处无，（好个那）瞎弹瞎唱瞎婆婆。”(18) 苏州评弹社团光裕社是一个纯男性的组织，不仅排斥女弹词，还禁止男女拼档演出。“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19) 这一行规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其影响遍及江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申报》报道了隶属江苏的上海县茶馆书场所受到的种种限制：
沪城邑庙春风得意楼茶馆，自新正元旦以来，容留妇女品茶，兼有弹唱淫词小曲。事为保甲总巡钟受百明府访悉，传谕停唱，勿卖女茶，如违究办。执事人姚某等视禁令若弁髦。明府因于昨日饬差前往拘拿，时适座客皆满，妇女见而惊逃，坠珥遗簪，纷纷不一。局差等当将堂倌甲乙丙三名，一并拘获解回局，明府谕饬看管候讯。又以姚既为经手，岂可逍遥事外，爰饬局差复往提案管押。四铺地甲陆桂即长春，胆敢得规包比，即饬传案枷号二十天，发邑庙示众，一面饬差捕提茶楼主王兰亭到局候讯。(20)
降至清王朝亡国前的5年，这些限制并无放松的迹象。《申报》1906年9月17日载苏州《饬禁淫词小说》：“商会各绅董公禀苏抚请禁弹唱淫词小说，业由孙太守札饬三首县，严行查禁矣”。同年11月3日载上海县《密查弹唱淫书》：“邑庙豫园第一楼、船舫得月楼、春风得意楼、群玉楼均有弹唱《倭袍》、《玉蜻蜓》、《三笑》、《双珠凤》等违禁之书，事为县宪访闻，已派人密为查究矣。”
清政府为渊驱鱼的做法，把评弹的中心从苏州驱到了上海租界。而租界因属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收容了被驱逐出苏州（包括上海华界）的女弹词。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书场之小掌故》中梳理了由书寓女弹词到妓女弹词的发展线索：“弹词源于李龟年，说书始于柳敬亭，最后姑苏琴川有女弹词。女说书出现，易须眉为巾帼，人悉呼之曰‘女先生’，盖沿《红楼梦》说部中‘女先儿’之称，而以‘生’字易‘儿’字耳。此辈女郎所居，谓之‘书寓’，所以别夫长三等之妓院也。除每日登场弹唱，任人入座倾听外，若就其寓中或召赴他处，则谓之曰‘堂唱’。数十年来，弹词、说书都成《广陵散》，而一般妓女，名挟琵琶登场，竞唱二簧调、梆子腔，每人一二出，绝无所谓书词，乃亦直呼为‘女先生’，且称其所居为‘书寓’。”(21) 从19世纪中叶到末叶，书寓女弹词在上海极其兴盛。清季妓女弹词取而代之。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女性的觉醒，职业女弹词的队伍形成。(22) 1929年起男女双档的形式开始出现，在苏州等地演出。1934年，吴县当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男女档在当地演出。1935年，男女档艺人成立普余社，该社主要成员进入上海演出。男女双档刚柔相济，极大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更受市民的欢迎。租界所特有的宽容和自由，容纳了评弹中心向上海的转移。
租界为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申报的报导和广告可知，1910年前后苏州光裕社的男性评弹也大举进入租界淘金。书场业极为兴盛，“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23)，各种新气象层出不穷：
一、男女共坐一书场听书。1912年12月11日至14日《申报》连续刊登《楼外楼广告》：“特请姑苏名家吴西庚、叶声扬、吴祥和、吴瑞和，本楼自开幕以来，蒙中外伟人、富商巨贾，及闺阁名媛联袂偕来，莫不同声赞赏。本楼益加奋勉，精益求精，特聘姑苏名家，每晚八时起十一时止，演说古今全传，不另加资，以酬惠顾。诸君之雅意，堂倌小帐，不取分文，如有需索，请告明帐房，立即斥退，特此布告。楼外楼谨启”。
二、男女评弹艺人同台献艺。《申报》1916年10月7日广告：“‘天外天’，本公司增广游艺，特聘吴西庚、沈莲舫、朱兰庵、菊庵等弹词，并也是娥说书。”10月12日广告：“‘绣云天’开幕广告，男女说书。”
三、用苏州话做广告，足见占移民75％的江南人在租界的人气，以及评弹市场之大。1920年7月22日至25日《申报》广告：“‘新世界’。新世界请到弹词界第一小辈英雄吴玉荪，一位大发松格朋友来哉。（日档）描金凤，（夜档）玉蜻蜓。吴玉荪格书，眼下红得生生活辣化，无论先生们，娘娘笃，实头欢喜听。俪格书，因为俚喉咙又好，说法又好，爆头又多，血头又多，上子台，拼命格说，巴结听客，实头一等哉。俚格红，倒勿是碰额角头格红，倒是靠真本事格红。说点书，人人听得懂，而且大家勿行勿笑格。现在好容易到倪新世界来哉，六月初十起，日夜登台，各位请来听听罢。”
四、各游乐场纷纷推出融入海派文化要素的弹词歌剧。自1921年12月1日起到次年年中，《申报》连续刊登“笑舞台”广告，推出《描金凤》、《玉连环》、《新落金扇》、《法华庵》、《玉夔龙》、《文武香球》、《珍珠塔》等弹词新剧。《描金凤》的广告语称：“说书界中有一部大名鼎鼎之弹词戏曰描金凤，是善说者，大堪使众多数听客日日着迷，非听不可，何以故此书多关子。故今笑舞台，因近来观客非常之欢迎弹词戏，所以延聘名手，重编此剧。剧中如徐蕙兰之冤钱笃笤之滑稽，既可令人为古人落泪，又可令人笑不可抑，爱观弹词戏者其来乎。”1926年大世界雅儒集苏州弹词歌剧日夜开张。新新屋顶花园光裕社弹词歌剧，聘马筱春、张云青、王似泉等日演《白蛇传》，夜演《李六文俊》。先施乐园“新聘光裕社，特请姑苏最优等名家朱钰良、朱钰康、刘宝美、徐少琴、潘雪安、马筱春、姚幼梅、周品泉、徐菊林，化装弹词歌剧，日夜登台”。票房价值无形的手，拉动着评弹的趋新。
五、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申报》1926年3月29日刊登应鹏《弹词与大鼓》札记之一，从“友人徐蔚南君曾谈起‘现在的所谓游艺，其价值应该重新估定’谈起，介绍了吴宓《希腊文学史》一文，提出荷马史诗与弹词最为相近的论断：“据上所言，荷马的史诗，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是民众文学的结晶。不过我们中国的所谓缙绅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拿《伊里亚特》《奥特赛》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发生进一步的了解”。还有一些知识精英撰文充分肯定了评弹的社会功能，《申报》1925年4月16日载吴守拙《提倡改良说书之我见》，“闻托业于说书者，苏人居其多数。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中，有七八百人，在各埠茶坊及游戏场等处，开演弹词平话，由来已久矣。……倘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诸君，竭力提倡整顿改良，将来风俗之善良，社会之进步，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予不禁拭目以待之。”5月4日又刊登陈叔平《改良说书我见》一文，认为：“说书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可引人入胜，实系民众文学之一种，茍能利用之以针砭末俗，匡正人心，其效力之伟大，远非寻常演说所能望其项背。”此等舆论使上海市民认定评弹为高雅艺术。“据云上海人之心理已渐转移，以游戏场非高尚消遣之所，故喜附庸风雅，以听书为最幽雅时髦之事也。”(24)。
六、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各游乐场以高额报酬吸引男女评弹名家、响档到上海献艺。当时大世界的茶厅书场、新世界的雅聚厅书场被称为“神仙书场”，采取包银制度，艺人的收入与书场经营的好坏无关，并签订长期合同，动辄一年半载。楼外楼、天外天屋顶花园、云外楼屋顶花园等也纷纷效尤。苏州评弹艺人开始“居上海”。此后饭店、旅馆、舞厅等附设书场大量兴起，比较有名的有东方书场、静园书场、仙乐书场、沧州书场等，他们都是花式书场，由四档或五档书越档演出。1931年6月23日《申报》载擎南《说书闲话》云：“十年以来，一般略具寸长之苏道说书人员，麕集沪埠，恋恋不去，非特苏之松太常，浙之嘉湖境属各乡镇，无说唱兼工之名家莅临，即光裕社产生地之苏州城内外各书场，亦都滥竽充数。”评话艺人唐耿良曾经回忆：上海响档是上个世纪20至60年代评弹界最高层次的响档，“我说书十年，在苏州以及江浙码头也有了名气，可以称为码头响档，但这只是低层次的响档。我的奋斗目标是争取成为上海响档。因为上海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戏曲的名角，说书的响档都云集上海。一个说书人只有在上海的书场受到听众欢迎，走红了，才能称为上海响档，他到码头上去，人家会说他是‘上海先生’，从而号召力倍增。”（第38页）他本人就是上海40年代的“七煞档”、50年代的“四响档”之一。
综合上述六点，可以断定从太平天国战争起到20世纪20年代，评弹的中心已逐渐由苏州转移到上海，其标志就是光裕社上海分社的建立。1924年，经常在上海演出的光裕社成员成立光裕社上海分社，由光裕社副社长朱耀庭担任上海分社首任会长。据《申报》是年8月24日载，社员“已经有200余名矣”（一说社员共50多人）(25)。光裕社上海分社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提高了评弹艺人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如《申报》1933年5月26日载《东方书场会串书戏》云：“说书界中人，年来颇知热心公益及爱国，如前岁之水在赈款，去岁一二八之捐款，均有会书筹款之举，月之二十七、八、九，三日复有光裕社旅沪全体社员，在东方书场会串书戏《白蛇传》，以助航空救国之盛举。”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这一移民城市的多元地方戏曲文化中，评弹的受众始终占第一位。
三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时，正值电台广播在上海兴起。借助国际大都市的位势，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评弹进一步扩大传播圈。1924年，开洛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电台开始办评弹节目。《申报》1933年11月4日载微言之《聆余漫谈·国内播音界之现状》云：“十三年夏，开洛公司成立，先造一百瓦特的播音室，后增加电力至二百五十瓦特。此为上海有正式播音台之始。……有人批评上海各电台的播音节目，只有十个字，叫做：‘有电皆广告，无台不说书。’这话虽觉言之过甚，但是多数的电台，却是这样的情形。……一到下午，说书节目，便陆续开始。待到晚上，听到的不是唐大爷和秋香，便是樊家树和沈凤喜。说书先生一面叮叮咚咚的弹着三弦，一面逼紧着喉咙唱着词句，这时上海差不多要变成说书世界了。”到了30年代，上海已有20多家电台播送评弹节目，“每天评弹节目各电台加起来有103档，每档40分钟，总数是4120分钟，相当于一个电台24小时连续广播三天的时间”(26)。在电台播放最多的是弹词开篇，“自从无线电流行，家家户户，整天价丁丁当当，只听见那弦索之声；说书先生们总算拜着物质文明之赐，做了好一响的好买卖，附属品的开篇，也就跟着时髦起来”(27)。有一则无线电台开篇描述了评弹与上海社会生活的关系：“无线电台最是奇。发音一室各方知。春江一地千千万。只算得户户家家有电机。广告随时能播送。胜如报纸逐家递。所以是公司商号吹嘘法。假座电台唱弹词。弄得来说书先生忙碌碌。这歇东来晚歇西。有的是播送新书资号召。有的是仍然唱老书。有的是嗓子响。有的是喉咙低。唱唱弹弹带滑稽。齐东野语原无考。佳人才子使人迷。有的人却要新书唱。请人编辑古传奇。于是文人也要心思用。洋烟连吸把神提。这都是新奇事业也投机。”(28) 30年代的《申报》和上海各家报纸都有大量篇幅刊登评弹节目广告。这些广告往往又与商业广告结合起来，如《申报》1933年7月5日的《汪裕泰茶号播音》：“上海汪裕泰茶号，为酬答惠顾诸君盛意起见，特请朱、赵假座明远电台，每晚六时至七时，播送《玉连环》，今因便利无线电听众起见，特登本报本埠新闻中特别广告一则，可由听众随意选择节目，时间、艺员，填入广告剪下，请寄上海福煦路197号，惟本月二十日截至投标，由朱、赵二位宣布揭晓后，多数为决定，准于下月一日起假座明远电台播送。”又如7月16日的《播音台中之明星节目》：“明星花露香水，为四马路中西大药房著名出品，以其香味优雅，效力伟大，为夏令家居旅行必备之香品，该药房为酬答惠顾仕女起见，特于广播电台，自今日起，播送名作家陈大悲得意杰作《小金刚钻》，并吴筱舫、吴莲舫《白蛇传》。原有明星花露香水节目，沈勤安之《双珠球》，仍照常播送。”可见听评弹已成为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使评弹借助电台以强劲的势头笼罩了上海都市的空间，并传播至“南抵嘉兴，北达武进”这一明清以来的评弹文化圈之外。
30年代评弹在其发展的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了苏锡常嘉湖的边界，其影响北达南京，南抵宁波。《铁报》1936年5月24日载《三徐入京——接醉疑仙的缺》，就披露了新设南京书场的热闹情景：“南京杨公井吴园，是首都仅有的苏派书场，据说生意之盛，不在凤鸣阁之下。上月他们请了醉疑仙、醉霓裳赴京弹唱，听众益形拥挤。醉剪书后，现在又请去了徐雪行、雪人、雪月三个档的《三笑》。徐等近来在上海唱得很红，叫座力并不在醉家姊妹之下，所以此去很多着光明前途。醉疑仙在吴园弹唱的时候，因为生意太好之故，场址陈旧，不胜重压，被警局出面干涉，被准售茶一百壶，逾此受罚。该园受此限制乃亟思迁地为良，现已在户部街六十二号觅辟新场子，地位视前广一倍，建筑也较新颖，座位用具完全改良。这次三徐前去，就在户部街新址中作处子弹唱。”但要指出的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评弹都市文化圈是成片的，而官语区的南京和同属吴语区的宁波，只是点状分布，其存在主要是依赖于“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吴语核心区移民。
四
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评弹艺人开始组织化，纷纷加入集体或国营剧团，评弹的传承也由师徒关系改变为学校或学馆，评弹进入第二次高潮。“五十年代，巅峰时期上海每天有3万多人现场听评弹，最多时有8000多人排队等待买票。”(29) 借助政治或组织力量，评弹的传播力进一步增强，从而越出上海都市评弹文化圈的边界，到达远离吴语区的地方，甚至抵达域外。
但是，新时代评弹的空间传播仍呈点状发散，其类型有二。一是以外发为主的，其受众并非吴语区移民。如1952年评弹走出国门来到朝鲜战场，当时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有3位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的文工团。据唐耿良的回忆录说：“未料文工团正在集合之时，传来一个信息，评弹是用苏州话说表的，部队中北方人居多。苏州话听不懂。这个节目要撤下来。我闻信立即向领导表明，说白我们改用普通话，唱词可以打幻灯字幕。完全可以让战士听得懂。领导同意了我的设想，我们三个人马上改换用国语排练。”（第92－93页）评弹的传播在超越吴语核心区边界后，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所以在朝鲜的演出只能用国语，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评弹的特色。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1998年1月唐耿良受邀参加由中国曲协主办的中国评书评话名家展演之际，他用国语表演了《三国·张飞闯辕门》。“节目演完，中宣部长丁关根、文联主席周巍峙等上台慰问演员，丁部长和我握手，问我：‘为啥勿说苏州话？’我说：‘怕北京人听不懂。’丁说：‘味道呒不哉。’我想我一说苏州话，一千多人像听‘阿根廷话’，听不懂啰唣起来，那才没有味道呢！”（第348页）在最兴盛的时期，评弹团体和书场也曾在边界之外的吴语区安营扎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到绍兴，七八十年代发展到宁波、金华，同时还向非吴语地区扩展。1960年，南京成立了江苏省曲艺团，书场也增多了。“文革”前，苏北“除启东、海门早有书场外，扬州也有过苏州评弹的书场”（第277页）。但是，除了江苏省曲艺团之外（因南京大码头，有大量吴语核心区的移民），大都未能坚持住。
二是内生型的，受众是吴语核心区的移民，他们对评弹的欣赏以“异乡客”的文化记忆为目的。1949年以后，大量地支内或工厂内迁的上海人，也带动了评弹走出吴语区。如“1961年（上海）评弹团去中南等地巡回演出，在长沙、南宁、桂林等大城市演出时，听众大多是由上海内迁支援当地工业发展的人，苏州话都能听懂，演出效果也好”（第132页）。改革开放之后，国力强盛，评弹在域外的传播力大大增强。上海与苏州的评弹艺人去过日本、新加坡、越南等近邻，也远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但大多没有当地评弹票房的呼应，而缺乏后续性。
比较起来，评弹在纽约的传播是最成功的。改革开放后，众多的江南新移民来到美国，与江南老移民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着重建文化记忆符号的强烈需求。当移民中的专业评弹艺人、票友与江南地域性组织相结合，建立起长设的票房后，评弹在移居地的传播就会有强大的后续性。评弹在纽约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上海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商人郑士英。郑士英高中就读于上海比乐中学，是校评弹小组的骨干，1980年赴美国谋生，仍不减热爱评弹之初衷，是位能编演弹唱的票友。1997年12月26日感恩节，美国上海联谊会邀请上海评弹艺人杨振言、旅居美国的侯小莉和票友们共同演出。次日，《世界日报》以《纽约上海人谈笑饮茶欣赏评弹——上海联谊会办活动会中演唱多首家喻户晓家乡调子》为题作了报导：“感恩节的长周末，纽约的上海人另有一种庆祝节日的方式。美国上海联谊会昨举办了一场上海评弹演唱会，观众们在饮茶和谈笑中欣赏家乡的评弹艺术。上海评弹是大上海地区传统的民间曲艺，也成了旅居纽约的上海籍人士每年庆祝感恩节的一个娱乐形式。观众们围着桌子，一边品尝花生和桔子等小食，一边不时随着评弹表演者吟唱评弹小调，也不时为精彩片段大声喝彩。曾在大陆上海评弹团专职演唱评弹的资深演员杨振言，昨天趁在纽约访问期间特别应邀参加演唱会。”《宝玉夜探》一段评弹，“勾起观众对家乡传统戏曲的记忆，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在原苏州电视台主持人钟志平的主持下，评弹演员热烈登场。上海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郑士英演唱了战长沙，又在观众强烈要求下演唱了他用英语编的一段评弹调。上海著名评弹演员侯莉君之女侯小莉昨天也演唱了侯调开篇，刘重元演唱莺莺操琴，陈德兴的呆大照镜等，都是上海和苏州一带家喻户晓的评弹调子。演奏会之后，主办单位还公开邀请上海评弹著名演员陈希安明年到纽约演唱”。同一天的《侨报》纽约社区新闻也以《华埠举办评弹欣赏聚餐会，旅美名家呈献各派琵琶艺》为题作了报导：“‘吴侬软语唱不断，半巷尽是琵琶声’。来自大纽约地区的数十位旅美苏州评弹艺术家和评弹票友及爱好者们欢聚一堂，以一场精彩的书唱会让久违的家乡父老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温了苏州评弹这一‘中国最美的声音’。”“美国上海总商会理事尹述平表示，十分难得能在异国他乡听到这样高水平的评弹演唱，整场演出他完全陶醉在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之中。他说，随着新移民的不断拥入，评弹在海外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听众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他希望旅居海外的评弹名家能够继续推陈出新，经常举办这类的演唱会，以解游子的乡愁。”这两段报导告诉我们，纽约重构的书场场景，解了游子们的乡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郑士英首创的英语开篇，歌颂了上海人在美国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对于凝聚旅美上海人的人心起了很好起的作用。开篇用英语吟唱，也扩大了评弹在移居国的影响。1997年12月28日，《世界日报》纽约华人新闻刊载《上海联谊会评弹表演迎新年，会中宣布成立纽约国家评弹票房》云：“候任理事长阮国芳则当场宣布旅居纽约的评弹爱好者，决定成立纽约国家评弹票房。杨振言、张振华和荘凤珠等对于该评弹爱好者组织的成立表示祝贺。”此刻纽约已成为评弹的常设码头之一。评弹在域外的传播，对身处纽约的江南人来说意义颇大。海外华人由于远离故土，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成为不在场者，而借助于评弹演出可使文化缺席者重新成为与本土文化保持联系的在场者。
建立评弹票房是使评弹码头长态化的举措。据郑士英先生向笔者提供的资料，上海联谊会纽约国际评弹票房由海外艺术顾问杨振言、余红仙、张振华、庄凤珠，北美艺术顾问唐耿良、蒋云仙、尹继芳，艺术指导李燕燕、侯小莉、华梦、赵菱菱、俞震飞、王瑾、刘敏，名誉主席耿英浦（美国上海联谊会会长），艺术总监夏镇华，总干事郑士英，副总干事陈德兴，以及干事若干人组成。其中海外艺术顾问与北美艺术顾问中，除了尹继芳是原苏州昆剧团的小生演员之外，其他都是大陆和旅居海外的评弹专业演员。尹继芳是蒋月泉的外甥女，与评弹艺术也颇有渊源。艺术总监与总干事、副总干事都是票友。夏镇华年已七旬，能弹琵琶弦子，唱徐调。陈德兴，是胡庆余堂小开，曾拜张鉴庭为师。纽约评弹国际票房等民间组织是由一群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自发组建的，并与上海评弹国际票房建立了姐妹关系，在他们的联络下，每年都会有江南的评弹艺术家到纽约跑码头。我们列举纽约评弹国际票房的活动如下，就中一窥评弹场景对于江南人的特殊意义：
1998年1月12日，《明报》载《交流迎春演唱会华埠举行，上海评弹表演观众笑声不绝》，其中写道：“此次演出是由中国文化艺术协会主办，美国上海联谊会与海外电视公司协办，特别邀请到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杨振言、张振华、荘凤珠等人来美演出”。“吸引了四五百名来自北美各地和纽约的观众。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唱作俱佳、台下的观众笑声不绝，精彩的表演令人回味无穷”。“美国上海联谊会会长耿英浦表示，演出之前他原本担心观众人数会有所不足，但意料之外的反应非常好，‘想不到有这么多人来看’。美国海外电视公司总裁罗中郎也提到，甚至有观众三天前就由外地来纽约买票，‘正宗的上海评弹，在美国已经有三十年没有看到了’他说。”
2002年的父亲节，美国上海联谊会举办评弹演唱会以示庆祝。“特别邀来了刘敏、王瑾及其他演员为会员演出。虽然演唱会场不大，却吸引了近百名评弹爱好者欣赏，中领馆副总领事屈生武及侨务组长王海涛都出席，一时把会场变成了热闹的小上海。”(30)
2002年7月28日，蒋云仙再度来纽约开码头，次日《世界日报》报导：“将会场设计成一个小型书场，令海外的侨胞在一个舒适、亲切的环境下重温上海书场的乡韵。”(31)
2005年5月22日，举办纪念陈云百岁诞辰评弹演唱会。“中领馆曠伟霖总领事、傅伟娜领事、中国银行华埠分行经理李根宝与苏焕光、郑时甘、林华添等多位侨团领袖以及江浙乡亲九十多人出席欣赏评弹艺术。”(32)
2006年5月23日晚，江浙沪侨团设宴欢迎苏州评弹访团。晚宴由上海联谊会、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乡会共同主办，来美的金丽声、盛小云和施斌获侨团颁发“美国白玉兰杰出艺术成就奖”。“到访演员的即兴演出令听众陶醉，顿解乡愁。”(33)“上海总商会主席方关君首先祝该团的表演成功，他说评弹与昆曲都是江南的民间艺术，在多节日的岁月里，国宝级的评弹艺术家来美国演出，缓解了侨胞对家乡的思念。”(34)
像纽约这样的内生型评弹码头，正在逐年增加，如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等。这是新时代上海评弹都市圈域外传播的新特色。
结语
“文革”对评弹艺术摧残之烈是难以估量的，这场浩劫几乎使评弹观众断层。本来对于苏州、上海和吴语核心区的居民来说，听评弹是一种生活方式，像郑士英这样的评弹爱好者在中小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十年动乱使整整一代人不知评弹为何物？“文革”结束后，有一个短暂的评弹黄金期，久违的评弹让老听众如痴如醉。但当老听众逐渐年迈，新听众却接不上来，评弹成了老人的专利，“现在苏州和上海等地，花上几块钱进书场，沏上一杯清茶，看评弹表演，仍是一些老年人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35)。评弹票价的低落，又使年轻的说书人难以安心。听众的老龄化使评弹的中心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淡化。从书场和艺人的数量来看，评弹的中心正在回归苏州。敬业的说书人一个个老去，2009年4月21日评话艺术家唐耿良逝世，著名学者邹逸麟先生感叹道：“响档的时代结束了。”评弹虽还不至于沦落到“礼失求诸野”的地步，但是中心区的冷落和江南移民集中地的热闹，多少证明了评弹作为文化记忆符号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再来看相邻的香港和台湾。1949年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江南人顿生浓郁的思乡情结，评弹在境外的传播有了更大的空间。(36) 1962年，上海评弹团受命赴港演出，苏州城市文化记忆的符号在香港江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乡音慰相思，乡情暖人心。听众江南人居多，有的住在山上，要子女开车送下山，书场里都是讲苏州话和上海话，好像回到了江南，有人说‘听台上说书都是苏州话，听听就觉得惬意’”（第62、115、123页）。此后，上海、苏州评弹团多次赴港演出。最初到台湾的访问演出则是1998年，据弹词艺人盛小云回忆：“1998年的3月，是50年来祖国大陆的苏州评弹在台湾的第一次公演。……整场演出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而且当我们谢幕的时候，那台下观众的掌声是我从艺20多年来最热烈、也是最长久的一次，真可谓经久不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儿子的搀扶下走上台来，只见她满面热泪——原来她是苏州人！离开家乡已经整整50年了，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乡音了，没想到有生之年能在台北听到这样纯正的苏州评弹。”(37)
大陆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远离江南的北京，一批热爱评弹的移民于2006年8月20日成立了北京评弹之友联谊会，现有已经有会员近百人。三年来联谊会基本上每月聚会一次，有时根据需要半个月活动一次。(38) 联谊会成员不断下江南学习取经，加强与本土的联系。这种内生型的境内、境外点状分布的评弹文化记忆符号，反过来对包括上海、苏州在内的江南本土评弹艺术发送热量，呼唤着评弹艺术的复苏。
评弹的空间传播与时代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考察明清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07JJD77011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的变迁》（SJ0703）的资助。
注释：
① 参见拙著《明清以来苏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从苏州碑刻的分类说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拙著《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听书随笔》，《生报》1939年2月21日。
④ 香客：《评话、弹词小序》，《苏州日报》1948年12月11日。
⑤ 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版。
⑥ 唐耿良：《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页。以下凡出自本书者，不另注，仅在引文后标明页码。
⑦ 忆琴：《记潘慧寅、汝美玲夫妇双档》，《上海书坛》1949年12月14日。
⑧ 《福山镇志》，东南大学1992年版。
⑨ 《震泽镇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 一叶楼主：《叶叟谈艺》，《书坛周讯》1948年10月13日。
(11) 《听书随笔》，《生报》1939年2月21日。
(12) 枫：《松陵书讯》，《弹词画报》第27期，1941年4月13日。
(13) 分别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之中国人数》，《东方杂志》第13卷第3号，1916年，第2页；徐国桢编《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5页。
(14) 何荫柟：《鉏月馆日记（稿本）》，《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353页。
(15) 《法界新设书场》，《申报》1876年4月8日。
(16)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卷2、卷3，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 马如飞：《马如飞手迹·禁风化》，《评弹艺术》第7集，第198－199页。
(18) 马如飞：《开卷得乐·马调》，转见周良：《苏州评弹旧闻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19) 马如飞：《南词必览·光裕公所改良章程》，转见周良：《苏州评弹旧闻钞》，第42页。
(20) 《整顿风俗》，《申报》1898年1月29日。
(21)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版，第47页。
(22) 有关晚清以来女弹词在沪上的发展演变，较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周巍：《晚清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3) 唐凤春口述材料，上海评弹团艺术档案第24卷第24件。
(24) 墨燕：《弹词在上海暴热》，《大光明》1930年2月12日。
(25) 参见《评弹文化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26) 《申报》1938年11月29日。
(27) 《申报》1934年10月20日。
(28) 《申报》1934年10月13日。
(30) 评弹艺人杨振言所述，见《华埠举办评弹欣赏聚餐会，旅美名家呈献各派琵琶艺》，美国《侨报》1997年12月27日。
(30) 《评弹曲艺演唱观众新鲜，美国上海联谊会庆父亲节邀名家刘敏纽约首演》，《世界日报》2002年6月17日。
(31) 《蒋云仙评弹会，如临上海书场——弹唱〈啼笑因缘〉，吴侬软语娓娓动听》，《世界日报》2002年7月29日。
(32) 《纪念陈云百岁诞辰，上海联谊会举办评弹演唱会》，《星岛日报》2005年5月22日。
(33) 《江浙沪侨团宴迎苏州评弹访团》，《世界日报》2006年5月24日。
(34) 《江浙沪侨宴评弹访美团》，《星岛日报》2006年5月24日。
(35) 《华埠举办评弹欣赏聚餐会，旅美名家呈献各派琵琶艺》，美国《侨报》1997年12月27日。
(36) 20世纪30年代香港开始有苏州评弹的演出，但只有难得的短期演出。
(37) 彤彤：《把最美的声音传下去：盛小云访谈录》，《姑苏晚报》2009年8月2日。
(38) 参见中国评弹网http://www.pingt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