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成功界定与测量前沿探析及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测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业活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但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能引领经济复苏，因而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裁员风波、组织扁平化、无边界职业生涯的兴起等导致大型组织内职业发展机会减少(Arthur等，2005)，自主创业成为日益重要且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之一(Lau等，2007)。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革的加剧，与过去的稳定职业生涯环境相比，我国正进入日益多变的职业生涯环境，可供选择的职业形式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全球创业观察组织(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2012年度全球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每100位年龄在18～64岁的成年人中就有13人参与创业活动。创业成功不仅对于创业者个人非常重要，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随着创业群体的日益壮大，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创业者的成功标准自然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 虽然所有创业者都期望创业成功，但是不同创业者对创业成功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创业者把企业上市或纯财务盈余当成创业的唯一目标及成功标准，有些则把营业额或者用户数达到一定标准视为创业成功的象征，有些甚至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质量赢得客户满意作为创业成功的关键衡量标准。例如，Reavley和Lituchy(2008)基于对加拿大、爱尔兰、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日本等国家的女性创业者的调查发现，部分女性创业者以利润来定义成功，其他创业者则用非财务因素来定义成功，如客户数量、员工数、企业经营年限或者她们的同事评价她们是成功的。那么，所有创业成功是否存在共通的元标准？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辩论和探究。鉴于创业成功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存在为创业而创业的现象，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对创业成功的界定和测量加以深度解析，以便加深对创业成功的认识，为加强创业管理和引导创业成功提供理论依据。 职业成功长期以来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和认可。但是，创业研究是一个新兴并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国内对创业成功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创业成功界定及标准衡量方面的研究尤为欠缺。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对如何评价创业成功、如何帮助创业者获得创业成功等问题进行了理论诠释和实证研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创业成功相关研究，有助于指导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 因此，本文聚焦于创业成功标准研究的最新进展，整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创业成功的内涵界定和标准测量进行系统梳理，试图从理论上为国内创业成功的深入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二、创业成功的内涵界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创业活动，研究者开始将职业研究焦点从普通员工转向创业者，并引发了对创业成功的高度关注。创业者创办企业和普通个体进入组织成为雇员一样，是职业选择的结果。但是，创业是在高度不确定情境下从事的职业活动，没有成熟的职业路径供其参考，没有成熟的组织可供创业者融入(Stumpf，1992)。因此，创业者通过创业来实现自身职业发展的过程有其特殊性(Dyer，1994；Rao，2011)。与普通职业相比，创业活动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创业行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因而创业与普通职业(包括管理者)之间的特征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具体如表1所示。Greenhaus等(2000)识别了创业不同于组织内员工传统职业的重要因素。例如，个人承担的失败风险大，对所创公司的承诺度高，工作结构化程度低，能够得到的组织支持比较少，工作难以预测及需要承担多样化的工作角色。Parasuraman等(1996)则认为，创业者是自己的老板，享受更多的自由，能够灵活地调整工作安排来满足家庭的需要；当然，创业成功也需要创业者压缩承担家庭责任的有效时间，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业活动中。对于普通职业而言，员工在组织内有明确清晰的升迁路径(Greenhaus等，2000)，但是与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业晋升不同，创业者从创业之初就处于其创建组织的最高职位，拥有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Parasuraman等，1996；Lau，2002)。总之，选择创业作为从事的职业既有积极的收获(如独立、自由度高、职业满意度高和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有消极的结果(如工作时间长、压力大、责任重、风险大、没有公司福利)，但是总体来说，积极收获远远大于消极结果(Alstete，2008)。
创业成功是职业成功概念在创业领域的发展和延伸，为我们理解创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创业成功与其他职业成功具有相似和重叠之处，然而创业与普通职业的差异决定了创业者和受雇于某一组织的雇员在职业成功内涵方面具有不同特质。部分学者对创业成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但认识与观点不尽相同。并且，研究者通常人为地将创业结果一分为二，视创业成功与创业失败为截然对立的两面，也有部分学者从创业失败的视角来反思创业成功的内涵。 (一)创业者成功与新创企业成功 创业者经常形象地将其所创企业描述成他们的孩子，这反映了创业者与所创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体现了创业者对所创企业的高度认同(Van Gelderen等，2005)。鉴于新创企业的资源和创业者个体资源是紧密相连的，有些学者简单地把创业定义为新企业的创建(Low等，1988；Shane，2000)。从而，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创业者创建了组织，而非创业者没有创建自己的组织(Gartner，1988)。因此，一部分学者基于对创业的狭义理解，认为掌控所创企业进程并使新企业正常运营是衡量个人创业成功的重要准则，甚至将新创企业成功等同于创业者的个人成功(Alsos等，1998；Davidsson和Honig，2003；Davidsson和Gordon，2009；Obschonka等，2011)。这种观点不仅强调了新创企业和创业者的不可割裂性，而且隐含着创业成功的结果论，即创业者经历创业之后的结果便是新创企业的成功(Arthur和Busenitz，2003)。 事实上，创业活动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主体，即作为创业活动主体的创业者和作为生产主体的新创企业。新创企业是创业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资源平台，是创业者实现职业成功的工具。创业者在资源平台建立过程中扮演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Brush等，2001)。并且，创业不仅是一个创业者实施创造的过程，更是一个创业者不断学习的过程。新创企业在创建、成长、壮大过程中由于其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创业者进行角色转换和胜任力更新，因而新创企业发展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创业者不断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大部分创业经验只有通过实践创业活动才能获得(Starr和Fondas，1992)。从而，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创业带来的后果，而非是否投入创业的原因(唐鹏程和朱方明，2009)。因此，创建新企业是个人创业经历的结果之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创业者的个人成功(Alsos等，1998；Davidsson和Honig，2003；Davidsson和Gordon，2009；Obschonka等，2011)。 基于以上分析，创业成功应该拓宽到创业者本身的成长变化来加以界定，它比新创企业成功更广泛，更能反映创业成功的真正内涵。从广义来说，创业成功可以被视为创业者基于自身价值观、目标的内在评价和衡量(Bailey，1988；Lipper，1988；Hitchin等，1999)，应当从是否实现创业者个人价值和个人目标来界定(Stoltz，1997；Eccles和Wigfield，2002)，并以创业者塑造自己的结果来衡量(Lipper，1988)。例如，Lau(2002)就综合了创业者和职业成功的内涵，将创业成功定义为：那些从事自我导向的主动行为的雇主、自我雇用的人员和任何个体，在整个创业职业生涯的经历中所积累的积极的成就、学识和结果。Lau对创业成功的界定更能凸显创业成功的本质，他强调创业成功属于状态性的结果变量，是创业者在创业历程不同时点上成长的累积。鉴于创业者作为贯穿于创业过程的主体，创业成功也应强调创业者在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真实体验(lived experience)。并且，创业过程本身就是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包括绩效结果(目标成就)、个人成长结果(技能开发)和情感评估结果(满意度)(Gelderen等，2005)。具体来说，创业者把深层次的个人意义(personal meaning，即创业者从个人独特的创业体验中获得的意义)也视为创业成功的重要内容(Bann，2009)。此外，从动态观点来看，创业成功是创业成长的累积，包括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形成和成长(即成长的微观基础)、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的成长(Wright和Stigliani，2013)。 (二)新创企业失败与创业失败 与创业的狭义定义相对应，部分学者片面地将新创企业失败等同于创业失败。Watson等(1998)和Dafna(2008)甚至把创业成功等同于继续交易，创业失败则等价于停止交易。Van Praag(2005)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创业失败，即创业者没有达到利用劳动力把其所创企业变成获利的组织，或者创办的企业在创业的第一阶段就没有持续生存或者已经破产。如果创业者由于所创企业倒闭、清算或破产，或者创业者由于没有达到期望而关闭或卖掉所创企业，就被视为创业失败(McGrath，1999；Liao等，2008)。 虽然新创企业失败经常导致创业者的创业生涯终结，但是新创企业失败并不意味着创业失败(Headd，2003；McKenzie和Sud，2007)。大多数创业者注重创业过程中的体验，而非创业活动的最终结果。因此，创业者可能实施有计划的创业退出策略，包括关闭没有负债的企业，卖掉能够自负盈亏的企业，或者退休(Headd，2003；Amaral等，2007；De Tienne，2010)。 创业失败作为创业过程中的重要部分，经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社会创业者来说，其创业失败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损害了个人在当地的可信度和声誉(Shaw和Carter，2007)。其实，创业失败(退出)是持续创业过程中的短暂发展阶段，能够作为学习和改善自我意识的重要来源(Politis和Gabrielsson，2009)。尤其是随着惯性创业者(包括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的出现，新创企业和创业者是可以分割开来的。在经历所创企业失败后，连续创业者(sequential entrepreneur)仍然比较乐观，随时准备再次投入创业活动(Ucbasaran等，2010)。同时创办几家企业的组合创业者(portfolio entrepreneur)可能同时拥有破产结束和例外成功两种不同的创业结果。对于组合创业者，部分学者提出需要采用失败企业数占创办企业总数的百分比来评判创业是否失败(Ucbasaran等，2009；Ucbasaran等，2010)。因此，新创企业失败并不等同于创业失败，二者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差异之处。 三、创业成功标准的不同维度 创业成功作为一个评价性的多维概念(Combs等，2005)，其标准究竟是什么？这自然引起许多学者的重点关注。创业成功标准是衡量创业成功与否的指标，是创业成功定义的操作化形式。由于创业与普通职业之间的差异，创业成功标准与普通职业成功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Parasuraman等，1996)。关于创业成功可操作化的评价标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创业经济回报、创业者心理成功、社会影响力三个元维度来展开，揭示了多元化的创业成功标准。 (一)创业经济回报 创业成功与个人在组织中的晋升不同，创业者从开始就处于其创建组织的最高职位，因此晋升就难以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指标(Lau等，2007)。当然，与普通职业成功相同，对于创业成功的衡量同样离不开其物质和个人的成就。衡量创业成功首当其冲就是对其个人外在报酬的衡量(Newby等，2012)。创业者是他们自己的老板，拥有和运营着企业，比其他普通员工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能够灵活地调节他们的工作时间，因而对创业者的评判不应该拘泥于平时的工作表现，而是更强调工作的结果(Parasuraman等，1996)。并且，所创企业是创业者本身的一个延伸，从而创业者将他们自己创办企业的成功作为职业成功的重要指标(Parasuraman等，1996；Lau等，2007)。Sleuwaegen和Goedhuys(1998)认为，创业者的创业成功应该以创办企业的绩效来衡量。Emeric(1998)进一步认为，创业者职业成功的测量标准就是其获得的经济收入和所创办企业是否成功。因此，衡量新创企业的大量客观指标都被纳入创业者职业成功的标准(Lau等，2007)。 对新创企业成功的评价包括收入增长、市场份额、边际利润、股东财富、分红回报、雇用员工数、员工流失率等(Cornwall和Naughton，2003)。部分学者将新创企业的收入增长和利润等视为创业成功的标准。例如，Djankov、Qian和Roland(2008)采用销售收入增长来测量创业者成功，Baghai等(1999)直接将创业者的成功等同于创业企业的盈利。Adams和Sykes(2003)通过对南美洲创业者的职业成功开展调查，发现南美洲创业者强调企业利润甚于其他标准。部分学者则以新创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指标作为创业成功的标准。例如，Foley(2003)对澳大利亚的创业企业主进行访谈，这些企业主认为对他们来说职业的成功就是企业的可持续经营。Caliendo和Kritikos(2008)把新创企业的成长界定为总雇员数的增长，采用员工数量来评价新创企业发展。Ciavarella等(2004)则采用两种方法来测量新创企业的成功。其中，一种方法是新创企业是否超过新创企业生命周期的创办和成熟阶段——例如至少8年(Biggadike，1979)，新创企业若在8年内关闭，则为0；若超过8年持续生存则为1，表示创业成功。另外一种方法是新创企业持续生存的年数，最大可达23年。部分研究甚至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测量创业成功(曹之然，2011)。Cooper等(1994)采用红利或分红，即从创办企业中提取的现金流来评价创业成功。Cornwall(1998)提出，测量创业者对经济和社区发展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Sapienza和Grimm(1997)则通过评估客户和员工的满意度来测量新创企业的成功。 虽然新创企业成功与创业者成功紧密相关，对于创业者个人成就的判断应当以创业企业的绩效和长久发展为基础，但是仅仅将新创企业绩效作为创业成功的衡量标准，将创业者个人成功与创业企业成功互相替代，并不能准确地评价创业者的成功。它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创业者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是自己却感受不到所谓创业成功带来的快乐。 (二)创业者心理成功 创业动机作为鼓励和引导个体为实现创业成功而行动的内在力量，可以被视为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来寻求的目标(Robichaud，2001)，因而部分学者提出，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的初始动机的实现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创业者创业结果的判断准则之一。Feldman和Bolino(2000)主张从最初选择创业职业的动机来考虑其成功的标准，将有没有实现其最初的创业动机作为识别成功与不成功的标准。Eccles和Wigfield(2002)则认为，创业成功应该以是否实现了创业者个人价值和个人目标作为标准。在创业者的众多动机中，个人满意度是让其开始创业并且继续从事创业活动的关键动机，其次才是财富回报(Newby等，2003)。虽然财务标准通常被认为是测量新创企业成功非常好的标准之一，但是许多创业者是基于生活方式或个人因素激发而创办企业的。Walker和Brown(2004)以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390名小企业主作为调查对象，发现财务标准和非财务的生活方式标准都被用来判断是否成功，但后者尤其重要，即个人满意和成就、职业自豪感、灵活的生活方式都比财富创造更重要。Gorgievski等(2011)将2000-2010年间文献中关于创业者个人成功标准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后发现：个人满意度排在首要位置。创业者的个人主观满意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创业者对自己的个人目标不满意，在所创企业盈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停止创业、关闭企业，终止其创业职业生涯(Gorgievski等，2011)。 对于创业者心理成功的衡量指标，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创业者个人满意度、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才能的充分发挥、持续创业意愿等。拥有一个企业的满足感是创业者与普通员工相比更强烈的主观满意因素(Parasuraman等，1996)，因此，创业满意度、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应当作为创业者的创业生涯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之一(Reijonen和Komppula，2007)。工作与家庭的相互适应和协调在创业者职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Carr，1996)。因此，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影响着创业者的内在报酬，也应当作为衡量创业者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Newby等，2012)。此外，Lipper(1988)认为，判断创业者是否成功取决于创业者如何塑造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塑造完善自己的结果如何。对那些选择创业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来发挥其创造性、更好地运用其才华的人来说，技能和才华的充分发挥是判断其成功与否的一项合适的标准(Feldman和Bolino，2000)。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继续从事创业的意愿应当作为主观职业成功的组成部分(Wilk等，1995；Feldman和Bolino，2000)。Stoltz(1997)和Smith(1997)提出判断创业者是否成功要看其如何回应逆境、是否放弃目标、是否继续追求创业事业。Martin和Palakshappa(2003)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发现，评价创业者是否成功要看其“激情”是否继续保持，这种“激情”是用来识别梦想、排除任何障碍、继续坚持梦想的一种状态(Ungerleider，1995；Stoltz，1997)。 (三)社会影响力 创业成功与普通职业成功的最大差异在于，创业成功的评判不应仅限于个人、企业的层面，而应该将其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去考量。为此，部分学者引入社会影响力来评估创业者的创业结果(Bennett和Dann，2000；Paige和Littrell，2002；Adams和Sykes，2003；Littunen和Tohmo，2003)。Lee-Gosselin和Grise(1990)基于对加拿大魁北克400名女性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和其中75名女性创业者的深入访谈发现，大部分人选择和看重企业规模，并希望所做的一切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Lau等(2007)以中国创业者为调查对象研究创业成功的标准，在经济回报和心理成功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认可维度，提出物质职业成功、心理职业成功、社会职业成功的三维标准。其中，物质职业成功包括对创业者收入、成就的衡量，与客观职业成功相对应；心理职业成功包括对足够多收入的感知，对创业的满意，与主观职业成功对应；社会职业成功的标准则有社会认可、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后来，部分学者也赞成将顾客满意或得到公众认可纳入创业结果评判的指标体系(Reijonen和Komppula，2007；Gorgievski等，2011)。 社会影响力是一种社会评价，明显受制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强调创业成功标准中社会影响力的文献大多来自于东亚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质疑社会影响力是否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意义，因为不但没有一个案例说明创业成功应该采用地位和威望来衡量，创业者对个人成功的衡量都是基于个人的视角(Neumann，1975；Bailey，1988；Lipper，1988；Hitchin和Hitchin，1999)，而且社会中不同的人对创业成功的认可和评价可能各不相同(Jenster，1987；Martin和Palakshappa，2003)。因此，社会影响力是否应该纳入创业成功标准的内容维度，还有待进一步商榷，需要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大量实证研究进行对比论证。 总之，多数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创业者成功和新创企业成功评定标准的进一步细分和厘定。尤其是Gorgievski等(2011)梳理了过去十年与创业成功相关的文献，提炼出被频繁涉及的十个创业成功标准要素——盈利能力、企业成长、创新、公司持续经营、创业者个人满意度、对社会的回馈和贡献、企业利益相关者满意、创业和生活的平衡、公众认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有用性。这些内容维度不仅包括创业经济回报、创业者心理成功，也包括了创业社会影响力的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Gorgievski等(2011)通过主观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提炼出隐藏在这些标准之后的元维度——创业者个人成功维度和创业企业成功维度。其中，创业者个人成功维度(person-oriented)的前三个标准是个人满意度、利润、创业与生活的平衡，阐明创业者个人成功维度的两极是个人满意度和企业成长。由此可见，更多创业者追求的成功标准是个人满意度和所创企业成长之间的平衡。Paige和Littrell(2002)通过对美国东南部9个州从事工艺品零售的1000名创业者的调查也发现：创业者既用利润和成长等传统标准来评价成功，也用个人满意度和提升传统工艺水平的机会等因素来评价成功。 当然，不同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不同，从而创业成功的标准也可能存在差异。首先，不同性别可能对创业成功标准的认识存在差异。部分学者发现女性创业者与男性创业者在创业结果上有显著区别。例如，女性创业者创立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小于男性创业者，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效能感低于男性创业者(Hisrich和Brush 1984；Loscocco等，1991)；女性创业者所创企业的成长更为缓慢(Stevenson，1988)。因为女性创业者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更少时间投入工作，且工作经验和学历水平普遍低于男性创业者，比男性创业者更厌恶风险(Stevenson，1988；Watson，2003)。因此，男女创业者在成功的意义上存在差异，女性创业者更看重挑战、个人成长、平衡和关系，男性创业者更关注物质上的成功(Dyke和Murphy，2006)。其次，年龄差异也对创业成功标准的认识产生影响。不同年龄组的创业者在创业结果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Carr，1996)。Lussier(1995)发现年轻人的创业失败几率更高，主要原因在于年龄影响成就动机，继而影响创业成功(Acharya等，2007)。最后，文化环境也对创业成功标准的认识存在影响。文化环境塑造创业者个体的心理特征——内控点(Mueller和Thomas，2001；Mueller，2004)、创新性(Mueller和Thomas，2001)、风险偏好(Mueller，2004)和人格特征(Saffu，2003)，从而间接影响创业成功标准的认识。例如，在低权力距离和低地位差异的国家(in low-status countries)，创业成功的经历并不会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创业失败却主要带来负面影响(Bruton等，2005)。 四、创业成功的测量 由于创业者成功有别于新创企业成功，因此对创业者成功特别是初次创业者成功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创业者成功经常被作为因变量，自然离不开变量的测量。并且，创业成功的测量对识别目前和未来成功创业者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创业过程的理解和指导公共政策来提高创业成功率。此外，由于创业者和社会对创业成功标准的定义和具体评价会影响创业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创业活动的进程，因此有效测量创业成功程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对创业成功标准内容维度本身的争议，会直接影响到其测量方法的选择。学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分别采用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来测量创业成功，而测量指标或维度也存在差异。例如，对于创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大多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其他指标的测量则主要依赖于创业者及他人的主观评价。然而，学者们迄今还没有开发出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测量方法。 (一)客观测量法 创业企业绩效作为创业成功标准的评价维度之一，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学者们对创业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只依据财务指标测量新创企业绩效，也有些学者引入了非财务指标的测量，如表2所示。这些指标来自于创业企业的客观信息。客观数据能够对创业企业的绩效进行更准确的测量，然而，大多数创业企业为小企业，并不一定有良好的财务记录，通常也不愿意对访谈人透露真实的财务信息，且不同行业内创业企业的成长性具有很大的差异(Chandler和Hanks，1993；陈忠卫和郝喜黔，2008)。 因此，有学者利用收集二手数据的方法，如利用权威评价机构的信用排行来测量新创企业的状况。其中，曹之然(2011)采用报道收集法来测量创业者社会影响力维度，通过浏览流行媒体或主流媒体的信息寻找那些被给予特殊关注的创业者、创业企业或其产品服务。由于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学者采用相对比较的方法来替代。例如，Harada(2003)运用0/1方法来测量创业成功的获利能力、销售额和年收入三个指标，其中如果新创企业有盈余，则获利能力为1，否则为0；如果实际销售额大于创业者在创业之前期望的销售额，则销售额为1，否则为0；如果创业者的年收入大于创业前的年收入，则收入为1，否则为0。Zwan等(2011)采用创业进程的5个阶段来测量创业成功的程度，这5个阶段是：从未思考创办企业、思考如何创办企业、采取措施创办企业、经营企业少于3年、经营企业3年以上。
(二)主观测量法 创业经济回报的指标并不局限于用客观测量方法获得的有限信息，还有学者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来测量创业企业财务绩效的效度问题(Eccles和Wigfield，2002)，并且结果显示主观评价法对创业经济回报的测量具有较好的辨别效度(参见表3)。Venkatraman(1997)等阐明，主观测量法与客观测量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在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增长率方面。对于创业者心理成功和社会影响力，最主要的方法是运用问卷、访谈等形式对创业者的主观评价法，因为其多为个人的主观感受，可能难以被外部客观测量(Martin和Palakshappa，2003)。问卷中以测量的量表为主，通常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每一个标准都需要编制若干指标项目(参见表4、表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总体来说，对指标不加任何主观评判、进行完全量化的测量，非常难以实现。因此，虽然有学者认为主观测量方法可能会带来测量结果的含糊不清(Hart，1993；Besser，1999)，但目前的测量仍然以主观测量法为主。因为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创业者个人感知到的成功往往是经过跟自己选定的参照对象比较之后形成的评价，这种比较完全取决于创业者个人的主观意志。当然，主观测量方法除了创业者自己的主观评价外，还可以引入他人的评价(如公司的下属、合作者、竞争对手、媒体等)，这样可以减少创业者自己主观评价带来的偏差。 五、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创业成功进行了界定，初步识别了创业成功标准的内容维度，并设计了测量创业成功的方法。这些理论诠释和实证研究成果不但丰富了创业研究的内容，而且提供了创业成功的评判准则。但是，相关实证研究仅是把创业成功作为结果变量，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没有单独将创业成功作为专题来研究，在创业成功的界定和测量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关创业成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一)研究不足 虽然创业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对创业成功标准的专门研究却没有得到重视，相对滞后。尤其是与职业成功的研究成果相比，对创业成功的研究还不成熟，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创业成功的界定及其测量没有达成共识。创业成功是源于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职业成功，并与创业研究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构念。虽然目前国外对创业成功界定和测量的研究正不断深入，但是仍缺乏权威的界定与测量工具。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缺乏，几乎未对创业成功进行过系统论述，更没有开发出专门的测量工具。 其次，创业成功的三元标准论有待实证研究加以佐证。无论是从感性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角度看，“成功”似乎都是难以量化的抽象概念。虽然有少数学者开发出了创业经济回报、创业者心理成功、社会影响力的三元论体系，但是，三元标准论并没有区分创业者个人成功与新创企业成功之间的评价差异，需要以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进行佐证和修正；尤其是创业成功标准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三元标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还有待检验。 最后，创业成功的三元标准论尚未揭示创业成功三元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创业成功的创业经济回报、创业者心理成功、社会影响力并非完全独立、相互排斥的，但是现有研究并未考虑到创业成功标准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尤其是创业成功的标准是否为一个有层次的结构，鲜有论述。 (二)未来展望 对创业成功的探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的探究还不够充分，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论证、丰富和发展。因此，对于创业成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创业成功的内涵及其标准维度的本土化研究。创业成功作为一个评价性的概念，与创业者的职业价值观密切相关。职业价值观必然进一步受到创业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创业成功也必然受到创业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和社会根源有其独特性，国内创业者的创业成功标准可能体现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因而，在界定创业成功的概念内涵和具体标准维度时，应该考虑中国的文化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创业者的访谈和调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成功标准，开发本土化的创业成功测量工具。 其次，创业成功标准的比较研究。创业成功标准体现的是创业者的职业价值观，因此应将其纳入价值观的研究领域。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同，创业者或社会对创业成功的评价标准可能存在差异。但是，现有的创业成功研究大多基于特定国家和地区，很少对创业成功标准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因此，今后需要对不同文化价值观体系下创业成功标准的跨国比较开展研究。例如，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之间创业成功标准的比较，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创业成功标准的比较。此外，还可以开展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之间创业成功标准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年龄创业群体之间的创业成功标准的比较研究。 再次，揭示创业成功各标准维度之间相互影响的机理。虽然创业成功标准的评价呈现多元化特征，但是三个维度是一个整体，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因此，需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讨不同维度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创业成功标准内部各维度之间的互动机理。 最后，揭示创业成功标准如何影响创业者的行为。我们研究创业成功标准的目的不是去寻找一种人人认同的客观标准或主观标准，而是更多地关注不同创业者是如何定义自己的创业成功的，这种定义又怎样影响他们的行为。虽然Lau(2002)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了创业成功的结果变量，包括贡献社会、创业企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等，但是，对创业成功如何影响创业者行为的研究仍比较欠缺，需要结合不同文化背景开展实证研究，以揭示相关作用的机理。
标签：创业论文; 工作满意度论文; 未来展望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