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研究
廖 毅 张 薇
摘 要： 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选取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五个指标，考察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确实影响着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收入差异的总体作用效果方向和强度虽然相似，但上述两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具体影响存在差异；影响现期国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依次为前期的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关键词： 公共教育投入；国民收入差异；影响因素
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各国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逐步得以提升。但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实例均显示，国民间收入的差异呈持续扩大之势，这种情形的持续发展将导致社会正常运转所需的社会流动停滞。因此，对国民间的收入差异进行调节成为了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同时，由于世界正处于最重视知识、科学、技术和创造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秉持人力资本理论都将教育投入视为本国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故而公共教育投入成为了各级、各地政府对国民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鉴于此，本文以已有的管理学、教育学及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整合构建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综合研究体系，探讨作为公共财政核心部分的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2) WANG等[6]基于漂移物体的形状搭建的漂移轨迹预测试验平台，通过对漂移物体受风、流和浪单独影响和综合影响多种场景下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漂移轨迹预测统计模型。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自从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学者们开始从各个角度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Psacharopoulos（1977）采用了49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收入水平、教育差距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差距的改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都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只有去掉其中一个教育因素，另一个因素才会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促进作用[1]。Knigllt和Shabot（1983）从教育的结构和压缩效应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原理，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层次人才的增加会扩大收入不平等；而随着受教育人口的扩张，收入不平等状况会得到缓解[2]。Glomn和Ravikumar（1992）建立了世代交叠的模型，分别从公共和私立教育两个角度来分析对比这两者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公共教育比私立教育更能有效地降低收入差异水平[3]。Sylwester（1999）认为，教育投入越多的国家，其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则越高，且这些国家仍试图通过对教育更多的投入来缩小其国内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状态[4]。Gregofio和Lee（2002）通过对所采集的100多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教育因素能极大地影响居民收入分配[5]。Ahluwalia(1974)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收入分配受到入学率的影响，教育能有效提高低、中阶层收入[6]。Chiswick(1975)也认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性因素不在于经济增长，而是教育扩展[7]。Winegarden（1979）通过对3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研究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居民收入差距与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为负相关，在维持教育结构稳定的条件下，教育投入越多，收入差距越小，收入分配愈加趋于公平[8]。Ram（1984）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教育机会受教育扩展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教育机会使收入分配受到教育扩展的影响，从而出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9]。韦罗索（2000）也认同Ram的观点，认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教育规模的扩展会使教育机会分配更加公平，从而人们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10]。Krueger(1984)发现，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拥有巨大的GDP优势，而这种优势有一半得益于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年龄及劳动力部门分布三因素，而其中“教育”的影响就占据三分之一[11]。Birdsall（1997）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有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其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投入经费相比基础教育投入而言过高，从而给高收入人群带来更多的收入[12]。Hill（2015）分析了美国国民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收入不平等改善的关系，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建议[13]。Campos等（2016）利用1993～2011年中国卫生与营养调查的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部分收入差距能通过额外的教育来弥补[14]。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赖德胜（2000）较早开始探讨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他采用4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证明了教育扩张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结构关系[15]。白雪梅（2004）以“倒U”理论假说为基础，采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教育投入的增加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正效应[16]。钱智勇（2010）分析了教育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对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认为学校教育既可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还能正确培养其道德和价值观念[17]。姚先国与张海峰（2008）采用System-GMM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两种方法研究教育对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异，并且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但是与资本相比，教育并不是缓和地区收入不均衡的主要措施[18]。陈斌开及其合作者（2010）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研究2002年CHIF数据，认为具有“城市化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是导致城乡教育水平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最重要因素[19]。贺青与张虎（2015）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教育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20]。陆明峰及其合作者（2016）运用OLS法和GMM法研究了教育扩展对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长期影响，并论证了义务教育存在的合理性[21]。张世伟及其合作者（2017）发现：较高的教育水平导致较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差距导致收入差距在现实生活中是实际存在的[22]。
由是观之，国内外研究认为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的改善程度各有不同：有些研究认为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有促进作用，而部分研究则认为其作用不明显；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短期内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具有抑制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则有促进作用。对于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大都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设计模型进行研究的。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采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对收入差距进行基础性分析，并以教育及收入的基尼指数、泰勒指数或城乡收入比值作为关键指标，采用面板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然后进行回归、方差分解、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研究。
一杭狠狠地吐了一口血，摇头笑着说：“告诉你也无所谓，放在床下的统靴里，哈哈哈，没想到吧？不过，雪萤可能已经把它交给警方了。我猜，警察该在路上了吧。你蹦达不了多长时间了。”
综上，针对世界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本文以世界范围内多国历年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以数理统计方法为分析手段，通过对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相互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探析，旨在厘清人力资本传导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明确教育投入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机制和模式，进而强化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和品质，实现公共福祉和利益。本文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是否存在影响？如存在，影响的具体时序状态如何？与其它影响因素相比，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是否最为重要？
二、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
1935年，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而后，舒尔茨、丹尼森、贝克尔、斯特鲁米林等将其发展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随着时代的变革，该理论派生出教育筛选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等多种理论，大大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成为教育投入越来越受重视的重要原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公共教育能够提高全社会的人力积累，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理由是：第一，人力资本的增长将导致国民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财产等因素分布比例的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第二，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因而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手段。
（二）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或者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移动的现象。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体和社会的事物及价值的变化，而这种源自于人类活动的改变导致了个体或群体社会位置的变化[23]。
一是要高度关注。因为它肯定会对航运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首先从管理层、董事会都会高度地关注这个情况。二是要认真研究。分析双方提出来的相关政策、策略，认真分析它可能产生的包括对于航运业、和航运业之后对于整个航运服务业的切实影响。三是积极应对，管理层会在分析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社会生活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着重关注区域静态的状态而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反映的则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情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体现。本文使用各国人均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速度作为指代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是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包含公共教育投入的规模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结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民众的教育价值观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借鉴Park（1996）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时所采用的指标[24]，本文选取如下有代表性的相关指标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探讨。
1.国民收入差异
国民收入差异是一个关涉社会经济机会平等和经济结果平等的概念。一般而言，适当程度的国民收入差异有利于刺激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国民间收入差异的不断增大甚至极化将阻碍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均对本国的国民间收入差异情况格外关注。基于上述原因，各国学者们发展出了多种对国民间收入差异情况进行衡量的量化指标，其中基尼指数是在世界各国中使用范围最广泛的对国民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衡量的指标。该指数于20世纪初由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提出，其取值位于“0”到“1”之间。当基尼指数为“1”时，意味着一年里社会的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而当基尼指数为“0”时，意味着社会里所有成员无论其劳动量和对社会的贡献如何，在这一年中都获得了等量的收入[25]。由于基尼指数对国民收入分配情况出色的测度能力，本文将使用基尼指数表征国民间收入差异的情况，从而达到对国民收入差异进行精确测度的目的。
W1#=0.6(0.6415,0.1279,0.7428,0.1056,0.0961)+0.4(0,0.5089,0.4449,0.5179，0)T=(0.3849,0.2803,0.6236,0.2705,0.0577)T
2.公共教育投入规模
公共教育投入规模是本文中最重要的自变量之一。一般而言，基于不同测量手段、视角和途径获得的政府对教育事业所投入资源的具体数值均可作为公共教育投入规模的指标应用于现实生活。而政府在教育事业上所投入财力与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所投入的财力总量的相对比值，可更加精确地体现教育事业在该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真实情况。故此，本文使用年度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绝对值与政府各部门财政总投入的绝对值之间的百分比值指代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其具体公式如下：
从图3可以看出，衡量国民收入差异的指数对于来自公共教育投入结构的正向冲击立即做出了负向响应。这种负向响应从第1期的大约-0.1，迅速下降到第2期的约-0.3，之后缓慢升高，至第3期趋于平稳，并在后续的各期中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负向状态。同理，增加公共教育开支中的高等教育占比可以有效降低国民之间收入的差异。虽然对国民间收入差异降低的效果在第2期即处于缓慢减弱之中，但直到第10期时，初期阶段高等教育投入占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仍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下降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3.公共教育投入结构
公共教育投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结构。由于对各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进行测量有助于清楚地呈现各国公共教育投入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使用各国政府年度公共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对值与政府年度公共教育总投入的绝对值之间的百分比展示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具体公式如下：
4.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型糖尿病患者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并伴有分泌量严重偏低情况,不少患者伴有血糖持续偏高、体重减轻、食量偏大情况,临床治疗中应以增强机体胰岛素敏感为主,对胰岛素β细胞功能予以改善[1]。本次研究以对比形式观察了联合应用二甲双胍与吡格列酮药物的临床疗效。
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区域，其社会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体系及民众所拥有的资源等各个方面的水平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区域，故而区域的经济发展现状也可以对国民收入差异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以2005年为基准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5.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公共教育投入与社会流动具有强相关性。作为有效的社会结构调节机制，公共教育投入可以直接影响社会各个阶层中个体流动的方向、数量和均衡性。对个体民众而言，其所拥有的学历文凭和文化知识成为其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对群体民众而言，其所拥有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成为了改变其所在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故而，公共教育投入充当的是“国民收入差异”和“社会流动”调节者的角色。
（二）数据来源和数据样本
1.数据来源
NAFLD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4]。国内外大量研究提示，脂肪肝与肥胖、糖耐量减低、糖尿病、血脂异常及胰岛素抵抗(IR)等因素密切相关[5-6]。
2.样本选择
乡村旅游产业与精准扶贫融合催生了新业态，这一融合为农村贫困地区注入新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动能，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助力，为乡村人民脱贫提供支撑。乡村旅游产业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产生协同效应，这将促使更多的发展要素和资源流向农村地区，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和生态环境有机契合，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数据库：一是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银行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下属组织，因此它可与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共享所获数据。联合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范围最广、体量最庞大的跨国性合作组织，因此其所拥有和公布的数据具备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二是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该数据库属于芬兰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下属的世界收入不平等专项项目，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国民收入差异状况数据库[26]。
截至2019年，世界上共有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近2 000个民族分布在全球各地。本文着重以时间为轴线，从纵向对上述因素的统计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由于当今世界的构成主要是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唯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才拥有完整的公共服务机构，并能积累相对完整和连续的数据资料，因此，本文以国家（或地区）作为单位进行相关研究。
(2)隔离开关作为高压开关电气中使用最多的电器，适合选择户内隔离开关，型号为GNF38-12/630。它常常与断路器相配合，必须遵循电气开关闭合顺序，才能保证人员安全。
在实践中要提高重视程度，从教学基础设施入手，对教学中需要的教学设备进行不断的完善和补充，使得基础设备得到极大的更新，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引进新时期的信息技术，创新听力教学模式，在实践中为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课堂教学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听”能力。
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和政治动荡一直未曾停止，不安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导致了各项数据指标收集难度的增加，因而相对而言，连续并完整的数据的可得性较小；同时，国家和民众的具体情态亦在其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发展中不断变化。鉴于此，本研究需要剔除所有缺乏连续完整数据的国家，同时也需要尽量采用最新的指标数据来反映最近的社会现实和最新的人群状态。因此，本文在连续35年的时间范围中获取43个国家在公共教育投入、经济状况和国民收入差异等社会经济多方面各个年份平均值，从而构建1981年至2015年由各国平均值组成的时序序列（见表1）。
4.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脉冲响应函数
为进一步剖析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关系并对其进行具体度量和直观展示，笔者建立了上述变量之间的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模型，作为继续深入分析各变量之间联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并基于LR统计量、F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Hannan-Quinn（HQ）信息准则和施瓦茨（SC）准则对VAR的最大滞后阶数进行判定（见表2和表3）。
由表2、表3可知，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收入差异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均为2。
表1 1981～2015年各变量均值按时间变化情况
表2 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国民收入差异的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表3 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收入差异的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此外，由于VAR模型的数据基础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对建立的VAR系统进行整体性的
平稳性检验（见图1）。
图1 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国民收入差异的VAR平稳性检验（a）与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收入差异的VAR平稳性检验（b）结果对比图
图1表明，当用滞后2期构建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与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结构与国民收入差异的VAR模型时具备整体平稳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国民收入差异与上述两个变量分别构建的VAR模型如下（见模型1和模型2）：
模型1：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与国民收入差异的VAR模型
模型2：公共教育投入结构与国民收入差异的VAR模型
3.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以上文中所建立的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与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结构与国民收入差异两个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后可得图2和图3，两图分别展现的是当变量受到一个正冲击后所发生的对应脉冲响应变化，其中横轴代表冲击作用的追溯期数（单位为年），纵轴代表被扰动变量对冲击响应的大小，图中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所测算的实际值，虚线部分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见图2和图3）。
图2 国民收入差异对公共教育投入规模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3 国民收入差异对公共教育投入结构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2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差异受到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冲击后的反应。换言之，国民收入差异在受到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一个单位正向的标准差冲击后，在短期内迅速产生了非常微弱的正向冲击作用，随后在第1期之内迅速变为负向冲击，并且负向冲击作用不断增大，直到第4期达到负最大值，而后这种冲击作用趋于稳定并随着时间缓慢减弱，直到第10期依然有-0.12左右的冲击效果。可见，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作用相对较为复杂。在现阶段使公共教育投入的规模上升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将使得国民间的收入差异首先处于扩大的状态，而后迅速缩小并小于未受到经济发展冲击时的数值，一直到第4年由于经济状态提升而使得国民间收入差异缩小的效果最大，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冲击的效果逐渐减弱，但在考察期内边际递减趋势不明显，因而即使到第10年，由初始经济发展冲击产生的效果依然有重要作用和较大作用强度。
竹子是仅次于海草的第2大固碳植物。3年生竹子的固碳量要比10年生的松树或14年生的桉树的固碳量多40%。基于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将竹林作为碳汇林而发展[4,12]。
综合图2和图3可知，国民收入差异对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公共教育投入结构两个因素的脉冲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提高政府的教育投入在政府年度总支出中的比例将在最初略微扩大国民间的收入差异，而后这种影响迅速转变为显著并持久的缩小国民间收入差异的作用；而提高政府教育支出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则可缩小国民间收入差异。因此，虽然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总体作用效果方向和强度相似，但上述两因素在细节上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存在着数值上的差异。
5.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方差分解分析
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可进一步揭示多方面的相关影响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所起作用的相对强度。因此，笔者对国民收入差异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与经济状况的方差分解结果
由表4的方差分解检验结果可以发现：（1）国民收入差异在第1期受到自身波动冲击100%的影响，随后在前6期下降迅速，但直到第10期，来自国民收入差异前期的冲击依然可以解释约55.25%的国民收入差异当期的变动。可见，国民收入差异前期的影响力一直对现期国民收入的差异发挥着主导作用；（2）长期来看，在影响基尼指数的教育占政府总投入的百分比、高教占政府教育总投入的百分比、人均GDP和人均GDP年增幅四个因素中，人均GDP年增幅的影响力到第10期仅0.686%，为最弱。而高等教育占政府教育总投入的百分比在第10期对基尼指数的影响力为6.03%，因而稍强。教育占政府总投入的百分比和人均GDP在第10期对基尼指数的影响力分别为19.664%和18.367%，故为最大。可见，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经济发展状态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最大，公共教育投入结构的影响力次之，经济发展速度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力最弱；（3）基尼指数的四个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各有不同，其中：人均GDP年增幅的影响力在第2期迅速达到最大值，而后其影响基尼指数的强度一直随着时间的推进缓慢下降。高等教育占政府教育总投入的百分比的影响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均匀上升。教育占政府总投入的百分比对基尼指数的影响力则在前5期处于快速上升期，之后则进入缓慢均匀上升状态。而人均GDP对基尼指数的影响力则在前6期处于快速上升期，之后也同样处于缓慢均匀上升状态。可见，大体上而言，经济发展速度与前期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一样，一直处于“对现期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随着时期的延长其作用处于不断消退”的状态，而公共教育投入的规模、公共教育投入的结构和经济发展状态对现期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力则不断上升。这说明上述三个影响因素对现期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和积累效应；（4）相对而言，前期的基尼指数、教育占政府总投入的百分比、高教占政府教育总投入的百分比、人均GDP和人均GDP年增幅五个因素对于现期基尼指数的影响程度变化都较为平稳，故而在以时间为维度进行度量时，前期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的规模、公共教育投入的结构、经济发展状态和经济发展速度均处于较为平稳的变化之中。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具有公信力的数据，探讨了公共教育投入与经济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时序影响，进而得以提供公共教育投入和经济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影响更全面、准确的描述。
第一，公共教育投入确实影响着国民收入差异。出于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认同，学者们大多承认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效果，但在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作用上则态度不一。部分学者认为改变公共教育投入将影响国民间的收入差异，从而在实质上影响社会层级[27]；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公共教育投入的变化无法影响民众间的收入差异，进而也无法改变社会现有的阶层结构[28]。而以上相对立的两种观点均得到了理论及经验研究的支持。本文基于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数据，构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确实影响着国民收入差异。该结论不但回应并确认了本文关于“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差异是否存在影响”研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力资本理论适用范围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具有信服力的实例，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本文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动态考察公共教育投入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具体影响时发现，虽然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总体作用效果方向和强度相似，但上述两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具体影响在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教育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一直受到不同国家学者、政治家及公众的广泛关切。缘于思维定势及政府治理所需，在各国主流媒体报道的作用下，民众和政治家们习惯将教育投入的增加与国民间收入差异缩小关联起来，并试图以此为基本原则对相关政策进行讨论和制定。然而，这种关联在国际上并未得到理论及经验研究的一致支持，甚至有研究发现教育可能一定程度上迟滞社会阶层的流动，引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极化，扩大国民间收入的差异[29]。本文通过对43个国家在1981年到2015年间的公共教育投入平均值组成的时序序列数据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提高政府的教育投入在政府年度总开支的比例将在最初略微扩大国民间的收入差异，而后这种影响迅速转变为显著并持久的缩小国民间收入差异的作用；而在提高政府教育开支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的时候，则将持续缩小国民间收入差异。该实证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教育经济学家们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研究结论。
曾为太子而被废黜，降封王爵者有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和唐昭宗长子李裕；死后追封王爵者有唐高祖的长子李建成，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和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五人之中追赠谥号者只有二人，分别是李建成和李承乾。
第三，本文基于时序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并不是国民收入差异产生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理论和早期研究教育制度的文献都曾提及公共教育投入的重要性，如：陈斌开等（2010）以2002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及个人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发现教育水平的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影响因素[19]；陆铭等（2004）基于他们所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提出经济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作用超过了教育[30]。而本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并不是国民收入差异最主要的动因，反而是前期的国民收入差异成为了现期国民收入差异状况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后依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因素、经济发展状态因素、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因素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的次序依次减弱。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教育类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就弱于经济因素。在时序分析中，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确实弱于经济发展状态因素，但它却强于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此外，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既大于经济发展状态因素，也大于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本文透过时序计量模型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经济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时序影响，可以得知，国民收入差异不但与公共教育投入关系密切，也与经济因素有关。这些发现对人力资本理论在以时间作为维度的应用有所回应和补充。在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的视角下，公共教育投入的决策是政府基于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从民众对公共服务所需和政府所拥有资源进行比较而产生的。本文一方面以国家作为考察单位，认为国民收入差异仍然是公共教育投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不否定由社会流动决定的公共教育投入作用的前提下，对比了经济发展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时序影响。
综上，本文基于时序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确实影响着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对国民间收入差异的总体作用效果方向和强度虽然相似，但上述两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具体影响在细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对现期国民收入差异影响最主要因素依次为前期的国民收入差异、公共教育投入规模、经济发展状态、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
五、政策与建议
国民收入差异表征的是国民间所能获得资源的差异，当社会整体的国民收入差异处于极值之时，社会的正常发展及和谐稳定将受到极大影响。国民收入差异过小意味着在社会中从事不同工作、拥有不同数量资源、努力程度不同的民众所获得的收入都几乎一样，这种收入分配模式将使得国民丧失努力拼搏的动力，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当国民收入差异过大，则将会导致拥有不同资源、从事不同工作的民众所积累资源的数量和速度差异过大，这种民众间的显著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代累积并不断扩大之后，整个社会的流动将停滞，阶层随之固化，从而引致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气候因子 如光、温度、空气、水分等，这些因子对植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长发育、生物量的积累以及地理分布都有不同的作用。气候因子也被称为地理因子，因为气候因子随着地理位置或海拔高度的改变而不同，如温度的纬度变化和降雨量的地理分布等均影响着植物的生活和分布。
（一）发挥公共教育投入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宏观调节作用
通过上文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知，从长期、宏观的视角来看，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和速度数值的增大都将缩小国民间收入所存在的差异。因而，上述四个因素均对国民收入差异具有宏观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好这四个影响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宏观调节作用，可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
（1）经销商的信用以及财务状况：详细调查经销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诚信度、公共关系与社会责任；评估其资金实力(银行存款、现金、股票、债券等)，可投入B公司产品的有效资金必须达到规定要求。
（二）关注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方面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差异化影响
通过上文中的方差分解分析可知，对国民间收入差异具有影响的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和速度四个因素中，不同因素的短期作用各有不同。其中，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力最大，经济发展状态次之，公共教育投入结构的影响力位列第三，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力最弱。由此，不同的公共教育投入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虽然整体效果大致相似，但当对所有影响因素进行精细分析后，每项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力度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的增加幅度也将导致各个因素对于国民收入差异的短期作用各异。为了充分利用好公共教育投入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的调节作用，有必要仔细厘清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不同方面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影响，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公共教育投入因素对国民收入差异所具备的效能。
（三）把握公共教育投入在不同时期对国民收入差异的差异化效应
上文以脉冲响应函数作为分析的技术手段，以时间维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经分析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规模上升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将使得国民间的收入差异首先处于扩大的状态，而后迅速缩小并小于未受到经济发展冲击时的数值；而当公共教育投入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时，国民间的收入差异将持续变小。所以，唯有充分把握上述公共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差异的关系，才可将公共教育投入作为手段对国民间收入差异进行有效的调节。
参考文献
[1]Marin A，Psacharopoulos G.School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6(02)：332-338.
[2]Knight J B，Sabot R H.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Kuznets Effec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03)：1132-1136.
[3]Glomn&Ravikumar.Inequality，Poverty，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03)：82-112.
[4]Sylwester.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9(16)：1-9.
[5]Gregorio J D，Lee J W.Education and Income New Evidence from Cross Country Dat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2（03)：395-416.
[6]Ahluwalia M S.Income Inequality：Some Dimensions of the Problem[J].Finance and Development，1974(03)：2.
[7]Chiswick B R.Income Distribution：Analysis and Polic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5(06)：422-425.
[8]Winegarden C R.Schoolingand Income Distribution：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J].Economica，1979 (181)：83-87.
[9]Ram R.Population Increase，Economic Growth，Educational Inequality，and Income Distribution：Some Recent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4(03)：419-428.
[10][美]J·韦罗索.收入分配与教育.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刘国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85-89.
[11]Krueger A O.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World Bank，1984：178-87.
[12]Birdsall N，Londono J L.Asset Inequality does Matter：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J].Idb Publications，1997(03)：40-66.
[13]Hill C B.Income Inequality and Higher Education[J].Presidency，2015(02)：8.
[14]Bente Castro Campos，Yanjun Ren，Martin Petrick.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Bet 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05)：41.
[15]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3.
[16]白雪梅，吕光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学态，2004(04)：82-85.
[17]钱智勇.教育、人力资本和兼顾公平的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10(01)：10-15.
[18]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05)：47-57.
[19]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10(01)：36-43.
[20]贺青，张虎.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07)：109-112.
[21]陆明峰，方超，金俊.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阶段的合理性——教育扩展对劳动力收入差距影响的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16(11)：99-109.
[22]张世伟，诺敏，赵芳.中国教育发展对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17(04)：68-77.
[23]侯定凯.高等教育社会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0-91.
[24]Park K H.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on Income Distribution[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6(01)：51-58.
[25]Gastwirth J L.The Estimation of the Lorenz Curve and Gini Index[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2(05)：306-316.
[26]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IID3.3)[EB/OL].https：//www.wider.unu.edu/download/WIID3.3.[2017-02-22].
[27]Abdullah A，Doucouliagos H，Manning E.Does Education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A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5(02)：301-316.
[28]Holter H A.Accounting for Cross Country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Persistence：The Impact of Tax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J].Quantitative Economics，2015(02)：385-428.
[29]Jerrim J，Macmillan L.Income Inequality，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nd the Great Gatsby Curve：Is Education the Key？[J].Social Forces，2015(02)：505-533.
[30]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LIAO Yi ZHANG We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cial economy,although the overall living standards of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improved,many exampl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in income between people continues to expand.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 situation will lead to the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The required social mobility is stagnant,so adjust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nationals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today's society.At the same time,because the world i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with the most emphasis on knowledge,science,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egard human capital theory as an indispensable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current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management,education and economy,integrate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ystem of education,economy and management,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 as a core part of public finance on people's income.In theory,human capital theory has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cumulate human capital in modern society.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public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human accumul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It is a common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income distribution.Social mobility theory is anoth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ocial mobility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moving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or within the same social group.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social mobility.As an effective soc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echanism,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direction,quantity and balance of individual flows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After categori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finds tha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educational investments’ improvement in 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s different.Some studies believe tha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and some studies believe that its role is not significant;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education investment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in the short term,but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the long run.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method,most researchers use the indicators of extreme difference,standard deviation,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other indicators to analyze the income gap,and use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or the Taylor index or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as the key indicators.Panel data or time series data were studied,and then empirical studies such as regression,variance decomposition,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ere performed.In sum,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is the initial one in Chi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compreh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analyzed,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n the economy,and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and mode of education input in society,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govern public affairs,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achieving public welfare and benefits.The specific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1.Does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have an impac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If so,what is the exactly status of the impact? 2.Is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ared to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World Bank Database and the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this study selects five indicators--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the scal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the structur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the statu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eed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does affect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The overall effects of the scal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re similar,but the specific influences of the above two factors on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re different.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rrent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re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in the previous period,the scal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the statu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tructur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the speed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o the end,on the basi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pecific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1)to play the role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factors in the macro-regul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2)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differences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national income,(3) grasp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influencing factor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9）05-0058-10
收稿日期： 2019-06-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规划课题“湖南省高等院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的应用研究”（XJK18BJG006）；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加拿大语言政策与规划及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XSP19YBC360)。
作者简介： 廖毅（1979-），男，湖南邵阳人，加拿大籍，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语言教育、比较教育研究；张薇，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理工大学讲师；长沙，410082。
（责任编辑 陈剑光）
标签：公共教育投入论文; 国民收入差异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论文;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