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需要文艺精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群众论文,精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题座谈
编者按：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和《群言》杂志编辑部于8月9日邀请上海文学艺术界几位著名人士，举行题为《群众需要文艺精品》专题座谈会。座谈会由民盟上海市委顾问、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教授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下列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伟志：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白沉：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叶辛：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孙道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
梅朵：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名誉会长
黄蜀芹：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谢晋：全国文联副主席、导演
徐中玉：今天天气这样热，诸位又都很忙，热情来参加座谈会，谨代表《群言》杂志社深切致谢。
《群言》创刊10年来，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言堂”，今后还待办得更有特色。《群言》编辑部曾多次在上海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举行座谈，记录发表后，很受各方面重视。当前群众都希望文艺界多出精品，可说已是一致的要求和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已作出很多贡献，大家期待殷切，如何推进这种发展，多出精品，值得进一步探讨，多提建议。诸位来自文艺界的各个方面，今天的座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一道来谈谈这个题目。什么是精品？为什么精品还不多？存在什么困难？如何设法改进？诸如此类，都请畅所欲言，各抒所见，广大读者一定非常欢迎听到诸位的意见。
文化环境要再宽松一些
邓伟志：《群言》出了个好题目。精品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时代的号角，社会发展的进行曲。今日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应当出精品、应当出高尔基、托尔斯泰，出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出新巴金、新茅盾的时代。近年来，也确实出了不少好戏、好诗、好歌、好小说、好电影、好的理论著作，在激励着人们鼓劲、奋进。
可惜，被人们认为能够传世的作品还不是太多。这不能责怪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中国的学人是勤勉的，是大智者，他们正在为力作少而急得双脚直跳。为了促进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看来我们需要着力调整精神生产关系，理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会发展，就会出更多为群众所喜爱的精品。
梅朵：我是搞电影评论的。电影要多出精品，就必须发扬新时期的电影精神。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的电影正处于严重衰落状态，并且有继续下降趋势。我们希望从中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恢复它的生机。回顾前一段时期，也就是我们把它命名为新时期十年。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高峰？它又有什么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呢？
那时，人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专制，饱受了“左”的思想的长期统治的灾难而获得了一次真正的精神解放，也就是说，从而为文艺创作，也为电影的繁荣提供了必须条件，创造了必须的文化氛围。同时，从五四时期崛起的人文精神，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摧残，又终于复苏，成为人们的理想追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氛围，又有了这样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既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又符合广大读者与观众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的精神要求、艺术要求，于是，开创了中国文艺新时期的辉煌十年，也开创了中国电影新时期的辉煌十年。
随着改革开放，应该进一步为文艺创作提供更为宽松的文化氛围，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商品经济浪潮的涌起，使刚刚获得复苏的人文精神再一次遭到冲击，出现失落。于是，本来应该继续向前发展的新时期的艺术精神，却从此告一段落。虽然还有少数艺术家在坚持，在奋斗，但已成为寥寥的现象。这就是我们电影目前所处的状态，也是优秀影片难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此，必须说明，我们无意反对经济变革，这是前提。但是，我们又应该注意它的负面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它的负面影响。这里重要的是绝不能扼制，而必须推动宽松的文化氛围的形成，真正做到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有实实在在的文化建设。对艺术家们来说，也就是应该提供他们创作的自由天地，使他们努力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真正提供读者和观众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该宽松的却扼制，该引导的却放任。其结果不但不能减少商品经济浪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助长这种影响。从而使艺术家身陷前后受制的状态，他又怎能去自由开拓他的艺术天地呢？
沙叶新：建国40多年来，和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相比，和我们的文艺队伍不断壮大相比，文艺精品之少，使我深感痛心。是我们的艺术家不努力？是他们没有才能？绝对不是。是我们的文艺政策、文艺制度有问题。群众需要的是艺术精品，而有些领导需要的是不出事。对文艺他们总不放心，总要管。对文艺作品动不动就剪，电影剪，电视剪，如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竟被剪去7处。有的影片被枪毙了，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也太不尊重艺术家的创作和劳动成果了，是谁给的权力？这是对中国的文艺负责吗？当然，文艺出不了精品的原因很多，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领导作风、文艺制度上去，但不容否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主张反思一下我们的文艺审查制度。
黄蜀芹：作为文艺工作者，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文艺管理部门也应以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如果作者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那就要求他改过来，甚至批评、批判都应该。一定要按原则办。如基本原则没问题，则可以不必弦绷得过紧。既然是文艺作品，你就要承认它有个性，这个导演与那个导演片拍得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拍得一样，不要说出精品，五颜六色都没有了。应该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下是有良好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1949年至今，许多被判为毒草的片子，到最后都平反了，不平反的很少。影片不是不要审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审查原则，自己的审查方法。既然定了原则，大家都应按照原则、规章办事。在要求作品删改时，应在审查报告中写明作品违反四项原则的哪一项。希望少提和不提与四项基本原则不沾边的意见，使审查与被审查的同志都形成依原则办事的习惯。要规范，否则拍片子的人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审片人员如何对待“说法”。人们需要娱乐，看了影视作品就会有各自的说法，观众越多的作品，说法也会更多元，这就要求我们神经要坚强，冷静分辨其中是非的分量，分析作品总的倾向，不轻易下断论。总之，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谐、宽松的创作气氛，对文艺的繁荣，对“多出精品”都是至关重要的。
叶辛：有些事情也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背景，领导的一些话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作品，就是有些管事的人片面领会领导的话，就给否定了。比如一部作品已经通过第一关了，上报之后，主审领导听说了某种意见，就在这本子上加上括号，注明：此剧争议较大。作品就完了。
徐中玉：审查作品还是应该以红头文件为准，红头文件是不能随便瞎编的。红头文件上没有，完全可以不理会。现在问题是，本来明明红头文件上没有的，但是下面就瞎联系。还有这样的观点：越是谨慎，越是安全。这不利于出精品。出精品需要更宽松的文化环境。动辄得咎，忠而见疑，这是不好的。某个负责人随意一句话就可成为依据，否定或枪毙一部作品，这种情况至今仍非个别现象。此即所谓“横加干预”。应该制订有关法律，共同遵守。按艺术规律办事，根据文艺工作立法来预防或解决此类矛盾，最是正理。
邓伟志：我接触过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大家都认为我们的文化氛围确实比过去宽松、宽容多了，但是有些朋友还总觉得从事审查文艺作品的个别领导，手中的剪刀太快了。他们不大按规范办事，也不大按红头文件办事，仅仅是依照某个领导的片言只语，把口径越搞越小。有些领导在剪作品时，不立下文字，而是只凭口头打招呼；不把他自己认为的所谓政治问题、人的问题直接提出来，而是找别的碴子来否定。他们不搞大砍大杀了，小剪刀握在手里也不合适。领导转变职能已是刻不容缓的了。领导的“服务型”，要落实在行动上。领导要精心地为精品提供水份、养料。
要尊重文学艺术规律
谢晋：我经常跟周围人说起两件我印象最深刻的事。一件是周总理在广州创作会议上，对当时张春桥他们在上海说的话非常气愤。他们给写作题材划框框，说这个不要搞，那个不要写，川戏没什么意思之类的话。当时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声地说：“你算老几！”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的名，总理实在憋不住了。第二件事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小平同志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不要横加干涉！鼓掌长达一分五十二秒。在会上我的手也拍红了，掌声停不下来，很感动人。这说明当时对文艺工作干涉得太厉害了。可是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贯彻。
有关部门应该相信群众、相信专家。评委会既然请了那么些专家，你就应该信任专家，他评出什么戏，你承认就是了，评坏了你也不要负什么责任，自有这些专家来承担。你不相信专家，还暗中指示，统一思想，专家被指定哪些东西可以评，哪些东西不能评，这还有什么意思？我们至少应该尊重专家的意见。
叶辛：群众需要精品，需要优秀的作品。优秀作品的产生，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不尊重规律，就算有优秀的文学创作人员、大导演、明星演员、好的审片人员，也不能出好的作品。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时期，“四人帮”践踏文艺创作规律，他们一句话，就把优秀作品打成毒草。电影《创业》是毛主席看了后才肯定的。到了1978、1979年，还有人送片子到中央去，叶剑英同志就讲了，政治局不看片、不审片，政治局不是电影发行公司。以后情况就好了一些。我认为这是叶帅懂得艺术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该尊重这种规律。现在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违反这个规律，动不动就是某某局长怎么说，某某部长怎么说。这么一说，人家改好还是不改好呢？地位越高，说话的分量也越重，让艺术家就越难办。本来是很好的作品，叫你改了，就差一点。如果不改，就是不尊重领导。
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很多人都是懂的，但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懂。电视剧《孽债》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我很感谢大家这么关心这个戏，群众、领导都在议论。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问我向谁讨债，我也一直找不到机会回答，今天借《群言》杂志说说，我是在向“文化大革命”讨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彻底否定的东西，向“文革”讨债有什么不可以？我想问提这个问题的人，《邓小平文选》你学习过吗？80年代初，我们每个党员都表过态，要彻底否定“文革”，我向“文革”讨债，难道错了吗？
谢晋：不少领导问我，中央对文艺界是不是关心得不够？我说不是不够，而是太关心了，这是我几十年来的总结。文化部、广电部不归国务院管，而是隶属于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真有那么重要？“六四”风波以后，有人想整文艺界，我认为不能把帐又算到文艺界身上。是不是出了某些作品就会天下大乱？物价上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和文艺又有什么关系？
江总书记对文艺问题发表讲话，其中提到“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执行过程中，有人竟随意以不鼓舞人为借口将艺术家的作品枪毙。我拍的《大上海屋檐下》虽然没有被枪毙，可有人说写50年代运动太多了……所以，理解执行江总书记的讲话应防止片面性。否则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传》、《雷雨》这样的名著就无法看到它的积极意义。
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徐中玉：什么是精品？我想总得具有这些品质：真实、深刻、能强烈地感染读者观众，鼓舞人们积极进取，坚持高尚的理想，自觉支持改革开放大业。强调责任感，使命感，时代精神很必要，但不能靠说教，套话，豪言壮语，而应是通过艺术形象、人物品格真实描绘来体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要写出真情、实境、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样的文艺才有持久的生命和力量，才是真正的精品。
浮在上面，只看到表面现象，便写不真实，更难有深度。提出深入生活是必要的。但一般号召不够，要为文艺工作者多提供具体条件，提供适当机会与生活保障，使有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可能。深入生活不能用一律的模式，其效果须有作品的质量来判定，不能只看形式。这方面也有不少教训可以吸取。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也在农村工厂落户，形式上够深入的了，为什么后来写出的作品仍多虚假？也许实际并未真正深入人心，也许多少看到些真相，但到底还得根据一时的路线方针、某个领导的指示和社论文件来写，不是为人民服务，而主要或首先必须为所谓“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深入生活几乎只是要去找些有利于说明某种路线、政策无比正确的例子来图解一番，便完全失掉原来的意义了。如此图解出来的东西，当然只能是废品次品，甚至还有害。这种教训我认为至今还缺少认真总结。要鼓励文艺家写真实，演真实；真实的未必全是精品，但脱离真实决成不了精品。
梅朵：现在有些电影理论工作者，从所谓的纯理论出发，根本无视我们的历史事实，却大肆宣扬电影的纯商品性质。他们似乎是科学地从电影的工业生产的性质出发，从而达到电影是彻底的商品的理论。其结果，必然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并且从理论上推波助澜，使我们的电影困境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当然不可忽视电影的商品性质，但是我们又必须强调电影的文化属性，它不是一般商品，而是文化商品。如果说，过去把电影完全当作宣传工具，是一种严重失误，那么现在一反而把它当作纯粹的商品，同样是一种严重失误。如果现在让两者合流，则更是我们民族电影事业的一场悲剧。要走出当前的电影困境，应该考虑新时期十年所提供给我们的有价值的经验。一是那时存在的宽松的文化氛围，一是那时复苏的人文精神，这两者应该说同样是我们今天电影得以重新崛起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生命依托。我们应该从中找到借鉴，认真考虑我们民族电影的未来，它的发展道路。
黄蜀芹：上个月我在北京看了40多部国产片，很感动，觉得电影虽然那么困难，还有那么多人执著地工作，尤其是冒出很多年轻的导演，用很低的成本拍了很多很有责任感的影片。比如《状告山杠爷》就是很不错的，虽然一看就知道制作成本很低，还难称得上是精品，但是有一种质朴美，像原矿一样的美，很真实。我觉得在我看过的这40多部片子中这部是比较好的。但是这部影片宣传不力，因此票房价值也低。我还以为这部影片没有上演，回来一看才知在一些小影院放了没两天。这部影片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峨嵋厂出品，我觉得很不错，很有希望。
谢晋：我最近拍了一部小片子，都是同学演的，没有一个职业演员。我的导演阐述中这么写：咱们要拍成一个精品。就这么一点钱，但还是要有追求。拍精品第一个条件是创作人员的素质，素质不高，有钱也没用；第二是党的政策；第三是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产生精品，人是主要的，作家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如果本身的素质很差，还搞什么精品。
白沉：刚才大家的发言，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是一直追求拍精品的。什么是精品？我很难用一句话把它说清楚。我总觉得一部称得上精品的电影作品，最根本的是要具有有血有肉、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和合情合理的，合于发展规律的生动情节。我这里说的情节，是指各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系列特定的规定情景中，相互之间通过交流、纠葛、矛盾和冲突而自然产生的，绝不是那种脱离人物的、违背生活真实的、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那种所谓情节。我一向遵循和坚持“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这个著名的艺术论断。实质上，人物和情节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世界上所有的电影精品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也都是严格地遵循着这个规律，以活生生的形象，引发出社会的、人生的哲理，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作品的思想性。无疑的，思想是植根于形象的。当然，精品要拍得好看，也就是说要有可看性。无论是画面的构图，色彩的对比，场面的调度，气氛的渲染，速度节奏的转换，音响效果的烘托，音乐的处理等等，特别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都必须搞得很细腻，很考究。导演对观众，只有用镜头说话的权利。导演对整部影片美学上的总体构思和设想，也只能用呕心沥血，苦思瞑想出来的一个个镜头的有机组合来体现。精品对观众来说，应该是一次美的艺术享受，在享受中，潜移默化地颤动观众心灵，从而诱发起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应该说，精品是高品位的艺术品，它的产生，难度是很大的，除了全体摄制人员的亲密合作与辛勤劳动而外，既费时，又费钱。我对精品的肤浅认识和理解，正是我从事电影导演几十年的苦心追求。每当我拍摄一部影片之先，我一定要反复自问：我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将告诉观众什么？将能给观众什么启迪？等等。如果我不能踏实地、理直气壮地回答出这些问题，我就坚决不拍。所以我的产品不多，除了能力有限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贯主张宁少勿滥。我1991年拍了《落山风》以后，至今没有拍片。虽然有不少企业家愿意给我投资拍片，但是我始终找不到发自我内心深处愿意拍摄的电影剧本。特别是近两年来，电影在市场经济滚滚大潮的冲击中，出现了一些晕头转向的现象。有人直呼电影就是商品。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是的，电影要进入市场，它必然具有商品性，但它毕竟是精神产品，而不是纯粹的商品。电影本属于文化事业，在文化事业中，把经济效益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必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怪异现象。试问，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中，出精品谈何容易！我为此深感困惑和不安。
要有经济实力作后盾
孙道临：目前我国电影业正处于转轨时期，需要电影制片厂自己面对市场，组织市场。当然这是好事，可以促使电影界互相竞争，多出观众喜欢看的片子。只是让电影厂一下子去创造一个一个市场不容易。好莱坞的片子都是经营了几十年才有那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要组织起一个市场，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电影既作为商品，又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怎样很好地结合？这就需要在制片实践中不断地研究、试验，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资金也是个问题，作为商品，要求一些电影具有很大的娱乐性，成本比较高。有些特技条件，我们也不具备。现在创作者想象力萎缩，因为许多时候想了也白想，想它干什么？！现在对电影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厂里的投资很有限，不少片子都要厂里的小公司或导演自己去集资。谁投你的资呢？投资人无非一种是想玩电影，另一种想通过投资赚钱。如果你不能帮他收回投资，到时你怎么向他交代？就算他是你的朋友，你又怎么对得起朋友呢？你有什么力量保证你的片子拍成后一定卖钱呢？
总之，困难是不少，但，难关总得过去，这两年不少电影勇士在探索组织市场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道路。在大力推动电影体制的改革，社会各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家正在努力探索，努力缩短转轨的过程。从今年下半年的信息来看，已有不少有计划的大投资作品，盼望它们能成为精品。但是，小投资能不能成为精品呢？解放前拍摄的《小城之春》、《万家灯火》，不是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么？可能这些年来我们对这一层想得不够。怎么才能既转好轨，又能多出精品，这问题确实可以好好思谋思谋。
谢晋：电影的商业性很强，没有钱，拍出的电影只能是很粗糙的。凯歌拍《霸王别姬》，用了5000多万港币；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光摄影就用了40多万元。可国营电影厂一年投入才三四百万，拍一部电影不过100万，请不起好的摄影师和演员，更别说大明星了。我拍《芙蓉镇》时，刘晓庆片酬不过二三千元，现在你给她二三十万她也不干。所以，没有经济实力，是拍不出精品的。
徐中玉：国家还有困难，大家都理解。但如缺乏必要的投资，制成精品谈何容易。现在有些片子，要由导演设法集资，虽有雄心壮志，但很难如愿。成百千亿实际是国家的资金可任由卖不出去的房地产搁置在哪里，而急须亡羊补牢的文化教育事业仅需很少投入就可发挥不小的作用，却往往以两手一摊、毫无法子为辞被拒投入，叫人难以理解。
白沉：1982年我拍《大桥下面》花了40万，1986年拍《秋天里的春天》花了80万，1991年拍《落山风》，只用了30万元。我拍片总有意识地尽量压缩成本，少用钱，拍好戏。在艺术上、经济上都是费尽了苦心。我拍的每部影片，不仅能得到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都赚很多钱。有位外国导演问我，你们拍一部片子用多少钱，我有意多说了些，我说200多万人民币，他折算成美金后惊诧地说：“我真佩服你们中国导演，用这点钱居然能拍出电影来。如果我们只拿这点钱，就会不知所措了。”当然，用几十万、一百多万拍部电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导演对控制一部影片成本的主观能动性，已丧失殆尽。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钱。别的不算，单说想请一位有相当知名度的，表演上有相当成就的演员就请不起。在这种氛围中，精品是很难出现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领导的严重关注。因为人民需要精品，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电影文化，应该也必须在世界影坛上占一席之地。电影是我的生命，拍精品，是我的梦，这个梦至今未醒，而且永远也不会醒。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尽全力为人民、为祖国拍出精品来。
徐中玉：听到诸位的发言，很受启发。诸位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许多事情，发言也情真意切，活泼生动，相信一定会引起大家重视，有助于繁荣创作，多出精品。
我们文艺界的同志自己要坚定信心，磨练意志，体会时艰，团结配合，多做工作，不为一时的困难就灰心旁鹜。事实证明，我们这个队伍是非常坚强，有潜力的。切望各方面共同努力，切实想出些改进办法来。拔苗助长不行，急功近利，计日程功也难，应标本兼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符合艺术规律的计划，大家都来积极执行，相信精品是能产生的。
再一次感谢诸位光临，谨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和《群言》编辑部向你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