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史论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12-0089-07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注：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1934到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狭义上就是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虽然过去有学者总结或研究过（注：王宜昌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李季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1932年第7、8期合刊，1933年第3、4期合刊上连载《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后加以整理于1936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名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出版。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由知识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但是时至今日，论战已经过去70年了，其中有一些问题，例如唯物史观的传播问题，仍然是值得反思与总结的。
一 缺乏传统底蕴而又合于时宜的学术传播
社会史论战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学术现象，它所关注的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也是先前中国本土的学术所关怀的，至少晚清学者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充分的讨论。而论战中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和理论焦点——唯物史观——则完全是从遥远的异域文化中“射”过来的，或者说中国学术没有为接受她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从学术渊源上说，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之所以得以传播，不是中国学术自发生成的，而完全是苏联或共产国际通过留苏学者或者政界人士将其内部争论带到中国而加以延续的结果。
以托洛斯基和拉狄克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主张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则主张是封建制度。
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看法，认同牛封建制度说。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留学生中，有一些拥护托洛斯基的人，带回托氏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些材料转到陈独秀手里，激起了他的共鸣，使得他形成了一套所谓“托陈取消派”的理论。
本来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后来变成中国政界的纷争。1928年中国国民党主办的《新生命》月刊创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否认中国社会封建性，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六大唱起了对台戏。加之中国共产党内部少数派宣传托洛斯基等人的观点，于是中国共产党多数派于1929年创办《新思潮》与之针锋相对，并公开向社会征文，希望就中国现实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讨论。陶希圣不甘示弱，主编《动力》参加论战，继续阐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特性。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便由国外转向国内。
从源头上说，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观点来自于拉狄克，认为春秋战国以后，由于商人资本的发达，完整的封建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任曙《中国经济研究》、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但是都认为中国现实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其余“如彭述之、刘静仁等，也有同样的意见；不过都是在托洛斯基、拉狄克、陈独秀的原则下，大同小异——或者简直完全相同”[1]。
共产国际多数派的观点在中国主要是由“新思潮派”坚持下来的。朱新繁就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驳陶希圣并进而批评了拉狄克，认为拉狄克不了解商业资本性质，不从生产方法剥削方法上立论而从剥削者的出身及其剥削目的立论，从而否认中国有封建势力，得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错误结论。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镜园（注：他的观点有变化，1931年《读书杂志）第4、5期刊行之时，批判严灵峰、任曙；到了1932年在《读书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则批评刘梦云，主张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则是攻击“严灵峰和任曙底中国资本主义理论”，而“继承新思潮派的理论”。[2]
各社会派别政治见解的不同，结果慢慢演化为学术界的争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势必导致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郭沫若从1928年7月起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先后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这些论文与尚未发表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金中的社会史观》汇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一次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有规律的更替。此书出版后，遭到动力派、托派学者的批评。1931年4月1日，神州国光社出版由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
总之，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何干之非常明确地指出：“前一种主张是苏联少数党的主张，后一种主张是多数党的主张。这两派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尤其在国民革命时代，争论得特别起劲，特别严重。接着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播到中国来。”[3](p39)方俊峰也认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托洛斯基派即国际反对派，对于斯塔林派即国际干部派对中国党的指导，早已提出异议。自此以后，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不断与干部派斗争。就于每一政策，两派均有相反的主见。斗争的影响当然波及于中国。”[4]
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具体说来，这场大论战的兴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说：“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5]参加过论战的吴亮平回忆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究竟革命的前途如何？那时议论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宣传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党中央决定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6](p116～117)何干之在总结这一场论战时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度，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3](p4～5)。
本来参加论战的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遵循师长的路数去研究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去研究中国古史、近代史。然而，现实政治的需要，迫使他们拿起“唯物史观”作武器（尽管有人用来作矛，有人用来作盾；尽管有人情愿，有人不情愿），去分析中国的现实，进而分析中国历史。固然，中国古代史研究因此得以发展，不过这种研究有些从根本上就是先验的。可见，论战中学术在总体上是合乎时宜的，从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二 论战中学者的批判精神
实际上，学术讨论与政治观点并非完全等同，或者说是一一对应的，因为论战中许多学者都表现出批判精神。
学术上中国学者完全是因为呼应共产国际而展开讨论，但是并不等于说，论战中体现不出批判精神，相反他们对自己所服膺的思想还是有所选择的。例如，政治上的托派杜畏之，在学术上对拉狄克做了两个方面的评价。他肯定拉狄克“是我们所知道的欧人中之最能正确地描画中国历史者”，“运用冰雪一样的聪明，使用熟练的唯物史观，根据少许翻译的材料，大胆地，像猜谜一样地，闯进了渺茫的中国之古代，居然取得了颇不坏的结果”。不过他又批评拉狄克的三个弱点，那就是“他不懂中国文字”；“他不是个深思熟虑的学者而是个天资卓越仪表辉煌的新闻记者”；“他站在派别斗争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史。这种情形使他有时不自觉地为某种主张或成见而牺牲历史的真理”。[7]杜畏之的说法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是他的批判还是遵守辩证原则的。
再如胡秋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推崇杜布洛夫斯基，但是在农奴制或封建制问题上则批判杜氏。他认为，杜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部分”，“可以纠正对于马克斯主义许多误解”。然而“作者在后面，论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的时候，却有着许多成问题的地方”，“以剥削方式之实物地租与力役地租分别封建制度，是不正确的。……仅在小农与家庭手工业之结合，与实物地租中理解封建主义之特征，是不完全的”。[8]
参加论战的人可以分成不同派别（注：以杂志为标准，分为“新生命派”如周佛海、戴季陶、潘公展、陶希圣、陈邦国、朱伯康、梅思平、梁园东，“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刘仁静（又名刘镜园、刘亦宇、列尔士），“新思潮派”如潘东周（又名潘文育）、王学文（笔名王昂、思云）、吴黎平、李一氓、张闻天、向省吾（原名傅学铣）、何干之等，“读书杂志派”如王礼锡、胡秋原等。以政治倾向为标准，共产党内部可分为斯大林派（多数派，也有人称为干部派）主要是新思潮派的成员，托陈派（少数派、反对派或机械派）主要是动力派和李季、王宜昌、杜畏之；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派主要是新生命派，汪精卫派（改组派）以陈公博、顾孟余（曾化名公孙愈之），王法勤为代表。据吴亮平和薛暮桥回忆，动力派就是托派，详见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18～119页。），而各派别之间同样存在着互相批评的情况。
首先，新思潮派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例如，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王礼锡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讥郭沫若引用《孟子》、《天问》、《尧典》中的相关材料来证明中国的原始共产主义，“一些也不加以考证。……尧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来作史前的根据，那未免太孟浪了”。王宜昌发表《中国社会史短论》，说：郭沫若“以为中国奴隶社会，在秦便完了。这是误解了”。后来他又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认为郭沫若用文化革命或文化兴盛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是错误的，只利用记载材料和发掘材料也是不足的，仅仅使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理论是不够的，何况郭沫若在应用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不充分的。
其次，动力派批判新生命派。例如，李季属于动力派，陶希圣属于新生命派，两人根本观点是接近的。但是李季也不完全同意陶希圣的说法。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争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心腹。李季则认为，因为有了货币才产生了官僚，李季的理论根据是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第109页上的话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和《经济与社会》第655页上的文字，认为他们的理论把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9]甚至像王宜昌，说过偏颇话的，但是他批评新生命派，说它是玄学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认为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所说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上抄来的，即所谓的经济一元论（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2]他的这些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
再次，动力派内部一样有着批判。例如刘镜园，政治上也为托派人物，可是他批评任曙《中国经济研究》说：“任君在中国经济研究中，虽然自己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但实际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见现象之一部分而未窥其全。”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缺点：“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重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10]王宜昌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动力》上的论文构成主要内容，缺乏历史的追究，《商业资本》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严灵峰的贡献在于反驳了“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和不主张“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理论，而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优势，但却未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在王宜昌看来，具有严灵峰的局限，但在新材料使用上是有研究精神的，不过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阶级，因此不得不弄出错误。[2]
最后，新思潮派内部也有批评。例如朱新繁，一般认为他是“新思潮派”（注：朱新繁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评陈独秀、陶希圣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说，已经表明自己“新思潮派”的态度。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论史》中以为朱新繁（朱其华）“是代表‘新思潮派’的思想的一个人物”（《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严灵峰在《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也称朱新繁“是斯达林学派中所派生出来之‘自我吹牛’的标本角色”（《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合刊）。然而1931年10月29日朱新繁致信王礼锡，表明“弟著作名现已改为其华，新繁旧名，不复再用矣”。31日王礼锡回信表示“以后著作名当遵改其华”。（《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1932年3月26日《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无论署名朱新繁的文章是否为朱其华所撰，就从文章所反映的内容看，朱新繁是可以被看成“新思潮派”的。），然而他在给王礼锡的信中所表露出的思想丝毫没有党派气息，信中说：“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11]可见，他没有因为郭沫若与自己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就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而恰恰是相反。
当然，学者中也有进行折中调和的，例如朱伯康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发表《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指出：“实质上，中国经济是封建主义经济抑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未免太机械了，这样‘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简单逻辑实在不能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剖析上……在我未想到更切当的名词以前，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若再明白些说，也可以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
当论战由政治论争发展到学术争鸣时，论战参加者无论是不同派别之间，还是同一派别内部，大都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一种求真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藩篱，而希望能够认清中国的国情，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出来。可见，学术无法离开政治现实，但是对现实的束缚有着执着的挣脱，对当时论战中的学者是不能简单的使用政治派别的标准加以衡量的。
三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被广泛接受
就在人们讨论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经历哪些阶段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的奴隶制问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度。在俄国普列汉诺夫依照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制。在其影响下，沙发洛夫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中，在叙述了原始社会后，就直接进入周朝原始封建制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多数派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否定了历史发展规律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不利，于是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西周就是奴隶社会。吕振羽于1934年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后又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提出殷周奴隶社会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是主张中国不存在奴隶制度的。何干之在谈到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时指出：“中国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间接或直接，多多少少都受了他的暗示。”至于沙发夫的影响，“当时大家都公认《中国社会史》是代表正统的史书，所以这本书对于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当然留下了极大的痕迹”。[12](p79～84)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并未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明确的定义。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之根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看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后，就改变他那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古代生产方法互相衔接的意见。他对马克思有所修正，认为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应当是并列的，这里暗示着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因而否定了中国经历奴隶社会的必然性。瓦尔加和马扎亚尔就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依据，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的理论。
马扎亚尔等人的观点受到了反对派的批判。杜布洛夫斯基著《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一书，认为水利制度、土地国有是世界史上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它们是上层建筑现象不是经济基础，封建特征就是那种建立在自然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上的生产方法以及被马克思在实物地租学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生产关系。
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协会，及东洋研究会召集讨论会，清算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亚细亚反对派指出马扎亚尔抹杀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的假设，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国家封建主义。哥德斯做了总结性的报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之总决算》，马扎亚尔学派部分承认错误，但未改变根本意见。而且哥德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封建社会，也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必然性。
苏联各派的见解又导致中国学者的争论。
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等文章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亚细亚”看成是原始共产主义。（注：郭沫若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他在《文物》1936年第2期上发表《社会发展阶段之新认识》，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李季则继承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氏族社会的后继者，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写那一段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15年，而郭沫若却在后50年，因此郭沫若“愚不可及”，“天字第一号的荒唐”！[13]虽然李季曾经讥讽过马扎亚尔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妄加曲解”，可是他的观点，和马扎亚尔是根本一致的，何干之就曾经以为，其结论可说是马扎亚尔的东洋社会观的再版。
胡秋原、王礼锡和王宜昌则批判了以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胡秋原曾为吴清友翻译的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作序，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为名，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上，认为“杜氏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说是他批判特殊亚细亚方法论的部分”。还说：“杜氏此书的译出，可说是马克斯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他受杜波罗夫斯基的影响，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认为它不过是与农村公社结合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之统一，即专制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残余的结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修正则陷入地理史观的陷阱，而马扎亚尔对普氏修正的肯定是无意义的。
王礼锡批判马扎亚尔的看法，认为它是矛盾和可笑的。马扎亚尔既看到中国社会亚细亚形态遍布全国，又说中国的高利贷资本在帝国主义入侵前就破坏了亚细亚生产方法，王礼锡说马扎亚尔“自己以一个盾挡住自己的矛”。马扎亚尔既认为土地公有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又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分解了东方社会及其基础。王礼锡指出，周朝末年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已经很盛了，按照马氏说法，东方社会已经不存在二三千年了，马氏“又以另一个盾挡住了他这个矛”。而且马扎亚尔把水利制度当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其实在水利方面亚洲和欧洲没有两样，马克思也没有把它看成一个社会的特别的基础，如此说来，马扎亚尔的观点岂不荒唐可笑。相反，王礼锡继承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中的观点，认为水利和土地国有只是两种上层建筑的形式，不能成为亚洲社会的专利品。[14]
王宜昌以为马扎亚尔的局限在于，在对象上只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在方法上使用地理条件决定论，结果只看到中国的落后和历史阶段的不可分；在材料上只限于封建社会。因而，马氏“把历史的中心和社会的中心放在旁边，而把旁边的东西，放在历史和社会的中心了。于是遂不得不看见黄土层和水利，整个地支配了中国历史了”[2]。
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却得以广泛的接受。（注：有的学者以为生产方式才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丘旭《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1930年4期）甚至像陶希圣也依据《资本论》的说法，以为社会的发展就是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一和精神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二构成的。（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马克斯的社会进化论》，《新生命》1929年5期））这种接受对中国史学影响巨大。她不仅为一系列以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历史著作提供了工具，从而改写了中国通史，并且由于争论中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为后来许多问题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奴隶制问题、中国封建制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的进一步争论开了端绪。
四 唯物史观成为时尚
参加论战的学者，纷纷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例如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引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哲学之贫困》，批驳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的观点；引用《哲学之贫困》、《伊里基全集》第2卷上册的话来批评顾孟余、托洛斯基、拉狄克、陈独秀对列宁的误解——以为列宁也否定中国存在封建制，认为他们其实是荒谬的。再如孙倬章在《中国土地问题》（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1期上。）中，引《资本论》第3卷第2册法译本说明佃农变为资本家，在于生产商品以获得剩余价值；佃农介于地主和劳动者之间，受国际市场的支配，佃农资本家生产的大部商品送于市场；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说明列宁完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农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引《政治经济学批判》法译本，说明中国没有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生产部门，支配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引《哲学的贫困》说明所有权是历史的产物，是发展的，社会关系对于某个时期的重要性。他还在《中国经济的分析》（注：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上。）中，引用《共产党宣言》5次，《政治经济学序言》4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次，《资本论》、《哲学之贫困》、恩格斯《宗教哲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德国共产党的要求》、列宁《农业的资本主义》、列宁《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农业问题》各1次，说明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那种排除帝国主义以分析中国经济从而否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是荒谬绝伦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当时参与论战的王宜昌曾经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15]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的？而且当时有的学者并未能够完整地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了解和研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何兹全先生在回顾他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时说：“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16](p32)
《新思潮》1929年第2、3期合刊上，李德谟做了《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其中马克思传记3种、马克思著作1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经济11种，马克思主义8种，反马克思主义3种，附恩格斯著作中译本7种。1930年第4期上，吴乐平《马克思主义精粹》，列了一个书目：马克思主义初步研究书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0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7种；如欲深造，还有13种。
这些著作中被翻译成汉文的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德法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史的一元论》。列宁《民族革命原理》、《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唯物史观》。
这些书籍成为参加论战的学者必读著作。严灵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布哈林《××主义的A.B.C》、《××党宣言》、柯资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博哈德《通俗资本论》、蒲格丹洛夫《经济科学大纲》、《哥达纲领批判》等等重要书籍我都很细心地看过；并且对于我个人社会科学的知识的增进是有莫大的帮助。”他读过的唯物史观经典著作还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17]
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的翻译与运用以及社会形态理论方面的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许多人都拿起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武器。对此罗新慧指出：“不管人们是否真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们依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当时的史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说，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是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者们才有可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人们的视野也才得以开阔。”[18](p44)
社会史论战中许多人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或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王锡礼在比较社会史论战和人生观论战时认为，人生观论战是科学与玄学、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各有各的蓝本，是形式逻辑与玄学的争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科学成为常识性的真理，它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5]甚至像新生命派的萨孟武都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19](p1)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吴西岑曾经指出，“‘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地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20]王宜昌也说：从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但同时是不了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15]。
的确，那时的论战者确有一哄而上的嫌疑，许多人从唯物史观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为自己的文章戴上眩人的理论光环。孙倬章就批评严灵峰和任曙，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不过“他们仍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辩证法的研究问题”。[21]但是如果按照吴西岑、王宜昌的说法，则又未免过分。事实上有一些学者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还是保持着学者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上文已涉及，不再赘述。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尽管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然而通过论战，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被翻译过来，唯物史观成为人们解释历史的理论，一些历史研究新领域开辟出来。不管人们在使用唯物史观时出于什么态度，或者如何不成熟，但是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次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16](p32)
【收稿日期】200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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