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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五月，随着北京气温的步步升高，“就近入学”的话题又再度热了起来。今年，是北京市改革小学升初中招生制度，实行“就近入学”的第三年，全市又将有18.4万多小学毕业生升入780余所中学，开始新一轮的学习。“就近入学”牵动着千家万户。近日，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一些单位和个人，得到的是这样一些印象：
家长：
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择校痴心不改，尤愤世风不良。
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家长说：今年这种综合评价推荐学生的做法，比以往单凭学习成绩好多了。综合评价要考虑活动能力、思维能力、独创精神等，还要听各科老师的意见。可以说被推荐和保送的孩子，在班里一贯都是好样的。
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家长说：我儿子很聪明，学习潜力也很大，属于稍一努力就上去的孩子。但保送、推荐没戏。我希望能给孩子一次考试的机会，让他试试。我认为现在的改法对那些晚成的、有后劲的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
一位离休在家的老干部说：我孙女的学习不错，但看来推荐也没戏了。我是一点路子也没有。我现在就盼望着把孩子分到一个环境好点的、教学质量好点的、教师负责任的学校去就行了。我就怕分到校风太差的学校，那还不误了孩子一辈子！
一位当医生的家长说：改革我们不反对，但前提是各中学要达到办学水平上大体相当，使大家机会均等，使家长无可挑剔。否则就别怪家长择校。现在的问题是：你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那么少，致使学校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提上来，却要求我们基本实现“就近入学”，凭什么要我的孩子做出牺牲？那么大的试验就在这么大群孩子里试！现在择校的比例越来越少，门越关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的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家长们各显神通。我们不仅要跟小学教师、校长搞好关系，还要与中学搞好关系。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像过去一样完全凭分！
一位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家长说：保送推荐过程中的大起大落、突然变化的现象，实在让家长受不了。今天是你，明天改他，大家都认为是他了，公布时却又被拿下来了，这背后有没有交易？反正事儿没轮到我孩子的头上，我是不会去管闲事的。但我见到公布时，有的孩子爸妈奶奶都来了，一听说没有自己的孩子，老太太差点没晕过去。就取7名，那第8个孩子会怎么想？能差到哪儿去！
一位在中学工作的家长说：“就近入学”对学习好的学生是耽误。我们那儿的普通校就公开说：保及格率，不保优秀率。你的孩子要是“吃不饱”可以请家庭教师吗！
一位当大学教师的家长说：我认为还是凭成绩入学最好，这样家长可以没怨言。现在的做法弊病太多，不仅是孩子与孩子的竞争，而且是家长与家长之间的竞争。有的教师就公开对被保送推荐的学生说，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赶紧找关系，不然就录取不了。我们听了这些话，感到心里特别沉痛。这些事在小小孩子的心灵中，留下不好的阴影。要知道师长在孩子心灵中的净化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一位从事科技工作的家长说：我认为保送制还是好的，班里就那么2～3个，剩下的一律凭分入学更公平。这样大家心明眼亮，有利于多数学生。否则成年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就够让人愤愤的了，现在又落到这么点孩子头上，全凭家长在那儿使劲，这也太可悲了。目前孩子的学习负担倒不算太重，主要是精神压力太大。
一位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家长说：小学的“三好”水分很大。我的孩子是从四年级转入现在学校的，虽然她的学习成绩都在95分以上，其他条件也没问题，但四年级我们就没被评为“三好”。现在才知道，少一年就没资格了。今年我们是在保送推荐无望、动用了很多关系也没戏的情况下，决定花钱也得让她上的。因为对我来讲孩子就一个，成功是100%，失败也是100%！我们一贯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很大。如果我的孩子一贯学习不行、很累，我是不会让她受罪的。就怕我这样的“擦边”孩子，不争一下，我实在是不甘心，花多少钱我也认了。其实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我们出钱是绝对要靠亲友周济的。我特别赞成通过考试公平竞争，现在整个社会都这样，国家公务员、技术职称等都凭考试，为何孩子之间就没有这个公平的机会？应该让这一代孩子从小就建立起公平竞争的意识。“就近入学”我孩子是牺牲品。我不甘心把孩子往三类学校送，我相信环境对孩子的烘托、影响作用，在那里我的孩子是不可能出现奇迹的。
家长的抱怨早在意料之中。明摆着，一方面“办好每一所学校”，“提高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嘴巴一张就能立即实现的。而对于家长来说，未来的允诺，远水解不了近渴，孩子择校的要求则是极为现实、迫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另方面实行“就近入学”的改革，与家长们“没商量”，必须接受，还必须在几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两头一压，能不矛盾溢出嘛！固然转变教育观念、转变传统的人才观是摆在每位家长面前的任务，而改革毕竟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上的牺牲。无疑，在这场招生制度的改革中，一些家长及其孩子是要做出牺牲的。可以这么说，当着国家无力马上为“就近入学”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之时，当着社会上有些人又总能凭借着权和钱，绕开这道“篱笆墙”的现象存在之时，要想让家长们高高兴兴地接受“就近入学”的事实，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结论：不必苛求家长！
学校：
各有各的处境，各怀各的苦衷；虽有困难多种，牢骚不误执行。
小学：
东城区某小学校长说：我校办学质量不错，周围有大相关，生源质量较好，因此优秀生多些。“就近入学”我们的问题是指标不够，上谁不上谁呀！操作中难度较大。当然免不了有家长来争指标的。
保送、推荐生的质量，从我们来讲是按“四公开”的制度做了。但从教师来讲，在掌握标准时，还是有一些弊端。一般教师喜欢听话、老实、一贯学习态度认真的孩子。而在这方面小学阶段表现突出的往往是女孩子。一些平时有点小毛病又没有本质问题的男孩子是吃亏的。我们虽说注意了在性别上的比例，也还是女孩子多。
小学取消统考，使我们从升学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从教师讲，只要教出合格的学生就行，心里没那么大的压力，负担是减轻了。多数“就近入学”的学生负担也减轻了。少数推荐生的负担没减轻，因为他们还要通过上一级中学的考试才能入学。从教学质量上讲，我认为是有保证的。因为第一、我们有对学生负责的责任心；第二、我们要维护我校一直较好的声誉；第三、我们出的试题，都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并由区里小教研检查通过的。
西城区某小学校长说：保送、推荐制度，我感觉还是越来越完善了。比如要用成绩说话，不然不好跟家长谈；但又要考虑一贯表现，办法是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即5年级期末占10%，6年级第一学期占10%，第二学期占80%。
中学：
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就近入学”我们不反对。这对我们是考验，也是挑战。能教好学生，也应该能教困难生。能教困难生水平才更高呢！重点中学不能自封，也不能吃老本。
现在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基本取消择校生（通过过渡达到5%），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一刀切的。因为校际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是多年形成的，而且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看就是有个十年八年也不一定就能改变现状。第二、堵住了“票子生”，能否制止住“条子生”？这与反腐倡廉是直接联系的。多年来“条子生”就没断过。不说别的，咱们教育内部的条子就多了。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我们敢得罪谁呀！其实只要堵不住“条子生”，就堵不住“票子生”。所以到头来政策最终卡的还是老百姓。
实验中学校长王本中：“就近入学”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有待研究。第一、国情不同。发达国家对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校园环境、教学设备、师资队伍等方面都是有一套标准和要求的。而我们恰恰是在这方面，校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一些学校根本没达到规定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求择校很自然。这也是造成“就近入学”在执行中的难度所在。另方面，孩子之间也确实存在素质上的差异，必然要求择校。第二、在一些发达国家，高质量的私立学校占的比例很大，家长要求择校，可花钱入私学，余下的再就近。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的择校要求，因此这方面矛盾不突出。而在我们国家，私立学校是近年的事儿，质量也还不好说，因而私立学校满足不了家长择校的需要。第三、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也有择校生。总之国际潮流是学生越来越有较大的选择权。第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怎么解决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学生间存在个性差异是客观事实，不能降低好学校的标准，都拉平，这在发达国家是有教训的。讲提高不顾普及不对，抓普及放了提高也不对。这种一刀切、一律怎么样的做法，在思路上很值得考虑。另外在改革方法上，采用行政命令推下来的较多，而怎么运用科研的方式，通过论证再逐步推广则不够。
师大二附中校长林福智：保送生的质量水分较大，现在推荐上来的女生过多，有时能达到2/3。女孩子在小学阶段占有明显的优势，一般都比较听话，能连续三年“三好”。但一入中学能力上的不足就显示出来了，而其他男孩子想进却进不来了。这与小学掌握三好的标准很有关系。
54中校长聂树柯：现在我们这样的学校（人们称为准重点校）受罪特大。主要是学生水平不齐。好的真好，差的是真差，而且各种压力都集中在这儿。一些家长很了解自己的孩子，真上了好学校跟不上，也受罪，于是就通过各种关系往我这儿挤。你看看门外这些人，都堵在校长室门口，打进的电话十个有八个是上学的事，我们没法正常工作。而且这种情况得沿续到开学9～10月份也消停不了。
应该说改革的出发点、本意是好的。但长官意志太浓。第一、忽视了国情。文革后这么多年，一直对重点校实行“三保”政策，即保资金、保师资、保生源。现在想一下子改变校际之间的差别，太难了，国家资金有限，只能小扶贫。第二、忽视了“市情”。北京的特点是中央机关单位太多，大机关可凭借实力、地位跟你搞“共建关系”。平时为你学校提供了一些帮助，到招生的时候能不要求相应的照顾吗！第三、忽视了社会风气的现实。现在从上到下孔繁森式的干部并不多。在社会还不能基本杜绝不正之风的条件下，就不要再人为地加大不公平、扩大不正之风了。否则，真正“就近入学”而且没有门路跳出来的，只能是那些没权、没势、又没钱的平头百姓。与其这样还不如给大家一次公平考试的机会。
七中校长叶德管：“就近入学”使我们这样的学校困难生的比例逐年增大，我们的负担加重了。很多新问题需要重新适应。主要是学生之间差别太大。好的，管理上很顺手；差的，则在各方面都很费劲。过去学习差的只是个别生，现在则出现“尾部学生”。怎样因材施教，进行分类教学？教育上也出现难度，现在的学生是连窝端上来的，有的小学校风不太好，小学6年就形成了一些小团伙，结果升上中学还打不散，要同窗9年。这对形成新的学习环境很不利。
157中校长张永泰：必须承认“就近入学”是个进步，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有很多问题。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据新街口街道负责人讲，根据解放后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我校所处街道在西城区十个街道中，从住房、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等十项指标看都是最低的。周围什么机关大院、企事业单位也没有。我们曾在初一学生中统计家庭情况，结果表明：家长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到85%，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生源背景。办学离不开社会环境，教育离不开家庭环境。校际之间差距、学生之间的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能理解市区重点校招收择校生。但我不能接受“层层扒皮”的现实，即片内好一点的学校也来择优招生，最后像我们这样的学校，真正“就近入学”的还是最差的学生，搞得班里连个“带头羊”都找不出来，工作非常难做。我认为目前的择优比例还是过大。
安德路中学副校长陈继仁：总的讲，我们欢迎“就近入学”，否则对我们这样的学校就太不公平了。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过去每年都接收“撮底儿”的学生，由于生源条件太差，多年来始终就翻不过身来。实行“就近入学”哪个小学也不愿往我们这端。我们附近的小学、家长教育孩子时都这么吓唬说：“只要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得上安中！”我们成了公众心目中的“大灰狼”。现在改为“就近入学”我们起码还能收到点好学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就近入学”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长。因为对他们来说，孩子是切身利益。其实“就近入学”对我们来讲，压力更大。你办不好学校，家长跟你瞪眼睛，不干啊！你把人家孩子耽误了！刚实行“就近入学”时，家长不信任我们，曾组织写信、集体请愿，要求我们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给予答复，我们是书记、校长集体接待的。说实在的，这些年为了彻底打个翻身仗，我们是卧薪尝胆，真累吐了血了！我们想尽了办法，提出了“关怀困难生、开小灶、小勺喂”等等口号。要知道我们的学生普遍是不念书的，在学习习惯、学习能力上差距很大，费力死了，可以说我们很多教师身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同时我们还做了大量周边工作。召开周围大机关的代表会，请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举办家长学校，搞系列讲座，获得他们的配合；召集周围小学校长、主任、六年级教师会，和他们沟通心迹，请求他们别讲我们的坏话；注意对外的宣传报道等等。总之，“就近入学”对我们是好事，也是巨大的挑战。近年来，通过艰苦努力，我们的校风好转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去年及格率达到93.9%，社会舆论也大为改观。
“就近入学”中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一是社会各界需要转变教育观念；二是不正之风严重，各种漏洞堵不死，“条子生”止不住，一本好经念歪了。就拿我们学校来说，一些对口直升的小学老师就公开对学生说：你们有本事的赶紧走。结果还没入学就先转走了40～50人。有的大机关宁愿每天开两辆班车送孩子们到远地儿上学，也不在我们这儿“就近”，剩下的学生入学后还得变着法儿地走。多时达80多人，少时也有近50人，原定班额为40人，最后剩不下30人，不得不并班。这种情况根本挡不住，你不给学生档案？不给人家就不要。现在为了不在我们这儿上学，家长们八仙过海，人主意鬼主意都想。有些孩子就是通过我们教育内部的条子硬走的。所以改革本身很好，但并没真照着做，底下权钱交易活跃，多种漏洞堵不死。
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第一、给我们以公平竞争的机会；第二、改革要动真格的，要完善各种制度，上下一致狠刹不正之风；第三、请社会上不要把我们这样的学校看死！
张永泰：小学取消统考后，质量到底怎么样？放松没有？我曾跟几位小学校长聊天，他们认为：从主观上讲，没放松；但客观上讲，教师确实没压力了，在训练上有所放松。评价小学的教学质量应该听听中学的反馈。现在的问题是：小学的6年不管你中学的3年，而我这3年却要对9年负责，最终学生是要从我这儿出。如果要能从体制上搞9年一贯制，使每一个环节都对全程负责就好了。现在的做法搞得我们叫苦不迭。
现在对我们这样的学校评价标准有问题。虽然从口头上承认你的生源不如人家，但最后升学考试是硬碰硬的，还是一把尺子量，结果又把前提否掉了。搞得我们这类学校一直压力很大。
46中校长赵博：小学取消统考，国家应该有严格的检验标准。现在小学生都是“及格”升上来的，我们并没有检验的权力。而我们送上去的，却要接受层层的检验，硬碰硬没说的。现在要求重点校的及格率是98%，普通校的及格率是94%，才差0.4，而择优的学生与划片的学生差别大了去了。国家对贫困县还有个扶贫政策呢，可对我们的评价标准差别并不大，这不公平，也得让我们喘口气呀！
张永泰：“就近入学”对教师队伍的素质是挑战。一般地讲，长期接受困难生的教师，班级管理、教育学生的能力都较强，但是往往没有精力再去钻研教学业务了，因此教学水平、教学艺术有限；好校的教师则因学生纪律、学习习惯上都不用操心，因而有时间去钻研业务，但在管理学生上往往感到吃力。“就近入学”什么学生都会遇到，好学生会向普通校教师提问题、要学问；光会管学生，拿不出东西来适应不了。同样，好校的教师碰见困难生，不善于管理，教学水平、教学艺术也难于发挥。
来自学校的呼声，尤应引起重视。“就近入学”对“输出”单位的小学来说，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排除各种干扰，尽快“分捡”出那寥寥无几的优秀生来。除此，小学应重点研究的是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
而“就近入学”对“输入”单位的中学来说，其意义和难度可就大不一样了。一般地说“就近入学”对重点中学影响不大，它们的校长除能高屋建瓴地发表议论外，具体意见多是些“挑肥拣瘦的高级牢骚”。对于较好中学而言，则意味着面对“肥瘦俱全的食物”必须调整自己的“胃口”，才什么都能消化。而对于困难中学来说，除了要面对“到口的美味佳肴还有留不住的危险”外，更要迎接对自身教学质量、教师队伍、管理水平等诸方面素质、能力的挑战。
热点问题集中在：第一、如何看待“以钱择校”。“以钱择校”是社会上反响最大，最给教育招恶心的事儿之一。因此国家教委三令五申，早在明令禁止之中。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教育的长远效益上来看，都理应禁止。但问题在于：首先，实施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行为，当着国家投资不到位时，学校该怎么办！作为基层办学者来说，他们也可以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或以牺牲学生质量为代价，不负责任地得过且过。然而面对孜孜学子，祖国的未来，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容不得懈怠，于是只有想尽办法干起来。这，就是现在中小学校长的普遍心态。说实在的对于广大中小学校长来说，他们干得非常痛苦。其次，多年来国家对重点中学实行了较高投入，也就是说，上了好学校就意味得到了国家的较多投入。那么理当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应该多掏学费！不然怎么体现国家对每位学生提供的公平服务！在市场上买东西，人们接受优质优价的原则，并认为这是公平的，怎么到了教育上就没这么一说了！再次，目前教育上的三大矛盾也是我们研究问题时所不能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一是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二是中学的入学高峰滚滚到来。以海淀区中学为例，近两年连续每年净增学生8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不出二部制就是胜利。同时，这种状况也使本就拮据的教育经费更显不足。三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老教师纷纷退休。老之将退；新的，从师德、业务等方面又跟不上趟。怎么办？还有没有现阶段的应对之策？就像国家对待校办企业的现行政策一样。
第二、如何看待“条子生”。“条子生”所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是最让教育工作者痛恨，又是最无能为力的一个问题了。首先，“条子生”该由谁来反？该反谁？真正有权力批条子，而且批了就生效的，可不是老百姓。其次，“条子生”所反映的不正之风，不是教育口单枪匹马就能反掉的。明摆着，某些人，甚至不用给你写“条子”，只需递个话儿，“球”就踢给您了，您掂量着办吧！拒绝吗？可别忘了日后会出现的麻烦。校长们权衡的结果，不就是多收个学生吗，收谁不是收哇，比起日后的麻烦，这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成交！这股阴暗的逆流就是这样在社会上流淌着。
政府：
既要考虑长远，又要照顾实际；发展中求完善，不走回头之路。
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文哲：（见《中国教育报》1995年2月10日）
——“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平等原则的基本标志，其主要含义是“无选择入学”。就是说学校不能挑学生，学生也不能挑学校。这种办法，一则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便于执法检查，有利于保证学生入学权利的实现。二则把社区居民的利益与学校利益统一起来，有利于优化学校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三则为中小学生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条件，有利于中小学生的成长。
——实施了义务教育制度，就意味着未来社会的全体公民，都要从义务教育学校这扇大门步入社会。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必须有最广的适应性、最强的基础性。它应该有利于所有人的未来发展，它应能鼓舞从这扇大门走出的每个人都能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从此出发，义务教育摈弃选拔与淘汰，不赞成过早的、草率的给孩子下个或优或劣的结论，特别是不能仅仅依据一两次个别科目考试分数的高低来下结论。
——实行就近入学，并不是不要考试，而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恢复考试的本来面目，让已经异化的考试制度重新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当许多与考试不相关的功能都被强加在考试之上的时候（用考试来评价学校、学生、教师的优劣，用考试成绩来分配教师的奖金或评定他们的职称，用考试成绩来决定学生的命运或学校获得社会赞助的多少，甚至用考试成绩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等），考试的本来面目就已经被异化。北京之所以取消小学毕业区县统考，把命题权交给各小学校长，就是在尝试淡化考试的社会功能，就是试图减轻各小学之间的分数竞争，从而通过减轻校长与教师的精神压力来适当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当然，要想真正实现考试的本来意义——反馈教育信息的功能，要想真正使考试成为教师与学生自己的事情，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还要经过许多努力。
——促进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均衡化，推进“就近入学”，并不是在搞绝对平均主义，也不是不要效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地区，差别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人想在短期内把它们拉平。问题在于，在同一城市的具体区域，由同一个政府财政支持的几个学校之间，应不应该再分成三六九等！我们主张实行区域内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因此应该实行就近入学，应该逐渐淡化乃至取消重点小学、重点初中，应该促进本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均衡化等，保证每个公民子女都受到合格的教育，这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的最佳效益。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缺乏高层次人才，而是缺乏合格的质量较高的劳动力大军。
——实行“就近入学”，只是推进义务教育工作中的一项任务，全面实施义务教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观念要转变……“就近入学”仅仅是个开始，虽然它还有许多完善之路要走，但它却是中国义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对此，不应动摇。
市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陆沈娟：国家教委早在1985年就要求实行“就近入学”，“义务教育法”又规定小学升初中实行就近入学。因此，改革入学办法是依法治教。在这一点上要有守法意识。北京的这场改革，是在家长“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吁下，于1993年才正式出台的。过去靠一张考卷定取舍，有的孩子因一个小数点或一个标点的错误，就失去了入好学校的机会，逼得他们死记硬背，10个考上重点校的，要由100个孩子陪考。而且升学率涉及对学校、校长、教师的评价。于是大家都绑在一辆战车上，学习负担越来越重，孩子们得不到全面发展。那么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取消小学统考，实现“就近入学”，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再有，普及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行为，然而市政府从前可能并没意识到薄弱校问题的严重性，以往的对外宣传也总是展示窗口校。现在改革了招生办法，薄弱校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上差校！因而社会反响很大，成为热点问题。这样就逼着政府必须重视薄弱校的建设，增大投入，尽快改变弱校面貌，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拿北京来说，招生制度改革后，市委市政府为北京教育做的十件实事的第一件，就是连续三年，每年投资300万，帮助改善23所基础薄弱的面貌。除此，还有地方性投资。各区县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努力。
还有，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是没有普及义务教育时的必然现象。解放前乃至目前的贫困地区，不是还有很多失学儿童吗！普及义务教育，实行强迫入学，在同一个地区为什么还要将学校分类呢！有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上普通校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那么谁的孩子该当牺牲品呢？国家能“强迫”人们去当牺牲品吗！其实有些条件差点的学校，真进了俩学习好的学生，关心还关心不过来呢，怎么可能成为牺牲品！就近入学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成为牺牲品。当然不能仅靠这一招，而这又是必须率先走出的一步。
另外，21世纪北京将建设成现代化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将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从事三产的人多数将从普通学校走出来，并成为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再不能沿着差校培养差生的路子走下去了，办好每一所普通校是涉及未来公民素质的大问题，也是未来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作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我们不能不从这个宏观大局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现在困难点、挨点骂也认了，一定要坚持招生制度的改革，坚持面向大多数。
考虑到北京的实际困难，具体说主要有：第一、北京的重点校与薄弱校之间差距太大，改善办学条件还需要较长时间。第二、北京大机关各方有影响的人士居多，为减少阻力，采取一定的策略是必要的。第三、统计表明：智力超常、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少年占同龄人的3%左右，对这部分儿童少年应该给予特殊的对待。让重点中学先承担起这项任务也是可行的等等。我们的改革没有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一条渐进之路，即在取消小学统考的基础上，暂时保留重点初中，并逐步缩小择优的比例。目前北京正在小学生中推广综合评价的方法。
总之，改革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解决的办法绝不能回到过去，再恢复统考，加重负担。而只能是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改革。
看来，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其难处就在于，一方面，不能埋头于眼前的教育现实而忽视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大目标和提高全体公民素质的战略任务；另方面，也不能只抓宏观长远的任务而不顾眼前的教育实际。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再说上几句。本文初始的创意是想宣传北京市招生制度改革这项新举措来着。然而转上一圈之后，面对一堆材料，记者却开始犯难了。因为整个的感觉是：方方面面各有情结，还谁都有自己的道理。一律略去相反的意见？又深感内中含着合理的成分。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将它们原汁原味地实录在此。一为沟通上下，连接左右，进而达到互相了解与理解的目的。制定政策者不仅要筹谋宏观长远，更要研究眼前身后的实际步子怎么迈；执行政策者亦要跳出“此山中”，“风物长宜放眼量”。二为使诸君同仁形象而生动地感受：改革的目标尚且美好，改革的步履却是异常艰难的，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改革是一桩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教育内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整体改革，而且也依赖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特别是人们教育观念的更新。因而改革需要全员动员、全方位作战。单兵独进，极易陷入重围，弄得不好还会敌不住回归的诱惑。三为教育同仁提供借鉴。北京身为首都，所处政治文化的中心，虽具有人才济济、信息灵通……的种种优势，却亦有自己的难处。北京，中央各大部委、各军兵种、民主党派、商务代办等单位云集，可以说是群龙聚首。因而当官的多，名人多，有钱的人也多。因此研究自己的“市情”，至关重要！四为引出各方名人高士多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出实招、讲真话，献计献策，以使北京的教育改革更科学、更完善，使北京已经迈出的一步更扎实、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