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论争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主要问容
1949年5月，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
第一，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虽然从逻辑上说是正确的，但其前提条件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只能适用于中心国家之间，而不适用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因为在中心—外围体系中，中心首先发生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者，以向外围出售工业品为主；外围是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地区，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一般说来，工业部门更容易吸收新技术，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更高，工业品的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因而其价格较低。所以，外围国家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工业品而言呈现出下降趋势。
第二，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也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繁荣阶段，工业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衰退阶段，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工业品更加严重。因此，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不断扩大了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另一方面，在贸易繁荣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工业中心的工资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到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会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外围国家的工资在繁荣时期虽也会适当上涨，但当贸易衰退阶段来临时，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之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所以其工资水平被压低。
第三，初级产品不利的需求条件，也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根据恩格尔定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随着一国收入的增长，总收入中分配给初级产品部门的比重将下降，分配给工业品生产部门的部分会上升。假如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一致，二者的生产、供求和贸易将趋于平衡。然而，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实际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此外，工业技术的进步往往会减少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量，所形成的节约抑制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而大量合成产品的出现，更是直接替代了对天然原材料的需求。
第四，世界经济动力中心的低进口系数，同样要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负责。普雷维什认为，英国是19世纪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它的进口系数很高，一般都在30%-35%，因此外围国家就能够抵销其初级产品较低收入弹性的不利影响。但是，从19世纪后期起，美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中心，它的进口系数非常低，一般在3%-5%之间，因而对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的低进口系数就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小，包括对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只要这种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体系仍然存在，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
二、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争论
以强调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为主要内容的“普雷维什命题”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多支持这一学说。例如一位中国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外贸理论的出发点，它正确地抓住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问题，提醒发展中国家，不应单纯重数量型的外贸发展，而应考虑如何改善贸易条件、克服发展外贸中的不利因素。”（注：薛进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研究》1989年第7期，第61页。）拉美学者阿曼多·迪·菲力波指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等各种来源的资料都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初级产品的实际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注：Armando Di Filippo,"Prebisch's Ideas on the World Economy",CEPAL Review,No.34,April 1988,pp.157.）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则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批判。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可以说是这场批判的开路先锋。1950年，他在巴西国立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指出，贸易条件恶化论中所暗含的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等同于贫困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农业并不等于贫困，工业也不等于富裕。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工业或农矿业中的比较优势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它所从事的产业部门的特性。同时，瓦伊纳还指出，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质量上的不同变化，因而存在偏差。
美国经济学家戈特弗里特·哈伯勒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解释是错误的，推断是草率的，政策结论是不负责任的。首先，以“比较成本说”为理论基础的国际分工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其次，普雷维什使用的统计材料完全以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指数为基础，并不具有代表性。再次，不能完全用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来分别代表工业中心和不发达外围各自的出口品。因此，哈伯勒得出结论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不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理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则缺乏任何有效的基础。”（注：Benjamin Higgins,Economic Development:Principles,Problems and Policies,New York,1959,p.373.）
此外，鲍尔德温、哈伯勒和杰拉尔德·迈耶等学者还先后指出，普雷维什所论及的净实物贸易条件(NBTT)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收入贸易条件(ITT)和要素贸易条件(FTT)才能确切地反映这些国家的贸易状况。
面对上述批判，普雷维什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外围国家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历史事实。在1959年5月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普雷维什在《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一文中说：“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是需求的收入弹性差异和技术进步向世界经济传播的不平等方式的结果。”他指出，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国以工业生产和出口为主，乙国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假设两国的工资率相同，贸易则在两国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上达到均衡，那么在这个边际上的生产率比率为1.0。甲国工业的生产率是乙国的3倍；而乙国初级产品的生产率也是甲国的3倍。因此，两国在技术密集度和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也没有任何差异，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就不会恶化了。然而，如果假定工业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高于初级产品，而其它的假定都不变，那么在乙国，劳动力就会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生产部门转移。由于乙国工业部门生产率低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因而对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将迫使就业低于生产率比率曲线，从1.00到0.80，而工资率也相应地下降到一个新的竞争性均衡点上。在工资率调整到0.80的过程中，出口价格将下降，从而使收入转移到甲国，贸易条件因此恶化了。如果除弹性上的差异以外，技术密集度上也存在差异，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将更加严重。
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议）上，普雷维什作了题为《迈向发展的新贸易政策》的报告，不仅重申了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主要观点，而且还用事实说明了贸易条件恶化的恶劣影响。他说：“1950年到1961年间，主要由于制成品价格的上升，初级产品相对制成品而言的贸易条件下降了26%。……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净流入累计为474亿美元。如果扣除同期的利息和利润汇回，这一数值就会下降为265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导致其出口的购买力估计下降了约131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在除去债务偿还的成本以后，这种资金流入的大约一半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而化为乌有。”（注：Raúl Prebisch,Towards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New York,1964,p.18,19.）因此，普雷维什在会上还提出了普通优惠制、签定商品协定等具体措施，要求发达国家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弥补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损失。
对于普雷维什的解释，西方经济学家展开了新的批判，美国经济学家M·J·弗兰德斯在1964年6月号的《经济学杂志》上著文，针对普雷维什在《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一文中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解释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普雷维什对甲国和乙国工资率、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密集度等方面的假定是“错误的和天真的”。哈里·约翰逊则针对普雷维什在贸发会议上的报告说：“普雷维什博士的理论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许多关于贸易和增长问题的著作揭示了其理论的不足之处。他在报告中对初级产品相对价格恶化趋势的解释是混乱的和模糊的。”（注：Harry G.Johnson,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New York,1967,p.28.）
后来，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更是在对普雷维什的理论进行剥丝抽茧的批判后，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改善论的观点。贝罗奇认为，普雷维什证明其命题的过程至少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错误：(1)比较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时所选择的最后期限不当。贝罗奇指出，根据国际联盟提供的数据，1876年至1938年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恶化了43%，而1876年至1935年间则下降了59%。但是，如果仅将时间计算到1926年至1929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只恶化了7%，1896年至1929年间更是上升了3%。(2)使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来代表整个世界工业品出口的价格指数同样是不恰当的。贝罗奇比较了施洛特、刘易斯和金德尔伯格等人计算的1872-1928年间出口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出了差别极大得结果。施洛特使用的是英国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平均数，上升了33%；刘易斯则将英国与美国的指数平均起来，仅上升了26%；而金德尔伯格考虑的欧洲工业指数却下降了13%。(3)普雷维什没有考虑制成品与初级产品计价方法上的不同，没有考虑运输成本对双方的不同影响。贝罗奇提出，如果将各种要素都考虑进来的话，就会得出一个相反得结论：1872年—1928年间，初级产品得价格指数上升了10%-12%。（注：Paul Bairo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113-116.）
面对西方学者新一轮的批判，普雷维什坚持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这个论点的逻辑性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体系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继续存在，贸易条件恶化论就不会失去其生命力。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新发展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另外一个先驱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则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始扩展这一理论的应用领域。他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的事实，开始将贸易条件恶化论拓宽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高于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2)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3)初级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比重意味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对它们的影响更甚于发达国家。这样，辛格改变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过去对第三点的侧重，而更多地强调前两点，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
本人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新发展是这一理论将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的必然结果，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以制成品和初级产品来分工时，该理论强调的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当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分别由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来进行时，该理论则敏锐地提出了后者贸易条件恶化的必然趋势。那么，当“知识经济”时代悄然而至之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呢？
如果以产业结构来划分的话，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了原始游猎和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几个经济时代。从20世纪末期起，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才开始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也只是刚刚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门槛而已。犹如当年工业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广大落后地区被排斥在工业经济之外的情形一样，现如今它们又被排斥在“知识经济”的大门之外。
“知识经济”时代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后期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工业品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分工的话，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将会更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国际分工形式将继续存在以外，还会出现几种新的国际分工内容：外围国家工业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等。这样，贸易条件恶化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包含更多的内容。具体说来，它有可能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中心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注：D.Sapsford,"The Statistical Debate on the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A Comment and Some Additional Evidence",Economic Journal,September 1985,pp.78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注：IMF,"Adjustment,Not Resistance,the Key to Dealing with Low Commodity Prices",IMF Survey,Vol.23,October 1994,pp.350-352.）
(2)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注：Hans W.Singer,"Terms of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hn Eatwell,et al.,eds.,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3,London,1987,p.628.）联合国在2000年1月发布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注：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Vol.54,No.l,January 2000,pp.176.）
(3)外围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同样在恶化。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注：P.Sarkar and H.W.Singer,"Manufactured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Terms of Trade Since 1965",World Development,Vol.19,No.4,pp.337,338.）
(4)相对于中心国家而言，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注：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7,Washington D.C.,1997,p.156.）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化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除了上述四个层次的内容将继续有效以外，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层次的内容：
(1)外围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2)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3)外围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推测，它还有待实践的验证。不过，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存在的这些可能趋势，一方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则要求发达国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制订国际经贸规则时更多地倾听落后国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