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学”的来龙去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龙去脉论文,社会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社会角度解释生态知识的需要，首先是从社会学本身出发的。在苏联社会学中，这一问题最早是80年代初索科洛夫（В.Соколов）和雅尼茨基（О.Яницки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
探讨生态知识社会解释方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决定于广义的生态政策的要求：从社会保护自然活动本身到“生态化”过程——在这一过程范围内，生态任务体现在政治、经济决策，以及教育、科学纲要和地缘政治等方面。
生态社会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学科，是“生态问题社会学”形成的一个阶段，而在社会学角度上，是掌握作为社会问题本身——生态知识逐渐具有社会价值——的生态问题的一个阶段。实际上，生态知识的社会解释过程开始于社会生活中网络社会的活动。
本文作者所作的研究揭示乌克兰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非政府生态组织系统，为数约300个左右有能力的团体，这些团体吸收了为数不少于5000人的积极分子的坚强核心参加的活动。现阶段乌克兰生态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吸收科学积极分子（包括社会学家）去制定大规模的全国性计划。
可以援引下列各点作为这种以社会学观点对待近年来生态问题的要求的例子：
——对生态社会的资源和在乌克兰建立新地区生态中心（就地位而言是后苏联国家国际协调机制）的前提的全国性社会学研究（宣布的目的是进一步向舆论开放生态信息、巩固非政府生态团体网、促进舆论参加制定有生态后果的决定）；
——关于在非政府生态团体、社会和舆论主要部门代表参加下制定和实施国家自然环境卫生行动计划的咨询；
——关于批准开放信息舆论参加决策过程和开放涉及环境的问题的审判的协定（1998年6月在丹麦第4届“欧洲环境”会议上通过的奥尔胡斯协定）问题的系列讨论班。这一文件的特点在于它是在非政府生态组织倡议下出现的，而其条文本身是考虑了这些团体提出的意见和作出的修正通过的。
对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的非政府生态团体和“绿色”运动来说，生态知识的社会解释要求同样提出了社会学家的团体本身需要根据对待“人——社会——自然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论态度。
古典社会学和生态问题
社会和环境相互关系研究中的社会学观点，要求修改关于社会学的客体和对象的传统观点。
通常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客体是社会联系、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关系及其组织方式。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社会学著作的分析证明，“社会的”这一范畴主要是指“被个人或共同体整合到具体条件下的共同活动过程中并表现在其相互态度、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对社会生活现象与过程的态度上”的各种关系的一定属性和特点的总和。
在古典社会学中，自然世界被解释为某种外围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产生社会学传统的理论，是加强人对物理环境统治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拉开了人和共同体同其物理本质和实际物理系统（人类存在是其一部分）的距离。一般说来，社会学理论把人看作没有肉体、超越时间和自然界的周期而活动着的人，但也许其中有些属性并不是由其社会方面规定的，特别是美作为社会规定的概念或年龄和性别作为社会结构。
凯南（П.Кенан）突出了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客观上阻碍以社会学观点研究生态问题发展的观点。首先，社会学理论一般说来本身要求对“自然界”、“自然周期”、“自然现象”之类概念作出定义，从而变成其他等价物，变成社会学“现象”或“社会事实”（其他价值、其他关系、其他相互关系、其他作用），以恰当地抓住“人——自然环境”相互联系的本质。第二，社会变化一般说来不是用达尔文的术语定义为向平衡状态进化，不是被描述为同时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物理现实。第三，理论社会学经典作家完全忽视物理环境，他们“超越”自然界来观察人类社会，甚至把自然界同人的本质分离开来。
从对对象的传统理解出发，无论西方还是（后）苏联社会学都建立在相应的简化论方法论之上，要求从社会学观念中排除生物和物理因素。新的社会事实首先借助于基本的社会文化规律来解释。社会活动者的行为，首先依赖于确定他们所处的境遇。境遇指研究主体与之相互作用的其他活动者。上述活动者规定生物物理环境的“社会性”的尺度。
卡顿（У.Кэттон）和邓洛普（Р.Данлэп）根据对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传统社会学中存在着他们定义为“占主要地位的世界观”的主要成份，这种世界观本质上是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因而承认人对动物界的无条件统治、承认利用动物资源的无限可能性。
社会生态学和／或生态社会学？
在（后）苏联社会学生态问题研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像“社会——自然界”这样的复杂系统的生态和社会学分析的结构—功能组织问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发展和自我调节的特点则按不同方式解释。方法论观点的矛盾性，也扩展到对研究对象的解说和如何确定这门研究人／社会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学科本身的名称上。
使用“社会生态学”术语来称呼这一社会学领域的传统，溯源于社会生态学独立的科学领域的地位得到承认的瓦纳世界社会学大会(1970)。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社会生态学问题社会学家世界联合会研究委员会。从西方学者广泛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出发，社会生态学被承认为一门社会学学科。
但80年代末以社会学观点研究生态问题，在西方（首先在美国）社会学中已取名为环境（出自英语"environment"）社会学，它是在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及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问题委员会的相应思想（“我们共同的未来”）影响下产生的。卡顿和邓洛普确认，“环境社会学从事‘社会生态学’——一个后来被归结为传统观点和回到描述社会人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早就驰名的社会学领域——未竟的事业”。
至于苏联科学界，则在80年代活跃地议论过作为一个学术方向的社会生态学，当时这一方向的组织基础是在第一次全盟会议（利沃夫，1986）上产生的。一些研究者谈到创立两位一体的生物社会观点，其基础是认为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以及自然界同社会过程密切统一的观点。
在苏联科学中，社会生物学主要指研究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知识领域（Э·吉鲁索夫、Ю·马尔科夫、Г·巴钦基基等）。这一科学被其主要研究者视为关于建立（它要求有目的地改善自然环境质量）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最佳关系的科学。
乌克兰哲学家克里萨钦科（В.Крисаченко）认为，“社会生态学对其理论家来说，与其说是以认识—说明为重点的古典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设计学科。社会生态学力图依靠生态学本身的尝试和环境的客观规律与现实，克服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原则”。
因此，社会生态学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门社会学的科学。但从80年代末起，这一术语在苏联社会学参考著作中也有研究。
“改革”时期第一部简明社会学词典，相当不定形地把社会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诸多方面的知识领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使上述相互关系的多样性具体化，词典中列出了其各个方面的完整目录：“人类社会与地理、空间、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和附带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体质和心理健康、对人类种群的基因库的影响等等”。词典作者指出，社会生态学的对象和概念尚未最终确立，围绕着社会心理学对象的争论尚在进行。
大约同一时期乌克兰出版的第一部社会学手册，没有能够判断以社会学观点研究生态问题的材料。卢奇卡（А.Ручка）的文章限于叙述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观点，并承认这一学派的思想“长期以来对美国社会学的社会生态理论来说是基本方向标，是其所谓环境流派形成的基本方向标”。
在当代后苏联科学中，许多研究者谈到了社会生态学整合的跨学科本质。萨尔托夫斯基（А.Салтовский）在最新的乌克兰社会学百科词典中正确地指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整合的科学，它研究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和规律性，以使其相互作用再优化及和谐化”。社会生态学的客体是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联系，而对象则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和规律性。
与此同时，在某些社会学参考著作中，“社会生态学”这一术语装进了另一种内容和涵义。
在奥西波夫（Г.Осипов）主编的多种语言的社会学百科词典中，作者们把社会生态学理解为“研究社会同交往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和形式、社会变化同社会过程的保障生活的物质前提中的变化的联系的多样性”。在这里，生态社会学的客体包括一个新的要素——社会环境（“交往环境”）。
因此，尽管在（后）苏联科学中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整合科学的传统解说相当流行，但对其客体和对象的解说，相应地把它理解为社会科学还是社会学科学，则存在着分歧。
在近年来的后苏联社会学文献、包括参考著作中，对使用这个或那个术语——“环境社会学”（其各种不同说法）和“生态社会学”——的合理性尚未一致的看法。
按巴尼科夫斯卡娅（С.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定义，“环境社会学”是使用“社会—生态方法并限定期范围为地区社会及其环境”的学科之一。因此，环境社会学决定了对自然界—社会连续统一体、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它描述的是这些联系在地区层次上优化的机制。
马雷切娃（В.Марычева）也使用“环境社会学”这一术语，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学领域，这个领域的对象是“社会构成同存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系统同其生存保障的物质条件变化的多样的联系”。与巴尼科夫斯卡娅不同，她认为环境社会学不是地区“社会—自然界”系统，而是全球生物—技术—社会—环境系统，而主要范畴是“生态的”及其大量派生物（包括生态行为、生态意识、生态教育等）。
波克罗夫斯基（Н.Покровский）同样使用了“环境主义社会学”这一不同说法，意指“人同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因素、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的相互作用”的部门社会学。他认为，上述社会学知识领域“不仅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且研究人怎样‘占有’、维持和改进自身生命活动的环境”。
帕斯科（Н.Паско）认为，应当把“生态社会学”理解为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以及环境对动物界的影响和两者在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在考察生态社会学的本质时，帕斯科特别注意“生态安全”，并把制定社会学的现代文明生态发展观看作这一社会学领域的任务。
雅尼茨基（О.Яницкий）的著作追溯了同生态社会学子学科有关的术语的明显的演变。如果说90年代雅尼茨基使用了“环境社会学”这一术语，那么90年代下半期则编写了名为《生态社会学》的专门教材，该书根据内容区分了社会生态学、生态问题社会学和生态社会学之类概念。
雅尼茨基所持的观点是，生态社会学肯定人和社会日益依赖于生物圈及其生存的生物物理条件。这种依赖性不可能消除这一事实极其重要。生态社会学的基本对象是从地区到全球的社会和生物物理系统的相互作用。
说到生态社会学的对象时，雅尼茨基截取了“自然界的社会化”和不同层次的社会生物技术系统，因为“今天已不存在超越社会的自然界，而存在社会化的自然界，以及在环境影响下变形的社会技术系统与过程”。
因此，上述对各种社会学参考著作的扼要分析确定，把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学混淆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结上述对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学的各种解说，可以断定它们的范式是不相同的。
如果说社会生态学的对象是社会生态规律，那么对生态社会学来说作为这种对象的是自然界社会化进程中的社会过程。第二种场合指的是以生态问题——人／社会——自然环境——人／社会为中介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社会诸成份的变化，但社会本身又决定自然环境的变化。因此，可以从时间的连续系统中去观察原因。
因此，为了科学范式的“纯粹”和在学术界达成一致，更加合理的不是把社会生态学“赶进”部门社会学的范围，或者相反，把生态社会学“溶解”在生态学中；更加有效得多的是，承认后苏联科学中对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社会研究存在着两大基本观点。这两种观点业已出现的制度化事实，说明有利于这种承认。
其中社会—生态流派，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和政治研究所社会生态部活跃地发展着，而生态社会学则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雅尼茨基所在部门的探索的特点。相应地这两种立场也反映在上述两个所的期刊中。
乌克兰则实际上没有这种区分，首先是因为生态社会学观点发育不足，它基本上被归结为研究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即灾难社会学）。如果说到大学科学，那么乌克兰许多高校已建立了生态学系或有生态研究中心在运作，但没有一个社会学系讲授生态社会学专修课程。
至于在确定以社会学观点研究生态问题的名称上的差异，那么我们认为应偏重于“生态社会学”这一术语。这一建议的论据在于，该术语最大限度接近在俄语或乌克兰语中没有同源词的“环境社会学”的英语界定的内容。为了使后苏联社会学（包括乌克兰学术著作）中使用“生态社会学”这一术语划一化，我们认为使这一术语的其他说法在学术中通用是不合理的。
1998年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建立的有关这一方向的研究委员会恰恰被称为“生态社会学”，这一事实证明这样来表述是合理的。
今天生态社会学中已经分化出大量子学科；其中有些在组织上是作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学协会原有的组成研究方向形成的。
雅尼茨基在上述专门教程中划分了下列研究方向：面对生态问题各种社会势力的配置，社会生态化的社会动因；社会—生态灾难，全球生态网络和团结等。
生态社会学定会影响自然科学、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内同环境问题有关的变化。瓦西连科（В.Василенко）正确地指出，社会学的生态学化和生态科学与知识的社会化是必然的（上述质变发生在解决国家和社会—自然利用者的生态冲突过程中）。在科学—应用方面，这一过程为生物圈向新生物圈进化和社会与自然界共同进化的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