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主旨变化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新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月刊伴随他走过了建党前后的七个春秋。可以说，从1915年9月到1922年7月，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新青年》上。详细考察《新青年》主旨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是如何由一位“开启民智”的启蒙大师转向关心“国命存亡”的政治活动家，如何由一位“民众运动”的支持者转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1.
《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2年7月休刊，陈独秀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北上南下，形影不离。《新青年》之所以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大批思想界的巨星，是因为《新青年》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变更自己的办刊主旨。
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17年7月，《新青年》的主旨是开启民智，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立足于从思想文化的高度拯救中华民族的灾难。因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于是，《新青年》在第1卷第1号上开宗明义地宣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新青年》从1915年的第1卷第1号至1917年7月的第3卷第5号，陈独秀共发表政论、杂谈、书信等60余篇，代表性的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我之爱国主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这些文章以“民主”、“科学”为主旋律，高奏思想启蒙之歌。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婚姻家庭；从人格修养、文化教育到思想评判、国民性改造，启蒙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层空间，其目的在于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而对现实的政治问题，采取非常淡漠的态度。在《新青年》发刊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他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
从1917年7月到1920年9月，《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为关心“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1917年7月11日，陈独秀在《答顾克刚》的信中写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苦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此信公开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主要是针对顾克刚的所谓“教诲青年，当以纯正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而发的。这标志着《新青年》主旨的实质性转变。从1917年7月到1920年9月，《新青年》的启蒙文章减少，而关心社会、重视时局的文章明显增加。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贫民的哭声》、《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新青年〉宣言》等文章，大都立足于从国际关系、民族独立和国内政局的角度来谈论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的问题。这一时期，陈独秀已成为“民众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呼吁民众“直接行动”，甚至不拘泥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从1920年9月到1922年7月，《新青年》开始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自第8卷第1号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列宁著作、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方面的情况。此时，《新青年》的主旨则是宣传马列理论，讨论党的纲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新青年》实质上也就成了陈独秀在中国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特别是《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文章，对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俄式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系统阐述了陈独秀对中国党的组织原则和建党思想的看法。《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思想上、组织原则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新青年》的主旨从启蒙到关心国命存亡，直至宣传马列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变化与发展同陈独秀思想的演进一脉相承，是陈独秀思想变化的一面镜子。
2.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民主共和的新局面。历史的回流里泛起复古的沉渣，共和的招牌在封建势力中摇摇欲坠，“举国人都在矛盾中讨生活。”〔5〕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6〕救中国，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以极大的勇气创办了《青年杂志》。它一问世，劈头第一句话就昭告世界：“本志之作，欲盖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7〕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历史的反思，使陈独秀深深感到在中国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补课”的重要，并以《新青年》为阵地勇敢地担起了这一“补课”的重任。
新文化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局势动荡的时期爆发的，《新青年》是这场运动的产物；与这种局势相伴随的是政治思想、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中的弊端充分显露出来，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蓬勃展开，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政权转到劳动者手中。这一切激荡着整个西方世界，也震撼着中国的思想界。1917年，世界局势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动把一系列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李大钊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即指出：“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巨。因之，国人对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愈浓。”〔8〕然而，在国内，政局动荡日益严重，不仅各地政权为大小军阀所把持，甚至还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对外又面临着日本的威胁。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对时局一直保持着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的关注。此时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新青年》创刊时，其主旨重在输入学理与思想启蒙，然创刊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无不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从表面上看，陈独秀为了“彻底觉悟”纯而又纯地从事思想启蒙运动与政治无关。其实，他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潜藏着政治因素。无论他本人是否说过“批评时政，非其旨”的话，“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仍是指国家、社会群体及个人的改造与进步，也就是说启蒙的目标是全面彻底地根治中国方方面面的病症，其中当然包括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局，时代的变化已无法使启蒙思想家们沉静于那种更深层更长远的目标之中了。正因为这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陈独秀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热情与日俱增，而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色彩渐渐淡漠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英、法等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竟不顾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挫伤，也打破了陈独秀“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动摇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信仰。而这个时候，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更加深入，“社会革命”的思潮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及中国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作用，使陈独秀具体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希望，他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成为五四后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新青年》随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0年初，苏俄红军打通了反动势力在中俄边界的封锁线，中俄交通得以恢复，直接来自列宁故乡的消息不断传入中国。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废除帝俄在中国特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20年3月在中国报刊发表。从4月开始，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介绍列宁主义，帮助陈独秀建党。不久又传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支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真挚情谊，更坚定了陈独秀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俄式政党的信念。于是，陈独秀又以革命家的宏伟气魄，承担起在中国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时代的历史重担，《新青年》也就成为上海党组织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建党准备。
3.
在陈独秀看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囿于党派运动”、轻视民众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专做政党运动，只注重“一党一派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所以，他得出结论：“政党政治，不适于今日之中国。”基于此，陈独秀向其寄予厚望的青年呼吁：“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9〕把国民运动视为辛亥革命失败后救国之根本方略，注重国民性的改造，专事启蒙运动，这是《新青年》的初衷。这一时期，陈独秀信奉的是进化论思想，号召国人自立自强，以免在生存竞争中亡国灭种，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积极倡导思想启蒙、“国民运动”，而反对搞党派运动，并认定“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10〕直至1919年12月，他还说：“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1〕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陈独秀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积极宣传马列的社会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陈独秀萌发了日益强烈的建党愿望。《新青年》立足于思想启蒙的初衷由此而改变。1919年初，陈独秀积极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2〕到1920年最终放弃“国民运动”的口号，认识到“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13〕他认为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颠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他进一步阐述道：“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14〕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我以为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15〕《新青年》由此而成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了。陈独秀充分利用《新青年》这一舆论阵地积极宣传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陈独秀明确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指挥者不可。”〔16〕七十年前，陈独秀就提出了建党救国思想，作出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论断，这些都是极富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青年》主旨的变化过程实质上是陈独秀思想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陈独秀要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动因积累过程。可以这样说，《新青年》早期是陈独秀建党动因的潜存孕育期；而从《新青年》后期发表的文章看，陈独秀建党的动因已表现得相当明确了。他对为什么和怎样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探索。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此演讲全文刊载于《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公开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劳资提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观点，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中共，绝对不要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坏样子，而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师，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描绘出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基本蓝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陈独秀运用列宁的建党学说，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必然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并用其指导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设，为党的建立和党纲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陈独秀的建党思想还不是很完整，但他力图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原则来建设中国共产党，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建党思想与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历史上一切旧政党的“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在革命初期就发挥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从《新青年》创刊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旧思想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掀起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奋勇参加到民主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前线，超越了庸俗温和的资产阶级思想水平。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在炽热的时代熔炉锻炼中，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实践考验和自我教育，他终于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观。他学会了用马克思语言进行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策略思想进行艰苦的革命工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做准备，成为有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杰出的组织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为开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从《新青年》主旨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线索。这就是从崇尚法兰西文明到拥护十月革命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至建立共产主义信仰；从主张民众运动，到主张建党救国。在陈独秀思想进化的过程中尽管存在着不同思想的交叉与重复，但并没有改变他主体的思想方向。从创办《新青年》到组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颇具时代影响力的伟业都和陈独秀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陈独秀主动适应时代要求，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自然选择和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1996-11-12
注释：
〔1〕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
〔2〕〔4〕《通信》，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3〕《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1卷第1号。
〔5〕李大钊：《新的与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
〔6〕《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7〕《青年杂志社告》。
〔8〕李大钊：《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一九一六》，《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0〕《一九一六》，《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出版社，第428页。
〔12〕《除三害》，《每周评论》第5号、《陈独秀著作选》上。
〔13〕《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
〔14〕《政治改造与政党改进》，《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5〕《政治改造与政党改进》，《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6〕《答黄凌霜》，《新青年》第9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