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年间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最佳学习榜样。中国留日生的日本观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当时日本是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一座带有中介意义的“桥”，而留日生则充当了真正的架桥铺路人。留日生对中国社会的突出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
近百年来，中国往日本留学者约10万人。从1896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间，留日生约5万多人。百年中有10万人的庞大的中国留学生队伍去学习日本，研究日本，自然对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中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留日生日本观的构成及其行为走向。全面、系统、准确地去探讨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内涵、流变、客观效果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人们对近十几年留日生的日本观比较容易把握的客观现实，本文即着重去研究第一个50年间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形成、构架、起伏及其对吸收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留日生日本观形成的诸因素
近代中国，留学生的走向基本和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的转换相一致。因而，制约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第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总体观感。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中国人一向是十分关注的。但古代是大批日本人来中国留学，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又和中国一样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所以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想到向日本学习。不料，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甲午战争中又大败清帝国，中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另眼相看，朝野上下乃至民间均呼吁向日本学习，振兴中华。而且，欧美毕竟离中国太远，文化差异也大，日本和中国社会文化相近，且在学欧美中大获成功，向日本学习是中国人的最佳选择。诚如有一本《日本游学指南》所概括的：“凡天下之理，自最下层一跃而至于最上层，鲜有不踬者。欧美各国之文明，以今日之吾国视之，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故吾之游学于彼，则所谓自最下层而欲至最上层耳。吾国今日之程度，非得一桥，以为过渡之助，未见其能几也。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1]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人视欧美为一等强国，日本为二等强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引进了西方文化，国势大振，中国应该以日本为“桥”，通过这座难得的桥，到达西方工业社会的彼岸。以日为师，走向近代社会，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基本是这样的日本观。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为抵抗侵略，更需要研究日本，中国人仍视日本为强国。一般来讲，除了特殊的教育文化交流外，强国是弱国留学生向往的“圣地”和“取经”的源泉。甲午战后50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最基本看法，就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强，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向日本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日本强于中国。为求中国富强，往日本留学，是最浅显但又是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正如吴玉章赴日留学时所云：“为求富国强兵策”，“浮槎东渡起雄心”。[2]这种通过留日而强国的思维范式正是甲午战后50年乃至近百年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缩影。
影响留日生日本观的第二个因素是活跃在政界、学界即社会各方名流的舆论导向。
晚清到民国，许多名流学者或政治家、思想家都对日本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说，有的还著文、写书、发表演说，表明对日本的观感。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章太炎、陈独秀、郭沫若，几乎都认真而深入地评说过日本。受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的制约，他们的言论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但提倡中国要学习日本的长处，要派青年赴日留学是一致的。无论中日关系如何变化，这些名人总是想告诫中国人，日本是中国振兴的一位难得的“老师”。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自然先入为主，左右着留日学生的日本观。以晚清为例，甲午战争前后的政界和思想文化界，几乎一致在鼓吹“以日为师”。张之洞著《劝学篇》，大力宣传留学日本，振兴清廷，其云：“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3]杨深秀上奏折称：“泰西各国，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易游学成必自日本始。”[4]康有为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在肯定了日本强国的成功之路在于改革之后，呼吁“以日为师”，“以法为鉴”。严复也多次宣传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甚至说清廷“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5]。梁启超的话更入木三分，认为清廷的衰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6]。29岁的黄遵宪在1877年出任清廷驻日本使馆参赞后，经过4年实地考察，写成了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国志》，又写了以史注诗的《日本杂事诗》，对中国人日本观的形成颇有影响。
为了认识日本，从晚清到民国，有相当多的人到日本考察。他们或为政府派出，或为私人访问，或为学术交流。这批人还多数写有考察报告、日记或丛录，据笔者所见有50多种。仍以晚清为例，有影响的赴日考察作品就有20多部，如王韬的《扶桑游记》、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备要》、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图经》、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张謇的《东游日记》等。这些作品，一般记事准确，条理清晰，叙事和议论相结合，具有可读性、启发性等特点，在社会各界流传较广。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有代表性。如张謇在《东游日记》中讲：日本“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上下同心，乃有今日”。他认为日本之强，关键是有世界竞争意识，当今之计，必须“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要想在竞争中强国，必须“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7]。这是张謇考察日本的心得，也具体展示了他的日本观。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出国前十有八九读过像张謇这些人的作品，这些人的日本观就成了留日生看日本的重要思想资料。
影响留日生日本观的第三个因素，也是最直接的因素，是他们的留日生活实践。
甲午战后50年间赴日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人数众多，成份复杂，文化结构和社会阅历有一定的差异，其对日本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中日两国贫富、弱强的地位没有根本转变，受此总体落差的制约，留日生在日本实地生活之后，大体会产生较为相近的观感和新的理念。由弱国步入强国之后，首先是新鲜、仰慕、赞叹，然后是反思，痛祖国之落后，接着是奋起，研究强国之所以强的原因，学习强国的知识和本领。当然，这中间首先有一个文化适应和文化选择的问题。
善于思想的梁启超曾谈过他到日本后的文化心路：“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厌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8]《留学生鉴》是中国留日生编写的一本工具书，作者谈到留日生活体验时称：“旅行然后知故乡之可贵，出国然后知国家之可贵。吾人当逍遥容与闾里时，国家观念，未甚发达，唯知排斥外国，而忘自国之情形。及至履东以来，言语不适，风俗不同，饮食异宜，居处异制，于是思国之念，勃勃然生。”[9]
身处异国，寄人篱下，即使再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与在国内和家中的感受大不一样。而且，个别的日本人染上了轻视中国人的恶习，常对中国留学生有轻视和侮辱的言行，留日生自然“刺激多端”，感慨万千，“怆种族之不保，痛神州之陆沉。”[10]这就引发了留日生经久不衰的爱国激情。
生活出思想，但同样的生活实践不一定产生出相同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者反映生活时的角度不一、思维方式不同、文化水准有别、客观需求各异等主观方面在起作用。在众多的留日生中，可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日本观，各具个性。不过，同一性存在于差异性之中。在中国人总体的日本观的制约之下，在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名人言行的导引之下，在实际体验了日本的社会生活之后，留日生从总体上还是形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日本观。
二、留日生日本观的宏观考察
中国留日生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也是较客观的，基本将日本视为中国人的榜样，而去学习研究和加以介绍。其间虽然经历过许多日本侵华事件的干扰，如1915年日本强迫签订的“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山东问题、1931年至1945年日本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等，但留日生是从振兴中华的整体民族利益着眼，不因其侵略了中国就不去科学地研究和评论日本。实际上，对日本这样的中国近邻研究得越深入、越准确，越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向日本这样的强国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世界竞争中与日本并驾齐驱，这是留日生日本观的轴心和出发点。由此引发了留日生关于日本的大量的评论、演讲、著书、笔记、小品、书信等，构筑了丰富多彩又驳杂迷人的文化观感。大体透视一下，较空出的有如下6点：
⒈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留日生到日本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同样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日本就可以在学习西方中迅速振兴，中国为什么成效不大呢？说到底这与日本积极进取、善于学习的民族性相关。刘大杰曾专写一篇文章叫《日本民族的健康》，认为日本的兴旺发达、蒸蒸日上，根本原因是有一个健康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机体。其云：“为什么西洋文明的采用，对于日本的结果那么好，对于中国那么坏呢？……也不是中国人的才智比不上日本，也不是中国的土地、物产比不上日本，最大的原因，还是民族的健康问题。我时常想，日本好像一个农家的青年，身体强壮，头脑健全，一旦有入学的机会，他能够把吸收进去的外来文化，全部消化，运送到全身的血管里去，使它变成宝贵的养料，它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成就；中国这个民族则不然，好像一个堕落的世家子弟，身体衰弱，染了一身恶劣的嗜好，读书虽也聪明，可是吸收进去的东西，不能全部消化，有时候不仅不能变成宝贵的养料，反而变为损害身体的毒药。”[11]
这里的比喻未必完全恰当，但道理讲得非常正确。没有健康的民族机体，国家振兴是绝对不可能的。郁达夫是“日本通”，他也持这种观点，其称：“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族，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在后的英、法、德、意相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却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12]郁达夫等人的这种日本民族观，在留日生中带有普遍性，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⒉尚武
对于日本的尚武精神，留日生几乎是有口皆碑。尤其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受外来侵略的客观现实的痛恨，使他们更赞美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和武士道精神。蔡锷曾专著一文名《军国民篇》，将日本振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之为尚武之风。其云：“日本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呜呼！此日本之所以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也欤。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中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13]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留日生讲：“日本民族好武，极敬重军人，予等在校时，每次赴郊外演习，教练班长辄派助教军士先赴附近民家，托其烧沸水一壶，供学生午饭吃便当时饮用。军中定例，烧开水一次，致酬银币半元，然各处民家主妇，多不肯受，有时且出家藏腌菜，供予等佐餐，以示地主之谊。……每赴乡村演习，途遇商人农民，虽匆匆交臂而过，亦必掀帽向予道‘辛苦’，假地休息，或借用物件，无不有求必应，亲若家人，军爱民民敬军，于此乃亲身体味及之。”[14]
民众对军人的敬重，反映了人们尚武的精神风貌，也说明日本军人有让民众尊崇的特殊修养。一位留日生回忆道：日本军队的“最大特征，厥惟特别注重精神，以涵养军人德操，造成军人之基础条件为第一，而学术科次之。对于学生，先求其态度严肃，精神振奋，动作敏捷，言语明嘹。要求峻烈而均合理化，规定严格而富人情味。而不好高，不鹜远，禁虚伪，禁粉饰，表面绝不铺张，专做实在功夫，尤为其最难得之点。”[15]如此美好的人格，又雄姿勃发，自然为人敬重。无怪乎中国留日生中相当一批人要学军事。
⒊重视教育
留日生认为日本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特别重视教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立了一套井然有序又效率颇高的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学生入学率一般在95%以上。而且结构合理，分布均匀，大大提高了日本的民族素质。留日生进入这些学校学习之后，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中国。拿清末民初的中国和日本相比，则是中国的鸦片烟馆多，日本的新学堂多。留日生的这种真实的体验，迫使他们呼吁中国的当政者要重视教育，向日本学习，多办学堂，多派留学生。留日生编写的一本《日本游学指南》中讲：“日本维新元勋若伊藤侯等，其始皆学于外国，吸取其文明，归而散之其国，遂成今日之富强。近年日本游学外国者，总计官费自费，年复不少。其尤盛者，有富室岩崎某，其子弟七八人，自最稚者以外，悉游学各国，无一家居者。其知己国之不足，而热心以效他国之长若是。以日本今日，已足介于列强，相与并存，其国人向学，尚如此之盛。”[16]在留日生的眼里，日本是一个好学而又舍得向教育投资的民族。这种投资一本万利。在中国留日生的影响和促进下，清末民初有相当一批中国官员和名士赴日考察教育，从他们写的考察报告或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致认定教育是日本强国之本。日本的崛起，“有本有原，学校是也。”[17]对日本的这种判断，留日生与几乎所有的中国有识之士是完全一致的。
⒋勤劳俭朴，讲卫生
不勤劳俭朴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富强，而富强的民族则一般仍会保持勤劳俭朴的传统。勤俭作为一种民族性，和这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联系在一起。在留日生看来，日本正因为具有这种高尚的民族精神，才走上了强盛富裕之路。请看他们的有代表性的言论：
一曰：“日本原来是很小很穷的国家，人口不及我们，力量不及我们，财富更加不及我们，但是何以在很短时间就能有今日之富强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废物利用’的习惯。日本人小学教科书中，特别有一课，就是讲‘废物利用’。所以日本人无论哪一个，统统有这四个字在脑筋里；一件东西坏了，他们随时随地还能想法子利用；所以他们的国家能够一天天富强起来。”[18]二曰：“日本的部队在平时，真是一钱当作二钱用，一时当作二时用，一套服装要穿到三四年，团长、连长如果看到士兵的衣服有一点破绽，立刻就要他们补好；房屋有一点渗漏，立刻就要修理——可见他们治军，真是如治家一样，何等用心，何等省俭！”[19]三曰：“日本国民的注重清洁，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件美德。无论上中下等的男女老幼，大抵每天总要洗一次澡；住在温泉区域以内的人，浴水热，自地底涌出，不必烧煮，洗澡自然更觉简便，就是没有温泉水脉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为设备简洁，浴价便宜之故，大家都以为洗澡为一天工作完了后的乐事。国民一般轻而易举的享受，第一要算这种价廉物美的公共浴场了，这些地方，中国人真要学学他们才行。”[20]
上述这些评论，虽出自不同的留日生之手，但对日本民族的勤俭和讲究卫生是一致称誉的。
⒌崇尚自然的文化生活
日本的文化，在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在近代则大力吸收西洋文化，再加上日本的本土文化，三位一体，融合创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现代文化。对此，留日生感慨颇深。郁达夫曾写过一篇《日本人的文化生活》，在评述了日本文化的现代性之后，特别肯定了其质朴和自然的一面。其中写道：“日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这一半虽则也是奇川异水很多的日本地势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些岛国民族的天性。先以他们的文学来说吧，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学，当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爱慕，或写国家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维屑不遗了。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余韻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嫋嫋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游，也是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的地方。”
郁达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的《日本研究》上。作为一个留日生和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评论是比较得体和十分深刻的。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生活自然与其纯厚质朴的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也和他们的特定的经济生活相关。善于形象思维的郁达夫虽没有在这方面深入地去探究，但用其去概括留日生的日本文化观，这是恰如其分的。
⒍对中国人友好中的不友好
日本是一个十分好客的民族，尤其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留日生在日本，从总体讲，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情欢迎和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留日生一般都对日本的生活有一段诗一般的美好回忆。鲁迅就是一例。他对藤野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生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曾写下各种纪念文章和诗歌。鲁迅“心随东棹忆华年”的诗句，表明其留日生活的美好。但是，中国人有极强的自尊心，尤其到一强国去留学时，本身难免有一种自卑心理，又充满了维护祖国尊严和荣誉的责任感，哪怕是一点点有损于本国的不良言行，都十分在意。有时也会出现“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误会。因而，留日生对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就十分敏感，特别对不友好的举动反应强烈。从留日生的日记、书刊、诗词、回忆录等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况看，确有一小部分日本人对留日生不大友好。从总的趋势看，强国对弱国容易产生轻视；弱国在强国面前往往有一种自悲。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日本另眼相看，视为学习的榜样；日本人对中国也另眼相看了：昔日的老师转变为不堪一击的“病夫”，个别人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友好自在意料之中了。
一般情况下，人最痛心和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看不起。平等待人是伦理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的理论归宿。要求平等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留日生对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并不太在意，而对一些日本人的轻侮，则耿耿于怀。这一方面刺激了留日生爱国的民族观念的增长，一方面滋生了一种抗争情绪。过去曾流行一种说法：“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成功的，对日本却不成功。中国到英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不成功的，而对英美是成功的。”[21]也就是说，留日生多具爱国反日精神；留英美生则有一种亲英美、看不惯中国的现状而指手画脚的坏毛病。这种论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很不准确。因为从整体上去观察，留日生虽然对一些日本人的轻视中国人十分反感，但在其日本观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三、客观影响
留学生对留学所在国的观感实际是其文化选择的指导思想，左右着其留学动向和归国后的社会影响。甲午战后50年，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留美、留欧、留日三股留学生，由于他们的留学观不同，发生影响的侧重点或曰特点就不一样。近代留美生，如果加上近15年的，其人数较留日生要多，他们的美国观概括来讲无非是科技为美国振兴之本，民主是美国强盛之路。因美国式的民主与中国国情相距太远，所以留美生文化选择的重点就放在了科技方面，近百年中国的科技大军基本以留美生为领袖和骨干。近百年的留欧生，加上留学苏俄的，其人数不及留美生和留日生多，但因其国别较多，思想观念在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的国别也多有变化，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其留学观，不过就主体来讲，中国留欧生的欧洲观，除了五四前后的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和稍后共产党所选派的留苏生以政治为中心、以革命为天职外，仍将科学和民主视为欧洲腾飞的基础。从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欧洲文化来看，科学和民主都有一席之地，也可以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得益彰，或者讲科技和政治齐头并进。近代的留日生则另有特点，他们既非留美生那样在科技领域独占鳌头，也不像留欧生那样科技和政治平分秋色，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但突出的影响是政治和文化方面。因为留日生是将日本视为向西方学习而强盛的范本，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榜样，其政治色彩比留欧生和留美生在总体上都要浓。前面所考察的留日生的日本观，其中关于积极进取和向西方学习的民族精神、尚武、重视教育、对中国人的态度等都着眼于政治文化，勤俭和崇尚自然质朴的文化生活虽较少政治含义，但也和带有某种政治意义的国民性联系在了一起。留日生日本观这种政治意向的浓厚决定了其引进日本文化过程中较鲜明的政治品格。
晚清的留日生几乎都是政治留学。孙中山发动的反清政治革命基本以留日生为骨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留日生占绝大多数。各省发动的武装起义，不少由留日生来组织。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称：“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22]1919年的五四运动，留日生发挥了重大作用。陈独秀、李大钊这些留日生在五四时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斗争，历来为中国人民所赞誉。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留日生中虽出现过极个别的败类，但绝大多数以其特有的地位从事反侵略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些留日生还参与到了政府决策部门，影响着政权的政治走向。实藤惠秀教授据1932年在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统计，当时政府的45名成员中，有31名是留学生，其中18名留学日本，可见留日生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居中国留学生之首。1910年朱庭祺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文章认为，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危险之时，每当国人似醒未醒之际，就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之人为之大醒”，“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23]此后30多年留日生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段评论的准确无误。和留美生的“科技热”一样，留日生的“政治热”在甲午战后的50年间基本没有降温。
日本的文学艺术、教育、军事、思想等，通过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同样注入了政治的因子。留日生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如鲁迅、郭沫若、田汉、夏衍、周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以在日本学到的新知识，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用文艺去改造中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们的文艺作品，艺术中有政治，政治中又有艺术，可以说是艺术化的政治，这对中国的文艺界影响至深。谈到教育，甲午战后的近30年间，中国基本上是模仿日本。清末的“癸卯学制”，其章程大体是按日本的学制改编来的，直到1922年“壬戍学制”制订后，才以学习美国为主。当时不仅有留日生介绍日本的教育，而且有数量可观的日本友人来华执教。日本的教育和近百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割不断的渊源。中国的军事历来和政治捆在一起，而军界的头面人物，在清末、民初乃至三四十年代，多数来自留日生。1932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12人组成，留日出身的有7名。至于蔡锷、黄兴、蒋方震、蒋介石等军事要人，都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舒新城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称：“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人物底姓名，几乎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焉！”留日生通过翻译等方式引进的许多思想流派，更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过重大的变动。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例，虽然欧洲和俄国是其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但从日本传入的则更多。远在清末，不少留日生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政治目的出发，努力研究在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成立有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民报》、《新民丛报》等杂志上发表论著，还定期集会演讲和展开讨论。《天义报》虽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但介绍了大量欧美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民初和五四时期，留日生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都是由日文转译到中国的。日本的确是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一座带有中介意义的“桥”，而留日生则充当了真正的架桥铺路人。当然，留日生是有选择地输入，是在其日本观的指导下去摘取日本文化的精华。因而，对留日生的日本观的探讨愈准确，认识其文化选择就愈科学。这里谈论的留日生日本观的政治倾向，仅就其主流而言，绝非全部。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只有寄希望于有志于此的学界同仁了。
注释：
[1][16]《日本游学指南》，第2、1页。
[2]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
[3]张之洞：《劝学篇·游学》，光绪戊戍三月西湖书院刊本。
[4]《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下，第15页。
[5]《救亡决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3册，第70页。
[6]《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0页。
[7]《东游日记》，《张季子九录·专录第四》，第23册。
[8]《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
[9]《留学生鉴》，第14页。
[10]参见《游学译编》第6册。
[11]刘大杰：《日本民族的健康》，《日本研究》1943年第1卷，第2期。
[12][20]郁达夫：《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日本研究》1943年第1卷，第1期。
[13]《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
[14]徐白：《日本士官风云录》，《中外杂志》第9卷，第3期。
[15][18][19]王焕琛：《留学教育》第1册，第380、354-355、254页。
[17]李宗堂：《考察日本学校记》，自序。
[21]周幼海：《我与日本》，《日本研究》1943年第1卷，第1期。
[2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65页。
[23]《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