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始于建国前，那时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50年代中期，毛泽东集中思考了中国如何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并结合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虽然总的来看还是初步的，并且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我们只要认真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理论观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试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内容相对应、联系的角度，对毛泽东主要是在50年代的理论贡献概述如下：
一、在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分几步走
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后作出了如下判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 他用“建立”和“建成”两个概念区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和社会主义“建成”是社会质变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建立”仅仅是质变的开始，“建成”是质变的完成。“建立”社会主义无疑是一种飞跃或质变，但飞跃或质变也表现为一个过程，只有这个飞跃过程全部完结，整个中国社会全部具有并巩固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时，社会主义才算“建成”。
社会主义从“建立”到“建成”需要一个长的时间跨度。毛泽东把这一时间跨度又具体分为四个小阶段：（1 ）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2）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3）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4）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2]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分为四个小的发展阶段的根据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落后，须经过努力逐步改变这一状况，而这一任务是分阶段实现的。我国的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有几个阶段。例如，农业集体化后，就须先经过基本队有，再转变到基本社有，再转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再进入“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3]四个小阶段划分， 为后来他把社会主义发展区分为两个大阶段奠定了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即“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的划分，毛泽东一开始还不甚明了。他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 但是“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5]总之， 一百年也不要骄傲。后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分为两个大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由“建立”和“建成”两个概念的区分，发展到“不发达”和“发达”两个概念的区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深化过程。而这两个概念及有关论述中的实际内涵，就是指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搞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建国后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说：“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6]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当“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7]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 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8]这一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们的文化，”[9]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上述思想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得到集中体现。他亲自审定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在论及我国主要矛盾时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目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0]
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围绕着怎样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提出了建立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路，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并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主张，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发展农业总方针，并专门针对粮食生产制定了“八字宪法”[11]。他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三、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改革
毛泽东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2]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性质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它适应并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3]这些矛盾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矛盾客观上将长期存在，因为“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14]“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5]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就要去解决这些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述矛盾辩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调整政策，改革体制，以达到上述两对矛盾的新的适应。如此循环往复有规律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因此，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毛泽东当时把这种改革称之为“解决矛盾”。他当时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的，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解决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不断地认识解决这些矛盾。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16]
毛泽东还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亲身实践了社会主义改革。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等观点，他亲自领导了以借鉴西方一些具体经济模式和管理方式为主旨的试办托拉斯的工作，他还总结、概括我国的企业管理经验，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改革管理体制的方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围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展开，先后提出了以扩大民主方式、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主张，目的是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改革。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7]
四、争取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对抗，和平与发展尚未成为时代的主题。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努力争取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他的基本思路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自力更生搞建设的基础上，要争取对外开放的机会，尽量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但是，坚持独立自主搞建设并不是拒绝外援。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要争取一切国际支援而决不能排斥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贫穷落后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采取了尽量争取对外开放的机会，尽量争取多方支援的方针。毛泽东考虑，需要争取的外援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为此他亲率代表团访苏，争取到三亿美元贷款，用这笔贷款引进了156 项大型企业成套设备，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个方面是争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1954 年8月，他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他先后向英、法两国朋友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倡议。1959年他向日本朋友提出，两国要做生意。他通过尼赫鲁向美国表示愿意同美国合作。50年代和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展了反对西方封锁、禁运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到1970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5.9亿美元。
在对外交往中，毛泽东主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8]他反复强调：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汉朝是这么做的，唐朝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19]他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20]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外国人也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他们的科学、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21]
五、搞社会主义必须有政治保证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虽然没有使用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词句，但四项基本原则的实际内容他都论及过，并且把它们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在1954年就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2]他强调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出路。”[23]其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中酝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24]因此，他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视为最根本的原则，不能容忍任何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他还专门提出了党内高级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要求他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真正地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不要“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25]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成功地付诸实践。他一直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坚持。他认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人，即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分为内外两部分加以论述：（1）在我们国内有反革命。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26]（2 ）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27]，我们要跟他们斗争，要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人民革命。与上述内外两部分阶级斗争相适应，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作用：对内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对外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侵略。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有错误的一面，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搞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总的原则上并没有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至今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毛泽东一贯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坚持马列主义，他多次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他反对苏共二十大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认为赫鲁晓夫主张议会道路是错误的，“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28]他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此必须批判。他论证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29]他当时认为，在大规模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30]因此，他十分重视在思想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求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亲自出马来抓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设想。”[31]
政治保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决不能否定或放弃党的领导。毛泽东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的特别注重抓党风建设。建国后他仍然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干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他说：“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32]他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33]“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4]他批评一些人革命意志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35]他强调，党的干部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36]建国后毛泽东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7]他亲自批准处理了腐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毛泽东认为党风、党群关系问题关系党命运。“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38]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主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搞建设。他主张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认为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六、用“一纲四目”方式统一祖国
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创造性地提出用“一纲四目”的方式和平统一祖国。“一纲”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决不动摇，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回归祖国。这是一个总“纲”。“四目”是：（1）在台湾回归祖国后， 台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存现有社会制度不变；（2 ）台湾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保留国民党原有军队，作为统一后中国的地方军，担负保卫地方领土的任务；（3 ）在台湾的国民党领袖和其他要员可以到中央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4）台湾如发生经济困难， 可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拨款予以支援。毛泽东将“一纲四目”的设想通过有关人士转达给国民党方面。虽然因种种原因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这个设想却是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较早、较完整的思路。[39]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可以通过香港争取外汇，吸收外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0]他的这一思想通过周恩来在1957年4月28日《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正式公布。毛泽东用“一纲四目”方式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和关于保留香港现行社会制度不变的思路，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国两制”。
毛泽东在50年代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理论论述虽散见于他的文章、谈话、讲话和在他指导下制定的中央文件之中，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第一，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走出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之路这一根本点的，因而这些论述并非毫无中心，毫无目的的零散、随机之谈；第二，这些论述是尝试着比较全面地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在回答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萌芽。今天我们把毛泽东50年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与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加以对照，能够大致寻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线索和对应关系。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条件、还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比，都有很大不同，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毛泽东理论思路的展开和准确程度均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当时能取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如此巨大理论成就，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50年代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至少为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理论素材，这也是我们党在正确理论探索方面具有延续性传统的一种写照。
注释：
[1][4][5][6][7][8][9][10][12][13][14][15][16][17][18][19][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 37][38][39][4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30页，130页，130 页， 319页，377页，144页，375页，373页，374页，374—375页，375页，372页，319页，285页，133页，403页，373页，335页，280页，342页，366页，322页，417页，418页，144页，133页，329页，326页。
[2]《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44页。
[10]《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11]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19]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20]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21]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39]详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2期。
[40]内容见《统一战线大事记》，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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