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转型发展中电视编采人员的感知与嬗变
刘 飞
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媒介的转型发展，使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得到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编采人员也付出了个体代价。文章对电视采编人员在媒介转型发展中的感知与嬗变进行探讨，认为体制制约、收入低、压力大等维度是电视编采人员个体代价感知的重要体现，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思路。
关键词 媒介转型发展；电视编采；个体感知；坚守与嬗变
在社会转型变革期，媒介及媒介从业者经受着转型阵痛，许多媒体从业者主动转换了角色，有些传统媒介从业者转向新媒体机构，有些选择了自主创业，大批坚守在原媒体岗位的从业者受到极大冲击，正经历行业巨变，面对社会转型及自媒体的发展，电视、广播等媒体从业者常感到彷徨和焦虑[1]。尤其是电视编采人员，面对媒介转型的深入和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其不适应性更加突显，调控代价、分析代价和认识代价等已经成为电视媒体转型的迫切任务。
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缩影[2]，社会转型给社会群体带来的代价感知同样反映在电视媒体等媒介从业者中。然而，当前对电视媒体等媒介转型的代价感知的关注较少，现有的媒介转型的代价研究多为碎片化的思考，且多为转型的策略及必要性方面的研究，而极少将转型代价纳入研究视野。本文通过关注电视编采人员面对媒介转型的自我权衡，探讨其代价感知，以期为媒介行业转型反思提供参考。
1 媒介转型期电视编采人员的个体感知
媒介转型是我国社会转型的投射，其主要表现为从而人员新闻、媒介机构及数量的变化等，媒介行业、从业者及社会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媒介从业人员角色的转变等，这些变化都给媒介从业人员的个体代价带来深刻影响[3]。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媒体从业人员的离职率极高，同新媒体相比，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逐渐式微，这些都是媒介转型发展中的行业代价。但从宏观上看，这也是媒介转型过程中所有媒体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种行业性的整体代价则是其个体支付代价的总和，但其却不能对其内部复杂性进行真实反映，虽然了解整体代价能够把握媒介转型的方向性，但唯有足够认识到个体代价方能对代价成因进行根本分析，进而了解电视、广播等媒介转型发展的风险。电视编采人员在工作中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代价是能够清晰描述的，本文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发现，电视编采人员的个体代价感知同大众媒介从业者的个体代价感知较为一致，主要体现在收入少、身心疲惫、社会地位下降、生存威胁、新技术冲击、体制制约、价值偏差、伦理失范等方面。
1）收入少。收入代价感知主要表现为电视编采人员对当前收入水平不满意，与其他领域进行横向比较及未来自身生存状况的纵向考量等都使其认识到收入的不高，同时，电视媒体内部收入差距及不平等的增大都会给其带来代价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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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存威胁。职业担当是所有媒体人的天职，电视编采人员同样如此，其不懈追求“真相”的职业使命同社会失范问题件产生了较强的对抗性，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已经成为电视编采人员的主要代价感知。加之网络及现实的骚扰、恐吓、威胁等使电视编采人员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和安宁感。
(四)传统的政府与企业合作中，政府始终是站在主导地位上，而企业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进行一些小的管理，但是PPP融资模式与传统模式不同，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与企业进行合作之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能使传统观念得到极大的改善，并且有利于政府与企业的长久合作。
当然，从媒介转型的实际来看，电视编采人员的各个个体代价并不是孤立而存的，各个个体代价感知的都是相互关联或互为因果的，且极有可能被另一代价给放大。同样也会不断地滋生出新的代价感知，而新生代价感知同原有代价感知相互叠加后产生的后果则会更加严重[5]。在特定时空环境中，个体代价还会发生变异，其带来的影响、性质及表现方式都会发生转变，使其形势和影响更加严峻。也即是代价感知会由单一维度转变为复合性维度，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从而给代价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的难度。
2）身心俱疲。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和媒介变革的深入推进，电视编采人员的压力显著增加，加上其工作环境及习惯，使其健康问题更加突出[4]。电视编采人员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状态下，且严重缺乏休息，致使多数电视编采人员出现亚健康的问题，其心理问题也更加凸显。
图中：ε1为设定托架位姿误差允许值，ε1=[Δx1,Δy1,Δz1,Δα1,Δβ1,Δγ1]T，绝对位置误差允许值绕x轴转角误差Δα1允许值、绕y轴转角误差Δβ1允许值等于10-5 rad；ε2为结构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其中位置度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位置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皆为0.1 mm，主动移动副角度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皆为10-3 rad；初始时刻，结构误差δ为零，托架系统实际结构参数Wa=W0。
8）伦理失范感知。在媒介转型期，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及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极大变更，与传统媒体伦理规范向冲突的新闻实践常给电视编采人员带来代价感知，使其陷入伦理困境中，而此失范越突出，其个体单价感知也就越严重。
7）价值偏差感知。电视媒体为权威性媒体，其政治性的培训强度较高，反复性较强，有些电视编采人员出现了内心茫然与表明认同的自我分化，其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分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孔。
3）社会地位下降。传统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曾是“无冕之王”，社会地位较高。但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传播垄断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下降，电视编采人员的地位落差感也更加凸显，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职业共同体。
6）新技术冲击。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媒体发展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新技术，不断推动着媒体业的发展，但新技术的渗透所带来的给提代价感知也更加显著，在新技术冲击下，电视编采人员的焦虑感更强烈，甚至失去信心，同时新技术限制和依赖的倾向性更加明显。
实现数据共享是降低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首先，要打破垄断，建立共享体系。每一个金融企业都在进行数据收集，如果将各个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及其他公司的数据进行整合，打破垄断格局、形成共享模式，这样不仅能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更是金融风险降低的有效途径。其次，要建立数据平台，优化数据调取渠道。对大数据的分析要想及时准确，渠道畅通很重要。建立数据平台，让各部门都能对所需数据进行及时调取，并借助数据的相关性特征，对客户的信用状况、风险能力等进行自动审核，以防范风险的发生及扩大。
4）体制制约。全媒体时代，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电视编采人员对体制的代价感知明显不同，二者的感知各具特色，而稳定性和驯化性是体制内电视编采人员的代价感知，而体制外的电视编采人员靠拢体制的挫败感更加明显。
2 应对电视编采人员个体感知的嬗变策略
2.1 自我调节代价感知
在媒介转型期，电视媒体的转型是为时间其制定、提倡或改变的形式、手段及制度，如竞争机制、考评机制等嬗替，而个体代价正是此方面实践中的不协调、不均衡处对个体的影响，作为电视编采的个体人员，其自我调节能够综合反馈此方面的内容。如果电视编采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平台能够促进其价值的实现，那么其就会积极遵从相应的转型状况及目标。若接受转型目标却又拒绝制度性变革，那么其只能选择创新的方式进行积极主动的自我调节。不过，也不是每位编采人员都有足够的能力、空间及勇气去选择目标并对其进行创新。在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下，有些电视编采人员可能会放弃原有的价值选择而去追求其他个体满足。也有一些电视编采人员选取了暂时性的“逃避”，放弃了新闻编采的实践身份，而从而新闻研究及观察，同电视媒体等传播业保持着接近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探索和思考。此外，一些电视编采人员对传统的机制及规制进行全面否定，并形成了一种自己认为很正确的行为逻辑及价值观。
2.2 实施行业调控及补偿
对于电视编采人员来说，若要依靠自身力量来调节代价感知是很难，有时效果很差，或适得其反。因此，若要有效地调控和处理电视编采人员的代价感知问题，需要个人力量之外的力量介入调控，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方式及手段等来调整和实现电视媒体转型的目标，引导电视编采人员转型和嬗变，对电视媒介转型的代价进行管理和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化，收益最大化。
同时，电视媒体还应关注编采人员的生存及生活状况，关注其长远发展及生存需求，构建更加合理、科学的劳动保障机制及薪酬体系，利用再教育、合作等来重塑其新闻理论及专业技能，使其与电视媒体构成紧密联系的传播共同体。当然，仅仅靠电视媒体自身的调控还不够，社会及行业也应采取措施，构建有效的文化资源共享及链接价值，制定公权力约束机制，确保新闻工作能够正常开展，为电视编采人员提供人身保障，提供多元化的价值实现及理想嬗变的操作空间。
经过管理后，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护理安全事故7.41%（2例），护理纠纷为3.70%（1例），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1.11%（3例）。对照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护理安全事故14.81%（4例），护理纠纷为11.11%（3例），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5.92%（7例）。两组结果对比，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69，P=0.007）。
3 总结
总之，在媒介转型期，电视编采人员的代价感知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彻底消除的。电视媒体应充分认识这一点，编采人员等个体的健康状况及收入、社会地位情况等代价感知若持续恶化，不能有效及时地得到解决，则电视编采人员就会选择离开。这也是电视媒体亟待解决的稳固人才和纠正失误等问题。如果电视编采人员的隐性、长期的代价感知同其社会性、个体性相博弈，尽管其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偏激的力量，但通过长期的运动及积累，其也必然会由量变向质变转变，进而给电视媒体甚至给整个媒介业都带来极大的变革性影响。为此，电视媒体应从媒介转型的根本出发，以人为本，依据社会及技术发展实际对个体代价感知进行灵活而合理的调整与嬗替，以有效地处理编采个体代价感知问题。
参考文献
[1]杜勇.媒介融合视域下新闻采编工作的变革[J].传播力研究，2019，3（15）：137.
[2]宋美杰.万物皆媒：5G时代的媒介变革与创新[J].中国报业，2019（7）：18-21.
[3]邱泽奇.智慧生活的个体代价与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J].探索与争鸣，2018（5）：26-28.
[4]王园.微博网络中基于时间和代价的竞争种集选取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
[5]王珂.短时代价低估—自我控制的内隐策略[D].杭州：浙江大学，2010.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9）245-0012-02
作者简介： 刘飞，许昌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