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心理学解读与建议”研讨会发言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中国人民论文,研讨会论文,心理学论文,尊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厚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温总理提出“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这个问题意义深远。我认为首先它表明人的心理问题、精神需要现在受到国家的重视，实际上是标示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了。尤其对于心理学是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心理学是应该、也有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前阶段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主要搞经济发展，是因为社会发展必须先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就是对每个人来讲，也是先要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现在经济发展得不错了，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这时人的精神需要就提上了日程。心理学所讲的需要层次论，不就是从最初个体的，再集体的生存需要，逐步发展到尊严，然后再到自我实现吗。在发展过程中人的需要总是在不断地提高层次，不会停止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水平上。
关于幸福感，是指个人对需要达到满足的一种体验。既然是“感”，是体验，就当然属于个人，不必讲主观幸福感。而现在总理讲的是人民的幸福，不是说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幸福感，这需要区别开。幸福感是个人的，每个人的幸福感的基础不同，例如有些农民生活水平不高，但他现在能够吃饱穿暖，身体健康，还有医疗保险，对生活感到满意，调查问卷中他很可能回答有幸福感，这没有什么不对，人人都有幸福感很好，那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前阶段为什么许多人都在讲主观幸福感，我觉得那是在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明确，每个人对自己处境的满足感，与总理所关注的人民幸福不是一个概念。当人的认识提高时，需要也会提高，现在为什么有些研究结论是生活水平越低，文化、身份也低的人，其主观幸福感反倒更高呢？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还应该有什么更好的要求。
我们希望每个人的文化水平、认识水平提高，知识面扩大，那么他对幸福的要求可能也要提高。这并不可怕，有不足才会进取，穷则思变，什么都满足了，人不再思变动，那社会还怎么进步呢。国家考虑使人民幸福，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人民应该享有什么，不限于物质需要，还要有精神生活，文化教育，参政议政，受法律保障等各种权利。为此要提高人民的认识，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人的认知与情感是不能完全分开的，过去心理学基本讲认知，现在又出现过分强调情感的趋势，实际上人是有认知才有情感，综合二者的关系，全面地理解人的心理活动，才会使心理学研究提高，更接近人的现实。
其次提到尊严，对每个人来讲，它是一种精神需要的表现，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时彼此的关系上。做人要有尊严。尊严包括别人对你的尊重，也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并且常以自尊为前提。对尊严是否看重，与个人的思想境界有关。例如，过去在国外生活条件远比国内优越时，时常有人放弃工作毅然回国，理由是不能接受被看作二等公民的侮辱，这就是他的思想境界较高，在有意识地维护尊严。但在日常活动中，有些人工作不好，表现很差，被人奚落也不在意，那就谈不上尊严了，而是认识水平太低，还不懂自尊的重要。这次国家提出使人民有尊严，实际上是把“为人民服务”提高了一个层次，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人权，让人民自觉地当家作主。为此，我们每个人民就应该注意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作好接受尊重的准备。否则即使别人要尊重你，而你自己没有做好准备，觉得承受不起时，那就连幸福感也没有了。
总之，现在总理提出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那是国家执政的目的和要求，在已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后，又指向了更高一层的精神需要，说明国家发展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了，使人们感到无比高兴和振奋，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为实现这个任务，也给心理学的研究和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据了解，去年年底，部级领导干部的历史文化讲座中已增加了心理学讲座，现在又有司局级干部的心理学讲习班在进行。那就是说心理学的知识已经开始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普及，实践上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在当今大好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工作呢？我想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做好研究，千万不要无原则地迎合政治需要，单纯地奉承。中国心理学因学术与政治混淆不清而被错误批判的惨痛教训是深刻的。前阶段大量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涌现，而得出全民幸福的结论，就可能有些是这种思想作祟之嫌吧。现在总理说，要让国民都幸福，都有尊严，是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但愿科学的心理学能做出一定的贡献。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由于我国心理学在“文革”后，为恢复其科学的地位，研究多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虽然近几年来社会心理学也开始受到关注，但是不仅研究人员很少，真正联系社会实际的研究更少，通过这次学习讨论，各方面力量加强联系，一定会促进社会心理学更快发展，使中国的心理科学全面推进，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张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温总理说到了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引起了我们心理学界很多同志的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对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又一次更加明确的具体的一个阐述。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个发展都是集中在物质生产方面，现在提出了幸福和尊严，很显然这两个概念就是我们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当然应该引起我们心理学工作者的关注，并且我们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如何从我们学科的角度，为国家的发展，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做出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应该的贡献。所以我们一直就在讨论怎么召开一个会议，本来想开一个全国性的，后来觉得全国人跑过来开一天会，不太方便，所以特邀几位外地的老师，会议安排我是表态了，我要做一个发言，我没有说要做一个引导性发言，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引导，后来傅小兰说一定要做引导性发言，给我压力很大。我准备了很多材料，刚才张厚粲老师说了，你准备这么多材料？张老师脑子里东西很丰富，不需要准备就可以讲，我不行，大家知道，我学术背景是比较简单的，工程心理学，研究研究人和机器，机器很简单，但是我们幸福和尊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题目。经常有人谦虚，说是抛砖引玉，我想我这个还不敢说抛砖引玉，最多是扬扬沙，正好有更重要的专家没有来，我有15分钟做个汇报。
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作为文明古国，其他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半道上就没了？大家都知道，世界史的角度，所有人都承认有四个古文明，印度、埃及、巴比伦、中国，为什么就剩中国一个了，讲法很多，坦白讲历史的事谁也搞不清楚，但是就剩中国一个了，这个事实摆在这里，总有他的道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先民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以民为本，恐怕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你不以民为本，民当然不以你为本，那很可能遇到什么灾祸就没了。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国家，如果为了人民可以不要国家，当然以前国家的概念比我们现在小。君王，也就是统治者是最次的，为了国家可以不要君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看到，有很多情况下，为了顾全国家可以抛弃或者是暂时抛弃最高统治者。我比较喜欢三国志，你想那是公元100多年，地方军阀，刘备和曹操打仗，刘备逃难了，曹操大军压境，刘备都要没命了，很多老百姓跟着刘备逃命。很多人说这不行，延误军机。刘备讲，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不肯放弃群众。这是据三国志记载，讲要完成大事，谋大事者，需以民为本，以人为本，那个时候，一个封建的军阀做事就要以民为本。历史很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大约两千年前，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执政的理念。到了孙中山先生，大家可以查一查，网络上都有，为了建设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当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是要以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全部的方略之首，心理最重要，解决了心理才谈得上建立“中华民国”，而且把以心理为主的这个概念，定为孙文学说，当然是后人叫的。而且由此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这一理论。我们资历比较高的老先生，像张老师他们都是知道的，我觉得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如果一个事情都不清楚，就大胆地去做，难免有所不准，甚至有所错误。所以知和行在我们中国近代的历史上，经过了多少著名人物的辩论，最著名的对我们教育影响很大的陶行知先生，他说你一定要先干，干完你才知，他原来的名字叫陶知行，后来他觉得错了，改成陶行知。现在我们到派出所公安局改名字很困难，以前是随便改的。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体量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中山先生的教导我们不可忘记。当然自古以来，也认为没有一个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实践。这是列宁说过的，这跟我们现在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的党和政府对心理学的重视也有极大的加强，我们所最近得到中央的一个批示，就是要发挥心理学和科学院在干部心理健康以及更广泛的领域里面的作用，是不是跟建国方略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大家看到，在我们北师大也成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虽然名称叫做学习神经，当然还是心理学，脑与认知也是心理学。科技部等等方面，对心理学的投入也有所增强，心理学的同仁也做出了很多的成果。昨天我看报纸，说师大的彩虹得到了教育部的一个什么奖，北师大心理学院，汶川地震彩虹计划。“彩虹”，我一看，这个很女性化，一定是许燕老师领导的。大家对我们心理学这么好，我们心理学者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不是党和政府，我们更不是企业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从科学的角度，如何更好地来做出我们的贡献，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
我对幸福和尊严研究甚少，但是我对在我们国家现在做得比较多的叫做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研究比较关注。我个人认为，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我们在关注的同时还应该有更多的理论上的反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允许我讲15分钟，我还可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再参加大家的讨论，现在我简要地讲一下几个要点。
首先我觉得把subjective well-being翻译成主观幸福感是严重的错误。well-being它的英文含义并不是幸福，更不是幸福感。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psychological well-being是由国际应用心理学会主席迈克佛绕克斯在希腊大会上提出的，当时他是跟经济学比较，那个时候是2006年，他认为经济学对全世界人民的误导很大，但是全世界都对经济学的投入大大地超过心理学，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人都有贪欲。经济学有个法宝叫做money，人都容易被money，也就是利益，所迷惑。于是大家都围绕着money来转，所以就觉得经济学很重要。实际上他认为经济学有很多荒唐的地方。从06年到现在四年的时间证明，至少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是很不靠谱的，对金融危机毫无把握，对我们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没有好的把握，远远落后于“国富论”的水平，自亚当·斯密以来，百年了，没有发展，有些甚至还不如百年前的看法。所以他们提出了心理学如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有一个心理学的money，这个money，他认为就是psychological well-being。这到底什么意思？我经过仔细的搜索，各类的辞典包括网上辞典，对well-being解说的意思就是一种好的状态。现在在我们中国把subjective well-being搞成主观幸福感，从词义上来说也有很多不准确，幸福感本身就是主观的，怎么还有一个主观？这是对英文和中文都不太精通的人所搞出来的。现在我们简单说SWB。我进行了调研，我们绝大部分的研究都属于局部社会调查水平，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对well-being各类理论的探讨非常的欠缺，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实际上这个well-being有各类理论体系，我们都回避了，完全抽象到一个简单的个人的一种感受，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地把人民群众引向虚无。
第三个方面，工具令人堪忧。有些是从国外翻译的，有的是针对某一人群专门设定一个工具，因此众多的研究结果在横向上面，没有互相可以比较的可能，从纵向方面，在国际上更没有比较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研究工作不能纳入某种体系，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纳入我们的群体，孤立地来进行评价，怎么说都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四个方面，涉及到很多其他学科的关系，我觉得要做出贡献的话，有必要和社会相关的学科进行更多的综合的交叉。
第五，研究subjective well-being的人，最基本的伦理都需要提高，全世界现在最高的也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我们中国，就是孔夫子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和中华民族多年的积累和总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世界宗教大会宪章当中列为第一条。但是我们看研究subjective well-being的人们，他们都不愿意到那个研究结果认为是好的地方去定居，也不愿意到研究出来好的领域去工作，这使人感到有严重的言行不一致。从国际范围内来看，能够研究出来中国的subjective well-being高于美国的人，他们呆在美国也不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09年的人均GDP是排名全世界第106名，怎么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就比别的地方都幸福？至少总理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人处于贫困的状态，我们中国有两亿的失业人口，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看来也是最高的。一个有如此众多失业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因为一种虚无的心理学指标提得很高？这且不是正中了某些发达国家人的下怀，把他们目前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收入人均都在几万美元，把这个困难归为中国，说我们现在中国生活得太好了，他们各方面都比我们高，还要我们中国钱给他们！在国家的范围内，对subjective well-being最有兴趣的只有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日本，他们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更多地关注主观体验。但是也有一个穷国不丹，不丹2009年人均GDP排120名，比中国还低，那样一个小国，在他们有各种各样考虑的时候，就来做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搞得很高，让全国人民都信任喇嘛教，你不幸福就背叛了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网络上讲，被涨工资，被怎么怎么的，那个地方就是全国人民被幸福了。如果我们要照这种思路去跟他们做这个事情，恐怕我们心理学对人民的身心贡献，不仅要大打折扣，而且有可能被某些人反面地加以利用。
我也希望通过向各位真正的专家学习，能够对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所提高，当然我也表态，我这辈子也不会去做这样的研究，因为超过了我的学术领域的范围，我只能搞搞人机系统，别的系统是搞不了的，谢谢大家。
关于幸福感研究的一些想法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主观幸福感在国内的研究已经有大约20年了，在讨论有关“幸福”这一研究领域时，不能忽略这一研究的兴起的国内外社会背景。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果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发达国家民众的价值观有一个物质逐渐丰富以后，心理的需求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从追求生存(survival)到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这么一个发展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焦虑、压抑等现代心理问题，也使积极心理学应运而生，而幸福感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面对这个变迁，应该如何评价？社会改变、社会发展的价值在那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它惠及了什么人？幸福感自然成为一个测量社会变迁的主观指标。因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无论存在多少问题，确实进入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视野。
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心理学界相当熟悉的领域。从伦理思想史上来看，不管西方和中国都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把这些论述总结起来看，可以采纳伦理学家的定义，如王海明去年说：“幸福是一个人生重大的快乐，是长久和巨大的快乐，是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求、欲望、目的满足以后得到的心理体验”。从这样的定义中就会看出来，与well-being并不是完全一致。幸福是一个心理概念，但是幸福不光是主观指标，也应该有客观的实质及其客观指标。幸福的类型可以分为创造性的幸福或享受性的幸福；过程式的幸福或结果式的幸福；有绝对和相对、主观和客观、真实和虚幻之分。
通过我做的一项关于中国人幸福概念的课题，发现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跟大家分享和讨论。通过做这个课题，我考虑了关于幸福定义的文化含义以及研究幸福的社会背景，因此发现我们目前大多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存在两个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在幸福感研究中抓住什么文化心理特征？西方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特别强调当下的情绪体验，比较忽视具有文化心理特征的认知方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比如，在进行是否幸福的感受上，与西方人一样会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然而，由于中国人具有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因此，社会比较时，不光是向上比较或者是向下比较，而可能是既向上又向下，这么一种整体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主观幸福感。中国人也不仅仅是向前比较或者是向后比较的这种时间取向，可能会既向前又向后，有点像中庸实践理性。所以，如果我们的研究简单移译西方量表的话，有可能完全忽略了主观幸福感中那些具有文化特征的认知风格对它的影响。再比如，在访谈里，我们收集到一些民众用来指代幸福的词汇，特别是中国人说的“福”与subjective well-being的含义就有所不同。“福”有所谓“福气”和“福运”这类含义，有正向-负向维度中的福祸相倚和转化，而西方人比较强调当下情绪，强调福祸是对立的。此外，对幸福的追求程度也有文化差异。中国人受佛教道教的影响，控制点也不那么完全倾向自控，可能会有较高承受力或者比较乐观，会有一些知足、顺生、平安、好运这样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幸福价值观上，有道德的幸福观、自然的幸福观和辩证的幸福观。
其次，近年来我国社会心理学界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忽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特征，比如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幸福感测量上得分很高？为什么幸福感普遍得分高的人，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到那些幸福感普遍得分低的地方去工作或者是学习？几年前社会学家曾经有一些调查发现，农民的满意度高于城市人，女性高于男性，西部高于东部，收入低的人高于收入高的。因为与常识有悖，在网上批成伪调查。有人怀疑测量工具或者调查过程出了问题。我们假定调查技术上没有问题，可能依然还是这样的结果。答案应该在于这样的研究忽视了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拿农民流动为例。调查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幸福感挺高的，你问他怎么样，他说“还行”。不是他们不敏感，而是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的身份不能依靠自己进行改变的话，他觉得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与自己相似的人相比，感觉还可以。这是一种自我服务的社会比较，因此，这样的测量很难反映幸福的客观内容。
社会学家发现，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枣核型（橄榄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也不是一般国家的金字塔型的，而是倒丁字型，就是说下面的人众多，而富裕的人非常少，与大多数人的贫富差别悬殊极大，向上流动的管道特别狭窄。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到中层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比较小，贫穷阶层在不断复制，就连教育也不能成为向上流动的一个通道了。当社会结构定型后，幸福感的研究，就一定会出现下层人的幸福感会比较高的结果。因为当客观幸福的标准不能达到，个人努力的效能减低，命运的含义、向下比较、知足常乐的倾向就会出现。因此，要考虑到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结构，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利用这个指标来进行一些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现在主观幸福感这个词被炒得很热。一些地方政府希望用主观幸福感或者是满意感来做政绩的指标。这样做的初衷并不错，可以扭转只用GDP来衡量政府的政绩的倾向，但是如果用主观幸福感来做指标，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问题。那么，政府在寻找新的政绩指标的时候，心理学家到底能贡献什么，如何能通过幸福感的测量正确地反映民意、民情，我觉得是需要在理论上做大量的工作。我建议不要马上使用简单的幸福感测量来作为政绩指标衡量政府工作。
简单地总结一下，当我们进行幸福方面的研究时，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家会比较关注一般的人们是否感受到了幸福以及心理因素怎么影响幸福感的获得这样两个问题，然而，关于什么是幸福，如何看待幸福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到底什么人得到了幸福，不幸福会有哪些反应，社会经济文化如何影响到幸福，其研究还是非常欠缺的。对于幸福这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测量发展状况的指标，作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有义务和使命，特别需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与社会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合作，推进关于幸福、幸福感、幸福观的研究。
张侃：
我看了杨老师的报告，真看到专家了。我一开始发言只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对心理学有关SWB研究的一些感触。杨老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心理学研究，从杨老师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如果离开了中国社会，这样的研究不要说会给人民带来思想上的混淆，给政府带来决策上的失误，至少也不会有什么贡献。前面我也说了，要进行综合，跨学科，未来我希望我们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是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人，应该和社会学的团队和工作者更多地交互。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人家是很聪明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我们中国人比较天真烂漫，这个是优点，人单纯点当然好，但是，也就很容易受某种东西的诱导。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民族的特征？这个可能社会心理学还没研究到，中国人所谓从众或者从权威性特别强，这反映了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还是很天真烂漫的。这跟我们多年的闭关锁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都是三从四德，都是仁义礼智信，都是这一套，大家觉得这个很好，都跟着跑。如何克服这方面受到别人片面宣传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现在动不动就打旗号，说主观幸福感，这是中文错误翻译，英文是SWB，说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搞的错事多了，现在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打架，一个是说人民币必须增值，另外一个说他胡扯，人民币不能增值。中国很多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不懂就讲什么。我们不懂经济学，也不懂经济，不能乱说他们谁对谁错，至少这两个有一个错了。我们只能讲讲心理学，他们俩打的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千万不要把一种招牌拿来按照大众的语言来忽悠中国人民。发达国家人家很聪明的。我查了一下，英国人最重视的叫做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你的体验，但是体验不是唯一的维度，这个很聪明，英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很天真。你向英国人忽悠SWB肯定被社会所抛弃，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决定的。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SWB，我本来还只是杞人忧天式的担忧。通过杨老师他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杨老师讲到了，已经有的官员试图用这个来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政绩了！这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咱们测测这个玩意，虽然我很穷很糟，但是大家都说好就完了，这个地方这么搞还有前途吗？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我理解，只有在硬的发展的同时，再增加主观的感受，才是正确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就这个理论问题，给中央有所报告，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以前不管人的感受，以后只看人的感受，这恐怕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最后一点，杨老师对“幸福”进行的搜索，我也搜索了一下。“幸福”这个词在我们中文当中是一个很新的词，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是没有“幸福”的。有“福”，没有“幸福”。“幸福”是宋朝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词，本来我想是不是日语来的词源？因为，关于人的感受的词太多来自日文。我产生的联想不一定对，可以请大家进行考证和指正。杨老师他们做了一些研究，你对中国人进行调查，他觉得有福没有福，自古以来有没有福，没有说你有没有幸福，幸福最早是一个动词，是这么讲的，古文念起来很烦，叫做“不幸福则无祸，不患得则无失”。你没有只盼着福就不会有祸害，最早这个福是一个名词，然后你庆幸自己有福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查是这么派生出来的。到了民国，我们就开始有幸福了，共产党就更有幸福了，歌中就唱，“他为人民谋幸福”。不过幸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他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内涵是什么？我看杨老师他们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一些探讨，我很敬佩，我也很赞成，继续进行这样的探讨，谢谢。
为了人民并向着社会的心理学
佐斌（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非常高兴来到心理所向心理学界的知名教授和同行们学习，前面几位教授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大家都围绕幸福、尊严这个主题做了很多的研究，有很深入的思考。温总理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对我们心理学家的触动很大。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特别是像张厚粲老师所说的我们是搞社会心理学的，既非常振奋，感到责任很大，同时又觉得很有愧疚，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不够。我想围绕今天的这个主题，谈三点看法。
第一，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应该是人民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
温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幸福、尊严、公正、和谐这四个主题词，应该说反映出我们国家现在执政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我们社会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学研究工作者，身为中国的一个公民，应该在落实以人为本这样一个理念与国策方面有所作为。我想，心理学要有所作为，要大有作为，还是要多想想我们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本质是什么。心理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的科学，是服务人的科学，无论是增进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还是提高人的幸福指数，或者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心理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人的发展、幸福与尊严，也是心理学的落脚点。为了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命题，要求我们心理学对人性更加重视，更进一步地回归和尊重人性，更进一步地将我们的科学研究如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的应用回归到人民之中，落实到社会之中。
我们的心理学不是我们心理学家的心理学，我经常强调这一点。我经常跟学生交流，有一个可能是片面的观点就是，“心理学的价值在心理学之外。”我认为，心理学只在心理学家、心理学老师和学生中间转圈子的话，心理学的社会作用就非常之小；只有心理学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力量，了解心理学，尊重心理学并且应用心理学，我们的心理学的价值才真正能够实现。那就意味着，心理学虽然是我们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但其实是人类的心理学，是我们所属于的人民的心理学，是我们所处于的时代与社会的心理学。钟年教授曾经也有过同样的意见，他提的是迈向人民的心理学。从人民幸福和尊严的这样一个呼吁，从党和政府的这样一个号召来讲，我们应该再进一步地强化心理学的人民观和社会观。我们的心理学不要老想着是研究者的心理学，教授专家的心理学，应该放到人民和社会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中。无论是我们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还是我们心理学的科学普及、教育教学，以及服务公众，这些方面都可以体现人民观。我们可以在“人民”的个人的、个体的、群体的、社区的、国家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不同的层面，来让我们的心理学家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做出不同的贡献。
从人民的、社会的心理学的视野来看，文化差异就是心理学研究要充分重视的问题。美国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确确实实是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取向的，在幸福和尊严方面，就极为强调个人幸福感的体验、个人的自尊。这是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很多方面的影响。欧洲的社会心理学比较注重整体，强调格式塔传统，重视研究群体与群众，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就很有代表性。我们中国文化对于人的界定，可以说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紧密关联，强调关系中人。人者，仁也；儒家认为，仁者爱人，离开了别人或者不能够和他人联系起来，我们就不是“人”。人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中国文化带有很大的关系特征和群体性。因此，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幸福和尊严等问题，既要了解美国这样一种个体主义文化的对于个人的幸福感、个人自尊的研究及其成果，更要考虑中国文化的变量。西方人对于幸福和自尊的研究太多了，我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是不是考虑了中国文化，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幸福或者自尊，或者是尊严，那还真的是要做更多的研究。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心理学应该就是人民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观念，使我们的心理学更能够彰显研究的社会与人文价值。
第二，心理学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心理学和向着社会的心理学。
这主要是指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社会幸福服务的。首先，我们有大量的关于幸福和自尊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一方面是国外相关主题的研究相当之多，另一方面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幸福感、幸福指数、自尊的研究专家和相应成果。苗元江教授就是做幸福感研究的专家，蔡华俭博士有不少关于自尊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当然，直接研究尊严好像没有很多的成果。如果为了人民，为了社会，就可以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做一些梳理，做一些整合性的研究，提出几个研究的关键问题或者研究的基本点，围绕这个点去挖，去关联。比如说，在我看来，幸福和尊严的关系就是一个还没有科学答案的关键问题：没有尊严有没有幸福？好像也是有的，而且大量存在。没有幸福而有尊严，也是有的，而且也大量存在。一个人不一定幸福，但是他可能有比较高的尊重和脸面。幸福和尊严或自尊是什么关系？它们肯定有关联的，幸福了人们就更有尊严，或者有尊严人们就更幸福。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心理学可以进一步去做，寻找一些研究点。和前面杨宜音教授报告的中国人的幸福的质化研究类似，我自己的团队在这些年也围绕幸福、公平等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好像和中国人谈到的幸福总是有点错位，虽然共同点是有的。中国人说幸福的时候，想到“福气”很多，说到“福禄寿喜财”。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做了关于中国人的福的本土化探索，通过访谈到编码，到问卷编制与测量，对中国的福获得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中国的福，包含很多方面，如福德，福相，福寿，福星，福态，福气等。通过因素分析，我们发现了家庭福、外在福、健康福、个性福（福德）的四维结构。而且，中国人对于家庭福最为看重。这样的发现对于促进中国人更加幸福是有启发的：既然家庭福最为重要，家庭关系和谐、家庭建设、爱情婚姻方面就应该更加受到重视，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要幸福，家庭就不能够有问题。再有钱，家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就没有福了。另外，健康也是中国人的福的成分，那就是要重视健康问题，医疗水平要提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好。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些决策参考，用于改善民生，用于人民的幸福。
再比如关于自尊的研究。我们不仅研究个人自尊，还研究青少年儿童的民族自尊。民族自尊属于群体水平。中西方自尊方面的差异是存在的，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人写过这方面的评论。西方的自尊更多的是基于个体，西方自尊测量的很多内容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中国人理解的自信。如“我觉得我很好”；“我对我很满意”等等。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到自尊的时候，更多是我们尊严得到社会的承认，中国人的自尊是侧重于社会交往和社会层面价值的认可。我们中国人自尊带有道德、面子方面的意味，这跟西方的带有自信、自我肯定的自尊概念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对这些方面也还要进一步来做一些研究。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些文化比较、自尊幸福类似的研究，同时要特别重视我们中国人像集体自尊、群体自尊、民族尊严、国家尊严等这些方面。我收集了一下，研究尊严确实不多，研究自尊的很多，但是自尊在心理学中又主要是个人自尊，应该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可以进一步的整合，从为了人民和向着社会这样一个角度做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为了人民、面向社会的心理学研究，要获取一些深入的数据，要更加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尊重文化的心理学，就是为了人民的心理学，或者是面向社会的心理学。在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大力强化和研究心理学的应用产品。心理学研究要有产品意识。心理学的产品化为人民所用，要用得着。许燕教授通过研究提出的“心理绑架”概念，和职业尊严紧密关联。在理论上把它解释清楚以后，怎么去凝练出帮助政府和公务员防范腐败的心理学的应用产品，发现心理学的风险点，就非常好。我们每年签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每年要签一次，有的岗位涉及到巨额经费，那只是从经济活动本身来界定的风险点。从许燕教授讲的心理绑架，换一个角度是心理陷阱，通常的说法是感情投资，西方也有社会交换的一些理论可以来解释。心理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这样一种心理或行为的风险点，而不只是他在管钱的岗位他就是风险点。有这样一些产品出来，更能让我们的心理学为了人民的幸福尊严发挥实际作用，特别是现在强调民生，以人为本的时代。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简单来讲就是心理学成果要为人民所用，既然是为了人民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就要为人民所用。
第三点，心理学者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应该带头应用心理学的成果，应该成为幸福、有尊严的人。
人类知识具有公共性，具有实践性。人类知识的公共性，意味着心理学要和社会公众、和其他学科进行交流，要让他人了解、知道心理学。我们要向张厚粲教授学习，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心理学，普及心理学，让心理学进入到人类公共知识这个领域。人类知识的公众性和应用性，要求我们现在从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这个角度，多一些心理学的普及推广交流工作。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心理学家应该是幸福和有尊严的人。这是呼应前面张侃所长提到的一个现象：心理学家通过测量知道了农民“最幸福”，但是心理学家为什么并不愿意放弃教授工作去做农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心理学家可以做到：为了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我们要率先使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造福人民”，而首先是“造福自己”。人类知识的应用性，首先应该体现在知识构建者的自用性，就是你自己要应用。换句话说，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自己要幸福，自己要有尊严的生活，自己要重视和具备心理学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同时，心理学家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作为一个人，应该带头呈现出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幸福感。我一直有着这样的幸福感，因为我从事的心理学是健康的，是有幸福的，是有尊严的。
李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春节期间，我在悉尼，得知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及“两会”上多次提出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这一信息，是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香港的一家报社发表社论——“香港惊呼：温总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重大信号！”当时，我也对总理提到“尊严”感到震撼，而海外华人更能体会到这种震撼。按我的理解，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国家高层有提倡给子民温饱，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要他们尊严的。我们国家领导人历史性地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我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最高思想、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刻，我就发email提醒我们课题组成员要关注这一非常微妙的变化，认真考虑如何测量人的尊严。回国后，得知蔡华俭老师在写一个有关自尊研究的基金申请，我立刻建议他基于应用基础研究的考虑，应该把那个本子和“尊严”联系起来。
通过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幸福和金钱不是一回事，金钱最大化了，并不等于幸福最大化。关于这方面我们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有一项主要是关于城市化进程评价的研究。我们的发现很有意思，如果从“硬的指标”来看，比如说5岁以下婴儿死亡率、15岁以上人群文盲率等，的确是城市最好，城镇居中，农村最差。与此同时，我们还用了一些“软的指标”来评价城市化进程的效果，但不是像调查主观幸福感那样直接去测，而是通过投射问题，比如“你是否愿意选择当地人做配偶”，“你是否愿意用当地的语言教育子女”，“假如外地人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待你所在地的居民，你会是什么感觉”等来评价城市化进程的效果。结果发现，居民对本地发展的认可程度呈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即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对居住地更认可，而本应居于两者中间的城镇居民对居住地的认可程度却显著低于其他两地，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分离效应”。
另外一项研究中，我们曾做过词汇联想测验，主要是让被试说出根据“幸福”一词能想到的一些词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被试列举的所有词汇中几乎没有跟“尊严”有关的。他们想不到“尊严”，在意识层面，尊严跟自己的幸福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人对“尊严”的认识很成问题。我们到国外就会发现，中国人生活得太没尊严了。我举个例子，1992年有一次从悉尼飞到澳门去，在悉尼机场突然警报响了，全部人疏散到停机坪上，工作人员过来，甚至把说普通话的人和说广东话的乘客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分别用相应的母语向你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把你“伺候”得非常好。然后到了新加坡，换机到澳门去，又出了事故——飞机漏油，但是广播里传来的全是Singlish。然而整架飞机上都是华人，他们全然不管你能不能听得懂，压根儿就没把你当一回事儿。等飞到了中国，服务那就更差了……当你到了国外才会意识到，温总理提的这个事情真好，把人当成一个人。
幸福和尊严应该有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有的做。刚刚佐斌老师也讲到“尊严”跟“自尊”不是一回事，跟自信也不是一回事，我自己也做过一些相关研究，颇有同感。但我认为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可能是“面子”，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给你面子就是给你尊严。
如果从文化的垂直(vertical)和水平(horizontal)两个维度来看，讲到面子，一般多放在有等级的(hierarchical)垂直维度上去讲。如果我们现在从水平维度去研究如何保持尊严，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在水平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国家，人人平等，但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保持或维护尊严？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张侃：
面子，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丑化？似乎中国人就是讲虚伪？别国人重实际？一些中国人自己跟着西方人搞丑化？我在美国学习工作过六七年，美国人很讲面子，不但美国人讲，整个国家都讲，事情明明觉得不对了，我要有体面地离开，而不是说sorry，我溜走就算了，从我的感受来讲，我觉得恐怕还要好好研究一下。
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我非常简单地说一下，刚才张老师和李老师都提到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也讲一个自己亲身感受的一个例子，就是80年代我去重庆讲课，当时三峡大坝还没有做好，本来想坐船到武汉去看三峡，后来家里有事情打电话让我回来，便去重庆火车站坐火车。当时正好是春节过后，大量的民工背着大包小包出去打工。火车站是怎么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拿着大笤帚，跟赶猪一样地维持秩序。当时给我的感觉非常难受，中国人对自己就不尊重，谈何让外国人对你中国人尊重，这是核心的东西。
我个人感觉，我们实际上应对温总理提出的这个命题做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解放以后，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又经历了“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以后又慢慢演化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历史阶段。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还需要很长的发展，但是国家最高领导层有了这样一个意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幸福与尊严背后还有更深的一层思考，这就是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到的公平正义。温总理在与网友沟通时也进一步阐明，幸福背后、尊严背后还有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心理学在解读“幸福与尊严”的时候，还要往下去探讨“人人生来平等”等信念。没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幸福与尊严就是虚无缥缈的。正如我刚才举的例子，把你当猪一样时，被赶的人和赶人的人之间有什么尊严、幸福可言？还有一个概念，即是民主。民主概念的核心是什么？民主不等于一味地抗议、反权威，而是我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尊重你维持自己观点的立场。这才是民主的核心。
心理学家去解读或者建议“幸福与尊严”，可能就要立足点于此。心理学就是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让人们广泛了解、接受并认同人的发展、人的“幸福与尊严”都出自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如果人们仍然将人按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仍然无限制地扩大在物质资源占有上的差异，那么“幸福与尊严”是无法真正获得的。实际上，如果公平正义观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心理学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局限，两者互相关联。
我们心理学家可以做个“纯粹”的科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天天数SCI文章的数量。但是心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科学，不关心现实社会人们的“幸福与尊严”，钻塔尖，其自身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我们心理学了，我们自己也觉得心理学重要了，就会有一点点的自我膨胀，觉得心理学“万能”。这是千万千万要小心的事情。要防止对现实问题进行过度的心理学解释，否则就会出现50年代批判的主观唯心论，最后倒霉的还是心理学自己。所以，今天的研讨会非常重要，要形成一种共识，至少在心理学界还是要维持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心，要有一种独立判断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科学立场。如果做到独立思考，就是张侃所长最开始讲的一点，要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中国人心理问题的科学心理学理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如何站稳立场？那一定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哪里有钱、哪里有权，我就往哪边走。如果这样的话，心理学的客观立场就没有了，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所以讲到尊严，我们还要讲科学家的尊严。如何树立心理科学家的尊严？一定要有自己一套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老实讲中国心理学家尚缺乏这样的理论，所以很多时候都拿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国的实际，这又如何建立心理学在中国人群中的尊严呢？心理学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基础研究部分研究的对象多是长时程、大尺度的东西，如基因和生理生化的基本过程，这些生物性的东西要经历长时间的进化过程。你去研究它，可能就会发现一些稳定的结果。另一部分则与社会发展变化和个人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常变常新。如“幸福与尊严”等，你去研究它，会发现它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其历程为短时程、小尺度的过程。这部分心理学研究的是发生性、建构性的对象，只有亲历其中的人才能对他们进行真正的研究。张厚粲老师应该体会很深，五十年代的人、六十年代的人、七十年代的人讲幸福、讲尊严，与我们现代人讲幸福与尊严，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平台上、两种不同环境下讲的。如果你要用今天的概念和模型解释过去和未来人们的行为，就肯定不行，一定会发生误差。
正是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在对幸福、尊严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解读的同时，要考虑心理学如何能够给政府提供一些科学的建议。我个人的想法是，除了从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幸福和尊严等直接的建议之外，更要不断让人们慢慢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真正地了解“人人生而平等”、个个互相公正对待这样一种理念。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如果心理学家能够在这方面做一点点贡献的话，心理学家自身就更加会感到“幸福与尊严”。
张侃：
刚才建新讲的，我想呼应一下，我觉得讲得很深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作为我们自己来说，首先你心理学工作者，要有自己的尊严，尊严并不是自大，而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这个是最基本的。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可以给国家做出贡献，为人民做出服务，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地放大自己。全世界，影响世界发展的因素众多，心理学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是心理学能解读一切。我相信按照建新刚才所说的三个阶段，一个是辩论阶段，第二是发展市场的阶段，第三，进入到一个全面和谐的阶段，这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的幸福和尊严。第三个阶段是最困难的，因为第三个阶段，是一种理论的升华和对很多人的一种更高的要求。人的本能中有互相残杀的部分，如果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去残杀另外一部分人，这很容易得到人类本性的共鸣。只要讲出道理来为什么要杀，自古以来都杀得很猛。从残杀转移到发展经济的时候，是很难推动的时候，我国搞改革开放一开始来自主流社会的阻力是很大的。后来邓小平同志真聪明，提出可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于是这些人马上领会了，我们得要富，所以他们就干了。就是刚才杨玉芳老师讲的，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听中央的，GDP至上等等。现在的问题就来了，现在变成是你要让别人幸福，你要尊重别人，这个过程要求更高，所以我们不可以想象得很简单，一蹴而就，只能从我们心理学工作者的角度尽量地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的体会。
Positive psychology,well-being,and cultural issues?
Amy AI（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非常感谢能有这次宝贵的机会，见到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我是美国心理学会会士，一直在搞跨学科研究，与各种学科的人合作，其中一个研究范畴是创伤心理学，就是关于创伤后康复的问题。我的一位导师是积极心理学的带头人皮特森教授，以及他当博士后时的导师，积极心理学的创建者塞里格曼教授，过去是从心理病理的角度去研究临床心理学及心理咨询的，也包括抑郁、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问题。但是，在实践与研究中，他们看到这种研究的不足之处，于是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心理学家一起开始发展积极心理学，而创伤后成长(Post Traumatic Growth,PTG)作为一个与心理创伤有关的研究领域也成为相关的一部分。我的一个9·11跟踪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呈现PTSD与PTG共存的模式，反映中国的辩证思想，即相反相成。
2006年，我开始与一些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合作。一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所做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是去解释一些哲学问题”。如果想到一百多年前，在心理学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或者在此之前，那个时候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已经兴起。其中有一种就是存在主义。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讲“存在”决定“意识”（existence determines essence,essence其中包括conscious，即“意识”）。后来又有人提出“意识”决定“存在”(essence determines existence)。现在西方对中国有这样一种评价，说西方的危机是经济危机，中国的危机是精神危机。我以为不如说是一种有机遇的挑战。这种挑战就表现在目前中国“存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多元化现象。多元化的存在会导致多元化的意识，只有把多元化的“意识”融合为一体，以适应于这种基础；才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把多元的意识层面的影响与中国当前的现实“存在”相结合，才能找到出路。例如刚才听到张厚粲老师讲总理对幸福感的问题很重视。从历史环境讲，幸福感今天受到国家的关注，反映出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中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这同当年积极心理学在美国的出现有相似之处。在9·11之前，美国在社会经济科学各方面都处于一种巅峰状态。这也是一种“存在”与“意识”在历史上的相关性的体现。幸福感与积极心理学都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各位老师也各有其见，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受到了国家的重视。
刚才几位老师讲得非常好，心理学的发展要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就是现实存在。张厚粲老师特别提到研究中国人的尊严在中国心理学上是独特的，因为过去只提到幸福感的问题。在西方科学及心理学界，他们很尊重有独到见解的人。现在在座的很多老师，听到你们的发言以后我觉得很振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样就很好，不仅仅是跟着西方心理学走，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的尊严。最近我同几位欧洲心理学家在写一篇论文，要发表在美国心理学会的杂志上。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照研究伊斯兰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特点。我们提出，关于伊斯兰社会对于“丹麦卡通亵渎”的全球性反应，这是对西方心理学的挑战，因为上百年的心理学都在研究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心理现象，从个性发展到个人尊严(self-esteem)到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基本上反映了占人口5%的欧美白人的文化意识，在研究占95%的非白人文化意识的时候，就需要认识到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存在”的反映，即以社区、家族、人际关系和群体为中心的存在，甚至伊斯兰文化由于历史原因成为一种特有的跨地域和跨种族的现象，并非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意识表象。
另外，我非常赞同张侃老师的观点，要研究幸福感，而不要局限于主观幸福感。英国的两位积极心理学家认为，PTSD与PTG这两个领域是建立在五个相同的理论体系之上，但两个领域并未在理论与研究中相互结合。它们遵从两种特定概念的“幸福感”传统。PTSD领域关注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ll-being)，而PTG领域关注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两个领域的测量指数也不相同。前者从心理病理的角度出发，测试的是症状如抑郁或PTSD症状，症状轻则幸福指数高，还有满意度的问题(satisfaction)。后者重视成人认知的发展，强调创伤后的成长，即在世界观上产生一种飞跃性认识。所以，最好不要仅用主观幸福感去把大的概念局限化，应该在哲学角度中比较高的范畴来认识这个问题。那位英国积极心理学家把这个创伤后成长的问题提高到了黑格尔的辩证观的高度，而中国在2000年前就产生了这种意识。我也非常同意其他几位老师的发言，比如说要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问题。去年见到一位美国文化心理学的带头人，讨论到中西方文化的对照实验，很多研究都是用华人和白种人做被试。我认为一些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的对照实验并不局限于这两种文化，因为很多非华人有色人种也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最后他说，中国人最大的思维特点是辩证性，与古希腊传统文化比较，这个是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影响。所以中国如果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尊严，很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其文化基础，即中国的“存在”。比如刚才许燕老师谈到的“心理绑架”，在西方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人际心理现象，西方也有腐败，但是建立在另外一种文化意识的基础之上。所以，从心理学上研究抗衡腐败的问题，就必须在文化中找出它的根源。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美国有位研究中国儒学的权威，他之所以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原因之一是他提出来孔孟之道中的道德教育是中国伦理学中所特有的，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延续，靠的是以道德为中心的教育立国论。而积极心理学也倡导道德教育。为此，他向我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对积极心理学没有什么兴趣？对此他感到十分惊奇。与此同时，我同我的积极心理学导师皮特森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去年积极心理学年会时，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心理学家出席，反应热烈。令人印象最深的文章并不是跨文化比较的实验，而是一位韩国学者谈到积极心理学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后来我心想，孔孟之道诞生于中国，为什么中国心理学家写不出一篇比这更有意义的文章呢？中国可以鉴定一下积极心理学中的两大概念，美德(virtual)与优异品格(character strength)在华夏文化中的溯源。为了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全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积极心理学带头人皮特森和塞里格曼特别引用了世界上最具影响的三大主流文化：一是西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一是南亚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一是东方儒学和道学的文化。所以，与传统的个人心理学相比较，积极心理学家对于非白人的文化意识传统是更为尊重的。这也涉及到中国人的尊严问题。与欧美心理学家合作，我们也在这三大文化源流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三因素的心理量表。
总之，这次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取经的，也希望能建立一些联系，并发展合作关系，在这方面能有一些推广，谢谢大家，即席发言没有准备，有不当之处请多加指教。
苗元江（南昌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前面大家对幸福感讲了很多的看法，我研究幸福感已经十年，对心理学如何促进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有些思考，在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心理学是研究幸福的科学
心理学研究什么，正如《心理学与生活》一书所言，心理学的任务是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行为，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建构主义心理观认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类的幸福与人性的解放，心理学的学科目标应该是人类的幸福，通过对不同处境中的人的心理的深度解释，促进各类人群及不同关系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升人的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一句话，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尊严。
第二，21世纪是“幸福世纪”
张厚粲老师曾经指出：21世纪主题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幸福和尊严。当代国内外正在悄然进行一场以幸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和目的的变革，也就是“幸福革命”。这是一场意义十分深远、内容十分丰富、程度非常深刻的革命。随着它的不断深入，它将触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各个方面。
经济迅猛发展为人民幸福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物质上的无忧，往往促发百姓对社会关爱、人文、安全、诚信、环境、廉洁、幸福、尊严等软指数的需求。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转变。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幸福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局限在老年心理卫生领域，2000年后逐渐受到心理学的关注，2003年后，“幸福”这个熟悉的理念，以新颖的“幸福指数”的方式映入人们的眼帘。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把关注人的幸福指数作为坚持以人为本的“六个关注”之一提出来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全面关注幸福以及幸福指数。目前仅以“幸福感”题名在中国知网检索，每年就有500多篇文献，如果加上幸福指数、生活质量等，估计在年均一千篇以上。“幸福”成为当代的主题词。
第三，心理学应该进行跨学科协作，共谋人类幸福
赵汀阳认为：“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实际上，所有科学的终极目标必然是造福人类。
经济学与幸福：奚恺元等人在题为《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一文中分析说：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最重要的方式。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愿意购买和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还因为如此，经济学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增加社会的财富上面。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能有效地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这个广泛而显著的现象在近期已引起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奚恺元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转变了方向，出现新方向“幸福学”。也即，将用新的幸福学取代传统经济学。
教育与幸福：幸福需要教育，教育也需要幸福。教育与幸福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反映在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教育正处在从本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从精英主义教育转向大众主义教育，从人人失败的教育转向人人成功的教育，从脱离生活的传播各种知识的知识教育学转变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教育的根本指向乃是启迪、培育个体生命存在的尊严与幸福。教育就是培养人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并提升人的幸福境界，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正如诺丁斯所言：“幸福与教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幸福应当成为教育的目的，而好的教育增进个人与公共幸福。”
政策与幸福：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让GDP和幸福感同时飞扬，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民幸福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变成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数同步提升。幸福是三层含义，一层是好的收入，必须有维持生存的经济基础，第二，好的生活状态，必须有基础的生活实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第三是好的心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幸福感”，好收入，好生活，好心情，觉得这三个指标是相辅相成的，构成幸福生活的整体。
心理学与幸福：美国心理学家赛里格曼等指出：“当代心理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心理学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和新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幸福美满，使员工心情舒畅，使公众称心意。”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如何获得幸福”，以发展潜力、提升幸福感为目标，倡导了一场“幸福革命”，其体系围绕关注幸福、解析幸福、提升幸福展开，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综合、均衡、新型的心理科学体系，把对积极品质和特性的研究与对痛苦与消极心理的研究综合起来，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
心理学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学科，它必须融入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洪流，科学研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科解读，而是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当代我们正面临从经济时代到幸福时代的转折，一方面，由于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的、自足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当代面临的生存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解决好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取幸福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在“幸福”目标的统领与指导下，各门社会科学围绕人类的终极目的联合攻关，可望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幸福问题，从而完成幸福世纪的幸福革命，实现建设幸福国家的目标。
吴艳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很高兴今天代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起的“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心理学解读与建议”研讨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将积极响应和支持心理所为此主办的各项活动。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人们的渴求在被得到满足或部分被得到满足时的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而尊严是人根深蒂固的追求，活得有尊严是心理健康重要的基础之一，也被称为心理健康的免疫系统。
深入挖掘幸福和尊严的内涵，我们发现其实对于民众来说，幸福和尊严就是一种心理健康、一种基于心理学领域的内心和谐。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对我们心理学工作者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我们从事的是研究人的科学，发掘民众的幸福感、促使人们活得更有尊严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的第一要义。
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就“人的幸福与尊严”而展开的各项讨论、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每个人达到心理和谐，才能有和谐的社会，才能让人得以充分、自由的发展。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始终以国家的使命作为我们工作和研究的方向，因此，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开展与之相关的各项研究，并与各大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