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生育文化发挥了多大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大论文,挥了论文,中国人口论文,作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曾因其人口繁庶而傲然于世，也因其人口压力而举步惟艰，更因其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而震惊世界。近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一些划时代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计划生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类型逐渐完成了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转变。90年代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下。所有这些指标都无可辩驳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也和所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样，正在实现其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雷同的过程。当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在百年时间中通过自然发展而完成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则是在更短的时间内综合效应的结果。部分西方学者将之归纳为较快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死亡率的急剧下降、政府的重视和控制能力、避孕水平的提高和普及等等。
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且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行人口转变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实行人口转变？中国是如何实行人口转变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关注。当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较强的控制能力和政策的制约力的时候，本刊则认为，中国人口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政府与政策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在实质上，文化特别是生育文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生育是家庭和个人行为。没有家庭和个人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采纳，任何政策都是一纸空文。因此，认识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和功能，就是认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特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此，本刊邀请了六位专家就这个题目进行对话，以期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杨魁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常务副会长）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项内容提出，其意义十分重要而深远。结合计划生育实践，我们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1 关于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概念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在婚育方面形成的科学、文明、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新道德、新制度。它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代表着时代进步方向的生育文化。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育文化同属现代生育文化，但是，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生育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①我国有全社会的人口控制计划，与家庭计划不同；②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自觉而建设的现代生育文化；③生育者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④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做出规定，又有具体的生育政策，要求生育者树立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观念。
2 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计划生育工作从本质上讲，要着眼于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生育行为是受生育意愿和动机支配的。现阶段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新旧生育观念之间的矛盾。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正是从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动机入手，进而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1)自觉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指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破除落后生育观念的锐利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灵魂和根本。
(2)积极树立“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科学、文明、进步的新风尚。从人口繁衍来说，夫妇生育行为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为妇女彻底解放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旧生育观念还未完全改变，沉重的生儿育女的负担使许多妇女还不能得到彻底解放。如果对生育不加以控制，实际上就等于剥夺了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和发挥作用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在婚姻、家庭领域还存在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一些人头脑中“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旧观念还相当严重，成为多胎生育、计划外生育以及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群众逐步破除千百年来形成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育方化。
第一，大力宣传“女儿也是传后人”、“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点。要正面宣传女到男家和男到女家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女儿、女婿也能养老尽孝、顶门立户，倡导男到女家落户的新婚俗，树立男女平等和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思想、新风尚。同时要逐步消除家族势力和家族观念的影响，探讨姓氏改革问题。近几年来开展的“女儿也是传后人”的大讨论、“生男生女都一样”广播征文、老人在女儿家安度晚年、上门女婿有奖征文等活动，以及呼唤男女平等的电影、电视、文艺节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开展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深受群众好评，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第二，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措施，创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社会环境。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和私人劳动，那么，妇女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决，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5～186页）妇女就业和参加生产劳动是妇女获得解放的根本途径。所谓妇女解放，归根到底是解放妇女的劳动力和创造力，使妇女能和男子一起，同样得到全面自由地发展。只有妇女就业和参加生产劳动，并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才能改变男高女低的职业层次，缩小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从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样才能使妇女成为生育的主人，掌握计划生育的主动权和决策权。各地实施少生快富文明工程的共同特点，就是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落实致富项目，劳动收入大大增加了，首先提高了经济地位，随之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也明显提高，加速了实现男女平等的进程。
第三，用科学知识指导生育行为，把人们的婚育行为逐步纳入科学指导的轨道。在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的过程中，以育龄人群为主要教育对象，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进行人口理论和有关科学知识教育。这种广泛的科普教育，乃是一种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教育活动，它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适应了人们的心理和求知需要，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引导群众逐步养成了讲科学、信科学的良好习惯。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树立对所生子女养育负责的生育道德。作为父母不只是给子女一条生命，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到良好的营养和教育，把子女培训成才。有孩不在多少，不论男女，成才则行。
3 树立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制观念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各地依据我国宪法，按照立法程序，把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化、条文化，使计划生育有法可依，纳入法制轨道。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光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靠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力去实现人口控制目标。
第二，把婚育行为和解决人口问题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人们的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要受到国家法律的规范。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在国家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就更需要制定有关法规，作为规范人们婚育行为的准则。1978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为计划生育确立了法律基础。1982年通过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我国的《婚姻法》、《妇女权保障法》等法律和地方计划生育法规，建立起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新秩序，把全社会的婚育行为纳入法制轨道，为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提供了法律支持。
4 依托社区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必须依托社区，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社区要建立起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要经过民主讨论制定村规民约，发挥计生协等组织的作用，在群众中树立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新风尚。要培养一批先进典型，特别要培养一批妇女积极分子，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每个社区都要积极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破除旧的婚育观念。通过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把科学知识传送给群众，使他们摆脱愚昧、破除迷信，养成讲科学、信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繁衍从愚昧走向文明，控制生育、讲究优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当今的中国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辛勤耕耘，让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开放出瑰丽的花朵。
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 石海龙（国家计生委宣教司 副司长）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发展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小于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的1.8左右已接近政策生育率1.6；到1998年前后，这一转变基本完成了定势，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1%以下。而这期间，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小康标准，即人均800美元。中国还是一个经济社会特别是文化科学教育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在此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人口转变之路完全不同，不可简单相比，但可作比较研究。其中，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即新型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值得引起并越来越为人口问题研究有识之士所重视。事实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倡导“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这本身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提倡、开创和建设一种新的生育文化，即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从50年代到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初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已经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基本要求，也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作用的结果。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作用的重要性质可表述为基础性、导向性、环境性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可分解为传播、吸纳、融和、传承、创新、服务、建设等。本文并不着意讨论这些作用的定义，而意在说明和解释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本身。
在考虑、讨论和研究中国人口转变这一复杂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时，提出和建立生育文化力概念是必要的。什么是生育文化力？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是，其基本含义应该是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力量。为什么提出和建立生育文化力的概念呢？首先，生育文化力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力量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第二，生育文化力是历史形成的，又是在持续发展演变之中的；第三，生育文化力不同于经济力和政治力，它有其自身的作用和规律；第四，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已经证明了生育文化力的存在、作用和发展规律，证明了它不同于行政制约的力量，不同于政策干预的力量，不同于经济利益导向的力量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育文化力是通过生育理念、观念、思想、态度和科学知识以及信息等对生育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作用和力量的能力。生育文化力是一种文化力，它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或阻力。在文化意义上，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的自身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口国情条件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对人们婚育观念的培育和塑造，没有一种新的先进的生育文化精神为人们提供观念引导、价值支撑、行为规范和力量整合，人口发展将失去秩序、稳定和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必然要求对中国人口转变一定地、逐渐地、前导地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释和诠释人口问题，不能简单地或完全地照搬照抄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观点和成果来评价中国人口发展和转变的情况。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学者在解释和诠释中国人口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口转变问题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中不乏开创性和领先性的成果。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解释和诠释人口和人口转变问题做的还很不够充分和深刻。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需要“中国人口转变模型和转变理论”来解释和证明，其中特别需要加入“生育文化变量”。如：在中、西方相同或相近的生育率水平下，其人口总量、人均水平、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背景相距如此之大，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有其独特和相对独特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领导下，实行计划生育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推行，人民群众从国家、民族和社会集体需要同时也从个人和家庭需要接受计划生育，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自己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应该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需求。从某种比较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相对独特的作用值得重视。如，一个“文凭”意义上的“文盲”，可能经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服务，通过有关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完成生育观念的转变要求计划生育以及生殖健康自我保健能力的提高，成为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享有者；反之，一个“文凭”意义上的“高学历者”，则可能没有经过生育文化的普及而成为“生育文化盲”。
那么，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一定地、逐渐地、前导地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有多大？应该说，生育文化内涵的主导力量和外延的边际（结合）力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具体量化的答案，可能也不容易获得全部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对这种作用的大小作分析和描述，也可以尽可能地予以直接或间接的量化证明。生育文化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科学教育发展，其核心是生育理念和观念的转变，可观测性表现为生育意愿的变化、生育行为的选择和生育率的演进规律。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左右，到90年代末已降至1.8左右。据1988年国家计生委2‰抽样调查，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子女数的关系大致如下：农村妇女为大学文化的生1个孩子；大专文化的生2个；中学文化的生3个；小学文化的生4个；文盲半文盲的生5个。又据2000年为纪念《9.25公开信》发表20周年进行的《计划生育家庭发展与变化》问卷调查，对我国东、西、南、北、中5个省（浙江、湖北、广东、吉林、甘肃）6322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孩子数量需求的意愿为，想生1个的占14.93%；想生2个的占69.24%；想生3个的占10.39%；想生4个的占3.99%；想生5个的占1.45%；平均孩子数量需求的意愿为2.12。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累计扫除女性文盲1亿多人，女童入学率、中学生、大学生及研究生中女性比例大幅度提高，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对以婚育观念转变为核心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生育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逆性，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作用的发生与发展又是一个长期渐近、复杂交融、多因素并存各有作用的过程。要加深对“生育文化力”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与把握，为“形成与发展”长期准备基本条件。对人口发展的控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会促进传统生育文化的解体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新型生育文化观念与陈腐的生育文化观念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引导、帮助、促进群众婚育观念的转变，是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如果说，旧的婚育观念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必须有长期艰苦努力和打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为广大群众婚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准备基础条件。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发挥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在人口转变中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应该从现在起作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目标来追求。2000年3月2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今后十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这种对各级党委和政府作为奋斗目标的要求过去从未有过，具有崭新的深刻的历史意义。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形成，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很高的境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就行政制约和政策干预来控制人口，还应该从生育文化作用上来追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目标的实现。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中国人口转变的动力源 杨子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研究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发表以来，人口转变及其理论研究成为人们讨论低生育水平下人口问题的一个热点问题。
人口转变源于“人口转变论”。人口转变论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人口理论之一。该理论从创立起，无论是A.Landry还是W.Thompson，都是把人口变动纳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路来考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人口转变论理论体系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F.Notestein，更是强调必须把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考察研究，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人口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口学研究者，运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析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原因及其相互关系，认为这些人口内在因素的变动及其变动形成的区域性差异，都是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给人们留下两个充满自信并引人关注的论点：“关心你的人民，人口问题就会自然得以解决”；“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M.Teitelbaum 1975)，就是极好的明证。
应当承认，从发展的角度考察，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再生产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构成人口内在因素变动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特别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婚育观念是社会意识，婚育行为是社会行为。因此，单纯用经济条件来说明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社会行为的转变，就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特征。这就为研究人口转变途径和可能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最先对人口转变原因和模式提出质疑的R.Freedman认为，近40年的经历表明，存在多种途径使生育率下降。他在分析了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印度喀拉拉邦生育率下降的实例后指出：“如果生育率下降可以在没有大规模的西方式的工业现代化的情况下出现，那么对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生育率下降的可能性就比世界末日预言家的预言所估计的要大”(1979)。当然，Freedman也很客观地认为，在经济发展有限的条件下，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实现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独立的影响。
诚如其言。我国人口转变的成功实现，不仅在理论上修正了经典人口转变论的不完备性，而且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与欧洲自发式转变模式迥然不同的诱导式转变途径。我国人口转变的事实雄辩地说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并不一定完全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可能先于工业化，并促使工业化的实现，而不是尾随其后。这主要是依赖于新型生育文化的促进和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尖锐的人口问题和巨大的人口压力，党和政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开始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首先以婚姻制度为突破口，大刀阔斧进行变革。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婚姻法》明确提出：“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是对承传了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文化最彻底的决裂。同时，提出“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与规范，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拉开了序幕。其次是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宗旨，大张旗鼓地推进计划生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运筹节制生育问题。例如，1953年8月邓小平（当时为副总理）指示卫生部改正反对节育的政策；1954年5月，邓小平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1953年8月11日，政务院指示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批准卫生部修订《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1954年12月29日，刘少奇召集节育座谈会，指出“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同年河北省建立节制生育领导小组，开展节育宣传和避孕指导。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对计划生育作了重要论述，为我国全面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确实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才步入新的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全面开展计划生育的方案；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生育政策；确定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宏观人口政策；将计划生育纳入国家《宪法》(1978)、新《婚姻法》(1980)，并确立为我国的第一个“基本国策”(1985)。与此同时，五届人大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级地方政府，都相继设立了相应的常设机构，建成了以政府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管理网络体系，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具有较高素质的管理干部队伍。同时，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等民间组织也在全国各地应运而去，协助政府全力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不难看出，我国政府为降低生育率，努力营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初步建成了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生育文化氛围。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社会经济还处于发展中状态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对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婚育观念，大幅度降低生育率，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发挥了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当然，充分肯定生育文化对人口转变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如果现代化发展程度达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人们普遍具备了自我约束婚姻、生育行为的能力，那么自发实现低生育率的先决条件就成熟了。事实上，“在任何人口中，必定存在着一系列或明或暗、或含混或肯定的少生孩子的动机”(R.Freedman1979)。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构成的极大差异，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模式与欧洲等发达地区呈现显著的差别。特别是我国人口转变的成功范例，是经典人口转变论难以解释和预见的。
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低生育水平毕竟是在发展中状态下出现的，与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不同。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不仅要继续发挥新型生育文化的导向作用，更要加快现代化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为全面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现代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转变 王树新（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生育文化是与人们生育相关联的一切文化现象，如习俗宗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生育文化还可以细分为生的文化和育的文化。生的文化包括生多生少，生男生女，怎样生法；育的文化包括生育目的、目标、方法等。生育文化的核心是生育观，包括选择生育年龄、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间隔、生育方式、生育质量、生育态度、节育技术等。《人口研究》本期举办的“中国人口转变：生育文化发挥了多大作用？”论坛，我理解是现代生育文化对人口转变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倡导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知情选择避孕节育。我认为现代生育文化是落实基本国策、控制人口、使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达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依靠现代生育文化的传播、引导、渗透、汲取，使新一代青年树立起新的婚育观念，自觉抵制背道而驰的旧传统婚育观念的影响；使已婚育龄群众与现代生育文化思想逐渐达到共融，转变旧婚育观念。我们现行的计划生育本身就是旧的传统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
现代生育文化对人口再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社会变迁的冲撞中不断地发生着优存劣汰，续补着新的内容。7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生育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缩短了中国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过程。现代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育利益中心发生转移
现代生育文化倡导晚婚晚育，使得育龄群众初婚年龄提高，平均初婚年龄从1991年的22.3岁提高到1998年的23.5岁，生育旺盛年龄妇女人数减少，代际间隔延长，使总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与此同时使很多妇女的传统女性价值观、生育观发生了变化，她们不再固守生儿育女、料理家务这一女人的专利，积极参加村落和家庭现代文化活动，将生育文化与文化娱乐活动融为一体，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开展家庭文艺会演，使生育文化渗透融入到村级社区、家庭，形成一种包围人们的生育文化氛围，改善着人口生育文化环境。通过广泛为育龄群众开展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生育文化教育，提供致富信息交流、实用技术咨询、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人心、传播新风，使广大育龄夫妇各自活动范围的扩大，家庭内外的时间、精力、经济、情感投入比重逐渐发生变化，更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逐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村级社区生育文化，淡化了计划生育管理的政府行为，使农民心理和行为脱离传统的生活，参与社会，转向现代“心理——文化共同体”，构成了渗透家庭移化心理的环境，夫妻越来越多摆脱生儿育女的重负，满足夫妻自身生活质量需求置于前位，不再被孩子的纽带捆绑。生育利益中心发生转移，从以为父母养老和家族得失利益为重转向以子代未来生存和发展自我为重。
(2)人口的“量”与“质”日趋并重发展
现代生育文化倡导少生优生，使我国少生了3.8亿个孩子，减少了总消费人口，增加了国家和家庭的经济积累，尤其是家庭对提高孩子的健康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投资明显增加，在执行我国人口政策中对提高人口质量发生了倾斜。科技致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使人们更多地感受到拥有了知识和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有自己的财富。多生孩子多投入，精力财力分散，养不起，教不起，孩子成不了才，家也致不了富，生活质量提不高。凡是经济条件好，生活富裕的人家都是子女少，孩子文化素质高，有技术有能力的人。通过算经济帐，从经济上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因此众多的育龄群众放弃二胎，把精力、财力放在一个孩子身上，让其成才，使人口逐步向“量”与“质”并重发展。
(3)弱化了生育孩子的性别偏好
现代生育文化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弱化了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生男孩不再是城市和一些农村发达地区育龄夫妇的生育动机。尤其是城市在调查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的几种生育意愿中，想要女孩的妇女人数超出想要男孩的人数。农村也在此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湖北宜昌农村为例，2000年我们在此了解到在一户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中，70.6%的妇女无性别偏好，更喜欢男孩的为12.3%，更喜欢女孩的为11.5%，两者相差无几。如果只生一个孩子，生男还是生女好？调查结果80%的人回答生男生女都一样，选择女孩的要多于男孩，分别为12.9%和5.5%，反而出现偏好女孩的倾向。该地区农村有很多少生快富的农户中，男女同样发挥作用的例子。就连老年人都认同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他们讲：“生男孩无知识、无能力无本事也没有用，我们农村不少姑娘有知识、能干、招婿上门，楼房比有儿子的户盖的漂亮，钱也挣得多，生女儿比生儿子还得济，女儿一样传后，一样养老。”生育观从“偏好男孩”转向“生男生女都一样”；从“传宗接代”转向“负责任的生育”；从“养儿防老”转向“发展生产养老”；从“生多子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从“男尊女卑”转向“男女平等”；从“女嫁男家从夫居”转向“男到女家从妻居”。男到女家从妻居的风气盛行，宜昌20～50岁男到女家从妻居的有40033户，其中两代男到女家的有3565户。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化生育文化思想促进了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不但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也继续发挥了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解决了有女无男户的养老后顾之忧，减少了为生男孩而多生的现象。
(4)潜移默化中转变观念
现代生育文化倡导生育+计划+节育，一些地方将群众迫切需要的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列为主要宣传内容，以满足群众对生育知识的需求。宣传形式上采用具有群众特色、喜闻乐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艺娱乐方式，让群众从中陶冶情操，在教育中升华境界，在潜移默化中转变观念。组织“精神货郎”将婚育新风送到千家万户，送政策法规、送科学技术、送生殖保健知识、送文化宣传进家。电视台开办专题；报刊开办了《人口与计划生育》专栏。此外还根据农民的需要利用各类各级学校，向群众传授农业科普知识，使广大群众计划生育和致富双受益。
(5)增强了孕前理性思考和选择
由于现代生育文化萌芽的培养、建设和传播，使群众通过学习、教育和模仿等途径综合获取现代生育文化，使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改变了对孩子经济、精神的期望值，绝大多数中青年农民认为多孩不是靠山，更不是福气，因此很多育龄群众能够自觉计划生育。
(6)现代生育文化对计划生育管理角色转换的影响
第一，对计划生育管理角色的转变影响。计划生育与每个村民利益息息相关，对村民经济、文化、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物。要唱好这台戏必须有人编戏，有人搭台，有人唱戏，三者在计划生育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农村的计划生育大致经历了70年代搞会战、80年代搞建站、90时年代搞转变三个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是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制定条例，实行一刀切的一孩上环、二孩节扎，唱的是自编自演的独角戏，计划生育处于被动局面，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正如群众编的顺口溜：“教师来了吃米饭、民政来了吃鸡蛋、计生干部来了吃扁担”，形象的描绘了计划生育干部在群众中的尴尬地位。计生管理部门要求群众生育行为服从国家的需要，帮助国家缓解人口压力，强调医务多，很少考虑作为一个行为的个人的生育权利和需要；生育权利集中在政府计划生育职能部门，生育、节育权利为集权管理，由政府安排生育指标。为完成控制指标只强调统一，很少考虑差别；避孕节育方面只强调永久性、统一性，不重视知情，只解释避孕的有效性，不解释副作用，结果大多数育龄妇女在对避孕节育措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地实行了上环和绝育手术，从而对计划生育节育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甚至于反感。这一阶段对育龄群众基本上实行的是政策上卡、措施上扎、经济上罚、制度上管，育龄群众处于被严厉管制地位。
90年代以来，随着计生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及现代生育文化的兴起，计划生育管理由集权行使行政权利实行一孩政策逐渐转为放权通过村民自治组织运用自治的权利落实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计划生育中大量繁杂、行政部门无力去做和不便去做的具体事务由村里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计划生育管理由治民转变为民治，村民群众自己依法规条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了政府搭台，计生干部指导，群众自编自演共同唱计划生育这台戏，其结果有利地促进了实现计划生育的依法管理应有的力度和深度。
第二，现代生育文化对计划生育客体向主体转换的影响。以往的计划生育管理手段，广大育龄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和节育措施不理解、不知情，如同雾里看花，这种尴尬局面使得公众对政策法规缺乏弄个彻底明白的热情，以致产生对政策和措施只要接受而无须了解的心理，严重影响了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与计划生育干部产生对立情绪，干群关系紧张。由于现代生育文化的介入，育龄群众由过去的客体被管地位转换为如今的主体主人地位。各地制定、出台政策措施之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多方面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广大育龄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政策措施交给群众，让群众真正知情，把育龄群众从计划生育管理的客体视为生育节育的主体和生育节育的主人。
第三，从被管角色转为服务对象角色。计划生育部门越来越注重研究新形势下育龄群众的意愿和需求，不断探寻群众喜闻乐见的计划生育宣传形式，把计划生育管理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吸引和鼓励群众参与计划生育。注意服务手段、服务方法和服务载体的创新，在育龄群众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特别是计划生育服务站，他们面向基层、深入农村服务上门，方便群众，采取宣传、随访、查治、防护、保健、建档的服务方法，坚持不懈地为育龄群众提供全程服务。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做考官，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检验服务质量的标准。以此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参与建设现代生育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努力营造现代生育文化的环境，以现代生育文化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从“生殖崇拜”转向“计划生育”。
加强宣传教育，转变生育观念，促进中国人口转变 吕红平（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国家政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大特色，也是国内外普遍认可的。然而，在研究我国人口转变时，决不能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生育文化的较大变化，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就不可能这样快，人口再生产类型也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向“三低”型的转变。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可以从诸多方面去理解。但与生育问题相联系，对生育文化进行研究时，我倾向于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定义生育文化的概念，把它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将生育文化定义为“代表一定民族特点，反映人们对生育问题认识水平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价值取向、观念体系、风俗习惯及行为方式的总和（注：吕红平.生育文化转变论.河北大学学报，2000(5):130）”。由于论坛主题的限制，下面我主要就生育观念、生育道德、生育习俗等方面的变化，谈一下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人都将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视为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把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分析和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只作出这样的分析还不够，因为它并没有说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是如何对生育率变化发生作用的。换句话说，它没有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明确的解释，也没有对发生影响的机制作出科学的论证。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特定的思想观念支配的。就人的生育行为来说，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多少的问题，所以，人们的生育观念如何，是倾向于早婚早育、少生优育，还是倾向于晚婚晚育、多生多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国现阶段的一些农村地区，不少一孩家庭主动放弃二胎照顾生育指标的情况，就足以证明生育观念转变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生育观念转变在人口转变中的积极作用。国家政策、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发生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论述就可以对此作出很好的解释。具体说来，计划生育政策和行政管理的约束力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育龄夫妇的支持与配合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育龄夫妇心理上的认同，只靠强制性的办法推动计划生育，就不可能取得长远效果，而且往往导致负面影响。近几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由难变易的实践，就是重视了社会环境对育龄夫妇的影响，进而促使育龄夫妇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的结果。
我们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确定的“三为主”的工作方针，第一条就是“以宣传教育为主”。为什么要“以宣传教育为主”，“宣传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宣传教育”就是要解决群众的生育观念问题，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向群众灌输新的生育观念，使他们充分认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对家庭经济发展和妇女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作用，放弃传统的、落后的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确立现代的、先进的晚婚晚育和少生优育的计划生育观念。“以宣传教育为主”则是突出宣传教育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这些都反映出党和政府在制定计划生育工作方针时，就已经确立了只有转变群众生育观念才是计划生育工作走上坦途的思想观点，认识到了宣传教育在转变群众生育观念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宣传教育的形式上，由于采取了多种形式，电视、报纸、壁报、标语一齐上，开会动员与入户宣传相结合，机动灵活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计划生育的口号，无论在何时都能接受计划生育的宣传，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转变了观念。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既有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层面实行计划生育必要性的内容，也有从家庭和个人的微观层面实行计划生育优越性的内容，使人们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的需要，而且也是建设文明幸福家庭和增进妇女生殖健康、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
我国多次生育意愿调查已经证明：人们的生育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由倾向于多生多育转变为少生优育。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一般为2～3个，目前则为1～2个。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时计划生育工作阻力较大，而目前阻力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育道德作为生育文化的主要内容，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由此就决定了衡量生育道德的标准只能取决于是否合于家族的需要。凡符合家族需要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就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否则，就是有违道德。我国民间把无男孩的家庭视为“绝户”，把“绝户”当做最不堪入耳的骂语，实际就是传统生育道德的一种反映。在我国现代社会，人们的家族观念已经很淡漠了，家族道德对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力也相应地降低了；另一方面，通过20多年的宣传教育工作，人们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口增长过快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制约作用也有了较高的认识，开始把个人的生育问题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而不是仅仅把它视为家庭的私事，生育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应该说，这些方面的变化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生育习俗也是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生育习俗基本上都是与鼓励多育的生育观念相联系的，如我国民间“闹洞房”的习俗中，常常把红枣、花生、栗子等物放在新娘的被窝里，以示早生儿子和儿女双全。生了男孩大摆宴席，亲朋好友都去吃“喜酒”；生了女孩，人们就很少去吃“喜酒”。还有一些生育俗信，如把受孕与阴阳五行相联系、把胎儿性别与受孕时的天象相联系等。这些都反映出文化上的愚昧和生育科学的无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20年来，由于生育科学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对生育问题都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能够正确理解生育现象，正确对待生育性别，不论生了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庆贺一番。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生育习俗的这种变化必然对生育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生育文化转变同时也反映了生育观念的转变，而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则是计划生育工作由“外力推动”变为“自觉自愿”、由“要我实行计划生育”变为“我要实行计划生育”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20多年来群众生育观念的较大变化，我国就不可能在经济条件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低生育水平。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之所以还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还存在“反弹”的较大可能性，主要也在于群众生育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之间尚存在一定距离。
生育文化既对生育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又是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作用于生育行为的中介，因此，生育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文化的转变，或者说，生育文化的转变对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从根本上实现人口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用量化的方法对生育文化变化在我国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中的作用作出准确的度量（这既是生育文化本身的复杂性所使然，也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的情况有关），但却可以从定性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重视生育文化建设，转变生育观念，在我国基本实现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转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巩固人口转变成果的根本之策。
中国社会变化中的生育文化 周长洪（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人口管理研究所 所长、教授）
1 生育文化的决定因素
生育文化在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因素决定的。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决定社会群体主流生育文化的基础。封建社会中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科学技术水平，分散的以农耕劳作为主的生产方式，按家庭人头摊派的劳役、兵役与赋税征收制度，连绵不断的战争、饥荒、不能控制的温疫等导致较高死亡率的现实等，都必然诱导人们形成崇尚多子女、偏好男性、喜欢早婚早育、追求多代同堂大家庭的生育观念，并由此演进出封建社会的传统生育文化。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方式迅速进步，社会制度经历重大变革，传统生育文化存在的根基正在削弱与消失，诱导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念的环境条件正在建立，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转变开始有了经济、社会、科技基础，这是我们在讨论生育文化时应当首先注意到的一点，因为舍此奢谈生育文化的转变都多少有点不切实际。其次，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生育文化具有很强的自身延续性与滞后性，即使其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没了，也不会马上消失。新型生育文化的建立并取代传统生育文化尚待时日。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生育文化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时期恐怕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新旧生育观念并存将是一个突出的特征。
2 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设
尽管生育文化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但并不意味我们在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中无所作为。事实上，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利益导向、政策引导与制度建设等措施，能动地促进或加快新旧生育文化的更替。除了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外，生育观念的更替，离不开对旧生育观念的批判和对新生育观念的倡导，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在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就是主动利用宣传教育功能，积极能动地推进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宜昌等地的经验表明，通过宣传教育、利益导向、政策引导与制度建设等措施，可以增强人们在生育方面的信息与知识，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区新型生育文化的建立。宜昌等地的经验还表明，新型生育文化氛围的形成，对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促进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稳定转变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并充分发挥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在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以及至少几代人在新生育文化建设方面的辛勤努力才行。
主持人评论
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六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杨魁孚副主任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二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杨主任提出，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也是现代生育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资本主义生育文化的本质区别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婚育方面形成了科学、文明、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石海龙副司长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思想。他首先认为应该建立生育文化力的概念，其次他认为应该在诠释中国人口转变模型时加入生育文化变量，其三他认为在具体分析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时应该区别生育文化的内涵主导力量和外延边际力量，其四他认为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具有基础性、导向性、环境性的促进作用，具体可分解为传播、吸纳、融和、传承、创新、服务、建设等功能。
杨子慧教授在分析人口转变理论时指出，我国人口转变的成功实现，不仅在理论上修正了经典人口转变论的不完备性，而且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与欧洲自发式转变模式迥然不同的诱导式转变途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并不一定完全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可能先于工业化。这主要依赖于新型生育文化的促进和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的传播。
王树新教授将生育文化的作用规范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新的生育观念，如生育利益中心的转移、人口“量”“质”并重发展、弱化生育性别偏好等；二是建立了新的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如科学知识宣传、具有群众特色的文艺活动、精神货郎、电视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等；三是建立了新的管理角色，如治民变为民治、客体变为主体、管理变为服务等。
吕红平研究员在全面探讨传统生育文化转变对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意义之后，又明确指出生育文化本身的双重意义。一是可以直接影响生育行为，二是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作用于生育行为的中介。因此，重视生育文化建设，转变生育观念，既是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成功经验，又是巩固中国人口转变成果的根本之策。
周长洪教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生育文化的基础、特征以及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从中国人口转变角度谈生育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现代生育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生育文化。
其二，按照一般的理解，生育文化虽然主要指精神、心理、观念等非物质形态，但它依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建立生育文化力的概念是必要的，或者说，用生育文化力阐释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生育文化力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对传统生育文化来说，是指其滞后力；对现代生育文化来说，是指其促进力。生育文化力水平可以通过个人认同程度、环境制约程度等变量加以确定。
其三，现代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基础作用。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过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但现代生育文化则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就已经形成了。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工作能够严格推行，是与建国后现代生育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2)中介作用。实现中国人口转变的目标，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的功能是不同的。生育文化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育行为，而其他因素则要通过生育文化实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以，生育文化起到了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中介作用。(3)整合作用。中国人口转变是一个过程，是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转变的。现代生育文化在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也在整合传统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观念、牺牲个人利益的观念等也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现代生育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正是由于这一点，现代生育文化才能在中国大地迅速发展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4)巩固作用。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制约阶段、经济引导阶段、文化转变阶段，都是以生育观念转变为其结果，并以现代生育文化的确立为其成果保障的。
其四，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是人口类型的变化过程，也是生育文化转型的过程，更是经济发展的过程、社会进步的过程。尽管生育文化具有精神反作用力，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时期，大力宣传现代生育文化，首先从思想和观念上解决认识问题，也会取得人口转变的成功。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模式，其特色也就表现在这里。当然，人口转变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环境，中国正是具备了这种环境，所以才取得了人口转变的伟大成果，并显示出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
（主持人：姚远）
标签：计划生育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计生证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