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问题化”：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问题论文,香港论文,药物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3-0035-07
一、导言：青年研究的喧闹与寂寞
青年研究，今日被看成是一种风潮。随着香港社会环境的转变，社会对青少年的关注也随之增加。青年研究这种被视为是探索青年社群生活的知识活动，在近数年间有非常可观的发展。配合着青年服务和青年工作的主角位置，青年研究一直都紧守着辅助的角色。一方面它透过研究所得的数据，具体掌握目前青年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从而协助制定相关的青年政策和服务方针；另一方面它又展开新领域的研究，引导青年工作者关注更多不同议题，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香港青年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虽然香港缺乏一个完整的青年研究数据库，但从香港各大学图书馆的存书中可见，自1970年至2000年这三十年间青年研究的数量已超过430个(邵家臻，2004)。而有关青年滥用药物(以下有时简称为滥药)的研究，由1980年至2005年9月为止，则有39个。
这些研究及不断增长的青年研究(包括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成果的数据，对整体社会而言，在信息上无疑是有利于公众人士能更好地掌握青少年的生活状况，以及了解他们的价值观、行为和趋势，这可以说是青年研究的明显贡献。不过，在青年研究看似“繁荣”的状态之下，偏偏缺乏对青年研究系统地讨论和反思，以致出现青年研究“寂寞”的时候。因为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经过言语论述，那么它就会只是一种发生(occurrence)，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获得意义，或是说，我们并不能从事件中学习到什么。只有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对这个事件做言语论述和表达，该事件才有意义，当中的意义才会凸显出来(李丁赞，1997)。青年研究如果只是一味地产生，却始终缺乏讨论的话，那么青年研究的意义始终有限，或者说，我们从青年研究中学习到的，始终亦有限。只有当研究发表后，我们再对研究做言语论述和表达，这一研究才得以更深地发展，而其研究的意义也能凸显出来。
可惜，在香港青年研究的发展上，对青年研究的讨论仍是那么零星落索，有的也只是从方法上、逻辑上的讨论(丁惠芳、何荣宗，1998；罗致光，1998)，而鲜有从方法学(methodology)上讨论，更遑论推展至研究哲学(research philosophy)的层次上深思(邵家臻，2003)。这种着重研究规模、经费、样本、建议可行性讨论的导向，只停留在技术性(technological)和实用性(practical)层面而已，无法提升青年研究的深层意义。
本文借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成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概念，以探讨“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是如何构成的”这个根本问题。首先，本文先整理了自1980年至2005年间的39个青少年滥用药物研究的档案，并视这些研究为一种论述，是在特定环境、就特定问题、为特定目的来采取特定形式、手段和策略，面向特定对象所说的话。继而更进一步，从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角度，以(1)命名的权力(power to name)；(2)呈现的权力(power to represent)；(3)制造正统版本的权力(power to create official version)；(4)呈现正统的世界的权力(power to represent legitimate social world)等四个向度(Jordan and Weedon，1995)，去进行“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成问题化”的过程。
二、福柯与“成问题化”
1984年5月，法国思想家福柯去世前一个月，在一场与保罗的访谈中，福柯再度(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为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成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他说：“把某个既定的东西划上问号，把种种障碍及困难化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就会出笼，这就构成了问题化的重点以及具体的思想工作。”(Foucault，1997)简单地说，思想史研究即是一连串“问题化”过程。
什么是“成问题化”过程？一件事物或行为的“成问题化”的过程如同蜘蛛结网的过程，它从原本熟悉的领域往外扩散，把一些不相干的领域吸纳进来，而为了应付、面对和处理，解释、包容这些新的领域，事物或行为的外貌及内涵于是开始进行必要的演变。“成问题化”也可以是一个被“外力入侵”的过程，这些突然到来的力量导致了该事物或行为的修正或变形，它们往往造成一些“危机”，有可能使得原本的架构无法从容应付，也可能问了一些原本的架构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于是乎，改变是可以预见的。
尽管我们不容易分辨上述两种“成问题化”的路径(它们两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不过有一点仍可以肯定的是，“演变”总是发生在与其他领域接触的过程中。这个接触过程，不管是自我扩散还是外力入侵，它总是试图去解决一些问题。正如福柯所言：“问题化就是针对一个真实的具体情境所提出的解答。”(Foucault，1999)
具体地说，“成问题化”就是研究某些事物(行为举止、现象、过程)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某些行为形式被刻画并归类成“疯狂”，而其他类似的形式却完全忽略；对所谓的“犯罪”和“堕落”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福柯特别要澄清，在研究疯狂、犯罪、性意识的“成问题化”时，它并不是否定这类现象的真实性，相反，他是试着表明，正是某些特定的时刻，世界中真实存在的某些特征成了社会管制的目标。总之，福柯所提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那就是：世上许多非常不同的事物是如何集合起来的？它们又是怎样被刻画、分析且被当做是(比方说)“心理疾病”？而且为何如此？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化”而言，有哪些相关的要素呢？(Foucault，2005)
三、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现况
在香港青年研究看似“繁荣”的状态之下，一项对过去30年(1970年～2000年)青年越轨行为研究进行分析的再研究发现，有61个越轨行为研究跟青年滥用药物议题有颇密切的关系：1.在61个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主题是与滥用药物有关的，而其中在同一年内，曾出版过6个有关滥药的研究，故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所谓盛产青年研究的氛围中，其实是盛产着青年滥用药物研究；2.根据以上研究的建议部分所作的分析结果所知，61个研究共给出了331个建议，平均每个研究给出了5.4个建议。若以建议的论述次序作分析，便发现“继续研究”多作为建议部分的最末一个(邵家臻，2003)。这种以“研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已成为香港社会的普遍思维方式，在香港政府的预防滥用药物研究中，亦经常看到这种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故此，我们实在有必要去了解，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现况如何？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它的盲点和视点是什么？解答这些问题，无疑也是在解开香港青年滥药研究的神秘面纱。虽然香港缺乏一个完整而全面的青年研究数据库，但是我们可以从各大学图书馆的存书中，整理出一份关于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档案来，再对此作系统的分析。经整理后，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共39个，最早一个为1982年，是香港明爱就港岛南区的外展服务对象所作的滥用药物研究，而最新的即为2005年下旬所作的滥用氯胺酮引致认知功能和其他官能损害的研究(见表1)。
大体而言，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包括以下几种主要形式的研究：1.以掌握青少年对滥用药物问题和政策的意见及取态为重心的研究；2.以某一地区的青少年滥用药物现象作为研究重心的研究；3.以探讨青少年滥用药物的变化趋势为重心的研究；4.以性别、来港年期和就读学校作为变量的研究；5.以探讨及改善青年工作方法及模式为重心的研究；6.以被滥用的物质为重心的研究。由此可见，青年滥用药物研究可以说是多类别、多面向和多模式的。这可能因应不同机构的需要，而进行多种不同侧重的研究；亦可能是要响应当时迅速涌现的特定滥用药物种类和形态而进行的研究；也有可能是以青年工作模式的更新为主轴，青年工作者有感于青年滥用药物的新形势而主动作出的研究。
无论如何，这39个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本身已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事件，个中丰富的知识和政治意涵，正等待着“成问题化”的过程展开。究竟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是如何被刻画、分析起来？又是谁在启动这种知识活动？为何会如此呢？而且对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特定“问题化”而言，又是哪些相关的要素造就而成的呢？
从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内容分析中，笔者以“研究目的”、“研究用途”、“研究类型”、“时间面向”、“研究取向”、“文献回顾”、“研究财政”、“研究员身份”、“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等十个方面勾画了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一些轮廓。
就“研究目的”而言，除一项研究是“解释性”(explanatory)之外，其他全部研究均以“探索性”(exploratory)作为研究目的，而“描述性”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而在39个研究中，只有一项研究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其他全部都是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可见青年滥药研究的用途具有高度的单一性。至于“研究类型”，亦只有一项研究为评估研究(evaluative research)，其余的都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我们都知道，研究可分定点研究和追踪研究两大类。本研究发现，除一项研究为追踪研究外，其余的都是定点式研究。这说明香港青年滥药研究很少会连续几年对同一题目进行跟进研究。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研究方法上，22个研究属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5个属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而同时采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则有12个。这算是在香港青年滥药研究面貌中最多样化的一个发现。令人意外的是，在文献回顾方面，没有进行任何文献回顾的研究竟有18个，接近全部研究的一半。研究经费的来源往往是研究的关键，自资研究有20个，申请经费的则有19项，两者各占一半。另一方面，究竟“谁在做研究”呢？分析发现研究多由香港青少年社会服务单位启动，其中三分之二研究(26个)由单位内的社工进行，而委托外界学者、研究中心进行的则有13个。那么，“谁被研究”呢？在香港青年滥药研究中，越轨青年人成了最主要的被研究对象，在39个中占30个。诚然，青年滥药研究以越轨青年人作对象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越轨青年人周遭的系统，例如家人、师长却没有被研究列入访问之列。结果显示，只有4个研究涵盖了青年人的周遭系统，不足全部研究的十分之一。最后，研究主题是以越轨行为为主的，有38个，换言之，即只有一个研究是例外。
四、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再问题化
香港青年滥用药物知识的构成，与其说是滥用药物研究知识增长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一系列规训和管治的权力、技术和制度得以进一步膨胀的标志。青少年滥用药物知识的规范、制度、机构及相应的运作策略，只不过是整个现代社会规训权力装置的一个重要实践而已。我们实在有必要将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成问题化”，以解答青年滥用药物怎样被当成了问题来研究，它们接着又如何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被当成是社会工作者辅导的对象。所以，本文的分析将从“谁在研究”、“怎样将主题呈现”、“如何制造权威版本”等方向进行。
(一)谁在命名？谁在研究？
在39个研究中，社工扮演着最活跃的研究员角色，在39个研究中有26个(占67％)，其余为学者(11个)和研究机构或部门的研究员(1个)，以及政党成员(1个)。显而易见，这样的一种倾斜现象，一来说明社工积极转型，由介入问题转为界定问题；同时，这亦叫人关注到社工所做的研究，会否太强调社工角度呢？再者，这似乎也表明了在社工积极出席研究之外，谁是缺席于研究，或者只有被研究的份儿呢？
另外，是有关“谁向谁命名”的问题。结果显示，成为被研究对象最多的是青少年，不论是香港本土社区居住的青少年，还是被服务的青少年，以及新来香港生活的青少年，抑或是在工业学院读书的青少年，看起来算是广泛而多元。不过这都是从上向下研究(researching down)的策略，至于向青少年的家长、师长、邻居、街坊“领袖”、以及警务人员、灭罪委员会成员、禁毒处职员所做的研究，只是偶尔出现过一两次。如果一个问题是由多方互动而形成的话，为何互动偏偏缺乏对在位者的研究呢？
(二)怎样将主题呈现？
首先大部分研究没有清楚交代它们所属的研究性质。它们是属于探索性、描述性还是解释性研究呢？大部分研究往往缺乏交代，而在有明确表明的研究当中，大部分均以探索性研究为主，而笔者对未有明确表明的研究稍作分析，发现其亦是以探索性为主。那么，如此大量的探索性研究说明了青年滥用药物研究是关于什么呢？是否表明那些研究都是开拓着未被探索的课题，这些课题均有待做更深的了解呢？
另外，青年滥用药物研究呈现主题的方法，几乎一边倒地是调查问卷的方法，最多只以少量的个案研究加以辅助。以量化的方法——问卷作为呈现现象的方法，好处是广泛而代表性高，局限是欠深入，大部分只能反映表层的内容。
以上的呈现方法可以表明，整体来说研究出现了一种“单一化”的倾向，意即在39个研究中，其研究方法都差不多是独沽一味。例如差不多所有研究都是在某一时期内所进行的研究，这当然跟问卷调查的方法有关，但亦说明香港的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缺乏一些追踪经年的研究功夫。再加上许多研究报告都不着重“文献回顾”这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研究报告有进行文献回顾的工作，这就更显得研究欠缺与过往研究的对话和讨论。
(三)如何制造权威的版本？
“研究报告”本已是一个将知识权威化的工具。各个滥药研究报告就像是对不同的滥用药物知识加以包装和着色，令人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去理解个中内容。而其中什么题目，什么社群被拨入研究范畴之内，同样，哪些题目及社群被排斥在外，便是最强而有力地制造权威的方法。我们可见，在众多研究之中，青年人只有扮演被研究的角色的份儿，然后就只能“乖乖”地等待研究结果的公布，这种所谓“青年声音的表达”几乎与“青年人缺席”无异。而研究的主题，大部分都是围绕滥用药物的状况来描述，例如滥用多久、所耗金钱多少、怎样滥用、何时滥用、谁给谁滥用等问题，或是评议式的意见搜集，例如“怎样评价现时滥药情况是否严重”、“政府的措施是否有效”等问题。相反，那些来自滥用者的心声、挣扎、想戒却戒不掉的艰难、用药的实践智慧、用药者的多元经验(multiple experiences)……都付之阙如。原来所谓的权威版本，就是一种现象描绘和方案评估，是旁观者对问题的注视，至于滥药青少年自身独特的生命经验，则被排斥于此版本之外了。
五、总结：青少年滥用药物的研究该如何走下去？
香港这39个青少年滥用药物的研究代表了什么？它可以帮助社会大众认识有关主题，也可能成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参考；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是某一种对滥药现象的知识建构。既然是“知识建构”，我们就不得不思考“知识从何而来”此等知识论问题。
后现代社会研究不断提醒我们，与其寻求一种最准确、最有效的知识建构，倒不如放弃对“一种”的要求。毕竟，“单一”是危险的——研究往往是方法学的精英主义(methodological elitism)的产物。研究权力高度集中在精英主义者手中，数据搜集过程又被一些行政要求和陈规所左右，以致最后我们在一份又一份的研究报告中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现象成因和解决措施。说穿了，这些我们视为指路明灯的数据和研究结果也不过是通过不断化约、消减才产生出来的。在这过程中，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经验被排除或抛掉呢？又有多少主体声音被压在抽屉的最底处呢？毕竟，数据并不是受访者生活经验的全部。
强调“多元”、“开放”、“实验性”、“由下而上”等等的后现代社会研究(Postmodern Social Research)除了要复原个人经验的多元和多数的风貌之外，也提醒了我们，青年研究并不是一个个没有立场可言的数据，亦不能只通过单一的方法去量度、分析、归类一个又一个本来面貌殊异的“人”。相反，研究者必须对主流知识进行论述，进行“批判的质疑”(critical interrogation)。它鼓励我们思考：“我们的知识从何而来？”(How do we know what we know?)、“谁授权社工可以拥有特殊的知识？”(Who authorizes social work's claim to special knowledge?)(Rossiter，2000)等尖锐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向来自恃以科学方法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去描述现实，去寻找解困出路。殊不知所有现实和客观性，也只不过是某种论述的产物而已。所有的知识，并不只是独立于知识探索者而存在。反之，后现代主义建议我们不如多反省自身的社会和历史特殊性(sociall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实际上，所谓的社工知识，说穿了也是受制于这种社会位置而得出来的。所以，社工面对眼前的主流知识论述时，更要多作反思，以彻底分析那些偏见、需要、价值观、期望、生活经验是如何存在于社工的主流论述之中，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工的实践的(Gorman，1993)。
至于后现代主义观念下的青年研究，就是去开拓空间，让受压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和不被认同的表述(unrecognized representation)得以松绑；将知识生产的主控权，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手上，转至于服务受众的身上，视服务受众为知识建构的场域(site of knowledge)和意义生产的主角(Fook，2000)。这种知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knowledge)，正是批判社会工作学(critical school of social work)的重点之一：既是批判主流社工知识体系中的欧洲中心(eurocentric)、父权意识(patriarchal)和中产阶级性(bourgeois)等问题，又去寻找另类的(alternative)、从属的(subordinated)、在科学主义以外的民间知识(Leonard，1994)。
今天站在“喧闹而又寂寞”的青年研究面前，我们不妨以“批判的质疑”的角度重新审视这39个研究报告其实在干什么，以及开始探索第40个或41个研究该如何走下去的问题，希望真正能够达至青年研究的“繁荣”时代。可以说，青年滥用药物研究的讨论甫正展开，现在还远远不是总结的时候。
标签：社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