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故居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魏晋南北朝370年而论，分裂战乱，社会动荡，人民迁徙频繁。就迁徙规模与影响言，西晋以降尤甚，胡人为控制人口，使用武力大规模徙民。晋朝内部由于“八王之乱”，内战不止，因此出现了人口大流动、大消减的现象。两晋的大变动，主要是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而引起。葛剑雄先生借鉴前辈成果，进而应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情况进行了全面探讨。
关键词：王羲之家族；南迁；移民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汲桑、石勒攻、邺城，又攻兖州（山东西部），东莱王弥攻青、徐二州（江苏北部、山东中部、东部)。后石勒、王弥均投奔了刘渊。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议和王导的策划下，得到了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之职，镇守建邺（后改建康，今江苏南京），为琅琊国南迁做好了政治准备，由于准备较早，事先谋划，逐渐成为东晋的政治中心和北方士大夫投奔的目标。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东海王越病死在项县(今河南沈丘），王公大臣与军民数十万人东奔，但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被石勒追及，尽数斩杀。晋书载：“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东海王的亲信在洛阳得到其死讯，立即护送其妃裴氏和世子毗逃离洛阳，“从者倾城，所经暴掠”。但逃到洧仓(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即被石勒击败，世子毗及宗室王均被俘。这两次大逃亡的幸存者纷纷南迁。至此,洛阳已是一座“人相食”的空城，至六月为汉将刘曜等攻占，上民三万余被杀，怀帝被俘。八月，汉军乂攻下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司马睿后被晋朝在北方迁到南方的的王公贵族势力推为王，更增加了对北方流民的吸引力，大批北人选择了南迁。洛阳陷落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也有人依然眷恋故土，不愿南迁，结果丧命。如城阳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人王裒，“亲属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垄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杀”。这些事例无疑会促使更多的人下决心南迁。
永嘉年间的大旱和蝗灾是空前的，即使在正常年代，这样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也足以造成巨大损失，在战乱时期后果就更加严重。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又正是战乱最频繁的北方，在没有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浇灌系统，浩劫是惨烈的。如此大范围、长时期的饥荒发生后，政府官吏士人也无以为生。王羲之的岳父，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的郗鉴，避乱回乡后也没有吃的，依靠家乡的的人周济供养，才活了下来，其侄子依靠郗鉴在嘴里带回来的食物才存活下来，其他人生活的艰辛，就不得而知。作为政府已经没有余粮供应官家子弟，那些小户寡民基本上依靠野菜等自然状态下生存。
琅琊王氏家族有一部分人很早就跟随司马睿从洛阳回到了开阳国，此地偏离战争区和灾区，并没有出现饥荒。但根据对战争情况和中原状况的预判，很早做出了南迁准备，琅琊王衍考虑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及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他为家族选择了一个退路。青州和荆州都是当时的军事要地，物产也很丰饶。因此，王衍对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现在已经大乱，应该依靠各地的负责大臣，因此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出任地方长官。”让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三窟了。”王羲之举家南迁后，《集柳碑》记载：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址。王氏家族的故宅也成为临沂第一座寺庙——开元寺，后几经易名，成为沂州普照寺。
由于在北方汉政权、石勒所部、晋残余地方政权、割据势九武装自卫组织、“盗贼”并存，犬牙交错，变化无常，一些北人的南迁过程相当复杂艰难。如褚聚在永嘉四年就已“招合同志，将图过江”，并已从阳翟“先移住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界”但因道路不通，只得停留原地。洛阳陷落后，又与荥阳太守郭秀共保万氏台，聚集的难民有数万人。永嘉六年，率数千家准备东下，但又因沿途危险而留在密县(今新密市东南）。以后率众人到达汝水柴肥口，再次受阻而无法前进。直到一年多后，褚聚才到达建康。
也正因为如此，琅琊王氏家族在迁移过程中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在临沂的颜氏、诸葛氏等大家族应该是同一时段的南迁，而在琅琊国的士民，或依附于原籍的强宗大族、地方官员参与这次集体行动。这也是在战乱环境中长途迁移安全保障的需要。这种形式的迁移，成为乡土人情和宗族观念的必然延续。由于他们具有很强的军政实力、社会地位和指挥组织能力，在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名门世族的首领、地方官员、豪强等，成为各个移民团体的领袖，也成为东晋政权建立的基础，也是东晋时期门阀世族轮流掌权，互相倾轧的社会根源。对南迁的大世族来说，保护一同而来的底层民众，这既是尽儒家仁义道德上的责任,也是维护本家族或本地人的基础利益的手段。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所以一个移民团体数量非常庞大，往往有数百上千人，甚至数万人之多。个别的难民的迁移更为艰险，官吏士人也难幸免，途中被抢劫、掠卖、杀害者不计其数。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市东南)人邓攸，永嘉末任河东太守，被石勒俘虏后被任为参军，从他的经历足见难民的遭遇：“石勒过泗水，攸乃砍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从。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攸弃子之后，妻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蓄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攸字）无儿。’
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七月，元帝把从琅邪国（今山东临沂市)跟其一起南迁的近千户在其侨居地建康（今江苏南京）置立怀德县，成为了北方移民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区。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为保持稳定，又在北方移民集中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和江南沿江一带设置了以安置北方移民为主的侨州、侨郡和侨县，既能起到防御北方，又可保持相对的稳定。如在江北置有徐州、兖州、幽州、冀州、青州、并州等，在徐州还侨置司州。晋明帝时(公元323—325年)年又设立了南太乎、南下那、南鲁、南沛、南平昌、南清河、南济阳、南濮阳、南东竞、南济阴、南泰山等郡，并以属徐州和兖州。迁人江南的还有来自关东地区的秦国(原扶风国）的流民，为保持其团体性，因而改堂邑县(今江苏六合县）为秦郡，并侨置尉氏县安顿流民。西晋时迁居中原的胡人为数已多，一些胡人也随迁南方。大兴年间，东晋已设典客令“领诸胡”。有的胡人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王导就任扬州刺史时接待的数百宾客中就有“数胡人”。这也是在北方晋代墓葬中有胡人形象的出现的原因。
在“永嘉之乱”的历史背景下，五胡乱华中原汉人政权遭到驱逐，汉人朝着不同方向的流动，分别即河西和江南。王羲之家族选择来到了江南，所谓《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关于南来移民的数量，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认为：“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则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侨民是也。”琅琊王氏家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在南迁和政权建立时，成为了世家大族。
谭先生的统计截至宋世，正说明此次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时间延续甚久，从永嘉之乱爆发直至刘宋末年。而在永嘉乱前，西晋琅邪王司马睿于307年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渡江镇守建邺，为此后江南区域的接纳北方移民奠定了基础。也有相当部分的北方人士来到了河西地区。《晋书•张轨传》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与司马睿在江南的经营相似，张轨此前在河西立稳了脚跟。《晋书•列传》第五十六：“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剌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氏遂霸河西。”
因此，河西与江南遂成为汉人政治势力的新中心。此新中心的巩固与发展，则端赖大量北方移民的进入。魏晋南北朝370年而论，分裂战乱，社会动荡，人民迁徙频繁。就迁徙规模与影响言，西晋以降尤甚，对此，陈寅恪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指出：“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战乱相寻，天灾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此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藉武力，强迫徙民。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
由此可见人口的大流动之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诸多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也都予这一问题相当的关注。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及周一良先生的《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主要利用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资料来探讨移民问题。由侨置而求移民状况，“良以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谭文据此讨论了永嘉乱后南来移民的分布及数量等问题。不过，正如后来学者(如葛剑雄等)所指出的，由于侨置在当时就比较混乱，加以侨置之地并不一定都居住着侨人，土著聚居之地又往往杂居着侨人，因此，仅仅通过侨州郡县这种途径来探讨移民问题，其实仅可知大概，而难求精细。
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主要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当时移民的地域选择问题进行了整体把握。两位学者特别是陈寅恪先生重在阐述观点，许多问题常常点到为止，并未作详细的展开。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开风气”式的研究，为后来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三位先生合著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其第二卷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葛剑雄著。在此卷中，葛剑雄先生借鉴前辈成果，进而应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情况进行了全面探讨。在论及永嘉乱后移民时，葛先生专列一表“西晋末至南朝期间见于记载的南迁人物及其后裔”，将“史料中除帝王、宗室以外有事迹或官爵的人物”悉数列出，以此反映东晋南朝南迁移民的总体状况，惟该表“仅有姓名著录者一般不录。第一代移民或后裔不作区别”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不利于针对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段内移民情况的深入讨论。
永嘉丧乱后，北方移民大量南下，移民最终定居地即迁入地，分布极为广泛，长江流域上至巴蜀，下至扬吴，甚至南方的会稽沿海、珠江流域都有移民的踪迹；与此同时，移民地域选择又具有不平衡性。就传统行政区域而言，以建康为政治中心的江南扬州部分，是移民聚居的重要地区，移民的数量也在东晋南迁移民中占有相当数量的优势，移民的整体素质、家族部落、文化层次也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在自然区域上看，长江下游南岸一带，也即江南地区，是北方移民定居的主要地区。而江南一区，或由于自然环境，或由于人文因素，移民定居区又可以分为：以建康为中心的丹阳郡的国都移民聚居区，京口、晋陵一带新开辟的移民聚居区，以大庄园农垦为主的会稽大族聚居区，还有北方移民零星介入的吴人区等4个子区。这4个移民子区中，又以前两个子区为江南乃至东晋南朝移民聚居区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
3、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5、谭其骧：《长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论文作者:陈建强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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