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七论”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七论”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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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令人常学常新。通过这几年来的学习、教学与思考,我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论”。

一、“中心”论

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更明确了。1980年初,他明确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中心”论的依据和理论意义是:

首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建立虽然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其二,吸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回顾中心转移的历史由来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这种情况造成的恶果,“就整个政治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20年间改善很少。“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其三,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而是脱胎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期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

其四,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邓小平根据世界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把发展问题提到了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开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视野。无论从社会主义角度,还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发展都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时代要求,他反复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顽固一点,要始终扭住不放,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除非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打完了还是要建设。

二、“本质”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从他1962年提出“猫论”,到1992年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集30年思考所作出的科学的、精辟的、创造性的概括,构筑起他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坚实的理论基石。

首先,他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的一般要求上升到本质内涵。在此之前,邓小平反复谈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都是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一社会主义的要求出发。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所以,过去就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最基本的特征。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混乱,导致了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穷过渡”。直到党的十二大,才开始把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放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位置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从“生产力”标准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其二,他把发展生产力同解放生产力联系在一起。邓小平从当代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生产力,并把它上升到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这就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第一性的理论基础之上了。

其三,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找到了优先发展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平衡点。“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要解决效率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要解决公平问题。社会主义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由于在现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中,现阶段的现实必然要使人们在收入、利益等方面拉开一定的距离,甚至允许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的“剥削”;这样一来,就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形式。因此,必须强调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注意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三、“动力”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确立“中心”论和“本质”论的同时,靠什么去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是要依靠改革开放。

首先,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它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这个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挑战,并做了科学的回答:“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其二,改革与开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历史表明,只有敢于和善于开放的民族、国家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而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和“单独进行”,它的“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并不能改变历史落伍者的地位。不进则退,能否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成了所有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成果。“现代化”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其三,建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创举。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指导。1984年2月, 他在视察深圳特区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91年邓小平对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他指出,开发浦东“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992年初,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时指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实践充分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四、“战略”论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论,首先是战略步骤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在对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历史、科学总结的基础上选择与确立的。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盲目求快,生产被破坏,人民遭灾难,这个历史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二是过去20年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比建国初期还要大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邓小平制定的翻两番,三步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一整套发展战略,就是记取了操之过急和发展太慢的历史教训而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论还包含战略重点论。他认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

邓小平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能不能好起来”。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教育科技本身不是经济,但它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五、“速度”论

关于发展速度问题,邓小平有许多精辟论述。在他看来,低速度等于不发展,不发展就会葬送社会主义。能不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首先,邓小平是把发展速度同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这就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正因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那就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以某种压力。假定周边国家的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了,而我们却一再错过机会,那岂不是又拉大了我们同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二,邓小平是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第三,邓小平是把发展速度同效益、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加快经济发展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说明,这种有条件的速度决不是一种慢慢吞吞的速度,也不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产值的高速度,而是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正如邓小平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为此,各级政府不能只抓产值,不注意销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标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大。如果那样,发展出现产业结构失调、瓶颈制约严重、效益下降,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

第四,邓小平是把发展速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考察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时,提出不要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总是有起有落,总是在波浪中前进的。许多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有利于解决。单纯求稳,不注意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以前,人们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会有“波动”,或者认为经济“波动”只是由于政策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把“波动”看得过重,总想求稳,哪怕以低发展速度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邓小平就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精辟的分析:“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五,邓小平是把发展速度同“上台阶”联系在一起的。1991 年8月,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抓住机遇上台阶,是对经济发展周期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各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不同,工作水平不同而且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各地的政策倾斜程度及建设要求也不同,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台阶的问题上不能要求整齐划一,齐步前进。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增长规律,反映在时间上是一段时间高,一段时间低;反映在空间上,则是这几个地区高那几个地区低。所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既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力求上速度,创造条件上台阶,又不能简单攀比。各地区一定要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六、“目的”论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目的”论,概括地说,是“人民富”,“国家强”,“社会优”,这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化。

首先,邓小平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而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发展不行,长期过紧日子。在实行市场经济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的确存在着出现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危险。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曾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其二,邓小平从民族振兴着眼,认为只有发展经济,国家才能富强,才能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他说:“中国解决现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其经济实力,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遏制我们的发展,我们与其进行政治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没有经济发展作基础,仅靠政治斗争的坚决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时,解决国内问题,如腐败问题、犯罪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贫穷问题、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等,途径很多,但归结到一点,只有经济发展“才是治本的途径”。

其三,邓小平将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只有坚持发展生产力,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振兴,对于同我们一样遭受过殖民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是极大的鼓舞。对于世界上相信和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无疑也会是极大的鼓舞。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七、“保证”论

如何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看,重要的是处理好三种关系。

首先,关于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社会稳定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过去20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惨痛教训,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会出现真正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其二,关于经济建设与“两手抓”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上,邓小平提出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强调“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上要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国内的教训,尤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抓民主、法制建设。他说:“搞法制靠得住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关系。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取得成绩,“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定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邓小平还有关于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的许多论述。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强自身的建设,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他们坚定不移地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关系着经济建设的成败,也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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