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内学者对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新时期论文,祖国论文,学者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C912.5 D633
新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拟对近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综述，并就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80年代初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王辅仁、索文清合著的《藏族史要》，是新时期第一部由国内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撰写的较为简明的藏族史著作。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影响甚大，所述史实、观点被众多学者征引。关于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该书第十章以“元朝对藏族地区的施政”为题，专门加以介绍。在简要地概括了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之后武装统一全国的历史意义之后，着重从萨班·八思巴的历史作用，元政府总制院的设立和对藏区户口的清查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中央王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全面管辖、治理。认为，元朝在藏族地区的施政是全面的，对西藏是拥有完全的主权的。西藏和中国的其他的行政区域一样，都统一在元朝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下。这是自古以来，藏汉两族人民民间友好往来关系的继续和发展的结果；是公元七世纪以来，西藏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亲密联系，继续和发展的结果。全国统一了，藏族地区也由原来分散割据的形势，推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对于藏族人民和祖国各民族人民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对于藏族封建制的经济、文化发展，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能够象今天这样繁荣昌盛，都是有直接关联的。
由《藏族简史》编写组编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藏族简史》，是这一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论述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着重强调紧密的地理联系和元代蒙古族统治者的重要作用。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自古以来分布在约占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上。这种紧密的地理联系是藏族和祖国其他民族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而促使藏族最终统一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的，则是对祖国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蒙古族统治者。该书特别突出地提到了藏族僧侣八思巴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的重要贡献。认为，八思巴对元朝的关系，为此后历代西藏政教领袖对祖国中央的关系树立了一个范例，这以后的领袖几乎无不追蹑他的足迹，向心内地，借中央政治力量的扶持，以增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这一重大事实，在促进整个藏族，尤其西藏人民和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关系上，起了深远影响。在分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特征时，该书强调指出，十三世纪藏族“从分散的多元的部落种族到组成一个整体，全部过程都是以青藏居民为核心与西北、西南各族、部（其中包括汉族）的政治经济结合为基础的。从此，藏族人民更积极地参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为祖国的缔造增添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同祖国其他民族利益一致，他们的安危密切关系到祖国的安危。”
研究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 不能不牵涉西藏佛教发展史。而1987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就是一部份量很重，影响甚深的藏学著述。此书是著名藏学家王森先生写于60年代初的一部旧著，它提出了西藏佛教发展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虽然“不是一部典型的通史的体例。”（王森先生语）但探幽索微，发前人之所未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辩析了西藏佛教发展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该书专列一篇论述元朝任命萨迦派领袖管辖卫藏十三万户的问题，概述了西藏归顺蒙古王室的条件是，卫藏地区的僧俗官员和人民均为蒙古的臣民；僧俗官员百姓在行政方面的事务，由蒙古指派人员来管辖；寺庙僧众宗教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管理。西藏原有一切僧俗官员均准予照旧例任职，而统辖于蒙古所指派之人，其人由萨迦派领袖推荐，由蒙古以金字诏书加以任命，以达鲁花赤的名义管理卫藏民民。卫藏地区的较高官员，都必须由持有金字诏书之人秉承蒙古汗王的旨意而任命之；各官员未经商得萨迦派的持有金字诏书的人的同意，不得擅自行事，否则即为违法；若违法行事，决不宽恕。卫藏各地方的官员须造三份表册，册中要载明地方官的名字，所辖人民的户口数目及所应交纳贡税的品种和数量。这三份表册，一份交蒙古汗王，一份交萨迦寺，一份由各地方官保存。各个地方应交纳的贡品，可以按照各地的出产交纳，如金、银、珍珠、象牙、牛黄、虎豹皮张等或其它最好的土产。当时，西藏各个地方的僧俗势力，都一致接受了这些条件，正式归顺了蒙古。萨迦派也从此取得了在西藏地方行政和宗教事务的领袖地位。
由于蒙藏两族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两族之间的独特的紧密联系，使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成为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从80年代初起，国内学者对此甚为关注，投入了巨大的精力。198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辅仁和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题著作。此书用翔实的史料，阐述了13至19世纪中叶，即元、明、清时期蒙古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往来及相互影响，论述了两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本书在论述了元朝统治者治理西藏的诸种措施之后，专门将元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与之前的唐、宋两朝作了比较。认为，在唐代，吐蕃王朝虽然与唐朝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两次通婚，多次会盟，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还曾接受了唐朝的封爵和官职，但是唐朝并没有在吐蕃直接派官、设治、施政，这是历史事实。宋朝只是对一部分藏族地区进行过一段时期的有效施政，而且当时全国总的形势是分散的，是各民族政权对峙的历史时期，宋朝事实上未能把全国统一起来，到了元朝，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蒙古王室终于统一了全中国。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全国藏族地区也由各地方势力分裂割据而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统一局面。元朝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地区的施政，如派官设治、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处理纠纷等，使藏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显而易见，这种以史实为基础的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书的学术意义则在于，它从蒙藏民族关系的特殊角度，在以往的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的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填补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1992年8 月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樊保良著的《蒙藏关系史研究》，是国内学者就蒙藏民族关系这一专题进行研究的另一部著述。樊著从13世纪上半期蒙藏关系的正式建立，叙述至18世纪以来西北地区蒙藏关系的发展。同时，还详细论述了蒙藏地区黄教各大活佛系统的确立与黄教在蒙古的盛行。全书以人物为主要线索，横向联系各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点写作蒙藏关系的高潮时期，突出了发展阶段。作者认为，蒙藏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宗教这一经线贯穿始终。因此，他特别论述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将其归纳为：“容许萨满、佛（包括喇嘛教）、道、基督、伊斯兰等各种宗教在大汗国内共存，可谓‘一国多教’”。他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并优待宗教职业者。作者认为，成吉思汗这些训令和习惯法，为后来诸继承人立下了规矩，奠定了政策基础，也给予了各种宗教长期并存及向蒙古人传教的合法权利。所以，当他的后人们感到喇嘛教更能适合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时，便改信了喇嘛教。而蒙藏民族共同信仰喇嘛教，则是蒙藏民族关系史贯穿始终的重要纽带。该书列专章论述了俺答汗与索南嘉措时期蒙藏民族关系发展的高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诞生于蒙古族俺答汗家族中，绝非索南嘉措的临时动议或一个人擅自决定，必定是俺答汗在世时与索南嘉措共同分析了当时形势，根据双方需要而作出的微妙安排。这是本书引人注目的创新之见。全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引用蒙古史料为多，能道出问题的原委，而且把蒙藏关系的亲密友好过程，一直叙述到清代，史实比较周密圆满”（该书王沂暖教授作“序”）。
我们知道，“蒙藏关系的最初，虽起源于两大民族的接触，但其影响，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祖国大家庭的形成”（王沂暖教授语）。上述两部有关蒙藏民族关系的著述之所以在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蒙古族在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中的特殊的连环作用。
1995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 顾祖成、沈开远、汪孝若等编著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此书是1993年初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根据区党委指示，从西藏党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大学等单位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一部全面论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历史关系的专著。该书与西藏《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一起，被列为1993—1995年西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计划，作为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礼物。全书分上下两篇，共16章61节，长达56万余言。上篇论述政治关系，按历史朝代分期论述了早期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西藏地方正式归属元朝及元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明朝中央对西藏的统治，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清朝鼎盛时期加强和完善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后期对西藏的施政与改革，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措施，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反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施政措施。下篇论述经济文化关系，也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详今略古地论述了早期西藏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元明时期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清与民国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政策措施及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新中国成立后的西藏地方经济，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教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该书对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治理西藏的政策措施的总结，是全书论述的核心，是笔者见到的对这一问题最为全面、扼要的综论。作者将其归纳为七点。第一，历朝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在中央专设机构或直接由中央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第二，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管理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第三，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其官员之任免、升降、赏罚之权均操于中央。第四，中央政府依例管理藏传佛教，规定其主要教派首领地位之确立须往中央政府的册封、任命方能有效。第五，中央政府按规定向西藏地方征收赋税，西藏地方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承担中央赴藏人员的乌拉差役，保证西藏与中央之间驿路的畅通。第六，中央政府统一布置西藏地方的防务，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尽守土安疆之责。第七，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处置权归中央政府。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史料翔实，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读完全书，读者能够全面、清楚地了解从古至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和中原内地的真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澄清和纠正种种模糊、错误的认识。全书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严密的科学性来加强其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倾向性的，所以令人信服。
与上述著作迥然不同的，是1994年3 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学者石硕撰写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该书不是一般地研究、探讨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问题的藏学史著，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从新的角度进行崭新、深入的理论分析的民族史著作。此书的新意主要是：1.从西藏文明自身发展内在需要的角度，来研究西藏与中原关系的形成。作者首先提出了“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概念，并根据较为丰富的考古文献材料，比较详尽地分析和论述了“西藏文明”的形成和内涵。指出，从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曾出现过三次大的东向发展过程， 即：7—9世纪吐蕃王朝向唐朝发动的长达200余年的武力扩张；13—14 世纪以八思巴为首的西藏教派势力向元朝京城及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发展；15—16世纪以藏传佛教向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为标志的西藏文明在文化上的向东发展过程。这三次东向发展过程，都是西藏文明出于自身发展的强烈需要，它对西藏与中原的政治关系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特别强调，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最终向中原文明体系的归属，主要表现于该文明在发展上与中原文明体系之间建立了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2.将西藏文明置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这三者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之间，探讨其东向发展及与中原关系的形成。作者认为，从宏观地理上看，西藏文明处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三者交汇的广阔地带。中亚文明的特点之一，是13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向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蔓延和扩张，伊斯兰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西藏文明不可能向西和向南发展。而这一时期蒙古势力的向西扩展及南下入主中原的大势，则有力地促成了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汇。这可以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机遇。3.与上述两点紧密联系的独具特色的“蒙古之链”的分析，使以内部动力为基础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作者认为，13世纪西藏教派势力向中原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和宗教上的利益，也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外部世俗力量的支持，故西藏教派势力对元朝政治力量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导致了西藏与元朝的政治隶属关系的牢固确立与发展；而蒙藏两大民族在地域、种族、文化上诸多的共同之处和双方在宗教上的融通，则导致了一条从西藏至中国北方地域的辽阔的蒙藏文化带的形成，使西藏经由“蒙古之链”纳入清朝的政治版图并进一步加入中原政治体系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一分析，较之以往仅仅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或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行研究，显然更为深刻，更具有说服力。4.西藏文明是一种历史悠久、特点突出的高原文明，它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是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的现状形成的重要原因。作者以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分析了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地理生态环境。指出，文明的主体是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而且一般说来，一种文化（非指其间的某种文化因素）往往更容易在产生这种文化相似或相近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而不宜向与其差异较大的地域环境中传播和发展。作者以历史上吐蕃军队向陇西以东及关内地区和两度攻入今印度恒河流域地区均受挫而归的史实，说明吐蕃军队无法适应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及其自然生态环境，是失败的最直接原因。而元代以后的东向发展，也有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原因。这一论述确实颇中肯綮。
为上述研究服务的有关史料的选辑，是80年代以来国内在这方面进行的基础工作之一。对此值得一提的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 月出版的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四单位部分学者选辑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此书是关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发展史的资料书，以汉文史料为主，主要取材于正史、实录、历史档案和有关重要典籍，并有少量藏文和外文资料的译文。全书从唐代以前的古代起，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止，按朝代顺序编为七章，各章之前有内容提要，不同的历史时期并附有行政区划略图。此书搜罗史料全面、取舍得当，译、注准确，是研究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历史关系必备的参考书籍。这种具有学术眼光的基础性的科研工作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回顾1978年以来即新时期国内学者对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研究，笔者的初步感受是：较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几年，近十几年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进步是非常突出的。这不但表现为有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增加，并修订、出版了有关旧著，还表现为研究队伍逐步扩大，不但老一辈藏学家有新的贡献，中青年学者也创获良多，并有部分藏族学者参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显著的进展，学者们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深入浅出的理论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在种族、血缘、经济、政治、信仰、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和汉、羌、蒙、满等祖国各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西藏作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和正确选择，达赖集团歪曲历史，分裂祖国的活动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同时，我们也感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是：1.有关的藏文史料的翻译、整理、出版工作进展较慢，给学者们的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2.能熟练地运用各种外文的学者还不多，致使与国外学者就有关问题的探讨、争论、批驳，存在着语言障碍；也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的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3.多角度、多侧面、有史实、有理论的深度的文化分析仍然不够，有待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学者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4.宏观和中观的研究较多，对个别问题的微观研究，如史料的翻译、考订，历史谜团的破解，错误结论的纠正等等，还有待进一步进行。当然，可以相信，经过学术界继续不懈的努力，上述问题是可望解决的，国内学术界对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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