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在时间维度上对传统媒介提出的挑战——基于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时间论文,传统论文,维度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时代的媒介使用时间问题
（一）网络时代崛起带来的网络媒体崛起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所引导的信息革命和媒体革命，对网络媒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各学科学者的普遍关注。网络时代的来临，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互动与传播，彻底改变了人们相互联系和交往的方式（Barry Wellma et al,1996），基于电脑和信息技术的社会网络和媒体使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网络让媒体使用者沉迷于无压力、长时间、及时的社会交往乐趣中，这种虚拟的快乐不断消减人们对于其他媒体和社会交往的兴趣（Kraut et al,1998;Nie&Erbring,2000），因为网络可以允许人们以“点对点”的方式获取与其他社会个体的联系，使网络自身成为了链接个体、组织和社会的架构，从而使人们逐渐远离社会群体和社会（Barry Wellman,Keith Hampton,1999）。以卡斯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网络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社会媒介，其内涵的信息主义原则以及对于人们行为和态度产生的外部性影响，都推动整个社会迈向新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卡斯特，2006）。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网络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是多元的，从纵向上看，对网络媒介的使用与选择、对网络媒介的受众分析和网络媒介之于社会的结构作用是主要的三个层面。当前的研究，特别是传播学研究，基于现实价值和功能主义倾向的立场，对于网络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两个方面。仅有的对于网络媒介使用与选择的研究也基本以理论探讨与批判性的文化研究为主，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对于媒介使用者参与社会行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网络作为一种互动媒介，其内涵是信息主义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倾向将会导致社会群体对于传统社会架构和秩序的质疑和挑战。无论是哪一种声音，在学界惊呼网络时代崛起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网络媒介的探讨集中在了宏观层面（网络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媒介对于社会意义的探讨）和微观现实层面（媒介的受众研究），但是对于网络媒介的中层意义缺乏必要的探讨。媒介作为社会结构和行动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无论将其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抑或基于布迪厄“权力场域”理论将其看作特殊的“权力场域”，都需要对于这种媒介自身的基本特征以及人们选择这种新媒介之所以可以对原有的传统媒体结构产生冲击的态度进行充分探讨。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崛起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特征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把握相关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大方向和基本倾向。也正是如此，本部分研究将会以媒介时间作为主要的切入点，通过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使用时间可能性的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后文多处简称为“超越可能性”），从中层角度出发，充分探讨网络时代崛起的特征要素。
（二）关于媒介时间的研究回顾
媒介时间置换（time displacement）的理念是媒介使用变迁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也是西方学者进行媒介使用时间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早在以电视为核心的电视媒体时代，一些早期学者的研究认为，当人们依赖于电视的时候，人们在其他媒介上使用的时间相对减少（Coffin,1954;Bogart,1956），并逐渐加强人们在屋内享受信息和娱乐的快感，最终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时间安排，从而带来了核心媒介使用的变迁（Robinson & Godby,1999）。也就是说，时间置换的基本原理在于，人们的时间都是相对有限的，当相对有限的时间被某种事物所占据，人们自然会减少对于其他事物的使用时间，当使用时间减少的时候，人们对于事物的兴趣和参与度自然会减少。因为媒介时间置换的基本前提相对简单，而且其对于定量研究具有适用性，所以大量对于网络崛起的研究通过媒介时间置换开始，其基本分析框架为：网络媒介使用时间占据传统媒介的使用时间，从而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帕特南（1995）提出当人们逐渐喜欢将时间放置在使用电脑这样一种私密的家庭休闲娱乐的时候，将会造成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稳定的参与社会支持。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人们对于网络和电脑媒介的依赖度，导致人们将网络媒介当做一种生活中的必然选择，甚至已经不再在乎时间的流失。那些原本属于人们的吃饭、睡觉，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间完全被网络和电脑所占据（Knulst,1999）。一些学者基于电视使用时间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认为，相对于电视媒体时代，时间置换以更加强烈的方式发生在网络时代，网络使用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孤独行为（solitary activity），正是这种行为被更多的人接受，人们逐渐在消减社会资本（Nie、Hillygus & Erbring,2002）。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网络自身的便捷性可以减少人们参与社会行动的时间。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使用更少的时间与他人互动，另一方面，因为网络的便捷性，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活动（Franzen,2000;Nie & Hillygus,2002）。从传统媒介研究的角度来说，时间置换并不能替代媒介内容研究对于受众的影响。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曾经提到，当人们盲目地坐在电视机旁的时候，他们渴望通过个人的方式获取知识、虚拟地与他人进行交往，超出他们的角色获得愉悦和社会体验，但是他们从没有意识到，电视在给予他们希望和快乐的同时，用隐晦的方式蒙蔽他们的双眼，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因此，当网络作为一种具有极强吸引力的媒介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它不仅通过自身的便捷特征节省或者占据我们的时间，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的行为同样被置换，媒介使用过程中的享受观念和态度也就被置换了。
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所涉及的基于时间置换的网络媒介研究还比较少，但是相关领域内的一些观点，却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重要的参考意义。从总体上看，根据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近年来在消费时间总量上，只有网络的增长为正，其他传统媒介的增长情况均不稳定，主要为负增长（喻国明，2009）。通过增长率的变化，可以从发展趋势的角度说明消费时间所带来的媒介地位的更替。但是，这类研究主要从商业规模和媒介运营的角度出发，对媒介自身特点和影响因素的剖析并不充分。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学变量出发，探讨媒介参与者自身特点与媒介使用的关系，通过大量定量研究认为，高文化程度和低年龄群体是最先普及互联网的群体（刘德寰，2007；张咏华，2004；张男星、王炳明，2008）。也有学者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展开，认为网络媒介使用时间将会在未来充分占据媒介结构的主导地位。人们对于网络媒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和自身对于传统媒体的依赖度，导致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现实状况（黄时进，2008）。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媒介自身传播方式的差异将导致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自身的传播特性对于受众使用时间总量具有限制性因素，以电视为例，电视节目的制作时间所造成的新闻报道及时性较差的特征，使得现有的电视节目无法完或物理时间和心理感受时间的统一（钟剑茜，2011），而网络媒介容量大、即时性强的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成为传统媒体内容的展示平台，人们通过上网可以完成图片、音乐和文字内容的使用，从而加强人们对于文字和多媒体影像资料的使用。以读书时间为研究，学者发现网络媒体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帮助媒介使用者进行阅读，可以催化人们对于阅读时间的使用（刘德寰，2007），从客观上增加了网络媒介的使用时间。也有学者从网络媒介自身的负面效果出发，通过研究呈现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一些重要因素。他们认为，网络媒介传播内容的多元化和丰富化有可能对人们产生不良影响。由于一部分网络使用者的网络依赖程度较高，容易诱发网络成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网络媒介的使用时间也就必然分配得较多（易晓明、黄金贤，2008；周世杰、唐志红、彭阳，2009）。也有学者通过社会环境的外部现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因为网络传播工具大量采用而产生的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网络出现带来的电子商务化，使人们每天用于接触媒介的时间蔓延到八小时的工作日内，甚至是整个办公时间。时间逐渐被“媒介化”直接导致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的增加（李蓉，2008）。
前人也针对不同主题的研究，为我们梳理了人口学变量、传播形式和使用空间等一系列可能对媒介使用时间产生影响的因素。从媒介自身的变化机制来看，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网络媒介使用时间的增加一定来源于网络媒介使用时间对于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替换。通过对于以往研究和时间置换理论，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从表象上来看，不仅代表了人们媒介使用时间的分配变化——时间置换的内生意义，同时代表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形式和内容更广泛意义的变化——时间置换的外生意义。也正是如此，我们希望整理和扩展媒介时间的影响因素，通过影响因素的分析，阐释时间置换的内生意义和外生意义，从使用时间的层面解释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提出的挑战。
研究框架及研究假设
时间置换的外生意义，是媒介研究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但是外生意义的研究必须以内生意义的影响过程分析作为基础。也就是说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出传统媒介的影响因素，将从内到外地影响媒介使用和社会参与形式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产生，我们从哪些角度可以思考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前人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但是这些成果大多从细微的变量和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本部分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宏观的角度将这些细微变量所代表的社会因素进行框架的总结和拓展，建立媒介使用时间研究，特别是新媒介使用时间的总体框架（如图1）。
（一）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
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其范畴并不全面。在以往研究中女性、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主要的考查变量，学者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接触网络媒介，年龄较低的群体比较高的群体更容易使用网络媒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对象对于网络媒介的使用程度也就越高。根据前人研究我们将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操作化为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网络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女性、是否具有全职工作、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未婚、少年居住地、家庭总收入和当前居住地，并针对以往的研究结论提出三个主要研究假设。
假设1：年龄越小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2：受教育程度越高，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3：男性比女性的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更高。
（二）网络接触形式
以往研究大多通过定性研究的方式对网络的传播方式进行探讨，认为网络传播自身所具有的众多传播优势决定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也有部分学者从受众分析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综合这两种研究范畴，我们设定了网络接触形式的研究视角，力图通过网络媒介自身被媒介使用者所接受的使用形式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工作中接触网络和网吧对于网络媒介的使用时间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人们将网络视为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工具。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将网络接触形式操作化为：是否在家中上网、是否在网吧上网、是否在工作单位上网和家庭电脑数量等变量，并提出假设。
假设4：家庭电脑数量越多，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5：在工作单位上网的人，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更高。
（三）网络依赖度
在网络的相关研究中，网络依赖度一直是重要的关注点。这类研究虽然没有从涉及网络媒介使用时间和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直接推论，但是从这类研究的内在逻辑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研究认为，网络依赖度高的群体，容易产生网络成瘾的不良心理特征，网络依赖度越高的群体对于网络媒介的使用时间也就越长。同时，由于当前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于电脑游戏的热衷，也增加了网络媒介的使用可能性，特别是网络游戏成为以电脑为载体的游戏结构的主导力量。也正因如此，我们将网络依赖度的度量通过网络依赖度（网络依赖度量表的计算值）和电子游戏时间两个变量进行度量，并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6：网络依赖度高的群体，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7：进行电子游戏高的群体，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更高。
（四）网络对传统媒介的内生替换
根据传统的时间置换理论，一种媒介的使用时间增多，此媒介使用者对于其他媒介和社会生活部分的使用时间将会相对减少。也就是说，不同媒介时间的转换根据不同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内生替代产生。在以往针对电视和网络媒介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媒介逐渐取代电视在媒介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带来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的增加和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相对减少的状况。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媒介对于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部分替换带来了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的提升。我们将这种内生替换操作为调研变量：使用网络增加或减少传统媒介使用的度量，并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8：网络媒介使用过程中减少传统媒介使用时间越多，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越高。
（五）媒介使用者的价值观
媒介使用者的价值观念在以往研究中并没有被列入影响媒介使用时间的研究之中。但是一些定性研究中，特别是针对网络社会崛起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网络媒介的崛起不仅直接带来了媒介使用状况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催生的社会群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同样会间接促进媒介使用状况的进一步变化。也正是如此，我们将当前社会的媒介使用者的价值观通过6个维度量表进行度量，并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9：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越深，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越高。
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的提出，我们通过定量的研究方法展开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11.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网上固定样组与电话访问CATI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大连、青岛、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深圳、锦州、宝鸡、汉中、襄阳、东莞、绵阳、无锡、苏州、徐州、洛阳、开封等23个，共回收有效问卷5758份，总样本的各方面特征与目前互联网的网民特征接近。我们通过对网络使用时间和传统媒体使用时间（包括电视、广播、杂志、报纸四种传统媒体）的减法计算，将结果高于0的变量计数为1，小于或等于0的变量计为0，作为因变量。同时引入年龄、受教育程度、网络年龄、少年居住地、家庭收入、独生子女、性别、全职工作、当前居住地、家庭电脑数、上网地点、网络依赖度、价值观念等自变量（其中网络依赖度和网络价值观通过因子分析对问卷量表进行了优化），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1）。
如表1所示，两个模型的R Square值为0.24左右，属于较强的解释度。在两个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几乎全部显示出了对因变量显著的相关性。模型1，对研究框架中的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媒介使用者自身特征、网络依赖度、网络接触形式和网络对传统媒介的内生置换，进行了探讨。而模型2引入了6个网络价值观的研究因子，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通过对比有助于我们对于网络价值观之于因变量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媒介使用者自身特征研究
1.年龄
探讨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研究，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年龄变量及与其相关的其他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中年龄变量的相关系数值为－0.031，并具有极强的显著性。从整体上来看，年龄变量的独立影响如图2所示。
图2 年龄影响
图3 全职工作与年龄的交互影响
如图2所示，年龄较低的群体网络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较高，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中年人群网络使用时间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仍旧具有50％左右，接近总体的平均值（58％）。通过模型相乘项，我们可以发现年龄变量与其他人口学变量的交互影响（如图3所示）。起初，全职工作的群体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使用时间可能性较高，但是在27岁左右时，两种工作状态的使用者的情况相近，之后非全职工作使用者的超越可能性明显高于全职工作的媒介使用者。
图4 婚姻状况与年龄的交互影响
图5 受教育程度因素
从图4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未婚群体来说，伴随年龄的上升，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使用时间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变化，基本集中在70％左右，而对于曾经结过婚的媒介使用者来说，伴随年龄的上升，这种超越可能性逐渐下降，趋势明显。根据以上情况，假设1基本成立，但是未婚群体的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并不呈现这一趋势，甚至出现了伴随年龄上升，超越可能性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年龄虽然对于超越可能性有着重大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并非是绝对的，其他人口学变量与年龄的交互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年轻人对于网络接受程度的优势，并不一定可以体现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
2.受教育程度
根据研究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超越可能性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83，并且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的整体趋势表现为图5。
从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超越可能性越高，其中博士学历的超越可能性高达90％左右，相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超越可能性仅有20％左右。但从交互影响来看，这一总体情况出现了不同的趋势。
从图6的趋势中我们可以发现，本科学历的媒介使用者的情况基本平稳，而较高学历和较低学历的使用者伴随网龄的增加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较低学历的媒介使用者伴随网龄的增加超越可能性也逐渐升高，而较高学历者，伴随网龄的增加，超越可能性逐渐下降，在网龄12年处，不同受教育的媒介使用者的超越可能性趋同，随后，较低学历的媒介使用者的可能性超越较高学历群体使用者。
图6 网龄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影响
图7 工作地点上网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影响
通过图7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学历的群体的超越可能性，因为是否在工作地点上网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伴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缩小，但是在这一交互影响中，受教育程度对于超越可能性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从总体上看假设2基本成立。对于不同网龄的群体来说，受教育程度对于超越可能性的影响与假设2的情况并不相符。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教育较低群体相对比较容易沉迷于网络，而较高学历者相对理性；另一方面由于较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具有比较活跃的思想情况，随网龄增加，他们对网络偏好增强，而对于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媒介使用者来说，他们的思想相对固定于专业层面，网络媒介提供的信息，起初会有较强的帮助，但是在后期，这一群体可能会对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和高度膨胀产生怀疑，并仍旧热衷于传统媒体的质量和信任感。工作地点对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表明，高学历者对于网络的使用并不受到工作地点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高学历者大多从事于灵活的学术活动相关的工作，因而没有明确的工作地点。
3.性别
从总体上看，性别对于超越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影响，相关系数为－0.659，并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因为在此模型中将性别变量操作为1、0变量，其中1为女性，所以男性比女性具有较强的超越可能性，性别变量与网络依赖度和全职工作具有比较明显的交互作用，具体趋势如图8－10所示。
在与全职工作和是否在家上网的交互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情况下，男性超越可能性远高于女性，只是在家上网的不同性别的比较中，女性的超越可能性高于男性。
综合以上数据情况，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认为假设3基本成立，但是对于在家也上网的媒介使用者来说，女性的超越可能性高于男性。这说明，家庭环境更有利于女性进行上网行为，而通常认为的女性在家中偏好收看电视的行为，并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从而减小超越可能性以至低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年轻女性习惯在家中上网而造成的，而男性群体对于网络的使用通常不在家中进行，从而造成了这部分与总体状况不同的情况。这种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不在家上网的情况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两性的超越可能性存在巨大差距，我们可以推断，女性如果不在家中上网，则其超越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
4.其他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情况
除上述讨论外，婚姻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收入、少年居住地和当前居住地状况等自变量均对因变量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其中，独生子女与全职工作还产生了交互作用。
如图11所示，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超越可能性的影响并不强烈，而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全职工作与否具有强烈的作用。非全职工作的非独生子女群体之所以超越可能性较低，可能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具有较多的同伴陪同，所以对于有助于排解寂寞的网络媒介作用并不热衷，同时非全职的工作状态也是他们减少了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网络媒介的可能性的原因，从而导致这一群体超越可能性的低下。
图8 性别
图9 全职工作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图10 是否在家上网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图11 全职工作与独生子女的交互作用
根据模型所示少年居住地远离城市（－.051），家庭收入越高（0.05），当前居住地越远离市中心（－.001）、独生子女（.305）和已婚或曾经结婚群体（－.674）的超越可能性越高。这其中，一部分自变量与之前研究相符，比如独生子女和家庭收入状况，但是其他变量却说明，伴随网络媒介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远离社会中心的群体开始将网络媒介视为最重要的媒介工具，对其的使用时间开始超越传统媒介。当前远离城市中心或少年远离城市中心的人群开始将通过网络的互动行为完成自我满足，非未婚群体也可以从丰富的网络信息中寻找全新的生活内容。渴望爱情、渴望精英生活，这些在网络发展初期被看作网络优势的因素，已经逐渐远去，那些基于这些因素而选择接触网络的群体逐渐走向成熟，从而表现出不放弃传统媒介的使用状况。
（二）网络接触形式
1.家庭电脑数
伴随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的逐步普及，人们可以通过携带方便的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拥有更多的上网机会。从当前人们的生活情况来看，家庭第一台电脑大多是台式电脑，而拥有数量较多的家庭，大部分拥有笔记本电脑，也就拥有了更加便捷的上网条件。因此，家庭电脑数这一变量，从客观上反映了媒介使用者接触电脑的时空条件。
如图12所示，家庭电脑数量从0到1的媒介使用者，超越可能性呈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一些没有电脑的媒介使用者反倒可以通过网吧或工作地点的电脑接触更多的网络媒介，而一台电脑的超越可能性较低，也说明面对台式机的网络接触形式，是很难推动网络媒介使用超越可能性提升的。伴随家庭拥有电脑数量的逐步上升，我们可以假定人们获取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如图所示，人们的超越可能性也逐步上升直至拥有3台电脑所达到的峰值。之后，伴随电脑数的继续上升，媒介使用者的超越可能性呈下降趋势，当拥有数为5时，可能性低于50％。
图12 家庭电脑数量影响
综上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社会一般来说家庭（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平均人口数量为2－3人，电脑数为3时人们的超越可能性达到峰值，说明平均每人一台电脑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独立的上网操作，再加上无线网络和笔记本电脑的便携优势，人们的超越可能性越高。与此同时，家庭电脑数的无限扩张并不会进一步提升超越可能性，媒介环境的密集可能导致媒介使用者的排斥心态，从而导致可能性的下降。也就是说，假设4单纯对于网络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体使用时间可能性的简单结论并不正确。
2.上网地点
上网地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媒介使用者的网络接触形式。如图13－15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在工作地点上网和家里上网在可能性的影响上都存在了比较显著的差异，而是否在网吧上网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结合图7所示， “工作地点上网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假设5在这一模型中所呈现的趋势是成立的。同时，根据数据我们发现，86％的被调查者都有在家里上网的行为，在家庭中上网的群体已经将网络媒介作为了工作之余的主要媒介，这种趋势将大大加强人们网络媒介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在调查之中我们发现，13％的群体选择网吧作为自己的上网地点，较少的人群选择和较小的选择差异，都说明网吧的网络环境和所处群体在网络媒介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不再特别。
图13
图14
图15
（三）网络依赖
1.网络依赖度
根据此次调研提纲中的网络依赖度量表进行统计，将因子所占的C值作为权重比例，计算出网络依赖度因子分析之后的标准正态分布值。通过将这一数值引入模型1，我们发现网络依赖度与超越可能性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9。这说明网络依赖度确实对超越可能性存在比较明显的影响作用。
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线性影响，通过还原logistic回归的操作后，整个曲线伴随依赖度的提升，超越可能性的增加趋势变得平缓了。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假设6的内容基本成立。
2.电子游戏
本次调研中的电子游戏选项既包括电脑上的游戏也包括XBOX、Play Station等电子游戏平台。为了便于考察这一变量的影响，我们对电子游戏使用时间进行了LN的函数处理，根据调查玩电子游戏时间我们发现，电子游戏与超越可能性相关系数为－1.481，成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对于电子游戏的热衷和依赖与对超越可能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超越可能性作为衡量网络时代崛起的重要标准，那么对电子游戏的热衷和依赖是组织网络时代崛起的重要力量；其二，一些担心网络媒介会扩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作用的学者的观点从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因为电子游戏平台虽然越来越依赖网络媒介，但是其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与网络媒介本身的吸引力本身是背道而驰的。
（四）内生时间替换
从总体上来看，如表2所示，传统媒介的使用时间在均值上明显低于上网时间，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最大最小之差和标准差都低于上网时间。这也就告诉我们，上网时间对于传统媒介的超越性并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传统媒介的使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的总量。
表2
单位（小时／天）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标准差
传统媒介使用时间 0 123.582
2.02894
上网时间0.25165.106
3.13365
图16 内生变化的影响
回到模型的内生时间替换变量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内生替换作用对于超越可能性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线性影响，而是曲线的影响关系。人们上网后使用传统媒体大量变少和大量变多的人，超越可能性相对较高。而没有过多影响的个体及没有明显变化的个体其超越可能性相对较低。
如图16所示，我们可以发现上网后传统媒体使用时间大幅减少的群体，其总的媒介使用时间可能是恒等不变或少量增加的，而大幅增加的群体，其总媒介使用时间也一定是有所增加的。因此，内生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超越可能性存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针对不同媒介使用者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一部分媒介使用者的超越可能性增加是由于内生替换产生的，这部分群体因为工作、生活和自身特点的限制，媒介使用时间本身有限，而上网的便捷性和效率促使他们放弃使用传统媒体而选择网络媒介；另一部分媒介使用者因为上网而大幅扩充了总的媒介使用时间，在扩充的媒介使用时间中，上网时间大幅提升，而传统媒介使用时间也大幅提升，只是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提升没有上网时间提升的幅度更大；当然还有一部分群体传统媒介使用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超越可能性也相对较低，说明他们本身就是一群对于媒介使用并不敏感的群体，而网络对于他们而言虽然具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还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媒介使用习惯，也说明网络时代的崛起并非是“完美的全面崛起”。
（五）价值观
通过对本次调研中的价值观量表的因子分析，将价值观总表分为6个因子：“中庸心态”、“草根精神”、“富有个性”、“权钱意识”、“渴望尊重”和“拒绝平淡生活”。将此6个因子引入Model1与Model2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六个因子基本没有改变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对因变量——超越可能性产生了独立的影响。在6个因子中，我们通过显著性结果发现，“中庸心态”与超越可能性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持有“中庸心态”的媒介使用者，其超越可能性越大，“拒绝平淡生活”与超越可能性成负相关关系，说明持“拒绝平淡生话”价值观的媒介使用者，其超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其他因子与超越可能性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特别是“草根精神”和“富有个性”等，在网络时代被鼓吹和宣扬的价值观念并没有促进超越可能性的上升。因此，假设9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成立。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中庸”的价值观念与超越可能性这样一个看起来具有改革改良意味的行为紧密相关，而“拒绝平淡生活”这样一种看起来更应该与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却与超越可能性成了相反的关系。这说明，网络媒介在当今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虽然是媒介受众最具能动性和互动性的媒介平台，但是其吸引受众的关键点在于网络已经成为了信息和社会互动的主体平台，其发布的信息、激发的舆论和产生的效应都是符合人们普遍价值观的。更确切地说，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活动和生活常规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是如此，网络媒介使用时间才可能超越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网络才可能占据传统媒介的统治地位。
小结与讨论
根据上述阐述，我们对于分析框架中的各个影响因素与网络媒介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根据此研究结果我们首先可以对超越可能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位；其次，可以通过影响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对当前网络媒介挑战传统媒介的方式进行总结；最后，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将会对媒介时间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讨论。
正如图17所示，在文章之初我们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而形成的分析框架，通过定量研究结果和分析，可以得到新的整合。媒介使用者自身特征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趋势都表明，人们的人口学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媒介使用者对于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的接受程度问题。这种接受程度绝不是完全内生的，而是与实际情况想结合起来的。举例来说，我们明显地发现在网龄为12的位置上，所有教育程度的趋势线汇集为一点，此调查的进行时间为2009年回推12年，1997年进入互联网使用的媒介使用者有着相似的超越可能性，也就是说，纵向的时间推移和社会情境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口学变量对于媒介接受程度的影响。同样影响媒介接受程度的变量还包括网络依赖度，网络依赖度，包括网络依赖度和电子游戏参与时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网络依赖度正相关的影响超越可能性，而电子游戏参与时间成负相关。网络依赖和电子游戏参与作为不同类别的活动，其代表了参与媒介之后的持续接受程度，或者可以称为忠诚度。这一向度的变化从横向的角度决定了人们参与媒介以及网络行为的相对可能性和相对接受度。媒介使用者的价值观如定量研究结果所示，只有特定的价值观倾向将会促进对于网络媒介选择的偏好程度，而这种偏好程度最终决定了人们对于媒介市场中自身选择的定位和选择的倾向性。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媒介时间的内生替换并不与传统媒介研究的时间置换概念发挥同样的作用，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传统的时间置换理念相对比较死板，刻画了一种理想型的媒介使用更替；其二是网络媒介巨大的平台效应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替换作用，导致媒介使用者对于诸多媒介进行重新的定位，与此同时这种替换作用也激发了媒介使用者整体媒介使用时间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带来了超越可能性的第三大影响范畴——容量。当然对于容量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还是网络接触形式这一动因。上网地点的扩展和上网终端的增加，对于扩展网络媒介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容量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也正因如此，网络媒介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的可能性拥有了更大的绝对可能性。
从所有因子对于网络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可能性的影响情况来看，网络媒介取代传统媒介，或者说动摇传统媒介的主导地位的进程呈现出了与网络时代崛起初期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集中体现为三点：其一在于接受度的拓展，网络崛起初期，由于技术和网络媒介运营主体的相对有限，都导致了年轻人、高教育程度特征的群体对于网络媒介的使用，但是伴随网络媒介的发展，技术门槛的降低，媒介的传播内容在丰富，网络运营商的运营能力也走向成熟，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融入到使用网络媒介的行列中，促进了网络媒介的进一步崛起；其二，定位主流化，当前的网络媒介虽然仍旧以互动性强和个性张扬为主导，但是伴随其传播内容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网络媒介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非主流宣传平台，人们参与过程中关注的话题和媒介的主要宣传点越来越深入社会整体的生活细节，越来越将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带动到媒介前台，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变化是网络引起了社会主流内涵的变迁还是社会主流被网络纯粹的呈现，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网络媒介的传播内容和媒介使用者选择网络的原因都在于其传播过程中对于社会生活主流的无限贴近；其三，容量爆炸式的扩张，由于网络媒介广泛被主流媒体接纳并使用和媒介使用者主动参与信息的发布，使得网络媒介拥有更多的媒介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是网络终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上网和使用网络媒介，也正是如此，在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的共同作用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如滚雪球一样扩展，这一扩展在推动网络媒介走向主导的同时也增强了媒介使用者参与所有媒介使用的总体容量。
从媒介时间研究的时间置换理论到卡斯特“网络社会崛起”概念中对于网络重置人类生活的时间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媒介的使用时间，媒介与人们的生活时间的关系，都是研究总体媒介使用结构和新的媒介形式出现的重要研究视角。本文立足媒介使用时间的定量研究，通过对于网络使用时间超越传统媒介使用时间可能性的考察，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时间置换理念而解释网络时代崛起的原因。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层面的置换只是我们用于解释日益走向丰富和成熟的网络时代的重要切入角度，分析过程中我们对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进程的分析才是解读网络媒介的重要研究点。这是因为，在网络时代，人们的媒介使用时间总量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而是针对不同个体的不同激发作用，网络媒介自身的使用条件、媒介参与者的行动基础，在时间置换的进程中被激发出了不同的作用，从而完成了媒介使用时间内部的置换和媒介时间与人们生活实践活动的外在置换，正是这内外两层的置换进程推动了新的媒介——网络媒介的繁荣。